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彦颐谈清初社会的砚台与文匠

高彦颐（章静绘）

高彦颐（Dorothy Ko），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晚期和近代的中国科技与性别/妇女史、物质文化，著有《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等。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引进出版的高彦颐新著《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从砚台这一物件入手，探讨清初工匠与士人之间、性别之间、身体经验与知识生成之间的互动等社会问题，呈现了一个精彩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上海书评》邀请该书中文版译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詹镇鹏采访高彦颐教授，请她谈谈田野考察与写作经历，以及她对清初工匠与士人的思考。

《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美]高彦颐著，詹镇鹏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5月出版，348页，158.00元

首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的写作缘起及研究目的。

高彦颐：本来打算写一部以家庭内外女性技艺为主题的专书，每章集中介绍一门女人有份参与的手艺，如古时铸剑的莫邪、清末民初的苏绣家沈寿、当代景德镇的制陶女手、江苏镇湖的绣女等，顾二娘是其中一章。当时的想法是，历朝的才女、闺秀诗人和画家的作品，我们已经略知一二，但是社会发展所赖，供应衣食住行的百工技艺，又如何与性别交叉运作呢？所谓“男耕女织”，是儒家社会的理想性别分工，但是具体操作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不过在收集资料过程当中，发觉每一门手艺的传承，所需要的文化资源都不尽相同，时代背景的差异，也较难一一处理好。起初不太愿意深究顾二娘的世界，因为对琢砚、书法都是外行。但是她的故事越看越耐人寻味，也就顾不得后果一头栽进去了。

您的早期著作，包括《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及《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偏重于运用文献史料，而本书则更多运用艺术史、物质文化研究的视角与方法，这种转向对您有什么挑战？写作过程又如何加以克服？

高彦颐：在写《缠足》一书时，曾经尝试透过研究绣鞋的制作工艺和原材料来源等面向，了解妇女的家庭劳动和日常生活。于是我开始意识到物质文化这花花世界，自有一套运作规则，要认真研究它，就要先学会这些规则，而不是沿用研究文献史料那些路子。于是再出发，走回教室，选修了艺术史同事们的课，一有空便跑各地博物馆库房看文物，大清早赶到跳蚤市场与江湖各路英雄交流，春、秋两季参观纽约拍卖行预展等等。这过程很有意义，比枯坐在阅览室抄笔记有趣多了。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书影

《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书影

研究及写作期间，您曾到多间文博机构去观摩文物，并在全国多地（包括广东、福建、苏州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能否说明一下田野考察的行程经历？其中，哪一件砚品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高彦颐：我很幸运，在北京、天津、广州和台北都有好心人帮忙，得以先后数次在博物院和私人藏家处观看带顾二娘款砚的名砚和同时代名家作品，真是大开眼界。我慢慢地领略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砚人在取材和琢工上的异同。国外博物馆的藏砚极为有限，这学习过程在国外实在是无法进行的。若要选一方令人最惊讶的砚品，很遗憾不是带顾二娘款的，而是天津博物馆珍藏的“曹学佺铭凌云竹节端砚”。上好端石的细腻温润、叫人充分体会为什么玩砚者会情不自禁地“摩挲不去手”。雕砚家艺高人胆大，砚左上角用深浮雕琢出一只两足悬空的蟠螭，正一口一口地在竹节边蛀食出一个大洞。一块黑石头，竟然刻画出如看动画片的情节感，驱使人把砚石上下左右来回翻转，把玩良久。突然心血来潮，意识到把呆板瘦硬的石头，靠雕刀注入生命力，洋溢活灵活现的立体感，不正是顾二娘的艺术追求吗？她不是说过“砚系一石琢成，必圆活肥润，方见镌琢之妙，若呆板瘦硬，乃石之本来面目，琢磨何为”吗？这立体动感，不正是顾二娘有份带动的清初砚坛的独创风格之一吗？就这样，书中一个主要论点，就是在摩挲赏玩这竹节砚时领悟到的。

曹学佺铭凌云竹节端砚

您曾到广东肇庆去探寻全国驰名的端砚坑及制作刻砚的手工艺人，考察从采石加工琢制再到销售环节，您认为当代制砚与清初砚业有什么异同之处？

高彦颐：我先后只身前往肇庆考察二次，收获良多。在巴士站旁求人用摩托送我到小码头，坐街渡渡轮过西江对岸，走到久已封洞的老坑口，算是了了一桩心事。再爬山上坑仔洞口，有一段路很陡，脚下尽是尖滑的废石块，充分体会到清初和当代制砚，都离不开最底层的采石匠，和挑扁担上下山的搬运男、女工。没有他们的冒险辛劳，便不可能出现我们珍赏的名砚。至于当代砚业最大的不同处，可能是今天除了书画家以外，一般人不会磨墨写字，所以端砚的上好石材，都制成赏玩砚，砚堂开得很小，甚至没有开堂，而且有的砚石块头很大，是名副其实的研山，深浅浮雕，玲珑剔透，令人瞠目。题材大多应景时事，或寓意吉祥，好吸引官场商界贵人，买来陈设大厅，或作大礼送另外一些贵人。

书中讨论的北宋米芾、清人何传瑶，都曾亲自到肇庆（古称端州）考察，并将端坑及品砚知识诉诸纸上文字，您认为自己在写作及知识生产方面与这些士人有什么差异？

高彦颐：哈哈，这问题入肉三分。我出生在香港，广东话是第一母语，从广州坐公交车到肇庆时，想到这是生平头一趟调研派上用场，还大大庆幸了一番。话说回来，当然我明白自己是外人，不可能掌握本地专家累积数十年的知识学养，只想虚心学习，能找到敲门砖便心满意足了。米芾是名副其实的外省人，何传瑶在高要土生土长，虽然同是士人，写作动机和身份认同大不一样，所生产知识的权威性也有明显差异。

无论如何，正因为端砚行业在现代社会所经历的量变和质变，从实用性的文具变成奢侈的消费品或鉴赏品，造就了少数端砚艺人和专家的文化资源，比起学者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更遑论经济上的优势了。在百忙中接待我的黎鏗老师，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不厌其烦指点我的刘演良老师，是端砚权威学者、文人书画家和砚艺家。二位大师都允文允武，完美地结合精绝手艺和高深学问。当年米芾和何传瑶，作为文人，或多或少都轻看本地砚石匠。时移势易，在黎、刘二位大师和他们的高徒的展演面前，我是艳羨还来不及呢。

您使用了“文匠”（craft of wen）这一概念来分析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之间的模糊身份，这个关键词是如何构想出来的？能否具体解释一下“工匠型学者”与“学者型工匠”之间的差异？

高彦颐：也许需要说明的是，“文匠”所指涉的，主要是个别的人，身兼文人和匠人的专业技能，因而得以游移于这两种社会身份之间。英文原书用的“craft of wen”（文匠）一词，涵义更为广泛，我造了这个不太容易上口的生词，目的是鼓励读者们放慢脚步，去思考一个其实颇为明显但往往被读书人忽略的道理，就是读书写字、调研分析、立论著述，都不是形而上的抽象行为，而是要靠身体力行、心手眼并用的工艺。做学问是一门手艺，也和其他如雕砚制瓷等工艺一样，要先把握学好行规，再要不断磨练，假以时日，才能渐渐学有所成。无论在清初也好，现代社会也好，都是一样的道理。

不过在以儒家为主导的明清社会，读书人占有绝佳的文化优势，社会风气倾于重道轻器，一般手艺人很难和士人平起平坐。我写《砚史》一书时发现清初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有少数士人，开始有意识地提倡手工技艺，甚至身体力行，亲自拿起“铁笔”精研砚艺，认为是研究金石学的入门良策。我称他们为“工匠型学者”，强调他们大多进士及第，学者身份毋庸置疑，但他们钻研学问的目的和手段，都与工匠相类，不单尊重文献文本，也尊重不靠文字、以身手眼代代相传的手艺。至于“学者型工匠”，则指一些靠治砚、治印或卖书画为生的专业艺人，虽然没有考取功名，但文化水平很高，有的还有诗稿传世。他们与“工匠型学者”同时出现，表示清初社会“士”与“匠”的身份界限已然开始模糊，但无可置疑差别还是存在的。有没有考得举人以上的功名，和家庭生计的主要来源，都是时人判断你是学者还是工匠的主要考量。

书中探讨苏州专诸巷顾二娘的砚业及其仿品，重点使用了“超品牌”（super-brand），这个新概念与今日商业社会常见的“品牌”有什么异同？

高彦颐：今日如果有人要成立一个 “品牌”，不但先要集资，更须要设计一个鲜明的标识，树立有个性的形象，名下的商品都应有显而易见的特色，无论消费者走到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商场，一眼便能辨认选购，起码理论上是如此。在清初江南和福建，琢有“吴门顾二娘制”标识的砚台，在书画界和收藏界都有粉丝，俨然是“名牌”，但是这品牌的操作系统，和今天的名牌有很大不同。它并没有熟眼、人所共知的标识，同是“吴门顾二娘制”六字款，字体、字形、和大小，都没有雷同的两方。砚台的设计、风格、题材，也丝毫没有统一的中心理念。我于是挪用了刘禾“超符号”（super sign）这概念，来形容顾二娘这品牌的多元性和非同质性。无论是真品也好、赝品也好，一旦琢上“顾二娘制”这标签，便被时人争相吹捧。从负面角度看，这固然不是健康的收藏风尚，但无可否认的是，全国上下追求新奇，带动了砚坛的发展，一直到清末还出现崭新的、与前代风格徊异的顾二娘款砚，展示了二百年来各地众多无名砚人旺盛的创造力。今天的时尚品牌，不知道有哪几个会有本事独领风骚两个世纪呢？

中国社会一向不缺能工巧匠，但是传统手工艺人缺乏将“技/术”提炼成为“理”的认知；欧洲则能凭借手工工艺的积累，为孕育科技及工业革命提供了土壤。欧美学界兴起从工匠或手工艺人的身体经验去探讨认知论及社会史，形成一个跨领域的新课题，本书是否受到这些成果的影响，能否举例说明一下？

高彦颐：的确如此。《砚史》一书的问题意识，主要是您说的这些欧洲科技史先行者启发的。在中国史学界，尤其是艺术史领域，研究物质文化，一般倾向专注于具体文物，或文物类，分工很细，研究成果专业性很强，但是较难参与讨论一些横跨几百年的社会史大叙事。比如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北欧各地，如何经历所谓“科学革命”？这“科学革命”又如何带动以后的“产业革命”？我的同事帕玫拉·史密斯（Pamela H. Smith），率先提倡“身体转向”和“物质转向”，用新的角度去理解“科学”的本质。她认为北欧之所以出现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应归功于前一世纪各地工艺作坊的术士与技艺人。是他们孜孜不倦、身体力行的实验，为以后抽象思维的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奠定理论基础。她列举的案例，包括了矿业、冶金、金银器、治陶等等，颇有说服力。在每一类作坊里头，透过史密斯的描述，所谓“理论”和“实践”或“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已然不复存在。这对“科学”的新认知，对我最为受用。（Pamela H. Smith, The Body of the Artisan: Art and Experience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其他深受启发的专著，包括研究法国新教徒的胡格诺派匠人的巨著（Neil Kamil, Fortress of the Soul: Violence, Metaphysics, and Material Life in the Huguenots’ New World, 1517-1751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当然，《砚史》一书只处理采石和雕石工艺，不可能勉强作宏大的议论和叙事。期待抛砖引玉，吸引年轻有为的学者一起探讨。

The Body of the Artisan书影

Fortress of the Soul书影

您手头正进行什么题目的研究？是否仍会延续物质文化研究或性别史方向？

高彦颐：目前着迷生态环境史，思考如何写一部不以人类为主角的书，也许这不是历史书，而是科幻小说了。

最后，您有哪些话想对中译本读者说，希望他们对本书有什么期待？

高彦颐：这本书不宜速读。最好是找一张舒服的椅子，或是一片树荫，沏上一杯好茶，放开心情躺平，读一段落也好，浏览一下图片也好，何必太着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