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下旬，叙利亚大马士革以东的古塔（Ghouta）地区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无国界医生组织称，当地的三家医院当天上午共接收了约3600名患者。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运营主管认为，从“（患者的）症状、短时间内涌入大量病人、病人的来源以及对医疗和急救人员造成的污染来看，这是大量接触神经毒剂造成的”[1]。叙利亚内战中的这一事件带来了无数死亡，还在许多地方引发了多种恐慌。很快，情况越来越严重。当地医院挤满了受伤的平民。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逃到约旦和黎巴嫩，而那些地方本就已有成千上万难民。叙利亚政府则因为失去对军队和军火的控制，被形容为对袭击感到“恐慌”。恐慌在该地区和媒体报道中蔓延。在以色列，平民争先恐后地去分发点领取防毒面具和其他物资。一个焦虑原因是怕受到来自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袭击，另一个焦虑原因则与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回应有关。哪怕有人猜测美国不会做出回应，也依然引发了焦虑。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呼吁以色列人民要保持冷静，但恐慌还在加剧，可以说是媒体的报道造成了这种恐慌：《以色列时报》称“人民因叙利亚的威胁而恐慌”；还有诸如“抢夺防护物资”等报道，让恐慌加剧。[2]还有其他媒体的报道：“因西方攻击叙利亚而产生的恐惧在中东地区引发恐慌浪潮。”[3]
整个中东地区可能都陷入了对遭受西方国家袭击的担忧。然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自身更担心的似乎是任何美国的军事响应都会带来的金融危机。实时互联网通信提醒投资者为市场恐慌做好准备，这样的提醒几乎等于宣告必然会发生恐慌。[4]作为典型的能产生实际效果的虚拟恐慌场所，全球金融市场陷入动荡。在叙利亚发生的这些恐怖事件引发的后果立刻席卷全球，肉体上的痛苦演变成了心理上的恐惧，同样的事件几乎同时引发了对死亡的恐惧、对战争的恐惧和对经济损失的恐惧。这既与交流传播有关，也与化学武器有关。
《恐慌帝国》中的所有章节都与交流及言语接触密切相关，从词源上看，又和传染紧密联系。传播交流及其使用的手段——即媒体——使恐慌不仅仅与个人或某个地区相关。这种“‘接触’就是恐慌如何实现传播、交流以及如何变得‘常见’的方式”。一段讲述恐慌和疾病的历史，最终变成了一段关于传播交流和技术的历史。因此，恐慌也与相对时间有关，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不同媒体的时间性。
如同传染病一样，恐慌并不总是灾难性的、即时的或迅速的。本书的一些章节谈论了恐慌缓慢起到的作用（即慢性传染）。约翰·卡罗尔的《在中国怒火渐升》说到了点子上，他提到公众持续且低调地关注着火灾和广州事件（指19世纪广州十三行的频繁火灾——编者注），随时都可以往其中添把火。公众的恐慌有时也是如此，有时这更像是一种传闻而非熊熊大火，更像是一种长期焦虑而非某种急性反应。然而，焦虑和恐惧是两码事。卡罗尔在这一章中描述了扩散开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殖民“焦虑”与可归因于特定原因的“恐惧”之间的区别。[5]焦虑有时候被人们赋予了一个实际上可能是虚假的因果关系。
《恐慌帝国》一书中的插图
詹姆斯·比蒂那一章着眼于对因气候和地域问题而长期存在且持续蔓延的焦虑，并观察人们是如何反应的。他认为恐慌本身有时是由致病的“东方”环境造成的。作为一种从特定区域传播开来的发散物，恐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环境问题。英国人在印度格格不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他们的人安置到气候适宜的澳大拉西亚，或是照着澳大拉西亚的样子改造印度的气候。这两种方式都不会引发恐慌，但这也确实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即恐慌和慢性文化焦虑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如果长期被后者笼罩，恐慌残留的记忆可能随时会被触发。刚开始可能并不是什么突发事件，但随时都可能爆发成为某一突发事件。正如艾米·费尔柴尔德和大卫·梅里特·约翰斯所说的，19世纪为未来的戏剧性场面奠定了基础，建立了恐慌时刻的记忆，包括谁能从中受益，而谁又得承担损失。
疾病、相关新闻报道和其引发的恐慌不一定同时到来。某地附近的霍乱可能很快就会蔓延开来，就像广州的大火一样。但在过去，与之相关的信息传播交流很有可能是十分缓慢的，哪怕当局已经为搜集和发布情报付出极大努力，尤其当传播范围是全国时。[6]19世纪的大部分重要时刻都与海上相关，因此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船只给澳新殖民地带去了伦敦霍乱流行可能已经结束了的消息，与此同时，这艘船也可能把染病的人带到了这片土地。随着19世纪的发展，蒸汽船可能带来了更及时的交流传播，但讽刺的是，也有可能带来疾病。短途旅程增加了把正处于潜伏期的病人无意中带来的风险。从这个意义来说，孤立、缓慢和全球距离可能有益于保持健康状态。
正如白锦文所说，在19世纪末，技术取代了这种费力且反应迟钝的海上通信。电缆和之后的电报将整个世界连接了起来，这种方式几乎立即就被运用于流行病学情报的传播。在那个时代，这种速度无疑是惊人的。白锦文用优美的文字描述了现代通信是如何向着即时通信加速发展的，也介绍了以电报为代表的技术全球化。这种方式确实速度很快，但电报的局限性可能并不在于时间，更多的还是在于其线性模式。电报实现了从发送方到接收方的通信，但其增速很慢。因为它必须转换成不同的媒介才能产生大规模的影响。恐慌需要一个乘数才能真正传播开来，例如口口相传的谣言、印刷媒体、广播，或是尼古拉斯·金提到的电影。
如果因疾病引起的恐慌一直与传播交流有关，那么传播交流样式的转变就意味着恐慌及其影响也会有所转变。互联网时间是实时的，而旧通信机制之所以显得非常缓慢是因为有新的数字时间机制作对比。如今看来，电报和实时之间的差距确实已经十分明显。有可能引发恐慌的新闻消息会立刻在世界范围内倍速传播。事实上，所有关于互联网如何创造了一个后现代世界的标准学术见解，都可以应用于解释恐慌和疾病的联系。数字世界用各种方式彻底改变了传播交流、恐慌和疾病之间的联系。互联网可以仅用于提高健康传播的有效性。[7]它为全球疾病监测提供了新的机制。[8]
过去当局在监测时，搜索的是身体症状，而如今只需搜索词语表达的模式。示警的传播方式则有以下两种：一是老式的私人通信，也就是“情报”；二是以一种超出20世纪现代人想象的公开方式——当然，哪怕电报员最疯狂的梦想也想象不到这种方式。一如既往，情报可以轻易越过封锁线，因此对电报代码的“蓄意破坏”和黑客行为一样长期存在。但两者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规模完全不同。
也许，新通信机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局不干预整个进程的可能性，任何人都可以绕过专家立即传播疾病或疑似病例存在的消息，人们基本不进行核实或索要授权。社交媒体意味着一种新的散文形式，一种开放且多向并且无中心的媒介，同时具有高度的个性化和超乎想象的大众化。可以说，新的数字世界预示着图解的主导地位将会发生改变（尼古拉斯·金从他关于流行病的“新”图解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文字（即文本和短信）将重归其主导地位。数字世界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一个有关恐慌、疾病、传播交流和控制的新世界。
众所周知，在“阿拉伯之春”后，当下流行的硬件是智能手机而非电脑，其带来的影响也无比真实。恐慌、暴乱和革命本就有着悠久的历史，再辅之以社交媒体，自然会引发媒体传播。在相当大程度上，数字世界的政治已经抹平了最强者与最弱者、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甚至最富有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社交媒体作为一种传播手段，既是武器也是机遇。
正如大卫·阿诺德解释的那样，为控制、延缓或消除恐慌所做的努力可能会彻底白费。为控制恐慌而采取的措施同样可能在无意中制造恐慌。这话本就正确，在数字世界里则更显有理。那些旨在解决危机而进行的干预（也就是阿诺德所谓的“政府过于草率的行动”），可能很容易就成为加剧灾难的催化剂。例如印度在1896-1897年所采取的抗疫措施本就是对恐慌和混乱的一种煽动。他认为恐慌总是难以预测的，甚至可能超出可管理范围，是一种几乎难以计算和预测的风险。在印度，尽管黑死病和流感的死亡率与发病率相差不多，但黑死病造成了严重的公众动乱，而流感却没有。因此，从与恐慌和疾病有关的历史事件中，当局可以学习如何遏制这两者的发展，以及如何将遏制恐慌演变为风险管理。但事态也有可能超出当局的可管理范围，2014年埃博拉病毒的暴发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几章恰当地纳入了科学史上空间转折的相关内容，并与地理敏感性相融合，而地理敏感性长期以来一直是疾病管理历史和疾病管理史料编纂的标志。[9]恐慌总是具有地理属性，会在不同地区蔓延，就像传染病一样。
印度爆发鼠疫，人们纷纷逃离疫区。图片出自法国画报Le Petit Parisien1897年1月的封面插图
正如若昂·兰格尔·德·阿尔梅达在对1851年《国际卫生公约》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况存在已久。历史学家们倾向于把这次东西方世界精心组织的大会视为一次失败的尝试，因为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但若昂·兰格尔·德·阿尔梅达则认为，无论好坏，这一公约仍旧为未来国际卫生公约奠定了广泛的基础。作为东西方世界之间流行性地缘政治学的早期实践，《国际卫生公约》在注重公共健康的欧洲人和疏忽大意的奥斯曼人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健康边界。就公共健康而言，奥斯曼帝国的管理方式被视为异类，该国被认为是会威胁到西方国家公共健康的“弱国”之一。[10]
1851年，叙利亚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国际卫生会议的参与国之一。实际上，它几乎是当时的讨论核心，因为大马士革是麦加的主要转口港，而每年的麦加朝圣行动对注重卫生健康的欧洲人来说都是一个重大问题。160多年后，叙利亚、疾病和恐慌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次依然是东西方之间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化学武器的讨论已经引发了有关非文明战争和文明战争的争论。 [11]几乎不可避免的是，如今这被定义为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但暗指基督教）之间的“文明冲突”。1925年，国际联盟发布的《日内瓦议定书》正式认定化学武器是非文明的。[12]但是化学战的历史及其引发的恐慌始于欧洲内部事件，而非西方和奥斯曼（或者说“东方”的任何地方）之间的冲突。1915年，德国率先在比利时战场部署有毒物质，引发了对化学战最初的愤怒和恐慌。人们被不可见的毒气悄无声息地毒死，而（绅士风度式）战争的不成文规则也因此被打破。这是对文明的威胁，尤其是战争中的各方都使用了毒气。冷战期间，缘于美国和苏联军火储备多样化，引起恐慌的并不是使用化学制剂本身，而是以威胁为目的进行使用。
化学战和生物战可能是最能引发恐慌和疾病的东西。就叙利亚事件而言，似乎是政府自己使用了化学武器。而在西方，这种威胁更多地来自非政府组织，存在于无法预测且不透明的恐怖组织覆盖区域。最好的预防措施是什么？是信息获取，还是教育？至少在某个案例中，疫苗接种被认为是一种基本手段，既能干预公共健康，也能反生化恐怖活动：“为城里的人接种疫苗以防恐慌的发生。”[13]实际上，这种特殊的预防性干预措施有三重效果：疾病免疫、恐怖免疫以及恐慌免疫。
在19世纪和20世纪，恐慌、疾病和恐惧的动态交互一方面从东西方的帝国轴心转移到了全球南北的新帝国轴心，另一方面又转移到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文明冲突”上。在冷战时期，恐惧——即潜在的恐慌——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在所谓的“反恐战争”期间又再次成为所向披靡的武器。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后帝国主义的表现，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这其实是旧帝国主义逻辑的直接延伸。恐慌是与生俱来的，尤其当它与疾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它也因此可以轻易地被引导或改变方向，陷入恐慌的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被利用殆尽。所以，对于恐慌和试图控制恐慌自有一套伦理标准。尽管在媒体和通信领域发生了惊人的数字革命，观念和信息的“常态化”成为21世纪的最大特征，但世界大国的博弈中仍然交织着对疾病的恐慌。
注释
1.“Syria Symptoms‘Point to Neurotoxic Agent（叙利亚症状指向神经毒剂），’”Aljazeera（半岛电视台），August 25，2013. 可查阅：http://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3/08/201382417141280856.html（2014年9月17日访问）。
2.“Gas Mask Centers Boost Hours as Israelis Line up for Protection（以色列人排长队领取防毒面具），”Times of Israel（《以色列时报》），August 29，2013. 可查阅：http://www.timesofsrael.com/gasmask-centers-boost-hours-as-Israel-line-for-protection/（2014年9月17日访问）。
3.“Fear of West Attacking Syria Sends Panic Waves Across Middle East（对西方攻击叙利亚的恐惧在中东掀起恐慌浪潮），”Firstpost（《第一邮报》），August 29，2013. 可查阅：http://www.firstpost.com/world/fear-of-west-attacking-syria-sends-panic-waves-across-middle-east-1068443.html（2014 年9月17日访问）。
4.“Prepare for Market Panic（为市场恐慌做好准备）：Jim Rogers（3：07），”Reuters，August 28，2013. 可查阅：http://www. reuters. com/video/2013/08/28/prepare-for-market-panic-jim-rogers？videoId=260178527&videoCha nnel=5（2014年9月17日访问）。
5.参见Ranajit Guha，“Not at Home in Empire，”Critical Inquiry ，Vol. 23，No. 3（1997）：482-493.
6.辛迪·麦克里里和柯尔斯顿·麦肯齐很好地描述了海上时期的信息传播情况，见：“The Australian Colonies in a Maritime World（海上时期的澳大利亚殖民地），”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ustralia: Volume 1. Indigenous and Colonial Australia（《剑桥澳大利亚史·第一卷：澳大利亚土著和殖民时期》，ed. Alison Bashford and Stuart Macinty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560-584.
7. Sylvia Wen-ying Chou（周文颖） et al.，“Social Media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mplications forHealth Communication（美国社交媒体的使用：对健康传播的影响），”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医学互联网研究杂志》），Vol. 11，No. 4（2009）：e48.
8.参见：Lorna Weir and Eric Mykhalovskiy，“The Geopolitics of Global 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监督的地缘政治），”in Medicine at the Border: Disease，Globalization and Security，1850 to the Present（《边境医学：1850年至今的疾病、全球化和安全》），ed. Alison Bashford（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6），560-584；Lorna Weir and Eric Mykhalovskiy，Global Public Health Vigilance: Creating a World on Alert（《全球公共卫生警戒：创造一个警惕的世界》）（New York: Routledge，2010）.
9.Diarmid A. Finnegan，“The Spatial Turn: Geographical Approach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空间转向：科学史中的地理方法），”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生物学史杂志》），Vol. 41，No. 2（2008）：369-388.
10.参见Patrick Zylberman，“Civilizing the State: Borders，Weak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in Modern Europe（文明国家：现代欧洲的边界、弱国和国际卫生），”in Medicine at the Border，21-40.
11.Chris Godburn，“O'Donnell: ‘War Is the Breakdown of Civilization’（奥唐奈：战争标志着文明的崩溃），”MSNBC（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September 10，2013. 可查阅：http://tv.msnbc.com/2013/09/10/odonnell-war-is-the-breakdown-of-civilization/（2014年9月17日访问）。
12.Samuel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96）.
13.Thomas A. Class and Monica Schoch-Spana，“Bioterrorism and the People: How to Vaccinate a City against Panic（生物恐怖主义与人民：如何为城市接种疫苗以抵御恐慌），”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临床传染病》），Vol. 34，No. 2（2002）：217-223.
本文为《恐慌帝国：传染病与统治焦虑》的后记。
《恐慌帝国：传染病与统治焦虑》，【英】白锦文（Robert Peckham）/编 何文忠、蔡思慧、郑文慧/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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