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屿之海：岛屿、岛国和印度洋的历史

本文载海洋史研究（第十八辑）“印度洋史专辑”，2022年1月，第74-99页。作者罗萨妮·马伽丽迪（Roxani Margariti），美国埃默里大学中东与南亚研究系副教授；译者罗燚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英文原文刊于 Peter N.Miller (ed.), The Sea: Thalassography and Historiograph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3, pp.198-229.

出身安达路西亚的阿拉伯哲学家艾布·巴克尔·伊本·图斐利（Abu Bakr Ibn Tufayl，约1185-1186年）在其以自修英雄哈义·本·叶格赞（觉民之子）为主角的哲理小说中，将哈义的家安置在一个赤道岛屿上，该岛“位于赤道以南的印度海岸上”，并以“拥有地球上最宜人的气候”为特征。正是由于理想的岛屿条件，哈义得以通过无父无母的自发创世而出现。又或许正是由于其所在岛屿不受任何干扰，他才获得了终极的精神净化。伊本·图菲利还为哈义的起源提供了另一个故事，向我们呈现了另一种岛屿结构：若非生于该岛的土地上，那么这位未来的圣人就可能已来到这个完全温和的、没有天敌的世界，作为一个婴儿从一个更加世俗的岛屿被抛弃，而后者“富有且广阔”，人烟稠密，并由“骄傲且占有欲强的国王”所统治。最后，故事以第三个岛屿的情节结束，这是一个由不同人口居住的小世界，该情节给哈义和读者上了基本的一课：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可能获得全面的精神启蒙。在故事的最后，哈义回到了他的孤岛。

当然，这三个岛屿是虚构的，伊本· 图斐利的隐喻性地理和理想化的地形，并没有表明他对真正的印度洋群岛有任何认真的想法。但是，为哈义的发展选择设定远离印度海岸和赤道以南的群岛环境，亦即从其本国马格里布（Maghrib）来看，这在已知世界的另一端，此点值得注意。它把故事提升至概念性岛屿的“有限、孤立、自给自足、暂时远离的”空间，从而表明其隐喻性。但与此同时，它又呼应了将东方之海视为岛屿世界的字面构想，此点与地中海类似。同样的概念形象地出现在著名的地理概要《科学之好奇与眼界之奇观》（Book of Curiosities）的海洋地图上：地中海和印度洋的绿色表面上点缀着圆形和椭圆形的岛屿，有些无名岛屿仅被标记为“岛屿”（jazlrd）。岛屿形状相当于绿色图形：它们让人联想到大海。

本文认为，正如岛屿与岛屿性是地中海研究的重要课题那样，岛屿和岛屿性同样是研究印度洋历史和印度洋史学的重要课题，对岛屿生活的考察丰富了我们对印度洋政治和社群的理解，并为其参与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正如它们之于地中海世界那般。笔者认为，在某些时间段里，印度洋世界最好被描述为“岛屿之海”，即由地理岛屿和地缘政治岛屿组成的地理历史实体。特别是10世纪以来海上贸易不断扩大的时代，以独立、自治或半自治社群的形成为特征，这在贸易和其他网络的衔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社群中，很多都是以地理岛屿为基础的，因此研究其发展、岛屿陆地和海洋空间的使用，以及与其他岛屿和非岛屿社群的联系，充实了我们对该地区在早期鲜为人知的时代里的状况的了解。而且，通过探索地理岛屿性和地缘政治自治之间的联系，我们对促进这种自治的机制有了更好的理解。此外，岛屿性塑造了印度洋世界的所有主要连接模式：远距离贸易的行为、人类移民的流动、知识网络的形成以及朝圣的实践。通过提出这一论点并概述某个具体岛屿的个案研究，本文重新定义了岛屿性的概念，这一概念只有在相互作用的概念框架中才能被理解，而且这对于理解笔者所感兴趣的10世纪至13世纪之间印度洋世界的联系至关重要。

印度洋

印度洋史学、海洋学和岛屿学（Nesiology）

哈义的岛屿元地理学提出了关于岛屿性质的概念框架，这使人得以了解古代有关岛屿的说法，或许不出所料，亦可使人了解关于印度洋岛屿的现代史学研究方法。首先，在外部和内部的描述性想象中，印度洋上神话般的岛屿比比皆是；无论是孕育哈义的身体和理智的那种海岛，还是其他产生单一性别社会的海岛，这些乌托邦都源于中世纪地理经验和概念性地理的交集，因此构成了一个特别丰富的研究主题。其次，作为哈义故事背景的三种岛屿——大洋岛屿、海岸岛屿、群岛岛屿勾勒出一种基本岛屿类型，单一岛屿或许应该继续通过印度洋史学的类型学方法来理解。复次，伊本·图斐利所想象的三个岛屿是完整的自然和/或社会世界的缩影，我们可以轻松方便地将我们的心神缠绕其中；关于印度洋连通性的历史和文学研究使用了类似的岛屿微观世界概念，皆因印度洋岛屿一直被认为是印度洋历史动态的缩影。再次，与这个微观世界的概念相关，伊本·图斐利令人信服地将哈义的岛屿描述为某种生物和智力实验室——一个受地理和环境保护的地方，可以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实验，并在哈义的形象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尽管将实验室假设应用于物理或社会模型已被证明是有问题的，但这一概念影响了对更偏远的印度洋岛屿的殖民认知和开发，而且最近的研究也揭示了印度洋海域中的相互作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于本文所关注的岛屿历史而言，哈义的故事提醒我们，孤立和互联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每个岛屿生活的特征；这种相互作用定义了中世纪时期赋予印度洋世界统一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现象。

海洋学记录了人类与海洋及海洋彼岸互动的历史。在海洋学的发源地——地中海，岛屿在地中海研究这一特定领域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此点同样适用于太平洋、大西洋、波罗的海、加勒比海群岛的历史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在这些史学背景下，岛屿研究的关键部分构成了一套“岛屿学”，即在更广泛的海洋史框架内对岛屿历史和文化进行的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为描述由广阔水域构成的世界的努力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法。相形之下，印度洋岛屿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它们在建立印度洋统一体中所发挥的历史和文化作用直到最近才得到一致关注，但相当零散，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殖民时期。继爱德华·阿尔珀斯（Edward Alpers）、肖卡特·图拉瓦（Shawkat Toorawa）、梅根·沃恩（Megan Vaughan）、阿帕尔娜·瓦迪克（Aparna Vaidik）等人的近期研究之后，本文旨在总结自印度洋有史以来在岛屿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

岛屿和岛屿性在布罗代尔和后布罗代尔的地中海统一性定义中，扮演着非常一致和普遍的角色。岛屿对于地中海来说意义重大，布罗代尔用几页文字生动地向我们讲述了岛屿的重要性及其在地中海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微型世界和微型大陆、跳板、转口港、航标、商业上可识别的品牌商品和流动人口（亦即在整个领域中流通的材料、人群和个人）的线索，岛屿是围绕这些因素展开的海洋研究的中心。岛屿考古学已经成为该学科的一个复杂分支，而地中海研究者一直在开辟这条道路。在他们关于地中海历史和史学的商榷性著作中，霍顿（Horden）和珀塞尔（Purcell）主张岛屿之间的联系，认为岛屿之间的联系比孤立更紧密。在另一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堕落之海》重新审视了岛屿和岛屿生境的岛屿性概念，带来了引人瞩目的效果；作者认为，构成地中海世界之谜的微观区域，如果不是岛屿的话，那么是什么呢？它们被选择性地孤立、限定，同时界定了与其他地方的联系方式的相同之处。

布罗代尔的著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及其对非地中海历史的挑战，激发了印度洋史学的灵感和活力。在其对印度洋历史的开创性综合调查中（时处印度洋史学形成阶段），奥古斯特·图森（Auguste Toussaint）强调了印度洋岛屿的重要性。图森是毛里求斯人，是该岛的档案管理员，也是研究该岛历史的成功学者，他急切的抓住了布罗代尔对该岛史学重要性的暗示，但相对于布罗代尔发现岛屿往往“超前或落后”于该地区的历史趋势，图森大胆断言，即使在该区域最遥远的地方也能感受到海洋的脉动。

尽管阿尔珀斯已经恰当地指出图森局限性（即阿尔珀斯所说的“爱国”）仅仅专注于小型、偏远、海洋性的且最近才有人居住的岛屿，但还是值得回到这位毛里求斯历史学家有关岛屿角度的理由。出于历史分析的目的，根据图森的观点，印度洋的范围应该分为四种：大洋水域本身、非洲海岸、亚洲海岸和散布在整个大洋中的岛屿。他认为，后者中的马斯克林群岛（Mascarenes）、塞舌尔群岛（Seychelles）和查戈斯群岛（Chagos），即偏远的小岛群，是最具有海洋性的。印度洋中较大岛屿的居民不一定是水手。沿海岛屿过多融入其邻近的大陆，那里的生活也不完全受海洋季节的支配。相比之下，位于大洋中的岛屿既不是非洲的，也不是亚洲的，它们完全依赖于大海，并被海洋所塑造，即“生于海洋，为了海洋”。这些特定岛屿自成一格的性质定义和概括的历史经验似乎排除了大部分海洋岛屿，但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图森的呼吁更具包容性：除了马斯克林群岛、塞舌尔群岛和查戈斯群岛，“科摩罗群岛（Comoros）、马尔代夫群岛（Maldives）、拉克代夫群岛（Laccadives）、阿拉伯海沿岸岛屿和其他一些岛屿”也值得学术界关注。

因此，图森的研究为通过印度洋岛屿的历史来书写印度洋历史奠定了基础，主要提出“什么构成了印度洋及其统一体”的问题；并答称：水、海岸和岛屿是其最基本的且普遍存在的元素。在这个设想中，有人可能会说，岛屿是其他两个组成部分的重要组合。将岛屿作为海洋框架“深层结构”（如布罗代尔长时段的印度洋版本，且岛屿本质上是海洋的）之一部分，这种观念的持久概念化，使其与当前旨在更深入理解海洋生活和海洋经验的海洋学探索尤为相关。可以说，海洋学视角最为清晰地阐明的正是这些海洋生活和经验，而对于印度洋史学而言，这种探索有着强大的传统。在2007年出版的期刊《阿扎尼亚》（Azania）中，约翰·麦克（John Mack）明确地将印度洋定义为一个统一的文化空间，并将其介绍性文章命名为《从海洋看陆地》（the Land viewed from the Sea），呼吁人们努力理解海洋生活，同时告诫称“很难将我们的思维从惯常的陆地位置中抽离出来，重新定位至远离海岸之处”。迈克尔·皮尔森（Michael Pearson）对这一探索的贡献是提出滨海社会的概念，这对我们看待岛屿的方式产生了影响。在皮尔逊的设想中，岛屿是最有可能找到“滨海社会”的地方，尤其是小岛屿，那里只有滨海社会，而非常小的岛屿上的人们可以被称为两栖的，甚至是水栖的；亦即主要或甚至完全在海上生活。因此，皮尔森对岛屿类型学做出了贡献，每种类型在海洋的定义和表达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易言之，皮尔森的系统阐述有助于我们将岛屿视为集中研究珀塞尔所描述的“海滩、潮汐和逆流”三位一体的场所。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然而，尽管岛屿从这种史学中脱颖而出，成为典型的海洋世界，但我们并没有详细而全面地阐述不同的印度洋岛屿和岛群在整个区域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专门针对印度洋岛屿的研究很少。最接近此类调查的是地理学家让-路易·格堡（Jean-Louis Guébourg）对“印度洋的小岛和群岛”的研究。地理学家罗歇·布吕内（Roger Brunet）在该书序言中赞扬了作者对微观世界的不懈探索，正是这些微观世界“使印度洋成为一个巨大的群岛，并把这个与大陆相反之地变成了世界第八大陆”。尽管格堡的著作并不是历史学著作，但是他强调了岛屿历史中的一些共同线索，包括探险、定居、殖民以及当代旅行者的关注。其中显然是叙述历史的章节着重于印度洋岛屿世界的发现和地图绘制，并认为印度洋岛屿为地理探索、发现和定义的过程和进展提供了重要的例证。

题为《西印度洋的岛屿和岛民》（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Essays on Islands and Islanders）的论文集是另一部较新的论著，它提请人们注意对印度洋岛屿进行全面历史调查以及通过岛屿了解印度洋历史的可能性。该书的论点是，岛屿是整体海洋历史和社会研究的有力切入点。该书收录的论文属于两个相当宽泛的研究主题：一方面是岛屿的描述，另一方面是岛屿生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在第一个主题下，岛屿作为一切都是颠倒的异域王国出现，正如阿拉伯学家肖卡特·图拉瓦对中世纪地理想象如何产生瓦格瓦格（Waqwaq）“（是）陆地”之意味深长的神话研究所示。他的著作，连同迈克尔·拉方（Michael Laffan）最近发表的关于印度尼西亚群岛阿拉伯语术语的复杂历史的系列论文，向我们展示了外部人视角（甚至是相当了解的视角）如何产生神奇拟像以迁移至遥远之地。在较早的一篇文章中，阿齐兹·阿兹迈（Aziz al-Azmeh）突出了印度洋民族较为极端的某些表现，特别是岛民在阿拉伯奇迹文学传统中的表现；通过产生“他者”，这些偏离或颠倒正常现实的描述在读者中“维持一种常态感、连续性和亲和力”。距离似乎通常会放大颠倒的程度，即使在与有关岛屿至少存在某种联系的情况下亦是如此。一般来说，这些开创性的研究提醒我们，有关中世纪印度洋的大部分书面资料表达的都是外来者和不谙航海者的观点，他们都易于被印度洋世界的默认描述所吸引，认为它有点奇怪，特别是在他们所感知的印度洋世界的边缘。旅行者和那些使用相关岛屿接触者所提供的一手资料的人并没有必要纠正这些想象。海洋知识本身就建立在夸张或虚构的异域风情之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异域风情是读者所习惯的常态之外发生的事例。

关于岛屿体量引起的第二个问题，即岛屿参与了构成我们所知的具有独特经济和社会模式的印度洋世界的一切，东非主义研究者爱德华·阿尔珀斯记述了非洲融入印度洋世界的岛屿因素。这项研究为印度洋岛屿研究提供了一篇史学导论佳作，为该主题提供了迄至其出版为止最充实的参考书目，并再次重申感觉有关岛屿历史的综合研究仍然缺失。阿尔珀斯概述了非洲沿海岛屿在商业扩张和海洋不同部分整合中的作用：岛屿既是商人社群安顿下来或找到临时住所的垫脚石，也是独立的岛屿政体；岛屿在东非沿海地区伊斯兰化进程中的作用；岛屿在部署奴隶贸易网络中的作用；以及岛屿在殖民和后殖民时期东非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彼得·米切尔（Peter Mitchell）将类似非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应用于其所谓“非洲岛屿”（包括印度洋的岛屿）的考古研究。米切尔列举的与岛屿研究有关的主题，侧重于反映在海陆体系整合中岛屿作用的物质文化，从而为阿尔珀斯建立的主题名目增加了两个重要问题，即他和其他考古学家所认为的独特岛屿文化的发展，以及在任何特定历史时期岛屿殖民化对海洋技术的影响。二者结合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主题框架，该框架可以加以调整和试验，旨在探索印度洋其他部分的岛屿历史，正如后文将要讨论的那样。

最近关于印度洋岛屿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殖民遭遇上。在其开创性的专著《绿色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热带伊甸岛和环境保护主义的起源》(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1995)中，里查德 ·格罗夫（Richard Grove）探讨了“伊甸岛话语”与西方环境保护主义在殖民岛屿上形成的根源，马斯克林群岛（尤其是毛里求斯）在这个故事中占据重要位置。格罗夫的研究范围超越了印度洋，但它为在环境历史和文学乌托邦、且最重要的是殖民历史的框架下考量印度洋岛屿开辟了空间。最近，关于同时期、同样的殖民遭遇主题的新研究陆续涌现，提供了有关个别岛屿和群岛及其参与印度洋现象的新鲜且令人兴奋的观点，包括帝国扩张、奴隶制和刑罚史。梅根·沃恩的《创造克里奥尔岛：18世纪毛里求斯的奴隶制》(Creating the Creole Island: Slavery in Eighteenth-Century Mauritius，2005) 继承并发扬了图森开创的马斯克林群岛的学术传统，但强调了不仅在这里而且在大洋彼岸的许多其他地方获得的社会动力。最后，阿帕尔娜·瓦迪克的《帝国的安达曼群岛：殖民遭遇和岛屿历史》（Imperial Andamans: Colonial Encounter and Island History，2010）拯救了其中一个地方的历史，而从殖民大城市的角度来看，这些地方被视为边缘之地。她质疑将海洋视为完全一体化的观点，并展示了地方和区域的观点如何与更广阔的跨区域海洋框架相适应，她为类似历史的书写提供了方法论蓝图，这些历史不仅涉及现代和现代早期，而且涉及早期被忽视的印度洋部分区域。

总而言之，现有的关于印度洋岛屿历史的文献涉及四大主题：第一，殖民遭遇的史学探索；第二，描写、绘图和想象的问题；第三，将离散区域整合到印度洋范围之内（尤其是东非和南亚）；第四，这些区域历史之间的联系，无论是海洋区域还是大陆区域。细读本研究，可以发现，红海、波斯湾甚至阿拉伯海的沿海岛屿通常被置而不论。从地理角度来看，这种省略或许问题不大：格堡清楚地将其“印度洋小岛屿和群岛”定义为位于北纬13°45（北安达曼群岛North Andaman islands）和南纬21°20（留尼汪岛Reunion）之间的热带或赤道地区，该地区气候炎热潮湿，但索科特拉岛除外。姑且不论气候，从格堡研究所涉之岛屿的历史和现代经验中获得的一些共同参数，包括地方性特征和资源、孤立的程度和与大陆结构的距离、非岛屿的想象及其影响，乃是该地区所有岛屿发展轨迹中的重要力量。这同样适用于从上述历史研究中得出的其他参数，尤其是伊斯兰化、贸易、海洋技术和奴隶制网络。

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在目前的印度洋岛屿学中也有年代上的空白。前文曾述及探索岛屿在非洲政治、经济和宗教融入印度洋世界和中世纪地理想象中的作用的相关研究，然而，除此为数不多的努力外，前现代印度洋岛屿世界的经验和意义仍未有充分发掘。为了解这一时期印度洋贸易世界日益一体化的情况，以及自11世纪以来该地区小型独立海洋政体（其中一些位于岛屿之上）的兴起，学界所作的努力必须包括对岛屿和岛民的研究。

这种对印度洋某些岛屿的历史研究边缘化可能部分是由于时代和保护方面的偏见。这一明显的盲点也可能反映了资料来源的偏差——它再现了这样一种感觉，即这些地方处于帝国边缘，或者至少是领土大国的边缘，而这正是我们所解读之文本的诞生之地。与此相关的是现代国家边界的影响：较之那些只是非岛屿领土国家之一部分（通常是边缘部分）的岛屿，构成独立国家的岛屿和群岛更容易成为“必要的历史研究焦点”。阿帕尔娜·瓦迪克曾在讲述一个印度洋群岛及其人民的故事时，对其进行重新定位和去边缘化，受其典范性研究的启发，在本文最后一节，笔者将以一个传统上被边缘化的群岛为例，展示其历史如何融入作为整体的印度洋海洋学的核心主题之中。

“中世纪”印度洋的海陆世界

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是地中海和印度洋世界之间联系日深的时期，也是西印度洋沿岸地区宗教、种族、语言、职业群体及身份之间发生接触的时期。这些接触曾经看起来明确而单向（波斯及其后阿拉伯的跨海商业扩张；伊斯兰化和伊斯兰教从阿拉伯中心向南至非洲、向东至东南亚的定向“传播”），但随着我们对诸多历史角色的作用了解渐多，现在却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以至于“本土”和“外来”在印度洋边缘地区成为模糊的类别。这一时期也见证了独立港口城市国家的崛起，最为明显的例子是斯瓦希里海岸（Swahili coast），也包括红海海岸、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岸（此即笔者的研究所探索的海洋区域）。沿着阿拉伯南部海岸的亚丁（Aden）、舍尔迈（Sharma）和米尔巴特（Mirbat），波斯湾的基什岛，红海诸岛的巴迪（Badi）、萨瓦金（Sawakin）和达赫拉克（Dahlak）（后文将有更为详细的讨论）都在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显示出独立政治组织的迹象。

在这一时期，印度洋离散部分的历史最好通过其参与和组成港口城市群岛的视角来讲述，这些港口城市相互连接，同时又与彼此及其内陆分离。从大陆和陆地的角度来看，这些沿着西印度洋边缘的地方大多是被视而不见的，充其量它们只是被认为是边缘的、无关紧要的。某些港口国如舍尔迈和巴迪在13世纪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当时更多面向海洋的较大领土国家变更其交通路线并纳入其功能；其他如亚丁、基什和达赫拉克，继续作为这些较大国家的港口或附属地。忽略这些地方和时代就会导致对这些地方本身及其历史上更为明显的大陆邻国的经济机制、社会联接和意识形态联系的视而不见。

两个概念提供了分析中世纪印度洋世界的政体形成和瓦解的动态过程的关键。其一是所讨论的政体包括陆地和海洋领域，它们占据了一个广阔的混合地理空间。其二是小型城邦的岛屿性，尤指陆地上或地理岛屿上的港口；因此，除了地理上的岛屿之外，似乎还漂浮着一些社会和地缘政治岛屿，因为它们没有被固定，或者至少没有被牢固地锚定在大型领土国家之上。

岛民认为海洋及其沿海地区是其生活空间的延伸，这一观点在关于海洋民族的人类学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支持。民族学和人类学作家艾佩利-豪珐（Epeli Hau'ofa）对这一课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开创性论文《我们的岛屿之海》（Our Sea of Islands）对太平洋岛国领土面积小及其伴随而来的经济无助的概念提出了质疑。他反驳称，对岛民而言，其领土不会止于每个岛屿的尽头，从而打破了普遍的刻板印象。据豪珐所言，大洋洲是“有居民的岛屿之海”：

（大洋洲的人民）并没有把他们的世界想象得如此微小。他们的宇宙不仅包括陆地表面，还包括他们所能穿越和利用的周围海域，拥有控火和翻天覆地之能的居民的地下世界，以及有强大神明和已命名的星星及星座的上方天空，人们可以依靠它们来指引他们穿越海洋。他们的世界一点也不小。

无论是围绕岛屿还是与大陆海岸接壤，海洋有时构成一条连接走廊或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部分取决于沿海人口的海洋技术和能力状况，以及其他地理/环境边界存在的渗透性。例如，阿拉斯加群岛的研究表明，岛屿的内部特征具有渗透性较差的边界，而周围的海洋被用作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的系列海水通道。将海洋及其资源描述为一个社群或政体海洋领域的一部分，这种海洋领域的划分乃基于对水域边界渗透性和海洋民族生存实践进行的观察。最近在缅因州海岸外的马蒂尼克斯岛（Matinicus）上发生的事件，被媒体称为“龙虾战争”，它很好地说明了一种非正式的水域领土化模式。一个马提蒂尼克斯岛民开枪打死了一名马蒂尼克人，当时后者试图阻止他及其大陆女婿共享仅为岛民保留的非正式领海。一位来自该岛的女士在接受该事件的采访时表示，“这个地方和西部定居的家庭农场之唯一区别就是我们的土地被水覆盖。”这是一个关于岛屿的有趣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海洋人群与海洋之一般关系的有趣故事。海洋远非空无一物，或者甚至只是一种“公共财产资源”（正如皮尔森引用人类学家埃斯特尔·史密斯[Estellie Smith]观点所言），海洋是或可以通过沿海或“水生”民族的实践来标记。有关缅因捕虾人捕捞活动的空间维度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饶有兴味的证据，证明了海洋社群非正式认可的做法的领土化倾向。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一时期，艾米莉·塔伊（Emily Tai）用一种更为正式且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而非以社群驱动的模式来描述中世纪地中海的“标记水域”。

在其关于新型海洋学和印度洋研究的文章中，马奎斯·温克（Markus Vink）认为“新型海洋学的当务之急是解开复杂的空间分类链，探索印度洋世界敞开的内外边界。”中世纪时期岛屿和岛屿政体的历史，特别是这些政体参与者对其陆海领域的解释方式，以及外来者对其陆海领域的争夺方式，很可能揭示出印度洋体系“内部可渗透边界”的诸多信息。新的岛屿历史还有一个时间维度的问题。2009年，在关于中世纪也门舍尔迈（Sharma）遗址的物质文化和海外联系的研讨会上，埃里克·瓦莱特（Eric Vallet）呼吁，长期以来，印度洋史学研究一直致力于印度洋世界的长时段发展和广阔结构的探索，现在该回归到事件史（即对变化和特殊性敏感的小尺度）的研究之上。研究证明，单个政体的陆海领域的扩张或收缩与影响更广阔海域的政治现象相关。

岛屿性质与印度洋港口

如果地理上的岛屿大部分是相连的，而“有边界的、孤立的、暂时远离的岛屿”主要存在于想象中，只是偶尔存在于现实中，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岛屿性质的概念；与表面的孤立不同，岛屿性质成为某些世界的本质特征，这些世界在不同程度上被海洋或陆地或两者所包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孤立。事实上，岛屿性质和孤立性之间的区别是至关重要的，从地理角度来看，格堡对此已作出了强有力的区分，他认为孤立是岛屿性质的变量之一。此外，许多研究其他海洋岛屿文化的学者最近也在评估岛屿性质和孤立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跨语言的“岛屿”术语的多种词源和经常出现的歧义或开放性有助于支持这一概念的多元定义。例如，英语“island”一词的拉丁语词根“insula”，将其与意思相同的希腊语词根“nesos”并列，前者象征着陆地（terra firma）的内在性，而根据一种词源学理论，后者与表示鸭子和船的词有相同之处；在希腊语中，岛屿是漂浮物，而在拉丁语中，它们是独立的土地。在语言学方面，与印度洋更相关的阿拉伯语的词根j-z-r同样可以派生出“从整体上分割部分”的意思，因此，根据一些词典编纂者的说法，岛屿之所以被称为岛屿，是“因为它与主要陆地隔绝”，或者从海水退去后出现的意义来说，岛屿之所以被称为岛屿，是“因为海水从它那里退去”。另一方面，在梵语衍生的语言中，dvipa用于岛屿、半岛和沙洲，以及“陆地世界的一部分”。

因此，词源学和语言用法允许将岛屿概念应用于不一定被海洋包围的实体。 同样，印度洋的港口城市都可以说是岛屿，无论它们是否位于地理上的岛屿上。将岛屿性质的概念应用于港口研究中，有其直观性和明显性。一方面，岛屿和港口共享海洋及其诸多可能性。港口和岛屿在地理位置和功能上的密切关系由著名的《科学之好奇与眼界之奇观》（Book of Curiosities，Kitab Ghara’ib al-funun wamulah al-‘uyun）凭直觉得出，书中有一章专门描述“海洋及其岛屿和避风港”。此外，在西印度洋，这种密切关系也体现在地形学上，即港口的自然地理和地形不同程度地在诸岛的岛屿性质上占有一席之地。位于靠近大陆海岸的岛屿上的几个港口包括曼达（Manda）、佩特岛（Pate）的尚加（Shanga）、拉姆（Lamu）、基尔瓦（Kilwa）和斯瓦希里海岸的其他港口；红海下游的萨瓦金（Sawakin）、巴迪（Badi‘）和达拉克（Dahlak）；波斯湾的基什和霍尔木兹。其他几个港口拥有我们可能会同意的所谓岛屿地形：考古和文献证据显示，这些港口有天然和人造的屏障，将其与腹地（umland）和海岸后方地区（hinterland）隔开。亚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典型的半岛港口位于半岛的一个火山口上，据传说，该半岛曾是一个岛屿，通过一座可称之为大陆桥的通道与大陆相连。此外，在对中世纪港口吉达的描述中，一位旅行者和一位本地作家都描述了早期定居者是如何在整个城市周围修建城墙的；后来，在该城的红海海滨两端修建了一条环形的海水护城河来加固面向陆地的防御，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岛屿。在拜利德（al-Balid）遗址，即被确认为佐法尔（Zafar）的多福里（Dhofori）港口，考古学家发现类似的护城河结构，从海滨两侧延伸到城镇周围。 最近挖掘出来的舍尔迈哈德拉米港（Hadrami port of Sharma），在12世纪中期被摧毁并废弃，以一道面向陆地的城墙为特色。城墙和护城河保护这些城镇，使其免受内陆地区的潜在威胁，或者至少将港口空间分隔开来，使其与外界隔绝。

亚丁港

皮尔森警告说，将港口城市纳入沿海社会使后者的定义复杂化。虽然岛屿大多是滨海的，但是海上的城市却有些模棱两可；在他看来，岛民过于世界性，不完全称得上“海岸”社群。但如果一个地区的占领和联系范围将其主要港口城市与较为简陋的沿海地区区分开，将港口城市与港口和海滨人群区分开，那么更宽泛的岛屿性质概念不仅包括字面意义上的岛屿，还包括类似岛屿的地缘政治实体，这就为印度洋沿海地区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更加统一的视角。思考岛屿性质的作用有助于我们了解小型港口城邦的世界，它们推动了10世纪以来（尤其是在11世纪和13世纪之间）连接两个海洋系统的远距离跨文化贸易的进行。

个案研究：达赫拉克群岛

达赫拉克的凯比尔岛（Dahlak Kebir，大达赫拉克Big Dahlak）位于由200多个岛屿组成的同名群岛，其历史证明了11世纪到13世纪印度洋岛屿和岛屿政治地理和经济的主要主题和动态。在这个大岛的西南端，有一个面积大且基本上未被发掘的定居点，它见证了一个曾经繁荣的中世纪港口城市的存在。大量的水库表明，这里要么曾有大量的常住人口，要么更有可能的是，曾有许多过客一度通过这个港口。

这个被遗忘的港口的考古记录之一（即墓碑汇编）已经得到广泛研究。这部文集由碑铭研究者玛德琳?施耐德（Madeleine Schneider）和乔瓦尼?欧曼 （Giovanni Oman）努力结集而成，包括约100块岛上仍留存的纪念碑和170多件散见于从纽约（经伦敦、巴勒杜克、特雷维索、摩德纳、雅典、开罗、喀土穆和孟买）到加尔各答的收藏品。该文集讲述了一个有着广泛联系的多元化社区的故事；此外，一些墓碑铭文显示，从11世纪到13世纪早期，以及在葡萄牙人出没红海前后，当地权贵已经获得苏丹头衔。笔者认为，至少在11-13世纪的苏丹这种更有力的例证中——“苏丹”这一具有独断权力的头衔——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权威和合法性的主张，伴随着岛屿政体的扩张，以及对海陆领域的控制（如果不是主权的话）的主张，这种控制延伸到整个达赫拉克群岛，包括穿越群岛的海上航线。

与斯瓦希里海岸的岛屿一样，达赫拉克的凯比尔岛相对靠近大陆，距离马萨瓦港（Massawa）约50公里，距离布里半岛（Buri peninsula）最近的大陆海岸约18英里。它是达赫拉克群岛的一部分，与马尔代夫群岛（Maldives）、拉克代夫群岛（Laccadives）、甚至安达曼群岛（Andamans）之类更偏远的海洋群岛一样，具有固有的统一性或有界性；在另一种语境中，它被描述为“分散的城市”，群岛的一致性自然有助于建立起地缘政治配置的海陆领域。红海虽然是印度洋的一个分支，却不是一个开放的海洋空间，它位于纵横交错的南北向和东西向、区域和跨区域的航线网络上，因此红海网络既包括本地和区域网络、印度洋网络，也包括连接印度洋和地中海的跨区域网络。在11世纪到13世纪的跨区域体系的形成时期，达赫拉克政体与印度洋连接的主流模式有诸多契合之处。岛屿性质以及达赫拉克政体对其海洋领域的巧妙而明显的控制是这种参与的关键因素，并导致五种现象：早期将岛屿用作监禁场所并随后将其概念化，外来者将当地争夺控制权和对有海盗活动的地盘的界定等同起来，将该岛发展为连接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商业港口网络的节点之一，参与连接非洲和阿拉伯的红海海岸的奴隶网络，并将其并入更大的领土国家。

达赫拉克群岛

（一）岛屿作为监狱

13世纪的旅行家伊本·穆吉维尔（Ibn al-Mujawir，13世纪早期）在描述港口城市亚丁时偏离主题，转而列举在伊斯兰和前伊斯兰时代曾作为监狱的地方，其中第一个就是亚丁（一个事实上的岛屿），阿拉伯海沿岸其他重要港口（包括达赫拉克岛）也是如此。早期穆斯林历史学家塔巴里(al-Tabari，923年)证明，在倭马亚时期和阿拔斯哈里发时期，达赫拉克岛被用作流放之地，而伊本·穆吉维尔只是在伊斯兰世界的分裂使该岛发挥不同作用时重复了这段信息。与伊本·穆吉维尔同时代的地理学家雅古特·阿尔·哈马维(Yaqut al-Hamawi，1229年)传写了一些诗歌片段，表达了对该岛的孤立和荒凉的非难。

岛屿作为监禁或流放场所的概念和现实是海洋场所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从开普敦的罗本岛（Robben Island）到爱琴海的伊亚罗斯岛（Gyaros）和马克罗内索斯岛（Makronesos），而且重要的是，人们认为岛屿适合监禁，因此在20世纪中叶将诺克拉（Nokra）的达赫拉克岛用作意大利殖民监狱，并在当今时代维持臭名昭著的达赫拉克的凯比尔监狱。但是，尽管对那些被想象为天然监狱并被用于实践的岛屿而言，刑法史是一个富有成效的研究框架，但此处值得注意的是，阿帕尔娜?瓦迪克最近对安达曼群岛的研究让我们考虑到岛屿监狱，岛屿作为自然和理想的监禁场所的传统主题，人为强制地扩大了岛屿隔离的维度。反过来，监狱形象有助于将某些地方建构成边缘地带。虽然政治边缘化在某些时候可能是一个历史事实——当这些地方位于大领土帝国的边缘时——但它既不应掩盖塑造这些地方和时期的人类经验的其他因素，也不应掩盖随着边缘化地缘政治现实的终结而发生的转变。各种地理空间研究框架（地方、区域、跨区域）的应用将对岛屿和其它岛屿实体的历史轨迹和生活经验进行更加细致入微地描述。

（二）岛屿成为海盗巢穴

正如布罗代尔所指出的，在某些时期，地中海某些地区的岛屿成为海盗的代名词，所以对近代早期的西西里总督来说，“对岛屿进行清理”意味着消灭海盗。达赫拉克曾经在早期伊斯兰时代、倭马亚和阿拔斯统一时期真的被边缘化，后来在后阿拔斯时代长期被认为边缘化，与之相关的是岛上统治者作为掠食者的表现，就像该地区其他岛屿和岛屿港口的统治者一样。中世纪的旅行者，从12世纪的西班牙穆斯林朝圣者伊本·朱巴伊尔（Ibn Jubayr），到13世纪早期匿名的犹太商人（他们首次沿红海航行的报告被保存在开罗藏经室经卷[Cairo Geniza]中），他们抱怨当地人、臣民和统治者的贪婪，以及港口城市海关的敲诈勒索。现代史学对这种观点的接受略显仓促，达赫拉克的统治者（即那些在墓碑上声称拥有苏丹头衔并宣扬捍卫伊斯兰教的人之一）变成了“小统治者”或“危险的海盗”。对于波斯湾基什岛（Kish）的统治者亦有类似判断。地理学家明确表示，12世纪基什控制的海陆领域已经超出其小岛的直接范围。笔者认为，这些海盗行为的指认掩盖了地缘政治格局的动态过程，在这种格局中，小岛和岛屿政体沿着繁忙的海上航线发展，对其直接涉及的海洋领域提出主张，并最终与在这些航线上拥有既得利益的大国发生冲突。

（三）岛屿作为跳板与“岛屿航线”、海上廊道

这些岛屿最初是如何吸引商业交通的？布罗代尔有力地唤起了人们对地中海岛屿作为跳板的回忆，他生动描绘了岛屿 “绵延而相对平静的水域”及其作为“固定舰队”的形象。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航海家和制图者在其著作和视觉表现中分别表达了类似导航岛的概念。著名的、备受研究的阿拉伯航海家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Ahmad Ibn Majid）在16世纪之前就写过文章，他把岛屿列入航海知识的基本要素之中，他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讨论岛屿，在对航海基本规律的总结中，他建议全面了解“所有的海岸及其登陆点，以及它们的各种指南，如泥、草、动物或鱼、海蛇和风、潮汐变化、洋流变化以及每条航线上的岛屿。”上述最近发现的11世纪地理专著，包括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地图，前者布满岛屿，后者略显稀疏。艾米莉?萨维奇-史密斯（Emilie Savage-Smith）解释说，像这样的地图是“为了帮助记忆而设计的，是对新的复杂材料进行排序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作为物理现实的视觉模型。”再现实体形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提醒观看者在海上航行和贸易中获得的知识基础，而岛屿显然是这些知识的核心。

达赫拉克就是这些岛屿中的一个，它是通往红海上下的海上航线链的一个环节（但不是固定船队，因为没有任何主导力量）。保存在开罗藏经室经卷中的中世纪犹太商人信件证实了在达赫拉克岛的常规停靠；在前文述及的沉闷旅程这一个例中，红海沿岸的一些港口（其中一些在岛屿上）被连成一条明确的登陆链。此外，这封信和藏经室经卷中的其他贸易商信件证明了一个繁荣市场的存在：某种神秘但显然备受追捧的群岛产品将当地生产商和贸易商与海外买家联系起来。存放在这里的地中海和其他地区的商品，从犹太商人记录的埃及织物和染色化学品，到最近对中世纪遗址的地面考古调查中发现的中国陶器和玻璃手镯，一定是越过海洋或更远的地方运到阿比西尼亚大陆（Abyssinian mainland）。

（四）岛屿与奴隶贸易

达赫拉克岛与附近的沿海地区（即今厄立特里亚海岸，距离布里半岛18英里，距离马萨瓦地区约50英里）的联系，通过作为商品或贡品的奴隶转移，形成了该岛与也门诸公国之间最牢固的跨海关系之一。马奎斯?温克将“印度洋史学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以非洲为中心’的关注”归因于大西洋奴隶制研究的遗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马斯克林群岛和斯瓦希里海岸种植园奴隶制的关注。同样的史学影响，再加上相关资料来源的分散和多样化，可能是研究者在研究年代上产生偏向的根源，这种偏向使近代以前奴隶制网络相对未获探究。本文在此以达赫拉克为契机(可能还有西印度洋其他岛屿和岛屿港口)，可以从更多角度看待殖民统治前时期的奴隶制：非洲腹地网络、岛屿中介机构，以及对接收奴隶的社群的影响。

奴隶贸易

宰比德（Zabid，11世纪20年代至12世纪50年代，早期通过达赫拉克接收阿比西尼亚奴隶的城市之一）的纳贾希德（Najahid）王子的兴衰，这个复杂而鲜为人知的故事说明了也门海岸和红海对岸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该地区奴隶制网络的多方面影响。达赫拉克的凯比尔岛及其群岛在这种联系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形成了一个令人着迷的混合型滨海社会。也门高地崛起的素莱（Sulayhid）王朝夺走其城市后，被击败的纳贾希德统治者（他们是阿比西尼亚奴隶出身）在达赫拉克避难，并密谋回归。在准备突袭纳贾希德城时，苏莱希德的领袖穆卡拉姆（al-Mukarram）命令其部队不要在宰比德杀害非洲黑人，而是先对他们进行语言测试；如果让他们发出阿拉伯语音素“z”的音，他们发的是“z” ，那么他们就是可攻击的目标，他们的口音暴露了他们是纯正的阿比西尼亚人，大概是被视为统治这座城市的阿比西尼亚外来者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他们用标准的半岛阿拉伯语发音，他们就会被认为是阿拉伯人而得以幸免，因为“这些沿海地区的阿拉伯人与黑奴生下孩子，自由人和奴隶都有黑皮肤。”至于中世纪港口和沿海社会对岛屿及其他地方（如达赫拉克和宰比德）的世界性、混合性影响，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

（五）岛屿一体化：具有海洋前景的领土国家

在研究岛屿学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时间因素。关于西印度洋的一些小岛和港口城市的零星记录（包括文本和资料）表明，11世纪在这些地方出现了独立的政体。由于当时区域强国对海外网络的运作机制缺乏积极和持续的关注，在中世纪世界体系发展的同一时期，独立或半独立的岛屿政体在印度洋西北角、红海、阿拉伯东海岸、波斯湾和非洲沿岸崛起。12世纪后半叶，由萨拉赫·丁·布·阿尤布（Salah al-Din b. Ayyub）建立的新王朝接管了法蒂玛王朝（Fatimid）在埃及和叙利亚的残余。在黎凡特和埃及与十字军作战时，阿尤布人也向南扩张，将也门法蒂玛影响渐弱的势力范围纳入其中。因此，他们发现自己掌管着连接地中海和印度洋的跨区域贸易路线。然而，他们对该地区的控制是脆弱的，很快，由阿尤布王朝掌控的代表部族接管了也门的管理，并通过征服和联盟统一了这片不稳定的土地。埃里克?瓦莱特最近提出这个位于印度洋西部的新国家制定了一项独特的海洋政策。他指出拉苏里王朝（Rasulid）专注于航运和海运，这在著名的拉苏里王朝行政文件中得到了证明。在这些文献和这一时期的大量编年史记载中，他还发现了拉苏里王朝对海外穆斯林社群和宗教当局的资助，尤其是在印度沿海地区和波斯湾地区。

直至那时为止，作为地缘政治版图一部分的城邦发生了什么？其中一些城邦（如亚丁）尽管与海岸后方地区的联系有所加强，却已牢牢地融入了拉苏里王朝，并继续作为跨洋网络的节点发挥作用。其他如达赫拉克，似乎已经失去其重要性和自治权，直接受到拉苏里王朝的影响，处于拉苏里王朝的外围。拉苏里王朝控制达赫拉克的确切性质仍有待充分探究，其阐明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拉苏里王朝对其海岬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达赫拉克再次被更紧密地卷入也门强国的势力范围，它可能成为该国治外海洋领域的一部分。早期的岛屿性质特征发生了变化，以岛屿为基础的公国直到两个多世纪后才重申其自治；当强大的拉苏里王朝灭亡，外来者进入西印度洋，这似乎为当地统治者提供了再次行使某种地方权力的机会。

结语

达赫拉克在一个更大、更强的国家的势力范围内进进出出，这表明了印度洋权力结构中更为普遍的趋势，也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对岛屿实体的关注如何反映该地区长期以来的地缘政治动态。另一个岛屿也戏剧性地吸取了类似的教训，这个岛屿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似乎一直抵制严格的控制。伊本?穆吉维尔滔滔不绝地讲述了索科特拉岛（Socotra）反抗外界控制的故事。他说，当阿尤布王朝征服也门时，他们派了五艘战舰到索科特拉去征服该岛。然而，岛民（即据作者所称的所有的基督徒和巫师）有其他的计划。“当敌人接近该岛时，它就从视线中消失了。他们日夜不停地巡逻，但没有发现这座岛的任何踪迹，也没有任何关于它的消息。”

这个故事是关于什么的？索科特拉岛位于非洲和印度洋西北部之间的战略要地，是印度洋上最早有人居住的岛屿之一。在13世纪伊本?穆吉维尔写作之时，索科特拉岛就已为人所知。在几条南北向和东西向的航线上都可以看到它，即便人们不是经常造访该岛，也许是由于靠近其陆地的是危险的海上通道。该岛因其基督教社群而闻名，似乎它与也门相对较近的对岸没什么密切联系，而是与波斯湾及其聂斯托利派的基督教社群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撇开宗教论战和文学根源不谈，伊本?穆吉维尔关于消失岛屿的主题暗示了索科特拉岛脱离也门，进而暗示索科特拉岛在其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不同网络的一部分。正如佐坦?比德曼（Zoltan Biedermann）所示，在近代早期，当奥斯曼人与葡萄牙人争夺印度洋航线和沿海地区的控制权和影响力时，索科特拉岛果断远离了也门西部脆弱的势力范围，转而成为连接葡萄牙控制的波斯湾和东非的轴心的一部分。伊本?穆吉维尔的故事远非纯粹的构造，而是表面上明显的反转和争论的产物，他的故事可能暗示了横跨水域所画出的不同线条，因为他的索科特拉岛带有真正的索科特拉岛的某些性质：通过印度洋与该地区其余部分相连又分离的岛屿形式。

在其关于岛屿考古学的重要著作中，保罗?莱恩伯德（Paul Rainbird）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岛屿“只是海洋社群这一更为复杂的故事的一部分。”说得绝对一点，这表明认为岛屿及其历史具有独特意义是一种误导。本文提出了略有不同的观点。诸如达赫拉克岛和索科特拉岛这样的印度洋岛屿的历史，确实只是印度洋复杂故事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却为在整个印度洋世界中所获得的动态变化提供了生动的例证。将关注焦点放在岛屿和作为印度洋世界节点主要特征的岛屿性质概念上，使我们能够对印度洋历史的分期进行微调，并解读随着时间推移历史事件和政治变化如何影响整个区域的生活和生计。对岛屿的观察揭示了印度洋世界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运作和相互关联的机制。

不过，我们可以从印度洋衍生的岛屿学（nesiology）来看未来的海洋学（thalassography）问题。以岛屿或类似岛屿的港口城市为中心的海陆领域的形成，并不仅仅阐明了海洋活动在这些海陆领域中的可能性和范围。岛屿相连。岛屿学研究它们是如何联系的，此亦模拟海洋学可能采取的形式之一。岛屿可能是独立的或非独立的，大的或小的，但是只要它们有人居住，它们的研究就总会关联起水域、事件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