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秦朝统一大业的完成，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如：既可以从长时段的角度来讨论，就是汉初政论家贾谊开创的视角，注意“奋六世之余烈”的延续性，也可以从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即位后的局势入手展开探论；既可以从战略布局的宏观层面、也可以从战术运用的操作层面来展开研究。本文讨论问题的时段，设定于秦王政吞并六国的攻坚战时期，关注的重点侧重于从“战术运用”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讨论的切入点是：以重金收买六国中的大臣，进而破坏六国的君臣关系，破坏其军事防御布局与能力，可以有效地消除统一进程中的障碍——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阴谋”，在战国后期的特定局势之下，是极富实效性的。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这种策略、甚至不妨称之为“阴谋”，在促成秦人最终顺利完成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直接和重要的作用。而此前的历史研究，对这种作用的估量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似乎是“英雄所见略同”，对秦王政先后提出这种建议的，是秦国和秦朝历史上两位名臣：尉缭与李斯。先有尉缭向秦王政献策：“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勿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李斯（图片来自网络）
后有李斯鼓动秦王政：“以秦之强，……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并提出具体建议，“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史记》卷八十七《李斯传》）
这样的手段，是否在吞并六国的过程中，收到了实际成效？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至少可以找到齐、赵两国的国王近臣和国家执政官员被秦人所收买的文献记载。
论及战国后期的列国军事实力，赵国不容低估。名将李牧，是赵国的军事砥柱，也是秦军征服东方的一大强敌。就秦、赵两国的总体国势和军事实力而言，秦国无疑占有绝对优势，然而，就是在这样强弱分明的态势之下，李牧发挥其杰出的军事才干，率领赵军多次取得了战胜秦军的奇迹。请看：秦王政十四年（前233年），秦派出大军攻赵，李牧率领赵军在肥（今河北省晋县西）御敌，大败秦军。李牧因功受封为武安君。秦王政十五年（前232年），李牧再度击败秦军的进攻。在秦国大军的连年进攻之下，当时的赵国军队，唯有在李牧做大将统筹指挥时才可以有所作为。说李牧是一身而关系赵国安危的人物，也不是虚言。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秦军包围了赵都邯郸，李牧受命统领大军抗敌。值此关键时刻，赵王迁的宠臣郭开被秦国重金收买，他在赵王面前屡进谗言，说李牧意图谋反。昏庸的赵王迁，居然信其谗言，捕杀李牧，而自毁长城（李牧在危急之时，两次击败秦军、以及受馋被杀之事，详见《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传》）。
关于李牧死于秦人重金收买之下的离间计，《战国策》也有明确记载，与《史记》可以互证：“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数破走秦军，杀秦将桓齮。王翦恶之，乃多与赵王宠臣郭开等金，使为反间，曰：‘李牧、司马尚欲与秦反赵，以多取封于秦。’赵王疑之，使赵葱及颜聚代将，斩李牧，废司马尚。后三月，王翦因急击，大破赵，杀赵军，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战国策》卷二十一《赵四》“秦使王翦攻赵”条）
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史记》的相关篇章中，不避讳李牧死于秦人阴谋的事实（从史料来源推测，这应该反映了秦人对此事不加避讳的态度）；秦人对齐国发动的统一之战，齐军束手归降，秦人不战而胜，其实是秦人重金收买了齐国丞相后胜的结果。令人不得不深思的是：在《秦始皇本纪》中的两处文献记载，表明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就极力否认他们曾经收买齐相后胜之事。
“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这是史家之笔。此处的表述，应该是司马迁据《秦纪》而来。最值得玩味的是在统一天下之初，秦所公布的一道诏书。诏书的前半部分，历数六国君臣的“失德失信”，用来反衬秦国将其逐一灭国是正义之举。其中，说到齐国自取灭亡的一段文字是“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如果仅仅根据这段诏书的文字来看，秦始皇对后胜是深恶痛绝的，似乎后胜是鼓动齐王与秦为敌的核心人物了！如此一来，也就把秦人收买、利用齐相后胜的幕后活动完全掩盖起来了。
齐相后胜被秦人所收买的这段历史真相，好在还有《史记》的《田敬仲完世家》留下了铁证：“四十四年，秦兵击齐。齐王听相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秦虏王建，迁之共。遂灭齐为郡。天下一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
《战国策》中也有可以互证的材料：“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玉，使宾客入秦，皆为变辞，劝王朝秦，不修攻战之备。”（《战国策》卷十三《齐六》，“齐闵王之遇杀”条）
仔细分析秦国吞灭赵国和齐国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发现：以重金收买敌国的高层人物，并且施加离间计，由此铲除抗秦的关键人物，对秦国的最终获胜，是发挥过特殊作用的。假如秦人不是动用“重金收买”之计，利用被收买的郭开离间赵王与李牧的关系，造成了李牧被冤杀；假如李牧可以继续指挥赵军作战，则秦国吞并赵国的步伐必定会被阻滞，统一天下的进程或许有变。再看齐国的国势，在战国的前中期，齐国一直是东方大国，曾经有过与秦国并肩称雄的辉煌。公元前288年由秦昭王主导的“齐秦称帝”举动，就可以反映出东西两强并立的真实状态。虽然后来齐国经历了“弱燕破强齐”的深创而一蹶不振，但是，它毕竟是东方的大国。假如齐相后胜不被秦人所收买，他只需要按照战国时代列国之间常见的“互相掣肘”的常态，在秦国出兵攻伐其他五国时，齐国派出援军，共同抵御秦军，那么，秦军吞并诸国的行动也必定受到制约。在后胜的主导之下，偌大的齐国，坐视秦军对其他国家各个击破而袖手旁观，最后齐国的命运居然是不战而降。
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序》中曾经如此总结战国时代的列国关系：“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一语道破了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尔虞我诈、机变百出。秦国有意识地使用“重金收买”加“离间之计”，确实把这种战术运用得极为高明。
当然，以“重金收买”加“离间之计”克敌制胜，并非秦始皇君臣的发明。不必追溯太远，我们回顾战国后期秦赵两国的征战历史，就可以找到一个典型的案例：秦昭王四十七年，在秦赵“长平之战”的关键时刻，秦相范雎派人携带千金入赵推行反间之计，目的就是破坏赵王与大将廉颇的关系。结果是：赵王中计，临阵易帅，解除了廉颇的统兵之权，代之以“纸上谈兵”的赵括。直接导致赵军在长平之战的全军覆没（参见《史记》卷七三《白起列传》）。其效果之明显，是不言自明的。本文之所以重视尉僚、李斯献策背景下的“重金收买”加“离间之计”，是因为它直接加快了秦始皇完成统一的进程。
（作者：孙家洲，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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