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冠疫情持续，对2021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影响颇大。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
继“考古2019”和“考古2020”之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连续第三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请9位学者撰写“考古2021”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1921年，仰韶村“破土而出”，让世人看到了“中国之前的中国”。2021年，考古百年之际，新石器时代考古人用手中的手铲，将灿烂的史前中国画卷铺陈在世人面前。
饱含深情的“大仰韶”考古
百年接续研究，让仰韶文化成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本年度，“大仰韶”考古成果集中亮相。
近年的系统考古工作表明，仰韶村遗址经历了仰韶文化多个阶段的发展，仰韶晚期是聚落兴盛时期。环壕、玉钺、玉环、象牙镯形器、“混凝土”地坪、“涂朱”墙壁，都显示出该聚落的特殊性。
仰韶村第四次发掘现场
尖底瓶是仰韶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它是一种汲水器。近年来的残留物分析不断揭示，尖底瓶很可能是酿酒或集体咂酒的容器，尖底是为了沉淀残渣。仰韶村遗址的多学科研究进一步表明，尖底瓶底部的残留物是以黍、粟等谷物为原料制作的发酵酒。
在仰韶村出土的人骨土样中检测出丝绸残留信息，表明墓主下葬时应该身着丝织物。同样为仰韶文化时期的灵宝城烟、夏县师村遗址，也发现了疑似丝绸和石雕蚕茧，说明丝织技术在当时已十分普遍。
城烟遗址发现的陶窑、储泥坑、草木灰，再现“炉火传奇”的制陶景象。一处大型地面式房屋周围发现一圈大型柱洞，可能是建筑的回廊设施。更引人瞩目的是，该遗址还发现了早期的防御设施，并存的垣壕将整个遗址分成两部分，意味着在当时的聚落内部可能有不同的功能规划或人群居住。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发现的围墙和台基设施，结构复杂。
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发掘现场
甘肃圪垯川遗址的考古工作，是仰韶文化早期聚落区划和社群关系的生动再现。以大型环壕为界，里面是居住区，外面则是疑似的陶窑区和墓葬区。全面的发掘表明，环壕内分布着大大小小100余座房屋。这些房屋以三座大房屋为中心成组分布，大房屋的门道全部指向中心广场，中、小房屋则大多指向大房屋或广场。中心广场上修建有口小底大的袋状粮仓，里面仍保留着相当于10立方米左右的小米，底部还铺有防潮的垫木。
疙瘩川遗址聚落布局
圪垯川M70出土器物
同样在陇东，尘封已久的南佐遗址迎来了新的发掘。规模庞大的夯土台基和壕沟设施，超过630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式建筑，极为震撼。大量高等级礼器和碳化水稻，在黄土高原乃至整个北方地区都不多见。这些发现，再次实证黄土高原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
除了大型中心聚落之外，荥阳柿园遗址、武陟保安庄为我们展示了基层聚落的面貌。其中，柿园遗址面积虽小，但布局较为清晰。房屋集中分布于遗址中部，南北两端为成人墓葬和瓮棺葬。
巍峨的铸鼎原上，流传着轩辕黄帝铸鼎祭天、奠定邦国的传说。十几年前，这里的西坡遗址出土的仰韶中期大房子，规划严谨，气势宏伟，工程之巨，令人印象深刻。学者们推测其是整个聚落的“议事厅”或大型公共活动场所。2021年，距离西坡遗址不远的北阳平遗址，也出土了一座大房子，密集的柱洞、考究的居住面、规整的门道，再次触发了人们对当时盛大集会场景的遐想。尤其种类丰富的木构件，对于该类建筑的顶部结构复原具有重要价值。
在洛阳地区，苏阳遗址出土人工环壕、生活区、墓葬区、人工湖沼等重要遗迹，显示出聚落的重要地位。
太原尖草坪镇城遗址出土的五边形房屋，墙壁和地面经过专门的烧结处理，顶部则用木柱支撑。屋内的灶坑里已经燃尽的草木灰，让我们看到了的炊烟袅袅的美好画面。涉县王家岗、武安赵窑等遗址的发掘对于深入研究后岗一期遗存提供了重要资料。
“五陵佳气晚氛氲，霸业雄图势自分。秦地山河连楚塞，汉家宫殿入青云。”历史对咸阳原的厚爱，让其吸纳并消化了秦汉帝国的辉煌。其实，早在5000年前，咸阳原上就已经有先民生活于此。泾阳蒋刘遗址发现了丰富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尤其是陶窑和集中分布的袋状灰坑，为确定遗址的陶器生产区和物品储藏区提供了重要线索。
裴李岗文化是仰韶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本年度在裴李岗遗址发现的大量旧、新石器时代遗存，对研究新旧石器过渡阶段人群由山区走向平原、由频繁迁徙向相对定居的转变等课题起到促进作用。仰韶时代的西北地区，在著名的寺洼山遗址，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聚落的发现让人关注；宗日遗址新发现的壕沟，为该遗址的聚落探索提供了新认识。
裴李岗遗址出土细石叶
本年度，集体研究成果《中国出土彩陶全集》出版，是对中国古代彩陶文化元素与文化特征的一次集中展示。
黄淮流域的“大”龙山时代
一千年以后，仰韶议事厅的“大房子”已成过往，小家小户的房屋形式愈发流行。
龙山时代的小交口遗址面积近120万平方米，是当时的区域性中心。窑洞、半地穴式房屋，搭配使用；白墙、地坪，干净整洁。除了“单间”之外，还有“一室一厅”的“套间”。屋内的功能设施十分完备，有储存肉制品的窖穴、堆砌杂物的土坑、取暖煮饭的塘灶。灶旁的鬲、罐等炊煮器皿，纺轮、石斧等工具，描绘着劈柴生火、煮饭纺线的生活故事。屋前立石、窑前立石、房屋奠基用人牲、灰坑葬等仪式性现象，都表明小交口先民有着复杂的精神信仰。
与中小型聚落的房屋不同，陶寺遗址的大型宫殿基址，展示了“王者之居”的宏伟。沁水八里坪遗址的发现，打破陶寺偏居临汾一隅的传统认识，证实陶寺人曾走出临汾盆地。山西泽州下町遗址所在的晋城地区西望临汾，南靠郑洛，是连通中原与北方的重要节点，其出土的龙山时代遗物，受到陶寺文化与其南王湾三期文化的强烈影响。
泽州下町遗址出土尖底瓶
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在白水杜康遗址也有体现。该遗址位于关中与陕北的过渡地带，出土遗物显示出人群的跨区域交流和互动。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发掘，西安太平遗址取得了重大收获。大型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环壕聚落、特征鲜明的陶器、丰富的制玉原料，都显示这里是四方文化交流的辐辏之地。
在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课题的推动下，沁河、北汝河流域以及南阳、漯河地区的专项调查，发现大量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为了解当时的聚落分布、地貌交通地理提供了重要支撑。
王城岗和瓦店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关键性遗址。王城岗遗址廓清了龙山聚落形成之前的地貌状况，再次出土精美的陶、石、玉器。瓦店遗址确认始建于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壕类大型遗迹，并在遗址西北部发现有疑似水田的区域。
中原龙山文化的墓葬因为之前发现较少而备受学界关注。本年度，瓦店、余庄等遗址都出土了龙山时期的墓葬。而且在叶县余庄遗址，十余座大型墓葬方向一致，布局规整，随葬品摆放有序，填补了中原龙山文化无高等级墓葬的空白。
陇东高原的桥村遗址新发现壕沟设施，出土的大量龙山时代晚期陶瓦，是史前建筑研究的重要标本。新发现的道路（踩踏面）遗存，为认识聚落核心区的路网系统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黄河下游，犹记得岗上墓地随葬品琳琅满目。本年度，考古工作者确认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墙和壕沟。精细的考古工作揭示了最早的墓葬器物箱和棺下枕木，为探索史前棺椁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支撑。吕村遗址是胶东地区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聚落遗址，方形的环壕设施、大型院落建筑、埋藏完整猪狗与堆叠大量陶器的祭祀坑、陶萧、牙璧、石钺、玉饰件、鲸鱼椎骨、龟甲等，反映出吕村遗址作为莱州湾地区高等级、核心性聚落的地位，同时为我们理解龙山文化早期阶段，胶东沿海与海岱内陆互动提供了新的启示。
岗上遗址二次葬大墓出土器物
岗上遗址SM1随葬玉钺
菏泽青邱堌堆遗址出土了保存较好的龙山文化房址，厚重的墙体、整齐的地面，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龙山文化高超的建筑技术。同样在菏泽，孙大园堌堆遗址发现了北辛文化时期的房址和灰坑，证明鲁西南地区是北辛文化的重要分布区。
淮河流域的禹会村，“寻城”仍是年度主题。解剖性发掘确认，禹会村的建城活动经历了前后两次，而且采用的南方流行的堆筑工艺。更有突破的是，在已知城址的外围，又新发现了外城垣的线索。
聚落考古视野下的“大”北方考古
在坝上草原，兴隆遗址出土了12座距今6000-8500年的房址，对于分析不同时期的建筑特点、聚落布局奠定了基础。四台遗址的半地穴房屋，柱洞多靠近墙壁分布于周围，屋内地面中间凹、四周高，同时修建有支石或浅坑灶、石板灶，对于认识北方旱作农业社会的聚落特征提供了重要资料。
赤峰乌兰图嘎遗址发现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三个时期的大量房屋。其中，兴隆洼文化的房址为长方形，中部设置有圆形或椭圆形的灶坑，灶前埋有平底筒形罐；赵宝沟文化常见圆角长方形房址，屋内中部的灶坑为方形或长方形；红山文化房址也为圆角长方形，但这一时期除了圆形的灶坑之外，还出现了圆形的地面灶。从房屋的空间分布来看，似乎存在整体对称的布局特征。
在圣地“牛河梁”，考古确认著名的“女神庙”原来就坐落在台基之上。而且，在一座台基志上，发现了可能与仪式性活动有关的大型彩陶缸、彩陶盆、筒形器、圆陶片等组合。
齐齐哈尔的洪河遗址，发现了在房址居住面上放置人骨的现象，有可能为居室葬的形式，为探讨昂昂溪文化先民的丧葬观念提供了新材料。大量无头遗骸经鉴定，多为妇女与儿童，是否与部落冲突产生猎头习俗有关，抑或是主动削减无劳动力的人口等，还有待于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的进一步研究。
洪河遗址四号房址
山西调查发现的寨子上石城，对于认识黄河两岸石城的扩散路径，以及庙底沟二期文化与阿善三期文化在黄河东岸的“边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内蒙古后城咀石城新发现直线型门道、土坯式台基、地下通道，在河套地区都是首次发现。
冬奥会的美好瞬间令人难忘。同样难忘的是，在冬奥之城的张家口，邓槽沟梁遗址发现了修建于4000年前的石城，堪称“河北第一城”。涞水张家洼遗址出土陶窑、灰坑以及各类罐、鬲、甗、瓮、盆等遗存，为了解雪山二期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带着稻田芬芳的“大江”文明
高度发达的湿地稻作农业经济和农业生产技术，催生和推动了长江流域的文明化进程。
上山文化遗址群是最早的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其分布以金衢盆地为中心，衢江、金华江是金衢盆地水系的主动脉。兰溪市皂洞口遗址位于两江交汇之处，地理位置独特，是上山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空间节点，为认识上山文化的类型提供了新资料。
稻田是史前“农人”的活动舞台。余姚施岙飘来了河姆渡、良渚文化的稻田芬芳。住在稻田旁的河姆渡人，利用不同颜色的泥土堆筑不同方向的田埂。后来的良渚人在同一块土地上打造了真正的“井字状”田埂，通过10处灌水口引入靠山区域的河水，实现丰产。在长江上游的宝墩遗址，发现了4500年前的稻田，灌水的水沟、疑似的田梗、水稻根窝，都是长江上游的首次发现。
施岙水稻田遗迹
有了农业的坚实基础，良渚文明的手工业高度发达。在良渚古城，钟家村、雉山下、张家山等地点揭示了丰富的玉石器生产遗存。
古城之外的北村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墓地。在这里，贵族与平民的墓葬泾渭分明。前者位于台地上，头向朝南，随葬龙首镯、镂孔兽面纹冠状器、璜串、玉蝉等重要玉器。平民墓葬仅有数件陶器，偶见石器，头向多朝北。两块区域之间，可能还设置有栅栏或围墙以实现空间隔离。北村遗址的考古成果揭示了良渚古城建成之前贵族阶层的发展状况，为研究良渚早期的社会状况以及管窥古城的崛起背景提供了新的资料。
在更远的余杭瓶窑棋盘山、张家墩、海盐杨家甸等遗址，都发现了良渚文化遗存。其中，杨家甸位于5万平米的土台之上，土台面积之大，较为罕见。
良渚外围水利系统是良渚社会的重大工程。在新发掘的石岭头水坝，其迎水面的石砌结构能够抵挡山坡剧烈水流的冲击，是当时工程技术智慧的重要展示。而且该段水坝可能起到西水东调的作用，以服务劳家头、塘山金村等地点的玉石作坊。
“国力”强盛的良渚人，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北上之路。他们在花厅遗址与大汶口文化“碰撞”，是江河文明“融合”的典型案例。近年来，在遗址西区发现不少红烧土堆积，为探索花厅聚落布局提供了重要信息。除了北上，良渚人也有“南下”的故事。广东英德岩山寨遗址发掘大量墓葬，出土了琮、钺、环等珍贵遗存，对于深入研究石峡文化与良渚文化互动、岭南地区先秦聚落形态都有重要意义。
良渚末期是良渚文化复杂社会机制解体的重要时间节点。宁波慈溪茂山遗址发现的素面侧扁足鼎和弧背鱼鳍形足鼎之间的地层叠压关系，为我们观察良渚与钱山漾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而且，遗址出土了钱山漾文化的石磡遗迹，呈三列凹弧状分布，合围的土台或许与露天的仪式性活动有关。温州曹湾山遗址周边玉矿调查取得了新收获。
“太湖文明五千年，崧泽良渚踵相连。”本年度，崧泽文化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寺墩东部台地的年代被提早至崧泽文化时期，编织纹彩陶更显示出崧泽文化时期此地的已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高淳薛城遗址出土大量马家浜、崧泽文化墓葬。发现的“鳄鱼”图案，长达3.34米，尖首弧尾，与墓葬、祭坛共同构成了薛城人心中的仪式空间。南楼遗址发现的崧泽文化墓葬，灰白色的葬具痕迹极为清晰，为我们探索当时的葬仪提供了支撑。
江苏南楼遗址崧泽文化墓葬
在崧泽、良渚文化照亮东方的时刻，两湖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也在“稻作农业”的供养下不断发展。
鸡叫城是一处规模庞大的聚落集群。聚落群中心为城址，城外设置有多个聚落点，城址和聚落点之间有壕沟和网状水系相连通，水系之间则有稻田分布。在城址西南部，发现了大型木构建筑遗迹、集中分布的谷糠堆积，缠绕在木板之上的绳索清晰可见。
鸡叫城遗址F63
布局类似的排房建筑在屈家岭遗址也可看到，只不过其以红烧土为材料而非鸡叫城式的木构。无论如何，厚密墙基、大型柱洞、分间结构，足以显示该建筑的“不平凡”。就在同一块地方，曾发现过多处建筑和红烧土堆积，甚至还有平整的“广场设施”，说明该区域是屈家岭先民生活的核心区域。与屈家岭遗址隔汉江相望的城河遗址，揭示出更丰富的屈家岭文化葬仪现象，同时在屈家岭文化治水模式探索方面取得了新认识。
屈家岭文化“问鼎中原”是五千年前的重大事件。宜阳苏阳遗址出土大量屈家岭文化遗存，不排除屈家岭文化人群已经进入洛阳盆地。与屈家岭文化北渐配套，襄荆关隘修建了凤凰咀城。新发现的一组房屋、灰坑以及器皿组合，为我们管窥当时的“家户”提供了重要信息。在屈家岭文化北上之路的南阳盆地，在黄山遗址，屈家岭的“殖民者”接收了仰韶人的“产业”，开启了“团体式”的玉加工模式。新发现的M77，其主人执玉钺，挎大弓，携箭囊，脚蹬四百余件猪下颌，集财富和武力于一身，是名符其实的“王者”。聚落所在的高岗之下，一条大型人工运河同古河道相连，直通独山玉矿，而且用红烧土铺垫了半圆形的码头，表明黄山的玉工们很可能借助“水路”获取玉料资源。
黄山遗址M77
黄山遗址出土木弓象牙握饰、玉钺
本年度，石家河文化的葬具研究取得突破。澧县高堰村石家河文化墓地出土了大量独木棺，表明独木棺也是石家河人的葬具传统。而且高堰村发现的垫器葬俗，有可能是孙家岗遗址肖家屋脊文化“垫器葬”的源头。
随着系统考古工作的展开，孙家岗聚落的聚落布局日渐清晰。普通居民居住在地势较低的北区，而社会上层则居住在地势较高的南区。新发现的夯土墙体，是南北文化融合的注脚。
大视野的海洋考古
2010年，六名南岛语族后人登上仿古无动力独木舟，从南太平洋岛启程，远航万里，来到平潭壳丘头遗址寻根问祖。本年度，壳丘头遗址新一轮的发掘正式启动。聚落考古理念下的考古发掘，让遗址的功能特征更加清晰。贝壳坑、石器加工场以及陶器、石器、动物骨骼等遗存都展示出海岛特有的生业形态。
福建庵后布、红庙夹等遗址发现的大量墓葬、房址、陶窑、灰坑等遗存，为我们观察闽南地区如何参与史前中国化进程提供了绝佳的窗口。
在海南岛的内角遗址，出土了大量陶罐、双肩石器遗迹海洋性贝类、鱼骨等遗存，还发现了较多的鲨鱼牙齿和鲨鱼脊椎骨。鲨鱼骨上火烧的痕迹表明，“海洋霸主”早已成为内角先民的“餐食”。浙江上蔡遗址出土的大量遗存，体现了河姆渡文化先民临海而生、开发海洋的生存智慧和策略。
本年度，学界举办了古道新知：丝绸之路与河西走廊学术交流会（2021年7月）、纪念中国考古100周年暨西阴遗址考古发掘95周年学术研讨会（2021年9月）、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2021年10月）、第三届考古学大会新石器组（2021年10月）以及黄山（2021年10月）鸡叫城（2021年10月）、薛城（2021年12月）现场研讨会等学术活动。
本年度，考古人不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还将自己对考古的深情化作一场场展览，上山考古、仰韶考古、陶寺考古……向公众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的精彩故事。
（文字和相关图片资料引自“文博中国”公众号、中国考古网、新华网等多家媒体资源以及黑龙江、内蒙古、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四川、福建、广东等省市考古的官方网站，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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