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代到清末，中国嚼食槟榔的区域一直是比较稳定的，除了台湾在清康熙年间被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管辖，使得中国新增了一处重要的槟榔产地和嚼食地区以外，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变化。在清代大部分时间里，槟榔流行区域大致在今台湾、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和云南等地。此外，在南方主要的商业都会（如南京、长沙、武汉）中，一些商人也有嚼食槟榔的习惯；在北方，基本上只限于旗人偶尔嚼食槟榔。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清朝的覆亡和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槟榔的嚼食区域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化，可谓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北方嚼食槟榔的习惯基本上随着旗人贵族这一社会阶层的解体而完全消失。江南地区的槟榔嚼食区域也出现了重大的萎缩，到了20世纪中期时只剩下了湘潭附近的一小块地区。广东、福建这两处最早流行嚼食槟榔的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到了20世纪中期，广东和福建基本上已经难觅嚼食槟榔的影踪，只剩下海南岛和台湾岛两处槟榔产地的人们仍然有嚼食槟榔的习惯。至此，中国当代的槟榔嚼食区域既已形成，即具有鲜食槟榔习俗的海南岛和台湾岛，以及湖南湘潭。
槟榔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槟榔嚼食区域的变化，其成因是非常复杂且多方面的，它所发生的时代背景，是清末民初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大变革。从社会层面来说，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渐渐走向现代商业社会，这种变化在沿海地区尤为明显，使得广东和福建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从而动摇了槟榔嚼食习俗依存的社会基础。从经济层面来说，中国传统的内河商业模式渐渐让位于殖民地式的洋行买办商业模式，这种变化使得槟榔的传统营销通路受到极大冲击。从文化层面来说，大部分中国人在清末民初时对本土的文化风俗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不自信，认为包括嚼食槟榔在内的许多传统习惯是落后的、堕落的，从而积极地移风易俗，引进西方文化。从政治层面来说，辛亥革命以后，旗人贵族阶级的“铁饭碗”被砸掉，使得北方的槟榔需求一落千丈，再也难以支撑起北方槟榔消费的格局。
清代嚼食槟榔习俗的分布状况可见于各地的方志记载，如雍正年间的《云南通志》《广西通志》《浙江通志》，乾隆年间的《福州府志》《梧州府志》《腾越州志》《潮州府志》，道光年间的《肇庆府志》《广东通志》，同治年间的《韶州府志》，光绪年间的《香山县志》《广州府志》《湘潭县志》《湖南通志》等方志中皆有槟榔记载出现。
总的来说，嚼食槟榔这一习俗在清末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分别结束于1860年和1864年）之后的19世纪下半叶尤为明显。这种变化可分为“此消”与“彼长”，“此消”是指闽粤嚼食槟榔习俗消失，而“彼长”是指湖南湘潭嚼食槟榔习俗兴起。另外，清朝覆亡以后，北方旗人嚼食槟榔的习俗也迅速消退。换言之，北方嚼食槟榔习俗的变化主要是清朝政权的覆亡导致的，原因比较简单，这一点没有过多讨论的必要。湘潭嚼食槟榔习俗的兴起则放到下一节“湘潭人是怎么开始嚼槟榔的”中详细讨论，长江流域嚼食槟榔习俗的变化与湘潭关系密切，因此笔者也将在下一节中一并讨论。本节主要讨论闽粤嚼食槟榔习俗的消退，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1860年至1920年之间。
当今闽粤嚼食槟榔的习俗几乎已经绝迹，其原因笔者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鸦片战争带来的贸易格局的变化；
（二）一般民众的赤贫化；
（三）民国初年的移风易俗。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闽粤两地人所嚼食的槟榔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是新鲜的槟榔，而是经过处理的、耐储存的干槟榔和咸槟榔之类。清末时，福建的槟榔主要来自台湾，而广东的槟榔主要来自海南。福建槟榔的来源在清代中期发生过一次变化，原本福建的槟榔是来自海南与吕宋的，后来经过清代中期对台湾的垦殖和开发以后，台湾成为福建槟榔的主要来源。广东的槟榔主要来自海南，也有少部分来自东南亚各地。海南自唐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槟榔的主要产地，除了福建、台湾以外的中国其他地方的槟榔，基本上都是来自海南的。在清代，海南岛槟榔的输入路径也比较单一，基本上都是以海船运抵广东各口岸，经粤海关稽查征税以后，再发往内陆各地。粤海关对于槟榔的分类，分为榔青、榔咸、榔干、榔玉四种。榔青是新鲜槟榔，榔咸是盐渍槟榔，榔干是干燥槟榔，榔玉是槟榔芯。榔青、榔咸主要用于嚼食，榔玉一般作药用，榔干药用、嚼食皆可。粤海关对于槟榔的计量和收税是以三百斤作一篢（音垄，箱笼意），每篢收关税在二十文上下，各口岸略有不同。(［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十三》，清道光广东刻本，第155页。)根据《粤海关志》的记载可知，除北海、徐闻、吴川、高州和阳江这几处离海南较近的口岸有输入榔青，即新鲜槟榔以外，其余口岸皆以榔咸、榔干、榔玉为多。
清末时，广东的巨大社会动荡是从鸦片贸易开始的，鸦片贸易导致中英贸易出现从出超到入超的逆转，也导致广东商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从1830年开始，英商输入中国的货物中，鸦片占一半以上，每年外流银圆为七八百万圆。大量白银的流出导致贸易通货减少，造成了国内贸易萎靡不振、对外贸易畸形膨胀的后果。在19世纪初的广州，一两白银约换制钱1000文，到了1839年，一两白银可换制钱1678文。(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第387页。)由于白银一般用于大额贸易，而铜钱则是一般小额市面交易所用，因此容易导致国内消费价格上涨和国内商品交易价值下跌。从下面的简略贸易图中，我们可以一窥以槟榔为例的国内贸易受损情况（见图）：
槟榔国内贸易白银-铜钱双通货流通示意图
海南槟榔种植者出售槟榔获得铜钱，那么在铜钱日渐贬值的情况下，他获得的价值是日益减少的。槟榔采购商向槟榔经销商大量出售槟榔，以白银为结算单位，因为白银价值有所提高，所以他获得的白银数量也是减少的，且由于广州是对外贸易口岸、白银的流出地，因此白银价值比其他地方更高，槟榔采购商会选择在广州兑换铜钱，这样白银就会进一步向广州集中。广州的槟榔经销商向一般消费者出售槟榔，是以铜钱为交易货币的，铜钱价值下降，所以广州的槟榔消费者需要付出更多的铜钱购买槟榔。由于槟榔经销商需要用日益升值的白银购入槟榔，获得的却是贬值的铜钱，因此其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于是经销商需要大幅度提高槟榔的零售价格以保证利润，对抗铜钱兑换白银之间日益上升的差价。
从上述流程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铜钱和白银的双通货经济模式，在铜钱价值下跌、白银价值上涨的情况下，槟榔种植者得到的是日益贬值的铜钱，槟榔消费者则需要支付更多的铜钱。槟榔经销商和槟榔采购商之间以白银为结算货币，参照上文的简略贸易图，四者中唯有槟榔采购商能够在白银价值上升、铜钱价值下降的情况下得益，因为他能够获得白银。由于白银价格日益上涨，且以广州为中心向其他地方辐射（存在响应时间差），因此槟榔采购商更愿意持有白银而不是持有货物。这就导致在贸易过程中能够得到白银的商人不愿意将白银投入商品流转的渠道中，而是持有白银在广州观望。
大量汇聚到广州的白银被用于购买鸦片，白银购买力的增强，导致鸦片及其他进口商品的价格进一步下降。这样此消彼长的结果就是，凡是国内贸易的商品，其流转渠道都受到了损害，从而导致供应不足和价格上涨；凡是国外进口的商品，由于白银购买力的增强，反而出现了价格下降的情况。鸦片贸易所带来的不单是鸦片本身对中国民众身心健康的伤害，还从破坏货币制度的角度扭转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对于这种情况，当时的学者已经有所警觉，并且撰文直陈其弊，如“银之漏卮，耗于鸦片……故洋商置买货物，亦复银洋互用……今日银荒，恐数十百年后，百货俱荒，悉入外洋垄断之薮”([清］夏燮：《中西纪事·第三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China-America Digital Academic Library(CADAL)，第48-49页。)。
鸦片的大量输入和白银的流失，导致广东社会出现双重困境。一方面是鸦片带来的社会危害使得国人财富虚耗，民众身心健康受损；另一方面是银价飞涨导致国内贸易难以为继。这样一来，广州附近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尤其是手工业者和城市商业相关利益群体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从而深刻影响了广东的传统商业格局。从1836年起，清廷中有许多大臣都发现了鸦片贸易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危害，生计受到影响的一般民众和商人开始发起反烟活动，于是朝野上下呼应，开始了1838年到1839年的广东禁烟行动。
禁烟行动一开始取得了颇为积极的进展，但是英国方面也很快开始采取行动，以武力保障鸦片贸易的继续进行。1840年4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对华战争的提案。1840年6月，英国海军抵达珠江口附近，留下少量舰艇封锁了珠江口，其余主力沿海岸线北上袭扰中国沿海。英军在袭扰厦门、攻陷定海之后，于8月抵达大沽口，开始与清廷谈判。博尔济吉特·琦善与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的交涉历时一个月，结果是琦善在做出包括撤办林则徐、割让某处口岸、赔款等承诺后，要求英军退回广东等候皇帝批复。英军此时正逢疫病，且冬季大沽口附近海面有结冰可能，因此义律和懿律答应了退回广东再做进一步谈判的要求。
1840年11月，琦善抵达广州履任，12月，开始与义律谈判和约，但谈判进展缓慢，双方意见难以达成一致。义律决定以武力逼迫琦善，于是在1841年1月7日进攻且攻克了珠江口防御体系的第一道防线—大角炮台和沙角炮台。琦善面对英军的压力，只好与义律商拟了“穿鼻草约”。由于“穿鼻草约”涉及割让香港岛，因此琦善不敢在未得朝廷许可之前签字，只答应义律代为启奏。义律看到琦善软弱可欺，便进一步发动攻势逼迫琦善，一面抢先公布未获中英两国政府承认的“穿鼻草约”，并于1841年1月26日强行占据香港岛，一面在2月26日攻陷珠江口的第二道防线—靖远、镇远、威远炮台。2月27日，英军又攻陷珠江口的最后一道防线—乌涌炮台，至此，英军舰船已经可以直抵广州城下了。
“穿鼻草约”的内容大约在1841年2月被道光皇帝知晓，皇帝立即下令严惩琦善，派出奕山等一干官员替换。同年4月左右，伦敦也收到了关于“穿鼻草约”的报告，内阁会议否决了此草约，派出了亨利·璞鼎查（Henry Pottinger）替换义律，并给予了璞鼎查扩大战争、争取更有利条款的指示，同时大幅增派军力随璞鼎查赴任。
事实上，英军在1841年3月以后几乎已经完全包围了广州城，随着进入贸易旺季，英国商人强烈要求与清方停战并进行贸易，于是在3月20日至5月20日这一时间段广州得以暂时休战，恢复贸易。同年4月14日，奕山抵达广州履任，随后各省援军陆续抵达广州，清军开始策划突破英军对广州的包围。5月21日，清军发动夜袭，试图火攻英军陈列于珠江江面的舰船。然而突围行动不但寸功未建，反而招致英军的猛烈打击，英军反攻并夺取了城西的泥城和城北的四方炮台。5月25日至26日，英军从城北高地的四方炮台向南开炮轰击城内，英舰亦于珠江上列阵向北炮击广州城，两面夹击之下，广州城内一片混乱，奕山等人只得请降。双方遂于5月27日议定城下之盟《广州和约》，该条约规定奕山率军撤离广州60英里(1英里=1.609344千米。—编者注)，一周内交赎城费600万元，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中英两国议和前，广州不得设防，清方赔偿广州夷馆损失30万元。
1841年8月以后，随着璞鼎查到任，第一次鸦片战争进一步扩大，直至1842年8月才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停战。但此后的战事基本不在广州附近发生，因此不做详细叙述。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广东本就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恶化。广州附近地区在战争中损失极大，战争中被征调的兵力、粮饷最多。《广州和约》议定以后，退出广州城的溃散清军四处袭扰广州附近的乡镇。战争期间广东支出的军费最多，战后的赔款也由广东负担最多，另有战争期间的赎城费600万元和赔偿夷馆损失的30万元。广东珠三角地区原本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但经此一役，以及后来反复拉锯的反租地和反入城斗争，广东地方政府和民间财富的损耗极大，加之长期不能正常通商，广州商民的生计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广东民间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被迫捐输了高于正常赋税值数十倍的款项，鸦片泛滥、钱贱银贵等战前就已经存在的问题更进一步加剧，使得收入锐减而支出倍增。《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开放通商，商路改变，原本经江西、湖南输入广东的贸易线路沿线有十万挑夫失业，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些失业流民中有许多客家人，他们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掀起了震动全国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及在广东造成赤地千里的土客冲突。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一场未完成的战争，广东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民众认为自身遭受的苦难完全缘于英国人的入侵，因此民间对洋人的仇恨更深。英国人也没有完全实现原本的企图，他们仍希望能够扩大在中国的利益，完全掌握广州附近的局势（即使在五口通商后，英国人也始终未能实现进入广州城的目标）。双方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果的不满，导致1842年至1856年间的和平只能是一段暂时的休战期。第二次鸦片战争由1856年“亚罗号事件”开始，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有着完全不同于上一场战争的性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与英军对峙的主力是清军，那场战争是两个政府之间的对抗，在三元里抗英事件中，民兵乡勇只在本村遭受侵扰时做出抵抗。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广东各地的乡约、团练等民间武装成为与英法联军作战的主要力量，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民战争”的状态，仇恨洋人的广东民众四出袭击英军。(Kate Lowe,Eugene McLaughlin,“‘Caution!The bread is poisoned’:The Hong Kong mass poisoning of January 1857,”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2015,43(2),pp.189–209.)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为了完成“广州入城”目标，彻底击垮广东民众的反抗意志，在1857年12月28日发动了对广州的攻城战，12月29日完全占领了广州城，成立了英法占领委员会，对广州进行了长达3年多的殖民统治，直至1861年10月和谈达成才撤出广州城。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残酷打击，广东民众已经先于全国其他地方的民众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中国社会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是不可能取得与洋人对等交流的条件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并统治广州长达3年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由欧洲殖民者管制一个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大型中国城市。(1860年前后，广州人口为50万~60万，很可能是当时中国产值最高、人口最多的城市。)原本广州民众是坚决抵制洋人入城的，但在英法联军的绝对武力优势面前，终究还是不得不屈服。3年多以英国人为主的殖民统治给广州商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本坚固的“华夷之防”开始出现松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法占领军对待在押囚犯的人道态度。占领军在视察过南海、番禺两县的监狱后，对囚犯的悲惨处境十分震惊，下令立即对患病囚犯进行医治，并改善了监狱的条件。在整个占领期间，占领军禁止中国官员拷打犯人，更不准使用凌迟等酷刑。这件事情给当时在广州的中国官员带来很大的触动。时任广东巡抚的劳崇光还萌生了要去英法看一看的念头。(郑爽：《英法联军占领时期的广州（1857-1861）》，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0年，第62页。)广州的许多官员和商人在与英法占领军近距离接触后，对洋人的态度从敌对改变为“可以学习的对象”。
以上主要解释了鸦片战争带来的贸易格局的变化，下面再说说“赤贫化”和“移风易俗”对槟榔嚼食习惯消失的影响。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内外交困，内有严重的民族矛盾和王朝末路问题，外有殖民者入侵和洋货倾销，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其实在清朝嘉庆时期以后，中国就已经深陷“内卷化”危机，在科技实力和土地面积都没有增长的情况下，人口膨胀，导致人均收入极低。然而鸦片战争过后，受到鸦片倾销及其他洋货倾销的影响，赤贫的范围从原来的小农、佃农、城市苦力迅速扩展到手工业者、小商贩，随着洋商和洋行对中国内外贸易的垄断，以及大范围的战争破坏和大量的战争赔款，就连传统的中国商人也陷入了贫穷困境。这样一来，原本那些能够消费得起槟榔的社会中上阶层，也无法保持他们原有的消费习惯了。随着赤贫范围的迅速扩大，槟榔很快失去了它原有的消费人群，致使嚼食槟榔的习惯也几乎绝迹于中国的各大城市。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朝野的有识之士大都意识到中国已经无法阻挡世界殖民帝国扩张的历史潮流，中国的旧制度和文化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造。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和左宗棠等人发起了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很快地，向西方学习，重新审视中国旧有的文化和习俗成了社会普遍的共识，这种情况在与西方交流比较多的沿海和沿江主要商业城市中尤为明显。而这些城市以及这些城市里的工商业阶层，往往就是嚼食槟榔习俗依存的对象。假使嚼食槟榔习俗在中国的农村也普遍存在，那么它的消亡可能就不会那么彻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抽旱烟和抽水烟，这两种抽烟方法原本分别普遍存在于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大城市，但是在洋卷烟普及以后，老式的烟枪、烟管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就几乎绝迹于城市中了，然而在乡村则至今仍可偶尔见到。嚼食槟榔需要不时地吐槟榔渣，因此这种习惯受到了特别的诟病，民国初年，嚼食槟榔的习俗在广州、泉州、南京等大城市已经基本消失，以至于在国民政府于1934年发起“新生活运动”时，嚼槟榔已经不是一种需要被特别提醒注意的广泛习俗了。
关于槟榔习俗的淡出，有一种说法认为漳州的嚼槟榔习俗消失与陈炯明在漳州建立“闽南护法区”有关。当时陈部粤军入闽，革除旧习，其时正当1919年五四运动，9月9日龙溪县召开国民大会，决议禁止日货进口。台湾在那个时候已经被日本占据，因此台湾产的槟榔自然算是“日货”，也在被抵制之列。(郭联志：《闽东南的嚼槟榔习俗》，《闽台文化交流》2006年第1期，第143-144页。)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确实的文献支撑，只不过“按理来说，应当如此”。综合各种资料来看，闽粤两地嚼食槟榔的习俗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基本上已经完全消失了。
许多关于槟榔的研究文章想当然地提出是烟草的流行“挤掉”了槟榔，(王四达：《闽台槟榔礼俗源流略考》，《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陈光良：《海南槟榔经济的历史考察》，《农业考古》2006年第4期。)然而这种想法根本经不起推敲。烟草可以和诸多成瘾品加成，不存在烟草替代其他成瘾品的情况。在17世纪至18世纪的西欧，咖啡馆的流行也促进了烟草的消费，抽烟的人代谢咖啡因的速度比不抽烟的人的快50%，(［美］戴维·考特莱特：《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薛绚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18页。)咖啡馆也是吸烟者重要的社交场所。同样地，抽烟的人代谢槟榔碱的速度也更快，因此才有“槟榔配烟，法力无边”的说法，若有人抽烟的同时嚼槟榔，那么他获得槟榔碱的刺激速度就会更快、更强烈。从现在湖南、台湾和海南的情况来看，抽烟和嚼槟榔的行为往往是相互加持的，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抽烟能够替代嚼槟榔这种假设。
（本文选摘自《一嚼两千年：从药品到瘾品，槟榔在中国的流行史》，曹雨著，中信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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