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理性批判》新译本出版,以康德亲自修订的第二版为底本

最近，《纯粹理性批判》（韩林合新译本）出版座谈会在商务印书馆举办。会议由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系和中国康德学会主办。

康德是西方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哲学家之一，对近代西方思想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康德的哲学成就集中体现在“三大批判”。他的“三大批判”分别为主要解决认识论问题的《纯粹理性批判》、主要解决道德哲学问题的《实践理性批判》还有主要解决审美问题的《判断力批判》，“三大批判”触及了人类主观世界的知、情、意部分。《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所在。《纯粹理性批判》探讨的是人类普遍的认识能力，它超越了文明的隔阂，在世界多地受到重视。

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由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哲学系韩林合教授翻译。韩林合是著名的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研究专家，曾主持翻译过8卷本《维特根斯坦文集》，他多年间专注于康德哲学的研究。

关于翻译底本的选择，韩林合介绍，《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通常称作“A版”）出版于1781年，第二版（通常称作“B版”）出版于1787年。此后，在康德逝世之前，于1790年、1794年和1799年第三至第五版先后出版。1818年和1828年，第六和第七版出版。在这些版本中，只有第一和第二版是康德亲自改定的版本，并且也积极参与了出版过程。第三至第七版基本上是第二版原版的重印而已（第五版最后附加了两页Grillo的校改意见）。据学者考证，康德并没有参与第三到第五版的出版过程。

《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初版扉页

韩林合本次翻译是以1787年经康德亲自修订的第二版（“B版”）为底本，辅之以1781年初版（“A版”），是对《纯粹理性批判》原书原版的翻译。修订过程中，进一步选定由艾德曼（Benno Erdmann）主编的科学院版和由施密特（Raymund Schmidt）编辑的哲学丛书版作为主要“对校本”， 并参考了其他德文本和英译本，对全文做了细致的校订。

据了解，《纯粹理性批判》的英译本至少有10种，日文译本至少12种。

《纯粹理性批判》是一部常译常新的经典，每一次重新翻译，都是对康德哲学的新诠释。现在中文世界出版了七个“全”译本。1931年出版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即胡仁源译本是从Müller译本转译的。1957年出版的蓝公武译本（翻译时间为1933年至1935年）则转译自Smith译本。分别于1983年和1991年出版的牟宗三译本和韦卓民译本也是由此译本转译。2004年出版的邓晓芒译本以1976年重印的Schmidt版为底本。同一年出版的李秋零译本则以科学院版为底本。2018年出版的王玖兴（主）译本也是以科学院版为底本译成的（该译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译本，因其缺失了全书最为重要的章节，即有关范畴的先验演绎的部分）。

关于自己的新译本，韩林合介绍，他借鉴中国古籍的整理和注疏方式，给出了近10万字的研究性注释。这些注释工作包括：分析多个版本，考察历史版本中存在的排版和印刷错误；发现并改正了康德本人的笔误；提示出德文本编者和英文本译者对一些关键字词的修改，以及由这些因素导致的不同的理解和可能的误解；认真考究了文中代词指代的词项，对其中引起争议的部分作了列举和对比；尝试对一些流行的中文康德术语加以厘定，说明不同译者使用不同译法的原因。

由于韩林合兼有英国经验论方面的功底与当代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学术背景，注释中还有一些地方标明了康德所用概念的思想源流及对后世的启发。这些工作，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入地把握《纯粹理性批判》，也提供了面向德国古典哲学的当代哲学视角。

研讨会中，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指出，韩林合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是第八个中文译本，汉语世界理解西方文化需要跨越语言、时间的障碍，韩林合的译文流畅，其语气、语感与我们气息相通。康德研究专家、《康德全集》中文版译者李秋零表示，翻译学术著作并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问题，它需要有深入的研究及前人的积累作为支撑。韩林合的新译本平衡了学界很多约定俗成的术语，还给出了详细的注释，标明了不同版本、译本中一些关键字词的出处 ，给予读者很多方便。康德研究专家谢地坤提出，以分析哲学的视角翻译康德的古典哲学，在方法论上有独到之处。书中的脚注也令人印象深刻。

据悉，《纯粹理性批判》作为康德的“第一批判”，从认识何以可能出发，对唯理论和经验论进行了批判、扬弃，认为人类知识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人的感官提供的后天感知经验；一个是人类思维中先天的、给知识带来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先天形式和范畴、适用于现象界的“先天综合判断”。书中最主要的论述都围绕“先天综合判断”展开。

“先天综合判断”并不难理解，它指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又能提供真实知识的判断，难点在于“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个问题涉及先天的知识形式与经验的知识质料如何构成知识的过程。康德的先验自我提供了知识的先天形式，从而保证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他的自在之物则提供了经验的质料，使得我们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内容。康德将“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个核心问题拆解为四个问题，分别为纯粹数学如何可能？纯粹自然科学如何可能？作为一种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

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康德指出，主观（先验自我）提供知识形式，客观（自在之物）提供知识质料，二者相结合就构成了既具有普遍必然性又具有新内容的经验知识或科学知识，这就是先天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的基本原理。康德的整个认识论，主要就是分感性、知性、理性三步来说明这二者是如何结合的。

感性阶段中比较有颠覆性是康德的时空观。先验自我为我们的认识提供了一种先天的直观形式，这就是时间和空间，我们正是通过这两种直观形式而形成了对于现象的感性认识。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并不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存在形式，而是我们感受对象的一种主观认识形式。康德认为空间是外感官的形式，即直观一切外部现象的先天形式；时间是内感官的形式，即直观一切内部现象（内心状态）的先天形式。

知性阶段同样具有一些先天的知识形式，那就是“先天思维形式”，它表现为十二个范畴，即单一性、多数性、全体性；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实体与偶性、原因与结果、主动与受动；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存在与非存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知性阶段的认识活动就是自我运用这些范畴对已经处于空间和时间之中的现象进行综合统一。把这十二个范畴加到不同的现象上，就形成了具有普遍必然联系的经验知识或科学知识。

在感性阶段，我们把先天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赋予感性质料，形成现象，并产生了数学知识；在知性阶段，我们运用先天思维形式（范畴），对已经在感性中形成的现象进行综合统一，从而产生了自然科学知识。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理性”阶段，需要将知性的具体知识向更完备的绝对知识的过渡。例如，从具体的心理学知识进一步上升到关于“灵魂”本身的知识，从具体的物理学知识进一步上升到关于整体“宇宙”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