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韩策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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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脉络的科举改制
清季科举制变革，是内外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其中，作为改制方案的制定者和改制决策的参与者，若干实力督抚与朝内重臣的主张、运作和权力格局值得特别关注。既往研究更多侧重于督抚方面，在中枢、礼部、翰林院方面相对薄弱。
其实，从戊戌变法开始，科举制变革就包含两条相辅相成的改制脉络。一是科举考试新章脉络。从废八股文、试帖诗，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学策、四书五经义入手，希望透过改内容、调场次、变文体等措施，注重中国“实学”，引入“西学”时务，拔取应时人才。二是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脉络。希望以速成之法，教科举已取之才。既令资深翰林群体研习经世实学，而自癸卯科会试开始，新科进士中的翰林、主事和中书须入京师大学堂特设的进士馆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以期从科举精英中培训出略通西学时务的新政人才，同时引导士人学习风气向“实学”、“新学”转变。前一改制脉络旨在直接用所谓的“经世实学”取士，后一改制脉络则对已取之士再课以西学时务，两相配套，皆为解决科举为人诟病的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之弊。前者由督抚主动发起并竭力运作，而受到中枢、礼部的制约；后者因系科举改制在高层的推进，所以是由部分中枢大臣主动发起并积极促成的。
就辛丑科举新章来说，在改制之始，朝臣与督抚、京官与外官以及督抚之间颇有分歧，且一开始就与乡试、会试展期问题纠葛缠绕。1901年春夏，正在酝酿改科举的东南督抚刘坤一和张之洞，鉴于科举新章颇来不及在辛丑乡试中实施，担心再考八股旧科举，不仅会拖延落实作为新政首务的科举改章，甚至也会影响兴学堂等新政次第展开，故奏请辛丑乡试展期一年（乡试展期，会试自然延后）。与此同时，清廷高层希望通过尽快举行乡试以收庚子残局下的人心士心。王文韶、孙家鼐等重臣对刘坤一、张之洞一再奏请乡试展期大不以为然；张百熙甚至代表京官激烈陈奏，“诘责”刘、张。然而，在辛丑之际两宫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下，刘坤一、张之洞举足轻重，中央正深倚重。他们既对中枢重申己见，又向各省串联施压，坚持乡试展期。结果，经过多回合明争暗斗，最终辛丑年乡试或展或行，双方主张均未实现。但这加剧了中枢、礼部与东南督抚在科举议题上的分歧，并投射到了科举新章的制定出台上，直接影响了科举改章的内容和走向。
因此，虽然1901年七月清廷部分采纳《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之建议，下诏改科举、兴学堂。但是，科举详细章程的拟定和颁行充满争议。尽管刘坤一、张之洞屡次奏请乡试、会试采用分场去取之法，但中枢、礼部对科举大典的理解显然颇为不同，在稳定士心、三场平衡、可操作性等方面另有考量，终不松口，然又不能完全否决彼时权势煊赫的刘、张，故“两害相权取其轻”，议准其临时提出的废誊录主张，以为“补偿”。千年以来“无害于选才而有益于防弊”的糊名易书制度就此废除，给乡试、会试带来了严重恶果，与科举改制的初衷背道而驰。
进言之，张之洞辛丑年提出的科举新章是由其戊戌新章延续而来。但后者因有与康梁派竞争“学术霸权”的考量，所以不免炫博，以中体西用为标榜，号称熔科举、经济、学堂于一炉，实则求全求难，标置太高，未必适于改章之初的社会实情；虽曾颁行天下，却是在百日维新的特殊时期，未经广泛讨论就由光绪帝径自允准的。但正因曾经颁行，加以张之洞、刘坤一在辛丑时地位凸显，所以张之洞的科举方案自然占了上风，成为新政伊始科举改章的底本。虽然张之洞也意识到其戊戌新章规定二场考试声光化电太过“荒唐”，辛丑改章时将其删除，但其方案中头、二场论、策题量太多，内容偏难，颇有可议之处，四书五经既置于三场且题量甚少，自然又难免荒经之弊。但是，急于富强，不惜倡导西学皮毛亦可救国的张之洞，在辛丑时已有废科举、专重学堂之心，所以改科举方案只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因而就既未能跳出学堂、科举新旧势不两立的非黑即白式的认识局限，更未能站在更高的层面，深入理解科举对国家、社会与文化的意义，将制度设计斟酌妥当。
因此，1901年沈曾植的变法条议虽然作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底稿，但其中更为稳健的不废八股，科举、学堂分途考试方案，却被刘坤一、张之洞舍弃。值得注意的是，沈曾植的科举、学堂分途考试的思路与其戊戌年为总理衙门拟定的经济常科方案一脉相承，意在保留科举旧法以安顿旧人，保持政局、人心的相对稳定，同时开辟新科举之途，为学堂“新学”学生谋出路。二者分途进行，两不相妨而相安，期望渐进地转移风气，实现新旧人才的稳妥交替，使中国的固有秩序、礼教、文化不致断裂崩溃。当年这一业经颁行的方案被康梁派急进的改科举行动所推翻；迨辛丑之际，又被同样急于效西法的张之洞所舍弃。
其实，在未受庚子事变巨大刺激之前，作为旧学权威但颇为趋新的吴汝纶，就中学、西学，科举、学堂的分合问题，亦有类似的冷静思考。所以，戊戌至辛丑改科举的思路和方案还有更多选项，历史的复杂性和可能性显然超过我们既有认知。这也提示我们去探究影响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策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何以最终形成了如此局面。总之，变法改制既急切进行，决策高层又分歧巨大，群臣不能平心静气地从容探讨，将抡才大典斟酌至善，为国家策万全之安，而是权谋相加，轻变旧制。所以改制决策颇多可议，为此后的考试实践埋下了隐忧。
科举改制的另一条脉络，是从庚子前后整饬翰林院到1902年十一月诏开进士馆。这一脉络是在最高层调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要步骤，鲜明地体现了中枢大臣主动变革科举的努力，既与辛丑科举新章相配套，是科举改制的扩大，又蕴含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因而在科举改制中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研究显示，整饬翰林院主要由孙家鼐发起和主持，而诏开进士馆是瞿鸿禨、荣庆极力推动的结果。此举延续翰林院整改的思路，用速成之法，育科举已成之才，实现了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的重大变革，并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备工作紧密衔接。但在政务处初期讨论中，王文韶、鹿传霖与瞿鸿禨意见参差，既包含理念之争，又牵扯人事安排，反映出翰林院与大学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重纠葛。由于翰林院不仅接近政治核心，而且与科举关系至密，是士人观瞻所在，故其改革直接反映清廷推行科举改制的决心与力度，极具示范效应。同时，开设进士馆还涉及官员的养成制度，关系新进士的出路和仕途，自然影响甚大。
正因为如此，诏开进士馆不仅在枢臣中颇有论争，在京外官、士子群体及报刊舆论界，更引发了多方面回响。虽然当局此举有意抑科举而扬学堂，但彼时津、沪报界已经倾向废科举，故并不满足此渐进改革。所以，开进士馆不仅未能赢得一年前废八股时那样的好评如潮，反而引来不同程度的差评。趋新的报界舆论并以此为绝好题目，将批评开进士馆演化成了废科举的宣传鼓吹。同时，开进士馆给新进士心理层面与实际出路皆带来不小冲击。不少新进士颇为抵拒也就可以想见，而依恋科举的朝官亦多有訾议。这导致进士馆章程屡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落实和成效。当局扩大科举改制的努力遭遇重重阻力。在这样纷纷扰扰以及学堂、科举势不两立的聒噪下，科举的形象进一步遭受贬损。
从改科举到废科举
当枢臣瞿鸿禨等筹划诏开进士馆之时，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端方等督抚也在串联着推进三科递减渐废科举。其实，从1901年开始，在改、废科举过程中，趋新督抚就形成一个交互激进的模式。1901年袁世凯之所以在新政复奏中提出用实科彻底取代旧科举的主张，就颇因张之洞的助推之力。《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辛丑三月初七日）、《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电》（辛丑三月初七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149~150页。随后，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三科递减科举方案，也受到陶模、袁世凯的“启发”。刘坤一去世后，袁世凯旧事重提，拟定三科递减奏折，会同张之洞于1903年陈奏，遭到王文韶以下诸多京官的强烈抵制。当年张之洞进京，努力半载，最终实现了三科递减方案。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34~138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93~101页。故1903年至1904年的三科递减一事，出头在袁世凯，达成却是张之洞。袁世凯在给徐世昌的私信中就说：“此老（指张之洞）竟将科举办减，近日称赞不去口。”《致练兵处提调徐世昌函》（1904年3月22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2卷，第55页。可是，仅仅一年多之后，袁世凯、端方等人又联络奏请立停科举，结果在1905年9月2日，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被清廷宣告立停。在此过程中，袁世凯、端方又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而1905年亦甚特殊。因为有恩科及庚子事变的冲击，科举考试的年份被彻底打乱，其中1901年至1904年，乡试、会试连绵举行。同时，按照此前上谕，1906年、1907年将分别举行乡试和会试。所以，从1901年到1907年，只有1905年没有乡、会试。鉴于乡、会试之年，例不言科举,1903年京官批评袁世凯、张之洞奏请三科递减科举的理由之一，也是乡、会试之年例不言科举。因此，除了议修京师贡院和王文韶出军机等因素外，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16~128页。对于趋新督抚来说，1905年确是奏停科举的最佳年份。
同时，督抚请废科举，经历了一个从分奏到联衔的过程，体现了中枢与督抚权力格局的变化。在辛丑议复新政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本欲联衔会奏，但中枢示意分奏，所以最终刘、张二位参预政务大臣联衔会奏，其他督抚则单衔复奏。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90页。迨1903年奏请三科递减，袁世凯、张之洞本欲多拉几位督抚以壮声势，周馥、端方、岑春煊亦愿意会衔。但之所以最终仅袁、张会奏，盖有“京友”提醒“不宜多会衔，恐嫌为疆臣要在必行”，《致署两江（湖广——引者注）总督端方等电》（1903年3月10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1卷，第66页。说明中枢高层仍不愿督抚联衔奏事。然而，1905年立停科举之奏，则由袁世凯、端方、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等多位督抚联衔，再不见中枢高层示意反对，既折射出中枢与督抚权力格局的变化，也很可能是迎合上意的结果。无论如何，这为1910年多位督抚奏请开国会、设责任内阁的联衔行动开了先河，而清廷再也管束不住督抚的串联活动。
作品简介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韩策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5月
晚清的中国连遭挫败，被迫走上变成法、施新政的道路，科举制度首当其冲。本书即旨在探讨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下的癸卯、甲辰两科会试，及其造就的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群体在清末民初的出处进退与最终命运。
作者呈现了清季科举改制相对完整的实际运行图景并反思其利弊得失，有助于更深入理解这一重大的制度变革。同时，以一个人数众多但范围固定的进士精英群体为对象，探讨后科举时代士人群体的转型和命运问题，既希望分析把握群体的整体特征和趋向，也观照其内部的分层、差异和复杂性，并将停废科举、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民初政局一并纳入观察，弥补了既往研究更偏重个体和乡村士子的薄弱之处，拓展和推进了清末民初政治、社会文化转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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