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榜》的悬镜司。
即使在架空历史，花枝招展的热门影视剧中，《琅琊榜》的悬镜司和《楚乔传》的谍纸天眼作为虚构于南北朝的谍报机构，注定属于暗黑的存在。悬镜司主理臣民监察，谍纸天眼钻营军情和政情搜罗，撇开颠倒的历史人设，魏晋南北朝军阀混战的帷幕背后是否上演过乱世谍影的真实戏码？
“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厂卫……或谓之典校，或谓之校曹，或谓之校郎，或谓之校官。”清人俞正燮在《癸巳存稿·校事》中道出真相。孔融之诛、崔琰之死、毛玠之废肇始于检举揭发，却也是曹操生逢皇权废弛、监察失灵的末世中选择踏出的血路。据《魏略》记载，校事官本设军中为抚军都尉，后由曹操扩充成耳目爪牙，与幕僚为主的霸府相向配合，刺举群臣，打击政敌。校事初设，“检御有方”，魏文帝时，黄门侍郎程晓已忍不住抱怨其无孔不入：“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适。”（《三国志·魏志》）同等的不安全感笼罩着一江之隔的东吴，孙权亦步亦趋，设中书、典校，大将军陆逊的军务活动亦需受其桎梏。可惜涤荡政局的愿景总易落败挟势弄权的困局，中书、典校遭致众人责难后短暂离席。孙皓时又置校事，增设弹曲官，直至吴国灭亡。司马氏专权，顾虑校事皆为曹魏旧人，这才下旨将其裁撤。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剧照，司马氏三父子。
近期热播的《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开局，张春华就因忌惮校事府眼线泄露夫君司马懿双腿痊愈的事实，无奈杀人灭口。这种恐惧，倒并非空穴来风。卢洪、赵达由曹操亲自选拔，主管校事。他们如何因贪婪政绩毁短大臣、排陷无辜，古籍确着墨不多，只截录了一则军中歌谣：“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魏略》）
曹操得意于秘密警察的发明原创，却同样不屑他们的出身和为人。法曹掾高柔主理司法，自然与校事常有龃龉，曹操却反过来开解他：“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三国志·魏志》）既然君子的身段不容辱没，那就只好糟践小人了。这种心态，曹、孙两家别无二致。黄门侍郎程晓鄙称其为“校事区区”，孙吴的骠骑将军步骘亦放言“小人因缘衔命”。校事大多出身卑微，一来易受主公操控，二来“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他们被打磨成一把利刃，也是主人想养在身边的一条狗。所以，《琅琊榜》中夏冬、夏春、夏秋自小被领养，《楚乔传》之星儿为奴籍的设定，也算班班可考。
作为进阶农耕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立国之初对魏晋的机制架构颇多借鉴。但若论及南北朝时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北魏大公无私的廉政抱负恐无出其右。《魏书·官氏志》记载，开国皇帝拓跋珪心仪复古，打造双重监察机构，一面仿魏晋旧制，重置兰台御史掌纠弹，亦设尚书左丞和司隶校尉；一面托古改制，“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总属候官曹。兰台即御史台，候官亦为白鹭官，虽然前者才是名正言顺、耳熟能详的监察机关，但北魏君主的天平往往更乐于向后者倾斜。据《魏书·刑罚志》，候官的甄选严限于皇帝亲近的鲜卑人群，候官的行踪神出鬼没，他们“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穷治有司，苦加讯恻而多相诬”，他们可能是白日里的一道阴影，或就是黑夜的一部分。所以，候官曹名义上是磊落光明的廉政公署，实质是携带民族防备色彩的御用情报机构。御史台反倒实权有限，机构和属官旋设旋废，至献文帝才重沐圣恩。孝文帝亲执后，汉化进程突飞猛进，为拉拢汉族官僚，弱化胡人专政的标签，也由于候官自身肃贪不成反沦贪腐源流：“奸巧弄威，重罪受赇不列，细过吹毛而举”。于是，御史台重执监察权杖，候官曹则在职员全体换血之后，履行巡街维稳的新职责。股掌倾覆间，曾经耀武扬威的皇家特工也有一日需低至尘埃，委身弹拨社区保安的人生变奏。
当候官作为传统监察机构的补充横行于北魏之时，南朝刘宋的文书小吏——典签正冉冉上升为特务界的新星。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提及：“齐制，储王出镇，其年小者，则置行事及典签以佐之，一州政事以及储王之起居饮食，皆听命焉，而典签尤为切近。”除了告密这个永恒主题，典签还需负责藩王的一应生活，力行光明正大的监视。这恐怕是校事官、候官都未曾享过的扬眉吐气，据《南史》所载，典签一年往返藩镇与朝廷数次，皇帝依其报告对地方赏罚决断，“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若贵为藩王胄将，生活就比较悲惨了。南海王萧子罕戍守琅琊，因典签姜秀不批准他去东堂游玩，与母亲哭诉：“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萧子贞身患风湿，听闻熊脂可医，“厨人答典签不在，不敢与”；南康王长史王僧孺被典签汤道愍构陷养妾后弃官，半生颇不得志。后来萧鸾夺位称帝，派典签诛杀先朝皇室。也许胆寒典签在杀戮中的表现过于出色，萧鸾即位后便着手缩减典签权力。与所有棋子一样，典签终难逃鸟尽弓藏的命运。南齐贵胄身陷“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南齐书·孝武帝诸子传》）的困境万劫不复。这是王朝的悲剧，也是制度的悲剧。
《楚乔传》剧照。
无论是校事官、候官还是典签，和常规监察人员的最大差别在于，他们不涉党争，直属最高权力，独立于官僚机构和朝廷法度的掣肘，同时极易挥霍意志，使法造于笔端，狱成于门下。所以，《琅琊榜》的梁帝始终不愿裁撤悬镜司，《楚乔传》的宇文玥不择手段只为夺取谍纸天眼，《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的曹丕自荐掌管校事府。类似这样的机构，在历朝历代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鲜活着。汉武帝时已有绣衣御史，又称绣衣直指、直指使者，类似皇帝老儿的特派员；唐肃宗的太监李辅国秘密网罗数十探子，组建察事；唐大历年间的进奏院表面上是节度使驻扎在京城的联络机构，实际是向地方贩卖中央军情、政情的谍报据点；明朝“三厂一卫”组织之系统完备，至今仍盘踞古代特务机构畸形发展的高峰；清时江南的三个织造署和密折制度潜伏在侦缉奸佞的隐蔽战线。
只是，好制度能够迫使人的坏念头落荒而逃，坏制度才会纵容人的好愿望四处碰壁。潜规则是当权者们亲手豢养的一条蛇，能咬别人，有一天，也会咬到自己。我们也许可以体谅身居高位，一叶障目的恐惧，也可以领会整肃朝纲，激浊扬清的初衷，却始终无法对摒弃底线后的滥权放下戒备。毕竟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诱惑。当光明被践踏，潜规则是他们的盔甲，也是软肋。
其实，中国古代特工起源于军事而非政治。《说文解字》中“间”意为“隙”，“谍”指代“军中反间”。世界上比较系统的间谍理论发端于《孙子兵法·用间篇》，《司马法》和《六韬》已有零星指导侦察的文字。《周礼·秋官》证明士师是最早负责间谍活动的官员；《六韬·王翼》首次出现“间”“谍”组合的新词，沿用至今；《左传·哀公元年》中记载女艾被夏主少康遣至寒浞中心浇刺探军情的传奇，成就世上明文实录的间谍鼻祖。
春秋战国是中国第一个大变革时期，军事间谍同步迎来首个黄金时代。日益频繁的侦控需要呼唤各国的谍报机构走向专职。《六韬·王翼》就向后人兴致勃勃展示了当时特工们是如何接受统一指挥又适当分工的。但像由韩至秦的水利工程师郑国那样，事败后仍全身而退的，寥若晨星。
虽然与草原角逐时，大宋显得略逊一筹，却并不妨碍它在暗流涌动中大放异彩。唐杜佑《通典·兵典》中已有《间谍》篇可资宋人借鉴，八大家之一的苏洵将文章《用间》收录于《嘉祐集》，还有一些《武经总要》、《虎钤经》、《百战奇略》等宋代兵书对谍战均有研究。枢密院和皇城司、安抚司和边铺，分设首都、地方或边境，肩负情报的搜集和传递。南宋时又增设机速房，由宰相直接处理战时情报；专设水坼堠，便于军情海上流转。不过，宋人多称谍者为“细作”，如《水浒传》里就有小旋风柴进主动请缨充当方腊处细作的桥段。他们往往身负绝技，要么是水性极好的“蛙人”，要么熟稔地形、擅长绘图，要么精通番语，博闻强识。
间谍理论在明清时《武备志》、《智囊补》和《投笔肤谈·谍间》等著述中继续丰沛。清末由朱逢甲编著《间书》，旁涉诸多有趣的间谍史话，是古代军事文献中唯一间谍研究专书。
至于《楚乔传》里一闪而过的窃听神器和隐形药水，虽然形制有误，也并非超越祖先智慧的纯属虚构。一种口小腹大的陶罐，是人类最早的窃听器。《墨子》详细说明了这种陶罐的使用方法：将瓮身埋于地下，耳朵贴在事先蒙于瓮口的薄皮上辨听声响。沈括的《梦溪笔谈·器用》记录的矢服，是种多动能窃听器，平日里牛皮制的箭袋，侦察时吹足气，枕在头下能够听到几里外的人马声。听瓮和矢服，都运用了空腔收纳声音的原理。密写术则在《三朝北盟会编》有所出处，宋钦宗于开封被围时情急“以矾书为诏”，因为蘸明矾水书写的字迹会蒸发无痕，只有当纸上残留的硫酸铝钾浸水后重组成明矾，字迹才显露。康熙的废太子胤礽就是因为“矾书案”，崩落翻盘的最后希望。
此外，字验由北宋将领符彦卿首创，《宋史·舆服志》亦有记载，是有宋一代对保密技术的最大贡献。所谓字验，就是以字为暗号，一一对应，暗号的合集类似于抗日谍战片中的密码本。即使情报中途被截获，只要作为“钥匙”的密码本不得，就无需担心破译的风险。《武经总要》就约定了四十种暗号，如请进军、贼多、被贼围、战不胜，等等。不过，字验的灵感似乎来自于《六韬》中的阴符和阴书，相传由姜子牙发明。一套阴符无图无字，每只尺寸不等、形状各异的符代表不同的含义，只有约定人间心知肚明。阴符先用竹制，后改为木、铜，虽方便携带，却无法承载精密复杂的内容，逐渐被阴书替代。阴书常被拆解为三份，分派三名信使传送，由相同的收件人代为整合。但若丢失其中一份，收件人怕也难解其意。所以，后世才会流行回文诗、藏头诗等隐晦写法吧。（文/陈宜楠）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