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人的没落；网飞的困境与变道……

达沃斯人的没落

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5月23日在瑞士小镇达沃斯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年会以“历史转折点：政府政策和商业策略”为主题，聚焦地缘政治风险、疫情大流行、气候变化、全球经济风险四大挑战。

5月30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在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发表了题为《达沃斯人的没落》的评论文章，该文认为，世界将进入一个地缘政治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新阶段。

当地时间2022年5月23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

伦纳德表示，自2008年以来，达沃斯人经历了严峻的14年。“达沃斯人”一词由已故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2004年普及，用来描述一群新的全球化布道者。他声称，达沃斯人希望看到国界消失，政治逻辑被市场逻辑取代。

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政治日益凌驾于经济之上，这一趋势在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公投中达到了顶峰。这两个事件都代表了对达沃斯人愿景的强烈反对，该愿景是一个由“多方利益相关者进程”尽可能高效地治理（govern）——而非管理（run）的无摩擦世界。

不仅如此，在今年的达沃斯年度会议上，与会者不得不面对一个比国家政治更大的挑战：地缘政治的回归。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历史的转折点”，承认了“历史终结”的叙事已经终结了。尽管世界经济论坛的宗旨是促进合作，追求“一个世界”，但新的议程必然会聚焦于冲突和分裂。俄乌冲突显然成为今年会议的焦点。在开幕式上，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身着他最近常穿的军装，谈及一个沿着基本价值观断层线分裂的世界。

浏览今年的会议项目，我们很快就能发现，全球化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新的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会议讨论的不是自由贸易协定，而是经济战争。政治和商业领导人努力应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央行的储备可以被没收，商业银行可以被立即切断与SWIFT国际支付系统的联系，私人资产有可能被没收以支付一个国家的重建。

与此同时，有关气候变化的会议不仅关注巴黎气候协议的脱碳目标，还关注乌克兰战争、当前的全球能源危机、食品短缺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例如，德国副总理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与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以及一家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讨论欧洲和印度是否可以在不影响其经济目标的情况下终止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使用。

一个移徙问题小组没有像前几年那样处理难民的技能培训问题，而是处理难民武器化问题。正如一位乌克兰议员警告的那样，普京的目标是“把移民变成一场‘混合战争2.0’，希望把数百万乌克兰人赶出他们的家园，从而导致欧洲的崩溃。”

在一个有关科技未来的小组讨论会上，一位日本高级政策制定者讨论了地缘政治如何改变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像互联网这样的创新最初是由国家开发的，然后由私营公司接手。但今天，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无人机和其他技术正在由私营部门开发，然后由国家武器化。因此，出口管制和限制技术转让已成为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

但在所有会议中，最令人焦虑的是那些聚焦于对新冷战的恐惧的会议，这将意味着全球化世界的终结。欧洲和北美以外的许多领导人同情乌克兰，但拒绝将这场战争视为一场关乎价值观的全球冲突。他们担心普京的行动，以及对俄罗斯采取的反制措施，会通过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大规模饥荒和市场政治化，加速本已分裂的世界的分裂。

此外，他们不相信拜登政府大力宣扬的观念，即我们正处于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他们担心，这种框架将导致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更严重的分歧。来自中东、非洲和亚洲的代表多次表示，他们担心必须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称这种前景是一种“生存威胁”。

伦纳德最后写道，今年的达沃斯会议与他在15年前开始参加的会议完全不同。现在很明显，虽然达沃斯人对地缘政治不感兴趣，但地缘政治却对他们非常感兴趣。相互依赖的武器化改变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地缘政治压倒全球化的进程几乎已经完成，而前者的主导地位几乎肯定不会局限于俄乌冲突的范畴。

网飞的困境与变道

6月3日，《新共和》特约撰稿人亚历克斯·谢泼德（Alex Shephard）在该杂志网站撰文认为，随着流媒体战争的加剧，科技巨头网飞（Netflix）越来越像它曾经旨在“颠覆”的死板电影制片厂。

谢泼德认为，多年来，网飞不需要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能躺赢。这家由DVD邮寄商转型为流媒体服务的电影电视制片厂在风险投资的洪流中彻底击败了竞争对手，留下了一系列的“毁灭”的痕迹——废弃的大片（Blockbuster）音像店、空空如也的电影院。在COVID-19大流行的最初几个月，一些悲观的博客帖子宣布网飞是大流行的“赢家”之一：每个人都被困在家里，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只有让这家流媒体巨头的一大堆内容洗涤你破碎的身心，其中很多内容如网络电视全盛时期的任何东西一样糟糕且速朽。

然而，网飞长期以来轻松取胜的局面现在似乎要结束了。它在2022年第一季度的业绩非常糟糕：在经历了多年的指数级增长之后，它失去了20万用户——这并非一个巨大的数字，但预示着鼎盛时期的终结。新的竞争者——尤其是来自Disney+的竞争，还有来自亚马逊和HBO Max的竞争——终于开始切入这个无尽的赚钱赛道。刚从大流行中走出来的人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网飞制作的很多内容都不像以前那样能引起观众或评论家的共鸣。自4月中旬发布第一季度业绩以来，该公司股价已下跌近一半。

这家流媒体巨头现在该怎么办？正如《好莱坞报道》（The Hollywood Reporter）的鲍里斯·基特（Borys Kit）6月1日写道的，没有人真正有任何头绪：

随着网飞的发展，较之以往贪婪饕餮的节奏，它如今希望专注于制作更大的电影，制作更好的电影，发行更少的电影。“就在几年前，我们还在努力在小型艺术电影市场上赚钱，”网飞联合首席执行官泰德·萨兰多斯（Ted Sarandos）在公司4月份的财报电话会议上告诉分析师，“今天，我们将发布一些世界上最受欢迎、最受关注的电影。就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不要抬头》（Don't Look Up）、《红色通缉令》（Red Notice）和《亚当计划》（Adam Project）就是这样的例子。”但这种“更大、更好、更少”的指令意味着什么，公司内外的人都不清楚。

“更大、更好、更少”也更符合好莱坞电影公司最近开始的运营方式。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网飞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家科技公司，行动迅速，打破常规。现在，它正在试图模仿它曾经认为可以毫不费力地取代的老古董。

但要解析网飞“更大、更好、更少”的要求到底是什么意思，并不容易。更难以理解的是在《好莱坞报道》中出现的另一个词——“discipline”。不过，还是能找到一些头绪，网飞显然计划在收购上砸大钱，基特写道：“最近以5000多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艾米莉·布朗特（Emily Blunt）的惊悚片《痛苦的皮条客》（Pain Hustlers）就是明证。”但就内容创作而言，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基特：“我们的目标是做出最好的版本，而不是为了数量而降低成本。”“期待看到更微妙的变化，”另一位内部人士补充道，“举个例子，这家公司不是花1000万美元拍两部电影，而是花2000万美元拍一部。”考虑到网飞最近一轮的预算削减，砍掉了负责制作这类电影的独立电影部门，这种对比是引人发笑的。

也许关于“更大、更好、更少”的最大线索在文章的另一部分：

很多人都同意的一点是，无论是动画还是真人电影——比如马丁·斯科塞斯耗资1.75亿美元的《爱尔兰人》（The Irishman）， 网飞制作昂贵的“虚荣项目”的时代可能已经终结了。一位人士表示:“这种不择手段吸引人才、并给他们全权委托的趋势正在消失。”

这绝对不是一个“微妙的变化”。网飞的吹捧者为该公司吞噬市场份额而辩护的论点是，它将娱乐业改造成了它所喜欢的样子，它是创意人员的避难所——在这里，导演们可以创作他们想要的艺术而不必担心受到限制。为了获得奥斯卡奖，网飞近年来制作了许多传奇导演的作品，《爱尔兰人》、阿方索·卡隆的《罗马》（Roma）和简·坎皮恩的《犬之力》（The Power of the Dog）是最近获得奥斯卡奖提名的三个例子。

放弃这类被贴上“虚荣项目”标签的电影，似乎反映了许多高管的态度，也揭示了网飞以往追求这些导演的目的。显然，人们努力将网飞打造成一个适合所有人的地方——不仅仅是那些希望闲逛几个小时看《杰茜驾到》（New Girl）重播或者是看没完没了的、胡乱拼凑的真实犯罪纪录片的人，还有那些想要追逐顶级电影制作人的最新作品的观众。当然，打造这样的品牌标识还有另一个目的：这是一种巧妙的公关噱头，旨在避开负面新闻——因为众所周知，它正在以“颠覆”的名义摧毁了电影和电视行业。

如今，网飞更渴望取悦投资者，而不是赢得电影制作人的支持，因此该公司开始放弃制作有意义的电影，转而在大片上押上双倍的赌注，因为它认为，这些大片可以防止订阅用户转向其他流媒体服务。最新一季的《怪奇物语》（Stranger Things）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个昂贵、臃肿的项目，每集成本3000万美元，最后一集超过两个半小时。网飞试图提供更多的、它觉得观众想要的东西，类似于漫威策略。欢迎来到网飞宇宙！

谢泼德评论道，对于一个以砍掉许多热门剧集出名的流媒体来说，这是一次激进的节奏变化。其中包含的想法是，一旦粉丝被网飞艺术氛围所吸引，他们就必须被锁定在平台的无限滚动上，观众想要转换平台是难以想象的。Apple+和HBO Max等较新的流媒体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重质轻量的策略，它们的成功表明，网飞可能仍在吸取错误的教训。但有一件事始终如一：网飞仍然是一家无情的、掠夺性的、不断追逐“最低贱的共通点”（the-lowest-common-denominator）的公司。唯一的区别是，该公司终于面临了它不曾预料的问题——竞争。

肯尼亚难民营的坎坷前路

2021年3月，肯尼亚下令迅速关闭卡库马（Kakuma）和达达布（Dadaab）两个难民营，这两个难民营收容了来自邻国索马里、南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40万人，并给了联合国难民署两周的时间推进这一计划。

作为回应，联合国难民署向肯尼亚提出了所谓的“可持续的基于权利的措施”，以寻找解决难民长期流离失所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包括自愿遣返、根据各种安排前往第三国，以及留在肯尼亚的其他选择。

最终，难民机构和肯尼亚当局就一份路线图达成一致，将在2022年6月30日之前关闭两个难民营。官方宣布关闭日期的消息震惊了许多难民营的居民。如今，这一日期正在逼近。

5月28日，南苏丹难民、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尼亚尔·邓（Nhial Deng）在半岛电视台英文网刊文呼吁肯尼亚8月大选后组建的新政府妥善解决难民问题。

尼亚尔·邓认为，多年来，卡库马和达达布的居民听到了无数改善生活安排的空洞承诺，以及被“遣送回国”的威胁。他们还多次被指控对肯尼亚公民构成未指明的“安全风险”，并被指责为该国无数问题的罪魁祸首。例如，在2013年西门购物中心袭击（Westgate attack）事件之后，肯尼亚政界人士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声称，达达布难民营已经变成了“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并敦促迅速遣返所有居民。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认为，肯尼亚政府声称难民营中的索马里难民要为肯尼亚的不安全负责，但官方“没有提供可信的证据，将索马里难民与肯尼亚的任何恐怖袭击联系起来”。

卡库马难民营

在这段痛苦的历史背景下，难民营居民对联合国难民署声称的“可持续的基于权利的措施”持怀疑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联合国难民署声称这些措施将确保他们在6月30日的最后期限之前“安全和有尊严”地离开难民营。他们不相信自己可以安全地回到自己的祖国，也不愿意去一个不确定的第三国重新开始，也不相信肯尼亚政府会为他们提供机会，让他们完全融入肯尼亚社会。

尼亚尔·邓自述，在去年搬到加拿大之前，他在卡库马难民营住了11年。这些年来，他亲身经历了被赶出唯一的家的恐惧，因为没有权利和自由而感到沮丧，而只有这些权利和自由才能使难民完全融入社会，为自己创造未来。当难民知道掌控其命运的政客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其当作任何对自身有利的暴行的替罪羊时，他们会感到愤怒。

尼亚尔·邓强调这些，并不是要否认肯尼亚在这么长时间内收容了这么多难民所表现出的慷慨。事实上，肯尼亚人民在需要的时候欢迎了作者和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人来到他们的国家，难民群体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但作者认为，这并没有给肯尼亚的政客们把难民变成一个政治足球或者干脆无视他们的权利。

然而，可悲的是，这正是他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自从宣布卡库马和达达布难民营将在6月30日前关闭以来，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向难民营的居民明确他们的未来。

由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和这种行动所带来的经济机会的缺乏，几乎没有难民返回他们的祖国。目前还不清楚对许多难民营居民来说，第三国的选择是什么。

在2021年底，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签署了新的难民法案，旨在为两个难民营的居民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还有消息称难民开始获得在该国工作的许可。但难民法案的实施进展缓慢，议会尚未通过新法律的监管框架，许多达达布和卡库马的居民仍然看不到一条直接走出难民营、在肯尼亚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道路。

距离关闭的最后期限只有一个月了，但是该国领导人仍然没有兴趣向难民营居民提供有关他们未来的任何信息。

肯尼亚定于8月9日举行大选。各党派的政客们都在不遗余力地说服肯尼亚人投票给他们，并提出他们未来五年的政策建议，但他们几乎从未提及达达阿布、卡库马以及生活在那里的难民。即使是最著名的总统竞选人，前总理拉伊拉·奥廷加（Raila Odinga）和副总统威廉·鲁托（William Ruto），在这个问题上也完全保持沉默。

但并不是别无选择。很明显，肯尼亚不准备在一个月内关闭达达布和卡库马。希望成为该国下一任领导人的人们应该接受这一现实，并为难民营和居民制定计划。

尼亚尔·邓认为，这次选举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政治家们可以停止在完全忽视达达布和卡库马的存在，和毫无根据地将肯尼亚的安全问题归咎于难民营之间来回跳跃。相反，他们可以也应该制定一个真正可行的计划，为肯尼亚境内的难民营居民建设一个未来。

生活在这些难民营里的数十万人当中，有许多人除了在肯尼亚以外没有其他的家，他们渴望成为肯尼亚社会的一部分，为国家的经济做出贡献。

尼亚尔·邓表示，一位政治家最终采取措施帮助难民营里的居民——其中许多人都是像作者一样对未来怀有远大梦想的年轻人——这不仅会让难民受益，也会让整个国家受益。

也许候选人认为在选举前谈论难民营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获胜机会，或者使他们容易受到民粹主义的攻击。他们有许多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如广泛的青年失业、严重的贫困和严重破坏国家的干旱。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无论谁赢得选举，都应该再次让居住在卡库马和达达布的人自生自灭。

难民法案已经通过——帮助像作者这样的人成为肯尼亚一部分的蓝图已经掌握在肯尼亚领导人手中。新总统可以与联合国难民署和包括难民在内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确保该法案的有效实施，并帮助难民营的居民融入社会，从而真正彻底解决卡库马和达达布的问题。

尼亚尔·邓对6月30日可能发生的事情感到害怕，但也对未来充满希望。如果难民营不能在一个月内关闭——这是不太可能的——肯尼亚的新领导人将有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把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为问题的事情转变为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