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苏州新兴工商团体的出现

一

明清的苏州是个繁华的大城市。据乾隆年间（1736-1795年）一位当地居民的描述：“以吾苏而论，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消夏闲记摘钞》卷上《苏俗奢靡》条），可见十八世纪苏州的繁华。然而，其实明清之前的苏州城，自“宋元以来，号称繁盛”（《洪武苏州府志》卷八《官宇》），北宋人朱长文即已称其：“原田腴沃，常获丰穰，……可谓天下之乐土也”（《吴郡图经续记·风俗》）。不过，宋代苏州的“天下之乐土”，以及明清苏州的“（天下之）福地”（《消夏闲记摘钞》卷上“明末杀运循环”条），两者繁华的经济基础，却有很大的不同。宋代苏州地区的繁荣，主要是建立在该地农业的高生产力与高生产量上，手工业的生产尚非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十四世纪之后，随着丝织与棉织等手工业的发展，使苏州地区的经济成长，添入了新的推进力量，于是，明清时期苏州城繁华表象的背后，便添入了新的发展意义。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苏州

另一方面，现代全国交通设施也有很大的增进，特别是南北大运河的整治经营得法，赣江及大庾岭水陆联运线的辟成，以及配合了长江中、下游之间商业水运的发展，使得全国性商品流通网愈趋扩展，一个全国性市场已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个新成型的全国市场里，东西向的长江中下游贸易线，以及南北向的运河—赣江—大庾岭贸易线，纵横形构了这个全国性市场的两大主干道。这两大贸易干道的辐辏处，正也包含了苏州城地理位置的所在。除此之外，苏州城还有娄江（今浏河）直通东海，使其更具备有国际贸易市场的功能。乾隆年间，一所坐落在苏州城近郊的“陕西会馆”落成，它的碑文上写着：“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北京），远连交（趾）广（州），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下文简称《苏州碑刻》，第331页）。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武安会馆碑记》也说：“苏州，东南一大都会也。南达浙闽，北接齐豫，渡江而西，走皓鄂，逾蠡，引楚、蜀、岭南”（《苏州碑刻》，第364页-365页）。这种结合了内河航运以及海上交通的优越地理位置，配合上明代以降全国水陆交通设备的日渐成长，使得明清时代的苏州城具备了全国性商业中心的发展条件。

除了商业交通的优越条件外，手工业的发展也是明清苏州经济成长的主因。不仅太湖流域附近的丝织、棉织手工业在此获得很大的发展，整个太湖流域的手工业成品更是以苏州为集散地。手工业与商业的相激相荡，使得苏州城具有强烈的“输出与生产的功能”，用王家范的说法即是：“苏州在明代，已是江南众目睽睽，或者心向往之的中心，犹如近代的上海”。这样性质的城市，吸引了大批工商业者至此寻找工作机会与生财之道，虽然他们的总人数因史料有限而难以估计，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工商业者不但为数众多，而且还分别来自全国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绝不限于少数地方而已。清代一位官员，在雍正元年（1723年）曾对当时苏州城的棉布加工业实况进行了调查，他说：

查苏州系五方杂处之地，阊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民，几及万有余人。……又有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宁、太平、宁国人民，在苏俱无家室，总计约有三万余人。

这只是一份对苏州棉布加工业从业人员的调查，即约有工商业者四万余人之谱；而这些工商业者至少分别来自福建、江苏（江宁）、安徽（太平、宁国）等不同省份。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苏州城还出现有290名山东商人联名刊立的一份碑文（《苏州碑刻》，第337页）。当时苏州城外地工商业者的总数，应该是相当可观的。

十六世纪以后，苏州城这些众多的外来工商业者，共同组织了一种新式工商团体，他们首先是借用了“会馆”这个名词来称呼自己的团体组织。十七世纪之后，不但外来的工商业者组织了团体，连本地土著的工商业者也有了新的团体组织。这时候，除了“会馆”以外，“公所”这个名词也常被用以称呼这种新的团体组织。由十六世纪开始，各行业纷纷合组了自己的新式工商团体，此下历经发展与演变，“会馆”与“公所”便一直成为它们最常使用的名称。关于明清苏州城工商业的种类，洪焕椿曾依据碑刻史料做过一些整理，得到有二十九种主要的手工业行业以及四十三种商业行业，兹列举如下：

（1）手工业行业：丝织业、刺绣业、染布业、踹布业、丝缂业、金线业、冶金业、钢锯业、锡器业、张金业、金银丝抽拨业、包金业、造纸业、印刷业、成衣业、粗纸箬叶业、蜡笺纸业、蜡烛业、水木业、漆作业、石作业、红木巧木业、红木梳妆业、硝皮业、寿衣业、牛皮业、织席业、缏绳业、茶食业。

（2）商业铺行：绸缎铺、布行、皮货铺、绒领铺、洋货行、米行、珠宝玉器铺、金业铺、锡器铺、金珠铺、首饰铺、银楼铺、颜料铺、典铺、钱铺、铁钉铺、油麻杂货铺、明瓦店、花店、木行、香行、猪行、木竹商行、轿行、估衣行、鱼行、糖果铺、烟号、药材铺、南北杂货行、酒行、海货铺、枣铺、肉铺、屠猪店、酱坊、烛店、煤炭铺、膳食业、酒馆业、席草业、炉饼业、梨园业。

以上所述，并不是当时苏州城工商行业的总数，只是就现存史料所及，做些大概列举而已。同时，“手工业”与“商业”的分野，有时也很难界定，有许多“前店后坊”形式的业者，既有商业铺面，又有手工作坊，如冶金、造纸、明瓦、颜料等业，此点也该留意。

二

正如大陆学者方行等人所指出，工商业者使用“会馆”与“公所”二名词，基本上都是借用来的。“会馆”的本义，应是指类似“同乡会”的组织。这种组织在十五世纪初年首先出现在北京城，原是供同乡官员公余聚会之用，后来逐渐变成入京入省参加科举考试的同乡士子借宿之地。这种创立在外地以供做同乡人物（无论士农工商）休憩聚会的组织，从十五世纪初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纪，基本上一直都以“会馆”为命名。“公所”一词则很难考其源起，基本上，这就是一种办理公共事务的所在地。有的学者举雍正元年（1723年）的“八旗公所”（八旗都统之衙门）为现今所见最早使用的例子。但事实上，“八旗公所”似乎并不是个官方正式使用的名称。就“会馆”与“公所”这两个名词在惯用语汇的社会化历程来看，“会馆”至十九世纪末年已经成为具有确实具体含意的术语，并为社会大众所习知；而“公所”则一直未成为一个普遍社会化的术语，所指涉的含意一直很不确定。但无论这两个名词的本义如何，自十六世纪之后，在中国的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城市里，工商业者都曾借用过这两名词，用以称呼自己的团体组织。

虽然说苏州新兴工商团体使用的名称，也不是只有“会馆”与“公所”两种而已，现在碑刻史料上所能看到的，至少还有“公局”（丽泽公局）；“公堂”（永和公堂）；“公墅”（毗陵公墅）等不同的名称。但是，其中还是以“会馆”与“公所”最为常见。

苏州新兴工商业团体的数目，根据1950年代末期大陆学者对现存明清碑刻史料的搜集整理，至少发现有40所“会馆”以及122所“公所”。不过，其中有两个“会馆”与本文研究的工商团体无关，一所是“湖南会馆”，由湘军官员所建；一所是“八旗奉直会馆”，由八旗官员所建。近年来，吕作燮继续搜整碑刻史料与其他有关的文献，统计出苏州城至少有50所“会馆”以及149所“公所”。若将上举湖南、八旗两所会馆扣除，则有48所“会馆”与149所“公所”（前举称作“公局”“公堂”或“公墅”者，皆并入“公所”项下统计）。吕氏在1984年发表有《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与公所》一文，兹依该文的研究调查，将苏州城新兴工商团体创成年代的分布情况表列如下：

表1 苏州城新式工商团体创建时期表

由这些工商团体创立的大略时代来看：“会馆”的建立，以康熙到乾隆之间最为密集，共有29所，占44所约略年代已知的“会馆”数的65.9%；“公所”的建成，则至少可看出两个高峰期，一是乾隆到道光之间，共41所，占89所约略年代已知“公所”数的46.1%，另一则是同治到光绪之间，共32所，占“公所”数36%。很明显，“公所”的出现与发展，是要比“会馆”为晚。有一些学者即曾针对二者在时间分布上的这种差异，提出了有关“会馆”与“公所”在本质上有所差异的说法。

关于“会馆”与“公所”之间如何区分的问题，最流行的看法大概有两派：一派是用“商业团体”与“手工业团体”做分别；另一派则是用“同乡团体”与“同业团体”来区分。

用“商业团体”与“手工业团体”来区别“会馆”与“公所”的学者，最早可以算是英国学者玛高温（D.J.Macgowan.1814-1893）。他在1886年发表的文章中，即以“商会”（Chambers of Commerce）与“工会”（Trades Unions）分别等同于“会馆”与“公所”，这代表的是第一个流派的意见。刘永成则以“同乡团体”与“同业团体”来区别“会馆”与“公所”，并且他认为：无论“会馆”或是“公所”，“皆不易区分出纯粹的手工业团体或商业团体”，这代表着第二种流派的看法。

基本上，如郭立诚指陈的：“（近代以前）工商业分野不甚显著，不能勉强分开。如点心铺皆有作坊，前面买卖人称为‘柜上的’，后面手艺人称为‘案上的’，分工合作”。这种“前店后坊”的工商业形态，是中国近代工业化以前较普遍的形态。单由此层看，用“商业团体”与“手工业团体”做区分，无论对“会馆”或是“公所”加以观察，都难以成立。而就算完全不考虑此层“工商业分野不甚显著”的特性，以苏州城的各业“公所”来看，至少便有：豆米商（豆米公所）、花商（花商公所）、酒馆饭店（菜业公所）、面馆（面业公所）、绸缎店（七襄公所）、水果商（南枣公所）、米商（五丰公所）、木牙商（巽正公所）、酒牙商（醴源公所）等等完全不具手工业性质的商业团体；就苏州城的“会馆”来看，至少也有蜡烛制造业（东越会馆）以及钢铁锡手工业（宁吴会馆）两所“会馆”，带有手工业团体的性质。从这些地方看来，所谓“商业团体”与“手工业团体”的区分法，破绽与不足处实在很多，特别是用“手工业团体”来定义“公所”的本质时，不足处更是十分明显。

至于用“同乡（工商）团体”与“同业（工商）团体”的区分法，似乎破绽较少些。虽然“四明公所”是由宁波籍工商业者所组成，明显地不是以“同业性”做基本的组合原则，在其内部有许多不同行业的同乡工商者加入，这与将“公所”用“同业（工商）团体”定义的区分法不符合。但这在苏州城149所“公所”总数里，乍看起来似乎是较罕见的。然而，若再仔细去检视其他许多“公所”团体，则可以看到：剃头业有“江镇公所”，这是由无锡、句容、丹徒籍的同业所组成；在玉器琢磨业里，业者也依苏州籍与金陵籍，而各自组成了“珠昌玉业公所”与“玉业公所”；“面业公所”是由常州、无锡籍面业同业所组成；“湖南公所”是由浙江籍粗纸箬业同业所组成；“浙绍公所”是由绍兴府山阴县的咈布染坊同业所组成。在这些刘永成所指的“同业（工商）团体”的“公所”当中，“同业而且同乡”的成员身份属性，才是其组成的基本原则。在其他未列举出来的各业“公所”里，依“同业而且同乡”原则而成立的情况，相信还有很多，只是限于史料令后人看不太清楚罢了。以“会馆”而论，它以“同乡性”做团体组成的基本原则，确实是非常明显的。然而，若再细看一些“会馆”的组成实况：“大兴会馆”是由同乡木材商建立；“宣州会馆”由同乡烟商建立；“钱江会馆”由同乡绸缎商建立；“毗陵会馆”由同乡猪商建立；“江鲁会馆”则由同乡绸缎商建立。这些例子都明白显示出：许多“会馆”的组成，其实是采取“同乡而且同业”的成员身份属性为基本原则。所以，“会馆”其实是有“同乡而且同业”以及“同乡但不同业”两项不同的组成原则，“公所”也有“同业而且同乡”以及“同业但不同乡”二项不同的组合原则。“同乡同业”与“同乡不同业”，或是“同业同乡”与“同业不同乡”的工商团体，它们究竟各在苏州城众多“会馆”与“公所”中占有多大的比重，受限于史料，恐怕很难知道。但这两组四项的组合原则，在对“会馆”与“公所”下定义时，实在都不能偏忽，其组合关系可表列如下：

到底可不可以说：“会馆”是“同乡（工商）团体”而“公所”是“同业（工商）团体”呢？从上图来看，在（b）种组合原则下的“会馆”以及（d）种原则下的“公所”，它们之间确实是有差别，可以符合刘永成的定义与区分法。然而，在（a）与（c）两种组合原则下的“会馆”与“公所”，则实在难以硬做区分，它们同样都是兼具“同乡性”与“同业性”的工商团体组织。同时，可以相信的是：（a）种“会馆”与（c）种“公所”，应该都不在少数。对（a）、（c）两种工商业团体硬作区分，是站不住脚的。

综合以上的讨论，第一派的“商人团体”与“手工业团体”区分法，破绽较大，不是有用的分析概念。至于第二派“同乡（工商）团体”与“同业（工商）团体”的区分法，则确实有部分的适用性，但仍有不小的破绽，难以照顾周全。

然而，到底“会馆”与“公所”之间有无分别呢？“吴兴会馆”［创建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一份刊刻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碑文上记载：

苏城吴兴会馆……虽为绉绸两业集事之所，而湖人之官于苏者，亦就会馆团拜宴集，以叙乡情，故不曰“公所”而曰“会馆”也。（《苏州碑刻》，第45页）

在碑文里，显然是以工商业者“集事之所”定义“公所”，而以同乡人士“团拜宴集，以叙乡情”之处定义“会馆”。可以这么说：为了表示他们这栋建筑物也欢迎非从事“绉缎两业”的同乡，特别是在苏州地区做官的同乡，来“团拜宴集”，所以他们将自己这栋建筑物取名为“吴兴会馆”，而不称“吴兴公所”。这似乎是十九世纪苏州城一些居民对于“会馆”“公所”二名词的理解方式。准此，则是不是取名做某某“公所”的工商业团体，便要比取名某某“会馆”的工商团体，更具有工商业团体的性格？这条史料是否正好证明了刘永成的区分方法呢？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写成的《吴县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里说：

（杭州绸）商等……公建钱江会馆，为贮货公所，外供关帝，内奉文昌……本不可为当仕公馆，……（不意有某官于上年十月携眷属住入本会馆，占用三十余间屋室，使本馆商人）不但贮货无所……（且）凡遇经营集议，以及祭祀神祇，均格碍难行。……会馆本为商贾贸易之所，未便官为久占……（《苏州碑刻》，第22页）

这份碑文明显表明了“会馆本为商贾贸易之所，未便（同乡）官为久占”。据此，则可见当时苏州居民，也不是都认为“会馆”一定要比“公所”具有较少的工商团体性格。

基本上，“会馆”与“公所”这二个名词到底有无区分的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层次做分疏：第一，就工商业团体所举办活动的开放性来看，至少在苏州城附近，称作“会馆”，可能要比称作“公所”更能容纳团体外人物参与某些活动，更有“同乡会”的性格。第二，就工商业团体所举办的活动内容来看，无论是以“会馆”或是“公所”来命名，团体组织的出现与维持，都以满足成员在宗教、互助、营业等方面的需要为主，二者恐怕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就工商业团体组织存在维持的主要目的来分析，则“会馆”与“公所”两工商团体名称实在没有硬做区分的必要，都是一种兼具“自发性”“常设性”与“合法性”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实不需要做太截然的区分。

（本文摘自邱澎生著《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