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春读书记

南方卑湿，春夏之交尤其如此。开卷之书，在湿度一次次无声的侵袭下，轻则发黄，重则变形扭曲，这是世间诸种无能为力之一。毕竟，这年头又流行容易发黄的轻型纸。新书到手，只好保持塑封，一本本“收藏”在那里，束书不观。

但好书，足以让这些规则失效。

《目加田诚北平日记》

《目加田诚北平日记》，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编，[日]静永健主编，凤凰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337页，88.00元

此书是日本著名中国文学学者目加田诚博士（1904-1994）1930年代在中国北平留学时的日记，历时约一年半（1933年10月至1935年3月），记载了他在中国学习、社交方面的经历，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一年半的留学时间不长，目加田诚的记载亦很简略，但1930年代的北平，特别是夹在1931年柳条湖事件与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间的社会状态，在他笔下都有不少信息；他结交的人物，无论是文化名人如孙楷第、刘节、钱稻孙、胡适、周作人、杨树达、郁达夫、鲁迅，还是学汉语的师友奚、常、杜、赵、刘、俞等人，亦是如此。特别是后几个普通人，可以说是一个日本人对中国人（国民性）的了解样本，目加田诚和俞的告别（282页），亦可以看出当时中日两个普通人之间的感情。屡次出现在日记里、目加田诚非常牵挂的女儿顺子，八十六岁时为此书写的跋语中说“年轻时的父亲是有些洁癖的人”，质诸当时的交往，颇能看出目加田诚的性情。

出现在目加田诚笔下、与其同时期在北平留学的日本青年学者如小竹武夫、小川环树、滨一卫、桂太郎、山室三良、山本守、堤留吉等，在北平工作的如桥川时雄、石桥丑雄等，短期来访的如冈田武彦、楠本正继等，构成了当时在日本的学人群体，他们后来大都成为中国课题的研究者。

这部日记一直深藏，直到2012年才被发现（静永健《序言》），整理工作不是简单的释文，而是做了大量的编注，通过目加田诚和同时期留学者的回忆文章，对日记中的人事作了详细、有效的补充。如从注释中我们得知钱稻孙对当时中日关系的看法（27页注释），留学结束时目加田诚去上海，欲求周作人开介绍信见鲁迅，但被拒绝了（293页注释），还是通过郁达夫才联系上鲁迅。他们是在内山书店见面的，目加田诚对周氏兄弟作了比较：“和他弟弟周作人完全不同，当然他们都是非常坚强的人，但是周作人浑然如玉、面露微笑，而鲁迅先生则像挎着枪似的充满威武之气，让人感到紧张不已”，“我提起北京的周作人的小品文运动，鲁迅先生很冷淡地断言道：‘周作人马上就要没落了。’”

除此之外，此书的注释还大量征引了当时日本人对中国北平的诸种考察报告（著作），北京的风土人情，十分详细，包括旧书店、古玩店、市场、饭馆，不仅有助于了解日记，读来也很有趣味，顺子为此书写的跋语中也称赞此书有“详细完美的注释”。不过，目加田诚后来为何搬到钱稻孙家借住（238页，搬入第一天晚上就喝醉了），与北大学生讨论谈话笔记的茶话会上发生了冲突（1934年10月23日日记），联系当时的环境，此两条似乎颇有作注的必要。

目加田诚于1935年3月22日从上海出发回日本，是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讲座的开创者，著述丰赡，对诗经、楚辞深有研究。不过，要说这部日记与其他日本学者的中国回忆的不同之处，我以为是目加田诚在记叙中展现出来的文学感受力（不只是异国他乡带来的陌生化），诚然他也流连故都的古迹，搜求汉籍，潜心学习，但他的所见所闻，往往具有感情上的呼应，无论是天气、风景，都令他多思多感，这种文学秉性就不是一般学者身份可以包括了。试举数例：

夜，风吹在槐树上声宛如雨。（1933年11月6日）

早晨醒来，突然想起了京都的秋。怀念宇治、嵯峨野。心伤于萧条的北平晚秋。（1933年11月9日）

（游陶然亭）丛芦凋伤，满目萧条，坟冢累累，一望千里，伤心难堪。长天澄碧，唯浮云一片不止，游子之心，徒令增悲耳。（1933年12月16日）

在不知名的胡同中，沐浴着寒冷的月光，在胡同里徘徊了半个小时，到十一点半，便又乘着洋车回家了。（1933年12月23日）

送他（俞君）出门的时候，虽然没有出门，但是纷纷的白雪还是落到了我的肩上。（1934年1月31日）

风寒，无春宵之心。有少男少女抱肩而行，少女哭泣。（1934年4月9日）

晚上，又与山室君登城墙赏月，恰似秋夜。哀愁、悲伤、美好一起涌上心头。（1934年7月27日）

（游二闸）两岸芦花茂盛，水路苍空倒影，白鸭成群畅游，自二闸泛舟过田野，直到佛手公主坟。这里红叶映日似火。路有石人、石马、二闸茶室，甚有趣味。（1934年10月28日）

《顾随致周汝昌书信集》

《顾随致周汝昌书信集》，赵林涛、顾之京校注，中华书局2021年12月出版，336页，78.00元

周汝昌（1918-2012）与乃师顾随（1897-1960）的通信始于1942年就读燕大英文系时，迄于1960年顾随去世之年。本书收录顾随致周汝昌书信一百二十六通，从中可以看到师徒之间近二十年探讨学问的情景，创作与研究上的想法、触碰、启发，亦在在可见。特别是诗稿词稿，富于文献价值。书信又多私密性，对人物之臧否，记他人之行状，材料颇多。生活琐事最能反映出作者的精神状态，这也是读正式著作所难以看到的。

此书收录了1949年后顾札六十七通，关于词学、红学的讨论是重要话题，但更可注意的是这批信札可以看出顾随这位学者的晚期思想和词学风格。“睡馀饭饱，窗下临章草。学习毛书文件了，又理野狐残稿”，“兄弟国家兄弟党，新生气象新生力”，1949年后，顾随不仅和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努力学习唯物主义，读苏联作品，与旧我告别，振刷新我，还在创作中颇注意纳入当时的新生事物，认为“新社会中种种落后分子可取作题材无论已，即如艾森豪威尔之咨文、杜勒斯之演说，皆绝妙底讽刺对象”（242页），扣紧时事，后来还集中精力写反右词（1957年三个月写了近二十首）、注释毛诗（有油印《毛主席诗词笺释》讲义）等。但顾随也不是完全盲目地趋新，比如他“之所以不赋公私合营”，乃是“生长农村，虽为地主，不无心肝，亦自能略知农民之甘苦忧喜”，而对商业毫无感觉之故（240页）。1956年1月15日录新作词《最高楼·读宗子度〈到拉萨去〉因题》，词后说：“无实际生活经验，而第二手材料又不足启发灵感，譬之冷饭化粥，饭已自不佳，粥更难得有味也。”（239页）又如他对当时《人民日报》上的批评文章，觉得不够犀利，但若用词来表达，“形式之局限尚是次要，问题最难者风格，一不可滑稽，二不可谩骂。前者易失之油滑，后者每成为粗野。一油滑，一粗野，便完全失掉讽刺文学之摧毁与揭穿底力量，遂亦丧失讽刺文学之意义与其作用。其在作者则须才华洋溢、天机骏发，缺一于此，鲜能有济”（242页）。又如最后一通信上说，“老舍同志曾说：现代语词入诗，便有打油气，吾常叹为知言。词则庶乎可免此患”。这些都可以看出他晚年的创作心态。

顾随1953年院系调整时由北师大（原在辅仁）调至天津师范学院任教，1957年他在信中剖析自己说“鸣放之后，继以整风，虚名所累，猥以病躯，亦不免竿木随身……又以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往往不免于呕气，心情遂亦难保愉快”云云，但他到底未入彀中。从这批信札中可以了解到顾随的健康状况，他似乎中年即患病（神经衰弱），通信中屡屡提到病情，相对社会的改天换地，个人生理上的不适也会极大地影响思想和创作，而这些恰恰是无论读他的专著还是学生记的讲义，都不能体会的。顾随六十三岁去世，如果长寿，仅以他喜欢的书法而言，也必将有更大的成就，1948年他说：“不佞作字意境益高，所苦工夫尚浅与精力不足，其实二者亦只是一事。若病退身闲，苦水之字决非唐贤所能限。”“拙书比益有进步，此道只让得默老一人，若其他以书法擅名当世者，与苦水作弟子亦须回炉改造一番，方可商量耳。”其自许如此。本书除了影印顾随书札数通作为插图，还将他1947年手书诗稿长卷拉页印出，读者可以欣赏其书法。

此书有大量关于书法的讨论，如1953年10月的几通长信中谈周汝昌新出版的《红楼梦新证》题签是否默师（沈尹默）所题，大加分析，此题签实为沈尹默所题，顾随误判，但讨论中提及学沈字最像的，除了师母褚保权外，还有天津的孟武铭。关于诗词之讨论自是主要内容，又如关于外国文学之讨论亦可留意，因为除了当时社会风气趋向苏联文学，顾随、周汝昌二人实际都是学外语出身，但二人都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容易忘记其“蟹行文字”本行。1957年3月的一通信中谈及黄山谷的诗，顾随说：“每读稼轩词与马雅可夫斯基诗，未尝不感慨系之……当代新诗人，四十年来只许冯至一人，此或半是交情半是私。”他对冯至新诗的肯定是非常有眼光的。又如1959年的最后一通信中谈到爱伦堡谈论散文与诗：“有许多人虽然写诗技巧很高，却忽视诗的特性，他们用诗来描绘那些本来可以用散文描绘得更好的东西”，顾随“私意颇不谓然。……此适足证明爱氏之非诗人而已。散文所描绘者，诗举能描绘之；若夫好诗所描绘者，虽好的散文亦当敛手退避三舍”，更有见地，假设布罗茨基听到当为扺掌，盖布氏一向认为诗歌是语言的立法者，而散文不过是诗之余料而已（可参见布罗茨基为曼德尔施塔姆夫人之回忆录所写序言）。

“吴老雨僧，人好而心昏”“适之为业师，平伯为同门，然两人却不在述堂师友之列”“（郑振铎）当代妄庸巨子之一”……这类月旦人物之处，亦复不少。另外如“倘能代寄天津罗斯福路民国日报社副刊部刘峄莘君”（1947年10月）、“刘公峄莘返津”（1948年8月），此人即刘叶秋。又与翻译《玻尔传》的戈革有交往，因戈革喜治印章，顾随有评及其印（1957年8月），并托周汝昌找戈革治印（1959年12月）。顾随到天津后与晋斋孙正刚交往颇密，张伯驹给张牧石的信中对孙批评居多，而顾随则很欣赏孙，颇称许其学问，亦可见人与人交往之不同。这些八卦掌故虽然读起来令人眉动，但相比此书中谈论学问、做人处事（特别是顾随的自省自忏）的零金碎玉，又是其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