“碧艾香蒲处处忙，谁家儿女共，庆端阳”。端午将至，家家户户忙于清扫门庭，碧艾菖蒲或插于门楣或悬挂房间，又燃烧苍术、白芷、香樟来熏除虫蚁；而个人则采用香草药浴，佩戴朱索与香囊，食用药酒药膳等以增强抵御力。端午节俗中，存在着大量与禳辟、祓除相关的药草类植物的运用，是从生理到心理的全方位自洁与防范手段。
以香兰、艾草、菖蒲、榕枝、石榴、胡蒜等具有神秘而浪漫色彩的代表性植物，形成了丰富的端午香草文化，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卫生防疫的民间智慧，更反映了华夏民族善于探索自然、利用自然、追求中和的健康生活理念与优良传统。端午香草丰富的神话传说与民俗活动，折射出了中华传统节序的文化审美与哲学观念，更彰显了节日强大的社会调节与伦理规训之功效。
一、“兰汤沐浴”悦身心
端午节又称“沐兰”节，“沐兰汤”即以兰草香汤入浴。《神农本草经》中记:“兰草，味辛平，主利水道，杀蛊毒，辟不祥，久服益气、轻身，不老，通神明。”古人以兰草煎水沐浴，目的是“杀蛊毒，辟不详”，是同时具备祀礼与医疗况味的手段。
《说文》释“浴，洒（洗）身也。从水，谷声。”其甲骨文字形由“人、水、皿”三部分组成，上从人，人的两边有水滴，下从皿，像人在盆中洁身之形，会洗澡之意。在古人的认知中，兰草独特的香气可以驱除蚊虫、净化空气、防止瘟疫等多种功效，其香不仅令人心情愉悦亦可娱神，故而被赋予了神秘的通感功能，是沟通人神的灵媒。
“浴”字的汉字演变
香草入浴的古俗最早可溯至周。《周礼·女巫》云：“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至先秦，已然形成了上巳节秉执兰草，拂除病灾及不祥的风气。河畔祓禊，互赠兰草，在《诗经?溱洧》中亦有记述：“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这里的“蕑”即兰也。兰草芳香而神秘，皆因神女也以兰汤入浴。战国宋玉《神女赋》中述：“（神女）沐兰泽，含若芳”，“其象无双，其美无极”，令游于云梦之浦的楚襄王心驰神往。
屈子《九歌?云中君》中“浴兰汤兮沐芳，华彩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之句，生动再现了祈雨仪式上的巫女以兰汤沐浴，身披花团锦簇的华服并翩翩起舞以迎接“云中君”，充满了浪漫而瑰丽的想象。誉兰的美句还有如“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等。楚辞中大量言及香草，如江离、杜衡、揭车、留夷、木兰、芷、椒、桂、荪等，不仅开创了“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更形成了传统文人“以香草比德，君子佩带兰蕙以表芳洁之志”的风尚。
张渥临李公麟九歌图卷(局部) 吉林省博物馆藏
从“沐兰汤”向神明的献祭，之后又引申出了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洁净，“沐浴”成为关乎道德的一件大事。成语“澡身浴德”，即是“洁净身心，砥砺品行”之谓，出自《礼记?儒行》：“儒有澡身而浴德。”澡洁其身而不染浊，沐浴于德而以德自清，简言之，就是真正的儒者应“修养身心，使之高洁”。同样的表述，还有《三国志?管宁传》中的“日逝月除，时己方过，澡身浴德，将以曷为”；王惰传注引《魏略》中的“君澡身浴德，忠能成绩，为世美谈”等，均从知识精英的立场，表达了君子对“德”之观念的固守以及“礼”之规制的践行。
直至魏晋南北朝，“沐兰”才正式与端午联系在一起。汉《大戴礼记.夏小正》中记载了“五月浴兰”的习俗，曰:“五月……煮梅，为豆实也。蓄兰，为沐浴也。”又云“午日以兰汤沐浴。”；南朝宋刘义庆则在他的《幽明录》明确描述了“浴兰汤”的古制：“庙方四丈，不作墉壁：道广五尺，夹树兰香。斋者煮以沐浴，然后亲祭。”唐朝韩鄂的《岁华纪丽》也记述了唐代端午沐兰习俗:“浴兰之月。时当采艾节及浴兰。”而明确以“沐兰节”为端午的文献，来自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以兰汤洗浴来辟邪祛病与祈福安康。
兰草与兰花的区分与演变大抵以宋为界。宋之前的“兰”主要指兰草，枝叶皆香的香草，其中以佩兰、泽兰、蕙草三种为主；宋及以后的“兰”则指观赏性的名贵兰花。诸多宋词中可一窥宋人对端午沐兰的重视与偏爱，如晏殊的“沐浴兰汤在此辰”；欧阳修的“嘉辰共喜沐兰汤”；苏轼的“明朝端午浴芳兰”以及连文凤的“相传楚俗试兰汤”等。南宋词人吴文英还首创了《澡兰香》的词牌，“午镜澡兰帘幕”一句正是该词牌取名的由来。
随着端午节俗更多的世俗化生活倾向，宋代沐兰汤的祭祀意义弱化，并不再为文人雅士所独享，兰汤的药引材料也更为丰富。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引《琐碎录》中载：“五月五日午时，取井花水沐浴，一年疫气不侵，俗采艾柳桃蒲揉水以浴”。明代谢肇淛的《五杂俎》也记录了因为“兰汤不可得，则以午时取五色草拂而浴之”。这里的五色草指煎煮蒲、艾、桃等香草，而午时香草药效加倍，可借助水温将药性通过孔窍、经络、穴位等途径让皮肤吸收，通过经脉血络输送到脏腑筋骨，以达强身健体，抵御外邪之效。
二、“艾虎蒲剑”驱疫疾
“艾叶为旗招百福，菖蒲似剑祛千邪”的民间谚语，言简意赅地昭示了端午艾蒲的使用方法与心理诉求。
1．庶民的野艾
艾，俗称艾篙，春秋之前就已用于祭祀。《周礼·天宫冢宰》载：“甸师祭祀，共萧茅，共野果、瓜之荐。”这里的“萧茅”即香篙。《诗经·生民》中也记载了燃烧艾草以娱神：“诞我祀如何……取萧祭脂，载姗载烈，以兴嗣岁。”孔疏引陆巩云：“萧……似白篙即艾篙，茎，科生……可作烛，有香气，故祭祀以脂热之为香。”意思是，先民以香蒿牛脂燃芬芳以飨神，祈求来年收成更丰穰。因为祭祀需要艾篙,《诗经·王风》里“彼采萧兮”“彼采艾兮”的诗句，即是对艾蒿等香草采集活动的记述。
战国《孟子·离娄上》中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阐明了艾草极具药用价值，可疗沉疴，因此引出了“艾安”的表述。如《史记·河渠书》中的“诸夏艾安”，“太平、安好”之意，是一种发音近似祝颂的祈语与仪式般的歌颂。“艾”之音意均表示“美好”，形容年轻美貌女性为“少艾”，如《孟子·万章上》“知好色，则慕少艾。”赵岐注释道:“少，年少也；艾，美好也。”又尊称五十以上老者为“艾老”，称保养为“保艾”，如《诗经.鸳鸯》篇中“君子万年，福禄艾之。”
端午节悬挂艾草，既是因为艾草可驱蚊虫可入药，又取其谐音美好平安之意。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亦载：“（端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递相宴赏。”陈元靓《岁时广记》中述：“端五以艾为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 “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作为至阳之物的虎可镇邪驱魔，于是端午“游人争出，俱悬艾虎”，或佩戴于身，或悬于发上。
艾叶与虎形结合辟邪的习俗历代一直沿习。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宫集》记：“端午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虎，粘艾叶以戴之。”将艾与蒲组合，音近“艾虎”，如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中记：“端午日用菖蒲艾子插于门旁，以禳不祥。亦古者艾虎蒲剑之遗意。”
山西绛州 传统木版年画 《艾虎》
艾草在野外极易生长，于生活中被广泛使用。唐代孟诜《食疗本草》中记“采嫩艾作菜食或和面作馄饨，治一切鬼恶气，上服冶冷痢。”明代李言闻在其《蕲艾传》著作中称赞艾草“产于山阳，采于端午，治病灸疾，功非小补。”因此民间还有用艾叶泡茶、煲粥、做汤、蒸糕、煮食鸡蛋等习俗。“端阳时节草萋萋，野艾茸茸淡着衣。无意争艳呈媚态，芳名自有庶民知”的诗句，正是通过展现艾草于野外蓬勃生长之势，为天下黎民百姓生活之疾苦，默默奉献其精粹以藯安好。
2．仙人与菖蒲
五月初五，又被称为“菖蒲节”。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又称尧韭、昌阳，含有挥发性芳香油，具有提神通窍和杀菌的作用。《吕氏春秋》云：“冬至后五十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于是始耕。则菖蒲、昌阳又取此义也。”因菖蒲先于百草生长，根茎都充满了至阳之气，传说服食可以驻颜、辟邪与长寿。
方士称菖蒲为水剑。《本草·菖蒲》曰：“典术云，尧时天降精于庭为韭，感百阴之气为菖蒲。故曰尧韭。方士隐为水剑，因叶形也。” 道教中诸多仙人，如寇谦之、郑鱼、曾原等，皆因服食菖蒲得道。如《神仙传》中的“咸阳王典食菖蒲得长生；安期生采一寸九节菖蒲服，仙去。”；《抱朴子》中的“韩众服菖蒲十三年，身上生毛，冬袒不寒，日记万言”；《道藏.菖蒲传》述：“菖蒲者，水草之精英，神仙之灵药也。” 故而，菖蒲被赋予了“仙灵”“异根”“灵苗”等浓重的仙道文化色彩。
明《有象列仙全传》安期生画像
除了与艾草一道束于门庭，菖蒲亦用于泡酒。《本草》载：“石菖蒲一寸九节者良”。石菖蒲味辛温无毒，开心，补五脏，通九窍，明耳目，久服可以乌须发，轻身延年。《荆梦岁时记》中也有“端午以首蒲一寸九节者，泛酒以琏瘟气。”“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酒。”的记述。《清嘉录》中亦载：“研雄黄末，屑蒲根，和酒饮之，谓之雄黄酒。”民间以饮用菖蒲酒、雄黄酒以琏瘟气，成为一种祛疾除疫的习俗。从历代吟咏菖蒲酒的诗句中，亦可端倪民间信俗的菖蒲崇拜。如李白句“我来采菖蒲，服食可延年”；陆游句“菖蒲古上药，采服可以仙”；黄玺句“邀倒金樽，细把菖蒲切”以及叶小鸾句“酒泛菖蒲香玉碎”等，不胜枚举。
三、“天中五瑞”克五毒
古人将五月称为“恶月”或“百毒月”。《燕京岁时记》“恶月”条：“病善正月，恶五月。”五月五日，又为“恶月恶日”。此时天气湿热，蚊虫滋生，百毒齐出且易发生病瘟，古人坚信导致疾疫多因遭遇不可名状的邪气与毒物。因此，端午驱“五毒”成为存续生命活力，尤其是保护孱弱幼童的首要任务。传说恶月出生的孩子，不仅易夭折,且会为家庭带来不祥，须采取巫术等手段来驱赶或躲避五毒之害。
卫生清洁意义上的“驱五毒”，不仅是生活经验的积累，亦是避恶心理的呈现。操作方法主要是撒石灰、熏药草，如焚烧艾草、苍术、白芷等，能驱毒虫、祛瘴气。与此同时，通过具有交感巫术色彩的“挂艾虎蒲剑”“画五毒符”“刺五毒”等，以接触药用植物、贴符咒或以针刺的顺势巫术来消除毒害的威力，往往更具仪式象征意义而彰显强大的震慑力。
清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天师符》中述:“每至端阳，市肆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清顾禄的《清嘉录·五月·五毒符》中记:“剪五色彩线,状蟾蜍、蜥蜴、蜘蛛、蛇蟀之形,分贻檀越,贴门楣、寝次,能魇毒虫。”刺“五毒”则是用红纸印画五种毒物,再以针刺于“五毒”之上，使其不再具有伤害性。所以民间有让儿童穿戴五毒肚兜、五毒鞋帽等习俗，可避邪祛凶，祈保幼子平安。
艾虎五毒肚兜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五毒纹耳枕 山西省工艺美术馆藏
另一种更具厌胜效用的驱五毒手段，则是绘制通灵的五瑞图悬挂在家中，以禳不祥。端午香草组合成为“天中五瑞”可压制五毒，分别为菖蒲、艾草、石榴、蒜头和龙船花，多为至阳之物且具浓烈的香气，既可驱除溽暑、毒害，又有提神、健身的药效。除上述五种瑞草，古人还从其他的五月花果，如萱草、蜀葵、栀子、琵琶、樱桃等中任选五种作为端午清供，并称“午时花”，又称“端午景”。
南宋周密《乾淳岁时记》中记：“以大金瓶数十，遍插葵、榴、栀子，环绕殿阁及分赐后妃诸阁。门首各设大盆，杂植艾蒲、葵花、上挂五色纸钱，排钉果粽，虽贫者亦然。”又有《武林旧事·端午》记:“插食盘架,设天师艾虎，意思山子数十座,五色蒲丝百草霜,以大合三层,饰以珠翠葵榴艾花。”南宋《西湖老人繁盛录》则述：“初一日，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虽小家无花瓶售，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盖乡土风俗如此。寻常无花供养，却不相笑，惟重午不可无花供养。端午日仍前供养。”
石榴花可清热解毒，具有药性，于农历五月盛放，故称为“榴月”。石榴不仅多子，且音近“留”，多用于佑子、留子。而菖蒲如剑，艾虎为骑，蒜头杀菌消毒，状如锤子，往往与五月石榴花神钟馗组合。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中记：“家家买葵榴蒲艾，植之堂中，标以五色花纸，贴画虎蝎或天师之像。”又如《清嘉录》中述：“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
历代留存的节令绘画中可一窥这一古老的厌胜图像。如元人绘制的《天中佳景》图，上部分绘有钟馗与灵符，意为驱魔消灾；图中花瓶中插有蜀葵、榴花、菖蒲，枝梢系有精致香囊；果盘里盛放着粽子、荔枝与石榴。此图一派端午祥瑞之景，悬挂于屋内，驱邪养目，宜室宜家。
《天中佳景》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传统图案《天中集瑞》是另一种对端午五瑞集结的表达图式。多绘有一蜘蛛（宋称为“喜子”）自天而降，寓意天和喜；蒜头是降百毒的灵草，菖蒲为天中节的必备之物；枇杷，又称庐橘，《花镜》曰：“（枇杷）秋蕾，冬花，春结子，夏熟，备四时之气。”故被视为吉祥水果，又因其满树金黄，喻为“金玉满堂”。
中国传统图样 《天中集瑞》
饶有风趣的是清人的《五毒献瑞图》，五瑞与五毒一抛以往相争相斗的胶着状态，而是和谐相处，共同营造出喜庆祥和的氛围。图中仰首的老虎，口衔红色长虫伴以碧艾、菖蒲；蟾蜍则骑坐在虎背上，左持一枝石榴，右肢扶蛇；蝎子位于艾虎前方，以双钳上举一果篮，似献礼状；身旁堆放着粽子、樱桃、桑葚等时令果品；老虎的尾部立有一只壁虎，其双肢持有一红柄长戟，上系彩幡；蜈蚣则体生双翅，绕飞于幡前。“阴阳相冲化万物”，五瑞与五毒充分表达的是中国“阴阳”哲理中的统一、对立和互化。
清代《天中五毒献瑞图》 首都博物馆藏
四、结语
“正是浴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蒙昧时代，避邪禳灾是先民抵御疾疫的重要主题，而面对自然的神秘未知，先民在趋善避恶的原始思维与心理下发挥出强大的联想与创造力，“万物有灵”驱动他们在有限的认知中不断探寻，香草植物赋予他们通感与疗愈的力量。从“沐兰汤”到“悬艾蒲”，从“斗百草”到“五瑞图”，端午药草的使用方法极为朴素，但却时刻展示着端午节蕴含着“追求阳，屏蔽阴；倡导正，鞭挞邪”的深厚民俗思维，饱含着华夏民族阴阳转换，万物相生，调和自然以追求和谐与平衡的哲理。端午佳节“因天人相应而立，孕人文精神而丰”，承载着华人族群共同的记忆与文化情感，是群体内部共享并世代传承的优秀文化遗产，应为我们所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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