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苏轼《贾谊论》

一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有一条以贾谊、陆贽与苏轼三人并论，而痛批苏轼云：

若夫轼者，恶足以颉颃二子乎！酒肉也，佚游也，情夺其性者久矣。宠禄也，祸福也，利胜其命者深矣。志役于雕虫之技，以耸天下而矜其慧。学不出于揣摩之术，以荧天下而售其能。习于其父仪、秦、鞅、斯之邪说，遂欲以揽天下而生事于平康之世。文饰以经术，而自曰吾谊矣；诡测夫利害，而自曰吾贽矣；迷失其心而听其徒之推戴，且曰吾孟子矣。俄而取道于异端，抑曰吾老聃矣，吾瞿昙矣。若此者，谊之所不屑，抑贽之所不屑也。绛、灌之非谊曰：“擅权纷乱。”于谊为诬，于轼允当之矣。藉授以幼主危邦，恶足以知其所终哉！乃欲推而上之，列于谊与贽之间，宋玉所云“相者举肥”也。（见《船山全书》第十册，100页）

在我的印象中，可能这是最有火气、也是最厉害的攻击苏轼的文字了。王夫之不愧号做“姜斋”，他的骂人的文字，可谓姜一般的辣，痛快有杀伤力，使人喜读。并且他骂的人又多，古人在他的笔下，大抵是体无完肤。苏轼之被批抹几句，不算什么。当然，苏轼议论起古人，有时也是翻弄笔墨，只图快于口，而不顾事实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此“语业”之报，也就怨不得人了。

王夫之说苏轼“自曰吾谊矣”，大概是真的。不过，据苏轼廿六岁作《贾谊论》，为贾谊下的考语云：“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馀而识不足也。”又似乎无其事。因为，一个人既自比于古人，就一定是对他所比的那个古人，有较深的感情，有很高的评价，也就必不任意轻贬，尤其不至蔑之为“量小”“识不足”，只有他所不喜、比不了的人，才可能不加护持，褒贬随心。说起来，苏轼的《贾谊论》，是一篇家弦户诵之文，历来批点家也一致推赞，但其中的错误及问题，却是无法掩盖的。或者换言之，这篇文章所说的，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老子》云：“善建者不拔。”东坡先生固未能也。

王夫之

《贾谊论》中云：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雄雌。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第一册106页）

其实，这是在厚诬古人，而为编排之辞的。姑不提其他，只“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一句，就不是事实了。按“痛哭”云云，不用说，是指《汉书·贾谊传》中所载的《陈政事疏》：“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这是西汉鸿文的最有名的发端之一，一提便知。而所谓的“立谈之间”，其语本于扬雄《解嘲》：“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间而封侯。”“立谈封侯”的事，是指《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的：“虞卿者，游说之士也。蹑蹻檐簦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为赵上卿，故号为虞卿。”这是李善注指出过的。后来的诗人，用此事的多，如王维《田园乐七首》之二：“再见封侯万户，立谈赐璧一双。”黄庭坚《次韵公择舅》：“昨梦黄粱半熟，立谈白璧一双。”都是。苏轼之用此语，是为了衬跌下句，从修辞上说，不可不谓有力。所以《古文观止》中的夹批就用浮夸的口气说：“责倒贾生，觉《治安》等篇，俱属无谓。”所谓《治安策》，是《陈政事疏》的别名。这当然是上了苏轼的当了，事实并不如此。因为贾谊“为人痛哭”、上《陈政事疏》的时间，是文帝初召他的五六年后，而他之初见文帝，则是在文帝元年（前179）。《汉书·贾谊传》云：

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征以为廷尉。廷尉廼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谊年二十馀，最为少。（中华书局本，第八册2221页）

这也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所有的。为《屈原贾生列传》所未及、《汉书》补出的，则是下面的事：

是时，匈奴彊，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儗，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云云。

是时丞相绛侯周勃免就国，人有告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亡事，复爵邑，故贾谊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第八册2230页、2260页）

“其大略曰”后，所录的便是长达五六千字、连颜师古注一起要占三十页书的《陈政事疏》了。也就是说，《陈政事疏》之奏，是淮南王、济北王反后的事，据《资治通鉴》卷十四，是文帝六年（前174），而据王益之《西汉年纪》卷七，则是文帝八年（前172）。《资治通鉴》可能更对些。淮南王刘长，是刘邦与赵姬所生、文帝的异母弟，他大概生于高帝八年（前199）；济北王刘兴居，则是文帝之兄齐王刘肥的一个儿子，他在诛诸吕之时，是立了功的。刘兴居反于文帝三年（前177），八月，兵败自杀；刘长反于六年，被掳，以不食死。《陈政事疏》中谓“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谋为东帝”的就是刘长，“西乡而击”的则为刘兴居，所指皆极明白；其所谓的“可为痛哭者一”，也正是缘此而发：“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这又哪是“立谈之间”的事？苏轼熟读《汉书》，《陈政事疏》一篇，必亦闇诵如流，而作《贾谊论》之时，笔下竟如此“前言不搭后语”，可谓咄咄怪事！而《古文观止》的那个批，实在也就陋得可怜了。

不过，苏轼的这个显然的谬说，在后人也有觉察到的。方苞在《古文约选》中有一条批云：“亦自有见，但贾子陈治安之策，乃召自长沙独对宣室、傅梁王后事。子瞻乃云：‘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未免卤莽耳。”（据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四册，3985页）方苞之后，有方宗诚的《贾生论》，亦以为上疏事，“在宣室召对之后，为梁怀王太傅之时”（见《柏堂集前编》卷一）。而早于方苞、辨说得更详的，是王世贞《读书后》卷二《书贾谊传及苏轼所著论后》云：

余少读苏轼所为《贾谊论》，谓非汉文不能用贾生，乃贾生之不能用汉文尔。……吾未尝不伏苏氏论人之当，揆事之长，而叹贾生之无辞以自解。其后得班史之所著《传》而读之，然后知苏氏之工于揆事，急于持论，而不尽悉故实也。夫贾生之始建议改正朔，易服色，制官名，兴礼乐，固非绛、灌之所喜，而实亦非绛、灌所深恶也。其所深恶者，在遣功臣列侯就国而已，故假以纷更之罪而谮之帝，帝亦因其谮而姑出谊以慰安之，且欲老其材而后用之耳，非果于弃谊也。……其所上《治安策》，有可为痛哭、长太息者，盖在召对宣室与傅梁之后也，所谓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者，岂实录哉？……史既称绛、灌之恶之，而绛侯之就国，以一言告讦而逮系，谊以待大臣之礼风之，而上遂幡然改。谊不绛侯之怨是修，而修国体，抑何厚也！刘向所以深惜之，而轼不之知也。（据《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本）

王、方之所言，大体都是不错的。据汪中《述学》内篇三《贾谊新书序》附《年表》及王耕心《贾子次诂》附《年谱》，贾谊为梁怀王傅，也是在文帝六年，其独对宣室、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也是此年的事，但可能要稍前。六年梁王入朝，十一年再入朝，所以文帝六年以后，贾谊皆在梁。贾谊之奏上《陈政事疏》，故当在六年。王、方必谓在“对宣室与傅梁之后”，却是不一定的事。要之，其非初见文帝之时，则是无可疑的。不仅于此，其实在贾谊上《陈政事疏》之前，灌婴已老死，而绛侯周勃也已退居了，并不在朝。《资治通鉴》卷十四文帝四年（前176）云：

绛侯周勃既就国，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中华书局本，第二册465-466页）

文帝四年的周勃，其自身都是难保的，就是想谗害贾谊，那也并无机会。灌婴之卒，是此年的冬十二月，也就是此年的第三个月。说明一下，汉武帝太初之前，是以每年的十月冬，为该年的岁首。这是汉承秦历之故。而文帝之以贾谊任公卿之位，为大臣所短云：“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通鉴》也系于四年，《西汉年纪》则系于三年。《西汉年纪》较是。无论是哪一年，都与所谓的“立谈之间”，有好几年之隔了。并且，那时周勃被逮下狱，“恐，不知置辞”，以千金贿赂了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教他一个办法，“以公主为证”（勃子尚文帝女），又得薄太后之力，才逃过一劫；这就见得文帝之待大臣，并不是如苏轼所言，是什么“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自古权力博弈，君臣之间，哪有什么“骨肉手足”的关系？就是真的“骨肉手足”，家人父子之间，不是也屡屡杀却的吗？作《贾谊论》时的苏轼，年岁犹少，理想尚多，更事却不多，关于人世间的情伪，他体会得还很不够，而他自信为贾谊画的策——“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借一句东方朔的话，也真是“谈何容易”了。就以他本人后来的仕宦生涯验之，他之言之侃侃的，其实都不过是“纸上谈兵”。

二

这里另有一个问题，必须加以澄清。《汉书》所录的《陈政事疏》，据近人考证，认为并不是贾谊的原文，而是由班固杂取贾谊《新书》，“剪裁熔铸，煞费苦心”，为之纂为一篇的。今人有一本《贾谊集校注》，就以《汉书》所录的贾谊疏，只作附录对待，而不与《新书》及贾谊赋同编。而最通行的一种《中国文学史》，也在提及《陈政事疏》时，加一脚注说：“这是班固采摘《新书》五十八篇中‘切于世事者’拼凑而成，文字与今本《新书》前五卷若干篇章大致相同。”而不视为贾谊的作品。可见其说的影响之大。按此说其实发于宋王应麟，其《汉艺文志考证》卷五云：

今考《新书》诸篇，其末缀以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四，其馀篇目或泛论事机，而不属于是三者，如《服疑》、《益壤》、《权重》诸篇是也。班固作《传》，分散其书，参差不一，总其大略，自“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已上，则取其书所谓《宗首》、《数宁》、《藩伤》、《藩彊》、《五美》、《制不定》、《亲疏危乱》，凡七篇而为之。自“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以下，以为痛哭之说，与其书合。至于流涕二说，其论足食劝农者，是其一也，而固载之《食货志》，不以为流涕之说也。论制匈奴，其实一事，凡有二篇，其一书以流涕，其一则否，是与前所谓足食劝农而为二也。固既去其一，则以为不足，故又分解制匈奴二篇，以为流涕之二说。庶人上僭、体貌大臣，皆其书所谓太息之说也，固从而取之，当矣。而其书又有《等齐篇》论当时名分不正，《铜布篇》论收铜铸钱，又皆其太息之说也，固乃略去《等齐》之篇不取，而以《铜布》之篇附于《食货志》。顾取《秦俗》、《经制》二篇，其书不以为太息者，则以为之。”（据《二十五史补编》本，第二册1049页）

这是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所引的。“故又分解制匈奴二篇，以为流涕之二说”，余氏读作“故又分《解县》、《匈奴》二篇，以为流涕之二”，以“说”字属下，又以为“制”是错字，而改为“县”（日本中文出版社影印现存最善之本《玉海》附《汉艺文志考证》，亦作“制”，别无异文），逗作两篇名，并误。中华书局点校本《汉艺文志考证》此节的标点，错误尤多。以《新书》之诸篇与《陈政事疏》对勘，并考其异同及《新书》中缀以痛哭、流涕、长太息的有哪几篇，则与王应麟同门而年长其十岁的黄震，在《黄氏日抄》卷五十六中已指出了，只未主张《陈政事疏》是班固取《新书》拼合而成的。《四库提要辨证》引以助其说的另一人，为以《论语骈枝》著名的刘台拱，其《汉学拾遗》云：

谊陈治安之策，与其《保傅传》本各为一书，班氏合之，而颇有所删削，故以“大略”起之。流涕者二，而止载匈奴一事，长太息者六，止载其三。论畜积为流涕之一，铸钱为长太息之一，二事既载入《食货志》，故于本传不复重出。鼂错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而一见本传，一见《食货志》，亦此例也。《保傅传》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审取舍之论，即其下篇，两篇全文，今在礼《大戴记》中，一为《保傅篇》，一为《礼察篇》，而《礼察篇》有云：“为人主师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则当为《保傅传》之下篇无疑。《大戴记》所载多古书，如《夏小正》、《孔子三朝》之类，然其篇卷，亦颇为后人所乱，二卷与三卷、九卷与十卷，皆互误，今当两易之，则《保傅传》、《三朝记》二书，皆得其序矣。（《刘氏遗书》卷七，见《丛书集成续编》第十五册，499页。《辨证》引此一节，多失句读，今订改）

按，余氏所引的此节，必是从刘师培提示得来。但刘不同意此说。刘的《贾子新书斠补序》云：“贾谊书载《汉志》儒家计五十八篇，凡《谊传》所载《治安策》诸疏，以及谊文载入《食货志》者，均散见五十八篇中，盖所上之疏、所著之书恒旨同，而篇别离合省并，不必尽同。近刘氏端临《汉学拾遗》指为班氏所删并，似未必然。”（见《刘申叔遗书》上册，986页）而余氏本人的说法，视前人更坚强，而辩语又更多，其《四库提要辨证》中有一大段，备引之于此云：

今以王氏、刘氏之说考之，则班固之掇五十八篇之文，剪裁熔铸，煞费苦心。试取《汉书》与《新书》对照，其间斧凿之痕，有显然可见者。如取《势卑篇》文云：“陛下何不以臣为典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而删去《匈奴篇》五饵三表之说，使非《新书》具在，班固又于赞中自言之，则读者莫知其所谓行臣之计者为何等计，将不觉其为操术之疏，而疑为行文之疏矣。又《治安策》以痛哭流涕长太息起，其后即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长太息者三、布其文终焉，则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一篇之干也，而于移风易俗及礼貌大臣两太息之间，忽取《新书·保傅》及见于《大戴》之《礼察》二篇阑入其中，既无长太息之语，又与前后文义不侔，《礼察篇》亦言保傅之事，故曰“为人主师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其言礼禁将然，法禁已然，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犹是《保傅篇》三代明孝仁礼义以道习天子，而秦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之意。班固删去为人主师傅数语，使此一节若泛言礼与法之短长者，以起下文礼貌大臣之意，似可前后连贯为一矣。然豫教太子与礼貌大臣，究非一事，何可并为长太息之一耶？以此一节赘于其间，无乃如贾生所谓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也乎？凡此皆删并痕迹之显然者，而曾无人肯为细心推寻，亦可怪也！（中华书局本，第二册544-545页）

苏轼

按此一大段之所说，舌底澜翻，挟其为晚近第一流的考证学者的大影响，而深具迷惑力，使得后来的一般学者，皆无不靡然从之，而奉之为定论了。但其实余氏所提的证据，不过有二：一是《陈政事疏》的第十段，取《新书》第二十九篇《势卑》（据中华书局本《汉书》的分段及《四部备要》本卢文弨校《新书》的篇第，后同不另注），而“删去《匈奴篇》五饵三表之说”，故使读者不明“行臣之计”究为何计；一是《陈政事疏》的第十七段，与前后的“两长太息”之文不甚相关，从作文法言之，是有问题的，因而是班固的“删并的痕迹”。这其实是不能证成其说的。第一，若《陈政事疏》本为贾谊的原文，在录入《汉书》时，班固也要作删削，事实上史家录文之时，通例如是，录文而一无削烦的，是没有的事，而既有所削，则削之而上下文有时不能连贯，亦事之所常有，岂得一见有删削处，便谓之为非作者的手笔？并且，余氏既云此疏是班固取《新书》拼合而成，则其不取《匈奴篇》，亦不得谓之“删去《匈奴篇》”，既谓之“删去”，则其意必仍是以《陈政事疏》为贾谊之原作，而非班固之代为“拼合”者。若然，此亦一“行文之疏”也。余氏作此节文字，自经深思熟虑，下笔亦必不苟，而固非他人之代为“拼合”者，而数行之间，竟亦有此一“行文之疏”。此岂非说明，文字间的“行文之疏”，本无足怪，尤不得据之而疑及作者。其实，就是贾谊的原作，也不能必保其无“行文之疏”，而班固拼合的文字，既经班固的“煞费苦心”，反而可能细针密缕，而无“行文之病”。班固的文章，虽不及贾谊的天才横肆，但其周匝缜密，却是大胜过贾谊的，所以，可能有“行文之疏”的，倒不是班固，而更可能的是贾谊，而决非相反。第二，在《陈政事疏》的第十六、十八段之间，加入见于今本《大戴礼》的论礼的《礼察篇》，余氏以为“豫教太子与礼貌大臣，究非一事”，不得“并为长太息之一事”，从文章上说，这是显得冗赘的。换言之，就是余氏认为《陈政事疏》的最后一个“长太息”，是从第十四段直至第二十段，共七大段的文章。这其实乃是一个大误解。《陈政事疏》中的“长太息”，经班固之删，《汉书》中只存其三（颜师古注云：“谊上疏言可为长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盖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赞云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其说是也），第一个在第十一段，第二个在第十三段，最后一个在第二十段即篇末。若按余氏的读法，就是在此文中，每一个“长太息”之前的若干段，皆隶属于此段，而所论之事亦同，此即是《陈政事疏》的结构，也就是余氏说的“《治安策》以痛哭流涕长太息起，其后即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长太息者三、布其文终焉”。但余氏没注意到，《陈政事疏》中的“长太息”，有时并非收缴上文，而亦为下贯后数段的，这就与“痛哭者一、流涕者二”的写法，有所不同，这也就是古人的文章之变化。按《陈政事疏》通篇凡五千八百三十字，二十段，可分六大部分。其第一部分，包括第一段、第二段，是文章的开头，第一段以“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发端，同时即借以为行文之布局，第二段说治安易得及其好处，并过渡至正文，是所谓“过脉文字”。其第二部分，从第三段至第八段，凡六段，为“可为痛哭者一”的事，专论“尾大不掉”的问题，即国内各诸侯王事，这也就是内乱的大问题，也是凡做皇帝的都最为关心之事。其第三部分，是第九、第十段，为“可为流涕者二”的事，专论边境及匈奴问题，是属于外乱的事。这个部分因为被删削了，不足四百字，故字数颇嫌其少。其第四部分，为第十一、十二段，是“可为长太息”之第一事，“长太息”的字样，在第十一段末，故贯下至第十二段。此部分专论风俗之弊的问题。其第五部分，从第十三至第十六段，为“可为长太息”之第二事，“长太息”的字样，在第十三段末，亦为下贯性质的。此部分讨论君臣父子之间，尤其主要讨论保傅太子的事，这是所谓“端其国本”。其第六部分，从第十七至第二十段，为“可长太息”之第三事，专论对待大臣的事，而“长太息”的字样，是在最后一段之末，亦以之为全篇的总收束。余氏以有“长太息”字样的段落，皆是收束前文，如此，其最后一段的“长太息”，就是讨论了从第十四至第二十段凡七段所说的两件事了，故他认为文章乃“方病大瘇”。他不知道，他作此理解，不但后面的一个“长太息”有七段之长，文字失衡，中间的一个“长太息”，其两段之间，所说之事也都合不上了。就是班固作文，就是班固的文章不高明，也不能不讲章法到如此地步的。

而尤使人奇怪的是，事实上余氏正是借了文章法来考证此事的，在他本人看来，这且是特别有力的——虽然其实是一个误解——但他对文章的好坏，却又根本不承认似的。这真是一件矛盾的事。他在《辨证》中力驳陈振孙说《新书》“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的话，说：

凡载于《汉书》者，乃从五十八篇之中撷其精华，宜其文如万选青钱。后人于此数篇，童而习之，而《新书》则读者甚寡。其书又传写脱误，语句多不可解，令人厌观。偶一涉猎，觉其皆不如见于《汉书》者之善，亦固其所。然唐皮日休《文薮》卷三《悼贾篇》云：“余读贾谊《新书》，见其经济之道，真命世王佐之才也。”又云：“其心切，其愤深，其词隐而丽，其藻伤而雅。”陈振孙诋为浅驳，而日休爱其雅丽，见仁见智，夫何常之有？（同前，542页）

陈振孙的话，原是比较《新书》中见于《汉书》的与不见于《汉书》的文字作评的，而皮日休的话，则是就包括见于《汉书》的所有文字而论之的，皮日休之称美其文，安知不是因为见于《汉书》的那一部分？皮、陈的见解虽反，却不是“箭锋相拄”，不在同一层面，余氏不能分别，牛马莫辨，而以为“见仁见智”之事，此岂有是处？不仅此也，既已承认见于《汉书》的为“万选青钱”，却又以为“见仁见智，何常之有”，其自相牴牾，扞格不通，又可发一大噱。余氏又云：

案古人之书，书于竹简，贯以韦若丝，则为篇；书于缣帛，可以舒卷，则为卷；简太多，则韦丝易绝；卷太大，则不便卷舒；故古书篇幅无过长者，而篇尤短于卷。……《提要》狃于《汉书》《治安策》前后相连，以为本是一篇，故曰无连缀十数篇合为奏疏一篇之理，不知班固明云“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云云，言数言多，皆指此下所载之大略，即今所谓《治安策》者。……载《治安策》一篇，而谓之数上疏，则此本非一篇，其连缀数篇为一者，班固也，非贾谊也。或曰《治安策》之首即曰“臣窃维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此为纲领，后为条目，安可先出一纲领而其馀条目徐徐分篇奏上乎？应之曰：陆贾为高祖著书十二篇，而本传言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善，然则随著随奏，固当时之通例也。……《新书》正是此例。（同前，546-548页）

按余氏所云“古书篇幅无过长者”，意谓《陈政事疏》的篇幅太长，所以为不可能。这也是没道理的。古书固是竹帛所写，简策繁重，一般不至于太长，但经籍中五六千字的一篇，也还是多有的，如《仪礼·乡射》六千字，《大射》六千八百字，《周礼》亦有长至五千字一篇者，皆是其例。诸子中如《庄子·齐物论》，篇幅亦三千字，也不是短书了。《新书》若以《陈政事疏》为一篇，分作上中下，如《过秦论》然，亦未见其为不可能。另外，《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天人三策”，加起来也是五千五百字，贾、董并称“西汉两大儒”（见卢文弨《重刻贾谊新书序》，卢校本《新书》卷首；刘毓崧《西汉两大儒董子贾子经术孰优论》，《通义堂文集》卷八），此亦其可比拟之一事也。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亦长二千五百字，则不过友朋间的书札，为了发私愤而已，其长犹如此，那么贾谊的上皇帝书，论国之大事，加长二三倍，又有何不可呢？况且，在褚先生补的《滑稽列传》中，不是有东方朔的“奏牍三千”的事吗：

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中华书局本，第十册3205页）

读二月乃尽，或者有些夸张，但其奏文之长，则是可以肯定的。“止辄乙其处”，便为一个证据，因为如果是短的，必有许多篇，则一次一篇可毕，就不用“乙其处”了。乙，就是做个记号，“谓止绝处，如今人读书，以朱识其所止作‘’形”（见《通俗编》卷七）。贾谊所上的《陈政事疏》，不删之前，亦不能过万字，那又为何不能一次奏上，以供皇帝“乙览”？就算分次奏上的，那也不妨是一篇大文字。因为，《陈政事疏》既以“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为其发端，那么接下来的，就一定是要按此次序来论述国家之可痛哭、可流涕及可长太息的事了，而决不能不按章法，乱写一气。这是与余氏所引以为比的陆贾著的十二篇《新语》，“随著随奏”，不可同日而语。并且，就是“随著随奏”的《新语》，不也是有其一定的宗旨，而不能随便拆散的吗？《陈政事疏》所要论说的事，既然在第一段就揭出了，其后面奏上的，也就决不能忽而为“长太息”，忽而为“痛哭”，忽而为“流涕”，诸如此类，“乱杂而无章”。若真是如此，那就不是作文，而是在“发风动气”了。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开头的“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是班固造的句子，如果贾谊所上之疏，本无此数句，那才有可能为随想随写的一批的疏，而非通体有布局的一大篇。但这里马上就有一个绝大的不能克服的困难，那就是，如这几句为班固所造，班固又何必说“可为长太息者六”，而后面的正文，却又与之不相应，而只有三个“长太息”，难道他竟不知可以将“六”改为“三”吗？不仅于此，在《陈政事疏》的“长太息”之外，《新书》中另有二篇“长太息”，与之不同，而第五篇《数宁》的开头，却也是这几句“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陈政事疏》之与《新书》，文字异同若是，如真为班固取《新书》拼合的，则《新书》之为书，就也遭到了班固的篡改，而不能是贾谊的原本了。班固不是妄人，又何必多事为此？

据《汉书》中《陈政事疏》所分的段落，可以与卢校本《新书》的目录，对照一番，这也许不是无益的：

《陈政事疏》的第一、二段，在《新书》第五篇《数宁》。第三段，在第六篇《藩伤》。第四段及第五段的开头几行，在第四篇《宗首》。第五段的自“假设天下如曩时”以下部分，在第二十四篇《亲疏危乱》。第六段，在第十四篇《制不定》。第七段，在第七篇《藩彊》、第十三篇《五美》。第八段，在第八篇《大都》。第九段，在第二十六篇《解县》。第十段，在第二十九篇《势卑》。第十一段，在第二十篇《孽产子》。第十二段的前半，在第十八篇《时变》。第十二段的后半自“今世以俗靡相竞”以下及第十三段，在第十七篇《俗激》。第十四、十五、十六段，在第三十四篇《保傅》。第十七段，在《新书》无其文，而见于《大戴礼记·礼察篇》。第十八、十九、二十篇，在《新书》第十六篇《阶级》。

简言之，就是如以《陈政事疏》为序，则《新书》中相应诸篇的先后，便为第五、第六、第四、第二十四、第十四、第七、第十三、第八、第二十六、第二十九、第二十、第十八、第十七、第三十四、第十六篇。如果《陈政事疏》是出于贾谊本人之手的一篇文章，那么《新书》就是胡乱编排的；而如果《新书》为贾谊精心结撰的著作，那么《陈政事疏》就是杂凑的。二者必居其一。显然，《陈政事疏》较之《新书》，从文章上说，是更为有序的，而《新书》的编排则是乱的。亦以此故，王耕心撰《贾子次诂》时，其篇第就不取今本《新书》，而是据《陈政事疏》，重订了第四至第十八篇。而夏炘作《汉贾谊政事疏考补》，又据《汉书》之本，取《大戴礼》之文，以补原本的《陈政事疏》（其书一卷，在《丛书集成三编》第20册。关于夏书得失，可参看《越缦堂日记》第四册2572-2575页）。当然，今本的《新书》，也不是如《四库提要》所云：“后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传所有诸篇，离析其文，各为标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数，故饾饤至此。”因为这只要把《新书》与《汉书》同有的那十五篇一对勘，就立知《新书》的文字繁得多，气势亦雄肆，而《汉书》的则较简古，其所删之处，在在而有，固不仅余嘉锡所指的一处；反过来，《汉书》亦间有《新书》所无及不同的字句。这就可知，《新书》据以编纂的不是取自《汉书》，而《汉书》据以删削的，亦非《新书》，《汉书》《新书》之所据，皆各有古本。也就是说，朱子对《新书》的判断，是较为近真的：“此谊平日记录藁草也。其中细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亦多在焉。”“看来只是贾谊一杂记藁耳，中间事事有些。”（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其他之事，则是无从得知的了。

三

苏轼《贾谊论》中又说谊“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这话也是不确的。王世贞驳难之云：

谊亦非悲郁侘傺而至死者，何以知其然也？吊屈之辞，虽若以自拟，而实讥其不能自引而高逝；赋鵩之辞，虽若以自吊，而实归之知命而不忧。……且贾生之自伤，在为傅无状，且哭泣以悲梁王之堕马而死，非以不用也。寿夭有命，生之夭，又焉知其非命之尽，而归之自伤，又归之不用，宁非冤哉？（见《书贾谊传及苏轼所著论后》）

这是认为：贾谊之死，不是因为不得志、不被擢用，而是因为为梁王傅，梁王堕马而死，他自以为“为傅无状”，这不是自伤不得志，而是为了忠于职守，是公不是私。王夫之《读通鉴论》亦辩之云：“谊之说：豫教太子以端本，崇奖廉隅以善俗，（陆）贽弗逮焉。而不但此，傅梁怀王，王堕马毙，谊不食死，贽不能也。”王夫之的意思，是与王世贞无二致的。但是必须指出，王夫之这里记错了，贾谊并非“不食死”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

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馀，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

“哭泣岁馀，亦死”，应逗作“哭泣，岁馀亦死”。就是再“自伤”，也不至于“哭一年多”。此处标点是可商的，《史记》的“修订本”第八册3018页也没能纠正，故附笔及之。《汉书·贾谊传》亦云：

梁王胜坠马死，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后岁馀，亦死。贾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这是无人不读的《史》《汉》的明文！王夫之读的《资治通鉴》，也只说“后岁馀，贾谊亦死，死时年三十三矣”，连“自伤为傅无状，哭泣”，也都删去了，就更没有“不食死”的影子。王夫之记忆力不佳，他笔下的错乱，也许是可以谅解的，他的《南窗漫记引》中自供云：“生无记持性。……尝读《太极图说》至三百巡，隔夕而忘。畴昔所辱赠示之作，如张别山先生……，皆苦思索不得一章，其他可知也。”（见《船山全书》第十五册，873页）“记持性”就是记性。不足三百字（按连题目一起，共两百四十八字）的《太极图说》，也要读足足三百遍，并且“隔夕即忘”，这记性就差得可惊了，比起他所骂的“志役于雕虫之技”的苏轼，虽也常记错故典，而屡为后人所指，是有上下床之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