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铺路人——罗明坚与中西初始

【编者按】

《消失的铺路人——罗明坚与中西初始》是对晚明时期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罗明坚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长期居住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对中西文化交流有“铺路”之功，但是，罗明坚的功绩却被利玛窦等后来进入中国的传教士的光芒所掩盖，成为“消失者”。本书记述了他进出中国和在中国生活的历史细节，试图从他个人经历、反观利玛窦等相关历史人物和当时的中西方社会。本文摘自该书。

罗明坚去世400多年后，知名汉学家、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德礼贤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罗明坚铺路的日子结束于1583年9月10日。对于利玛窦，罗明坚说了施洗约翰对耶稣说过的话：他一定会变得更加重要，我必须消失。

1583年9月10日是罗明坚带着利玛窦到达肇庆的日子。如果说带着利玛窦进入肇庆，就意味着罗明坚被利玛窦替代的命运，德礼贤的话真有几分难以言说的况味。

罗明坚是天主教中国传教事业的实际开创者，肇庆传教团的“内政外交”主要是他在撑持，可他从来不是中国传教团的负责人。他主动将利玛窦引入中国，为利玛窦学习中国语言创造条件，后来以“兄弟”之名，将其带进中国内地。肇庆期间，由于罗明坚的能力，利玛窦一直是以助手的身份协助罗明坚工作。罗明坚适应性传教的实践和思想，为利玛窦做了大量的铺垫和准备。罗明坚在肇庆累积的各种人脉关系，成为利玛窦后来的重要依赖力量。但罗明坚回到欧洲后，命运从此转折，与他挚爱的中国和这里的事业突然诀别，在家乡过着孤寂的生活。他如果不回欧洲，或者能从欧洲重返中国，凭着他的韧性、节操、智慧和能力，可以干出一番他自己更认可的事业。

几百年来，罗明坚形象在利玛窦高大的阴影里淹没不见。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专题历史宣传品乃至一些学者的著作中，在讲到16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开创、奠基时期，罗明坚都是以利玛窦的附属形象出现，甚至连罗明坚的名字也不被提及。

为什么造成罗明坚的历史贡献与其乖舛命运的极大反差？

一些学者说罗明坚之所以不如利玛窦，就是他依附佛教，而利玛窦由“附佛”转变为“合儒”。其实罗明坚“以僧自居”，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他借当时中国人熟悉的佛教定位身份，只是为了显示自己不是商人而是宗教人士，同时也是表达“中国化”、做中国顺民的姿态。利玛窦开始时，也是出于此考虑自命“西僧”。罗明坚虽表面上对佛教有所同情并借用了一些佛教词汇，但这并不等同于依附佛教。在其《天主实录》一书中就曾严厉地批判了佛教的轮回说、偶像崇拜等。相反，他表达了明显的亲儒倾向。罗明坚对于儒家思想一直是肯定的，他认为儒家的伦理思想与天主教思想不相违背，他写的诗“要酬天主德，不用宝和珍。只爱人心好，长行礼义仁”，便是调和儒家思想和天主教思想的最好例子。罗明坚的亲儒相较于后来利玛窦虽然要浅显一些，但其首次展示的天主教“亲儒”倾向无疑为后继者开辟了道路。此外，他翻译的中国经典，都是各类儒家经典，而少有佛教相关内容，他对儒家经典释读的准确性甚至超过许多后来的传教士。利玛窦虽然曾经说在翻译《四书》，但至今未发现他翻译的《四书》文本。可以说，罗明坚开启的“亲儒”适应策略，影响了利玛窦和其他后来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奠定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基调。

有人认为，罗明坚不像利玛窦那样，有着同教会高层人士的密切联系和支持，罗明坚过去同范礼安不熟识，又不善于进行情感方面的沟通，使范礼安对他缺乏信任感。

罗明坚进入中国，虽不是范礼安钦点，但是后者传教策略的结果。对罗明坚，范礼安一直有自己的看法。在派传教士与两广总督陈瑞打交道上，范礼安即怀疑罗明坚是否有能力胜任。后虽派出送礼的使团，但正式使者并非陈瑞指明要见的罗明坚，而是原准备派往日本且根本不懂中文的巴范济，罗明坚仅作为他的助手随行。当罗明坚历经艰辛取得在肇庆居留和传教的实际成果之后，被任命为中国传教团监督的，却不是开创有功的罗明坚，而是刚从印度被派往澳门随即进入肇庆、对中国情况十分陌生的孟三德。后来范礼安名义上是派他回欧洲组织教宗访华使团，实际上是打发他离开中国，为利玛窦让路。在罗明坚回到欧洲后，范礼安还通过耶稣会总会，阻挠罗明坚出版拉丁文《天主实录》和中国地图集、《四书》等。确实，罗明坚一直没有得到过范礼安的认可和信任。

而范礼安与利玛窦的关系，却是另一番风景。利玛窦与范礼安和阿桂委瓦在内的一些宗教上层人士，在罗马学院时就有着良好的师生关系，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相当融洽和信任的上下级关系。利玛窦来到东方后，勤于向耶稣会总会长和其他上层神父写信，加强与耶稣会长上沟通，以致后人可以编成《利玛窦书信集》。现在写罗明坚的经历，要大量借助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的信件内容。

罗明坚也遵从耶稣会组织的规定，向上级写了一些书信，但因忙于传教团各种纷杂事务，也可能是性情使然，没有像其同道一样勤于写信，而且即使写信，他作为事件的主持者、亲历者，却常常比旁观者、从属者说得简略，常有“相信XX神父已经向您报告了”之类。1582年12月24日的信是这样说的：“这封信不会太长，因为视察员神父范礼安将会把这里的一切、一般的与特殊的事件向您当面报告，目前我基于服从以及视察员的意思，就要动身去会两广总督（指陈瑞）……”1585年10月10日，他写给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信也只有几行字，首行是这样说的：“由于急于动身去南京，没有太多的时间，只能给总会长略禀数言，相信中国省会长孟三德神父已经向您报告了。”他限于纪律，浙江之行这样重要的事情，他必须向总会长报告，但因要为动身做充分准备，没有时间写太长的信，详细报告只得委之于他人，他的个性和行事风格决定了做这样的选择。

有人说是因为罗明坚与西班牙籍耶稣会士桑切斯走得太近。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当时两大海洋霸主，在全球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和贸易市场，乃至传教权（保教权）。桑切斯是西班牙派出的东方代表，曾经被派到澳门宣布西、葡合一，要求澳门的葡萄牙人效忠西班牙国王，鬼使神差在广州遇到了罗明坚。罗明坚后来通过陈瑞的关系，把他从广州的监狱里“捞”出来，可谓桑切斯的恩人。罗明坚与桑切斯在进入中国传教策略上明显不同，前者是和平的文化适应加使团外交，后者主张大炮武力加使团外交。桑切斯一方面想求助罗明坚做内应，达到他的政治和传教目的，另一方面对罗明坚也想知恩图报。在罗明坚修仙花寺缺钱的时候，桑切斯伸出援助之手，愿意提供帮助，罗明坚病急乱投医，在澳门与其打得火热，后来虽然没有用西班牙的援助，但在澳门闹得沸沸扬扬。这一切，范礼安都尽在掌握之中。范礼安与桑切斯关系，其实也很复杂，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在澳门承认西班牙、葡萄牙合并、效忠菲利普二世上达成共识，范礼安又希望借助桑切斯发展澳门与菲律宾贸易，因而两人也有一段蜜月期。后来因为葡、西两国在经济和传教方面的利益冲突，加上传教策略上的差异，两人在不少场合包括在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互掐。他们两人的关系是建立在政治功利基础上的。罗明坚与桑切斯的关系则不同，带有私谊的成分，两人虽然在传教策略上不同，但在个性上有相同点：爽直，并以己之力帮助他人。在范礼安与桑切斯关系破裂之后，罗明坚虽然一如既往地尊重范礼安，但又按照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与桑切斯维持良好的关系，这固然会影响范礼安对他的看法。

其实牵扯罗明坚命运的是他背后的世界，因而罗明坚的命运最终要从他生活的世界去分析。中国明朝在大航海时代开始后，仍继承亘古以来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怀抱世界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感，在对外关系上严夷夏之防，实行朝贡贸易体制，除了显示国威、怀柔远人，没有对外贸易和文化扩张的动力，在朝贡贸易体制下，也不可能与其他国家进行平等的交往。欧洲也处于现代的前夜，它们虽然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没有世界中心的天下观，但也有民族和文化优越感，为贸易利益和文化扩张（主要传播基督教），它们走向全球。中西初识，主要是西方一方借助先进的航海技术、武器进行贸易和文化扩张造成，中国处于被动状态。在这个过程中，远离中国政治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首当其冲，这里因为对外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部分具有开放意识的务实官员，冲破朝贡贸易体制，以平等之态开展对外经济和文化交往。如此，罗明坚凭着耶稣会的适应性传教策略和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尊重意识，依顺中西初识的大势，走上时代的前台。但当时中国中央朝廷的天下观和朝贡贸易体制并没有改变，欧洲国家和教会的欧洲中心主义也没有改变，中西方社会在当时不可能开展平等的政治和文化交往。罗明坚囿于不能认清当时中西方国家本质，从一开始就怀抱理想主义的使团外交策略，影响了其回到欧洲和之后的命运。

罗明坚的命运，还可从他身处的社会组织观察一下。罗明坚从印度到澳门，固然是范礼安想要人，给他提供了机会，但他是凭着自身的语言、学识和交往能力，在指定的人因故不能前往时，被在果阿的传教士们集体推选出来的，以至他到澳门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日本的范礼安都不知道葡属印度传教团派了谁到澳门。如果在1588年回欧组织使团的人选上，由在澳门的传教士们推选，再假如，罗明坚是否从欧洲再回到中国，是否出版著述，不是由个人决断，罗明坚的命运是不是另一种结局？这些是颇值我们思量的。

《消失的铺路人——罗明坚与中西初始》，钟永宁著，中华书局2022年4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