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冠疫情持续，对2021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影响颇大。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
继“考古2019”和“考古2020”之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连续第三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请9位学者撰写“考古2021”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从2020年春开始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2021年继续肆虐，在不断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无论是推进“四保”和各地经济发展的配合基建工程考古，还是深刻探究中华文明节点的主动性田野发掘，都在各地疫情防控的大局下紧张开展。“地不爱宝，天道酬勤”，新的收获自然也就源源不断的涌现于我们面前。
百年回望
在1921年安特生河南仰韶村发掘终于被确定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后，2021年考古学界的最大“事件”，无疑是一系列围绕“考古百年”展开的纪念和宣传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一系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评选陆续出台，秦汉时代考古的重要发现自然“不容或缺”。如全国层面的“百年百大”——16项为秦汉时期，还有如山东、河南、湖北等省级“百大”——河南、山东各17项（河南将秦汉魏晋南北朝合并）、湖北8项为秦汉时期。虽从发现的数量看，秦汉考古远不如新石器时代考古——全国33、河南20、山东38、湖北33项。但若把发现量放在各时代长短不等的时间段中年均一番的话，秦汉440年间发现的“成绩”，要远高于大多数的断代考古——这当然既是秦汉考古工作者的“自豪”，也是秦汉时代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地位的再次体现。
“继往开来”几乎是我们开展每一个纪念活动的“不言”宗旨，“日三省吾身”让我们更加“热情饱满”的进入下一个百年。梳理各“榜单”的秦汉考古发现，不难看出百年间秦汉考古的重点“几乎”都集中于墓葬类发掘。全国范围内的16项秦汉考古发现中10项为墓葬，2处为遗址与墓葬“合集”（吉林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广州南越国宫署与南越王墓），仅秦咸阳、汉长安、湖南里耶、新疆尼雅等4项为遗址考古——虽不全面但基本反映出在上一个百年中秦汉考古的“重心”所在。
这种情况，与旧石器考古（5项）、新石器考古（33项）均为遗址，与夏商考古10项发现中8项遗址、两周考古15项发现中12项遗址（另有1项为遗址与墓葬“合计”）大不相同，即可看作是秦汉时期重要墓葬“层出不穷”为其“优势”所在，也很大程度上提醒我们应“深刻反思”，推进秦汉时代的遗址考古发掘。非常可喜的是，新时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把精力从墓葬向遗址倾斜。可以期待，到我们今天的大多数考古学家“注定”无法参加的下一个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评选时，上述这一发现数量的不平衡必有改变。
2021年底，国家文物局公布十四五“大遗址”名录，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居延遗址（含甘肃部分）2项、吉林高句丽遗址1项、江苏徐州汉墓群1处、福建城村汉城遗址1处、江西紫金城城址与铁河古墓群（南昌汉代海昏侯墓）1处、广西合浦汉墓群与汉城遗址（含草鞋村遗址、大浪古城遗址）1处、云南石寨山古墓群1项、四川城坝遗址1项、陕西栎阳城遗址、秦咸阳城遗址、阿房宫遗址、秦始皇陵、汉长安城遗址、西汉帝陵（含薄太后陵）5处，加上跨省的秦直道1项，秦汉时代的大遗址占到全数的九分之一左右。对“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中华文明而言，“一瞬”般440年间秦汉时期遗址的重要性再次凸显。
西安栎阳城遗址
遗址发掘
遗址的发现往往是多年艰辛后的不期而遇。
2020-2021年，周原考古队在寻找西周城址和先周大型建筑的过程中，在王家嘴发掘出一处战国晚期大型建筑，出土“公”字铭文陶量，发掘者推测其可能为干栏式粮仓。并指出，此地周边多次出土“美亭”陶文，本次发掘在刘家墓地也出土两例“美阳”陶文。因此从王家嘴至刘家一带战国遗存丰富的情况看，判断这是确认美阳县位置的新资料。
王家嘴“公”字铭文陶量
刘家墓地M59出土“美阳”陶文
由于被魏晋、北魏洛阳城叠压，以及在发掘中对上层保存完好遗存的保护，东汉洛阳城的考古工作几乎一直是在魏晋、北魏洛阳城考古的“夹缝”中“艰难”推进，其难度可想而知。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近年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在宫城二号殿和部分宫城道路的清理和向下解剖中，不仅出土了“首批西汉洛阳郡时期郡国五铢钱范”，而且还出土了“囗宗庙”的西汉文字瓦当，是明确的西汉广设“郡国庙”建筑材料的第一次考古发现，其意义自不待言。
在陕西咸阳，考古学家在咸阳城遗址发现一条水系遗存，沿线并有类似湖泊的不规则大面积静水淤泥堆积，发现者判断其东部的水域即为文献记载的兰池。
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考古取得重要进展，对发掘确定的一处秦汉高台建筑，发掘者认为已基本可推定为秦始皇所筑琅琊台。而在台西头村东南发掘的一处建筑遗址则为战国时期，文化面貌多体现齐国特征，可能具有一定的礼制意义和较高的等级。
琅琊台遗址
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圪垯川遗址新石器时代的发现震惊世人，而在其东南所发现的汉代太原城城址，加上周边遗址、墓葬，以城址为中心，遗址和墓葬群依河分布的面积约5平方公里。发掘者据城址、墓葬、出土建筑材料并结合文献，推测这一带可能是汉凉州刺史的治所所在。汉武帝设刺史“监察天下”，这是极为罕见的汉刺史治所的考古发现。
6月8日上午，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公布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沙梁子古城遗址发掘的大型单体夯台建筑基址考古发现。发掘者认为，这是“我国首次在北方长城沿线地区发掘的夯台粮仓类建筑，填补了汉代边城研究的一个空白”，虽基址为粮仓的性质仍可讨论，但该建筑的发现无论如何都具有当然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城市考古开放工地高级研修班”上，来自内蒙的丹达尔全面介绍了近年来内蒙古中南部开展的汉唐城址考古的相关情况。
2018年河南鲁山望城岗冶铁遗址发掘资料显示，这个主要冶铸于两汉时期的集冶炼与铸造为一体的遗址，可能与铁官有密切关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鲁山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河南鲁山望城岗冶铁遗址2018年度调查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1年1期，第14-39页）2019年河南泌阳东高庄遗址的发掘资料显示，部分汉代遗存与冶铁活动有关，手工业考古在不断推进。（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河南泌阳东高庄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1年第1期，第3-13页）
2013年河南新乡焦田庄村东抢救性发掘古黄河大堤的资料发表，介绍了汉代大堤的发现情况，籍此可确定当时黄河北岸的准确位置，是“多徙”黄河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乡县博物馆：《河南新乡焦田庄黄河大堤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1年第2期，第41-46页）袁广阔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发文，指出先秦时期黄河未发生大规模改道，始终走《汉志》河道。文献中《禹贡》河实即《汉志》河。在浚县、内黄一带的《禹贡》河应是淇河故道，判断黄河的大规模改道应从汉代开始，与之前认识有明显不同。河南洛阳孟津黄河河道一批汉代墓群的意外发现，不仅填补了区域汉墓发现的空白，而且对黄河河道变迁，为平阴、平县的方位确定提供了重要线索。
墓葬考古
无论发现的数量还是发表资料的数量，墓葬考古依然是秦汉考古工作的“主流”。
秦始皇陵的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始皇陵外城东门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工作，揭示其为一门一道的夯土台基式门址，基本厘清了东门营建与毁坏过程。兵马俑一号坑G8、G10两过洞清理出土20余件陶俑中1件将军俑和1件中级军吏俑的新发现，对了解、研究整个一号坑的军阵排列有重要意义。二号坑第一单元弩兵方阵T21（K5）的发掘，进一步丰富了对该区域内涵与布局的相关认识。陵西大墓不断清理确认的乐舞百戏、动物等形象的金银铜俑，“具体而微”的揭示着秦统治者“声色犬马”的生活场景。
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公布西安江村大墓为西汉文帝刘恒霸陵。该墓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坑环绕的格局，与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完全不同，“奠定了西汉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霸陵的确认也就当然的成为了2021年发现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汉墓——想来在相当长时间里这也是一项“空前绝后”的汉墓发现，因此其当之无愧的入选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江村大墓外藏坑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着衣陶俑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的陶马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部分铜器
2020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洪渎原发掘出从战国至明清的墓葬三千五百余座，其中成任墓地出土的两尊东汉晚期金铜佛像，发掘者判断是经考古出土时代最早的金铜佛像，对佛教东传及中国化研究有重要价值，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
“山东宰相山西将，关中黄土埋皇上。”2021年陕西秦汉墓发掘的成果自然“无与伦比”。
伴随着秦人的一路南下逐渐统一，今天的湖北云梦在当时来说应该是一处非常重要的战略节点，“宏才大略”的秦始皇曾南巡驻足。1970年代以来睡虎地、龙岗、大坟头等一个个墓地的发掘和大批秦汉简牍的出土，不断“更新”“扩容”着这一秦汉简牍埋藏最“富”地的认知。2021年云梦郑家湖墓地的发掘，在清理一大批保存完好墓葬的同时，还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文字材料，其中M274出土长文木觚记载的策问类文献的发现更引起热论。郑家湖墓地发掘，自然的入选了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郑家湖墓地C区墓葬分布
M225板门绘画
M277出土的扁壶
M274出土的战国晚期木觚
在北京通州、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孟州、江西安福、山东济南、临淄、内蒙和林格尔、凉城、湖南长沙、保靖、郴州、湘潭、山西榆次、朔州、江苏扬州等都不断发掘出一批批的秦汉墓葬。如郭伟民先生在总结年度湖南考古发现时指出湖南“汉寿老坟山、益阳十字岭、黄家坡、大海塘等地发掘的墓葬，见证了从战国晚期到秦、西汉、东汉多个朝代的更替和演变”一样，全国各地大量秦汉墓葬的发掘，源源不断的成为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发展研究的新资料。
如何评价
每一个重要考古发现的评价，差不多都要不断遭受“辨经”一样的反复“苛责”与“再评价”。
以秦汉帝陵言，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的发掘入选“第二届陕西重要考古发现”，“陕西考古”公布的“入选理由”是，“作为中国第一位皇帝陵园的正门，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堪称‘帝国第一门’……为秦始皇帝陵建设理念、规划布局、陵墓制度的深入探索，为中国古代‘门阙制度’起源的追溯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遗址
我想，即使抛开秦始皇陵正门是东门还是北门的学界众说纷纭尚难统一不说，东门为“帝国第一门”的说法，也抛开了文献确载的始皇在东海之滨建“秦东门”，和营建阿房宫时“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的相关记述。帝陵之门称“第一”，那都城或国门又该如何称谓？
当然，同样从文献还有考古发现——我一直认为陕西石峁皇城台门前两侧前伸的长条状建筑，是如同北京故宫午门前东西两侧前伸出一样为阙，门阙的出现应远早于秦始皇陵——秦孝公已在咸阳建“冀阙”。因此，无论秦始皇陵外城东门如何重要，都不会“为中国古代‘门阙制度’起源的追溯”提供什么重要线索。
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的发现引起当然轰动，入选“第二届陕西重要考古发现”的理由，是“纠正了七百余年来‘霸陵在凤凰嘴’的历史文献失误，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陵位及其规模、布局和内涵，缀合了西汉帝陵的形制演变的历史链条，奠定了中国古代帝陵制度的基础”。从文献记载看，虽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确有“霸陵在凤凰嘴”的记述，但在其前、其后的一系列文献中，霸陵位于白鹿原的“原上”而非“原下”的记载不仅更多，而且史不绝书，甚至直到1998年陕西省文物局编写《陕西省志·文物志》时，依然指出霸陵位于“白鹿原上”，并不认可凤凰嘴之说。因此新发现的确纠正了“霸陵在凤凰嘴”的意见，但该记述大体只是浩瀚历史长河中一个长期不被认可的“一家之言”。我想，不言于它，也丝毫不会降低本次霸陵考古发现的重要价值。同时，皇帝制度始于嬴政，秦始皇陵自是第一座帝陵，言霸陵“奠定了中国古代帝陵制度的基础”，那让秦始皇陵“情何以堪”？我想，奠定帝陵制度基础的，只能在始皇陵和在它之前的王、公陵中寻找，而不会也无法“穿越”到五十多年后的汉文帝霸陵。
学术成果
由于疫情的影响，一些原定的线下考察和学术会议，或被迫取消，或改为线上线下联合召开。2021年10月，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秦汉专业委员会的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20多位代表围绕遗址、陵墓、遗物等主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深入讨论，是年度秦汉考古最重要的学术会议。
荆州博物馆《荆州郢城遗址考古调查勘探与试掘》、《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西安文理学院、甘肃简牍博物馆《悬泉汉简（贰）》、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马腾空村北汉唐墓葬群考古发掘报告》、杜鹃花、史家珍《洛阳邙山陵墓群考古报告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瓦当选录》、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盛乐遗珍：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遗址出土文物精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秦与戎：秦文化与西戎文化十年考古成果展》等一本本考古报告和图录，刘尊志等《京津冀汉墓研究》、王绍东《农牧交辉——多维视角下的战国秦汉时期北方长城》、吴小平《岭南地区出土汉代铜器的考古学探索》、刘芳芳《战国秦汉髹漆妆奁研究》、缪哲《从灵光殿到武梁祠 两汉之交帝国艺术的遗影》等一部部研究专著的不断出版，稳健的推动着秦汉考古研究向纵深发展。
“风餐露宿、青灯黄卷”，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秦汉考古工作者不负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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