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大唐帝国的阿克琉斯之踵

唐玄宗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四月，唐益州长史、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大军八万从成都出发，浩浩荡荡、杀气腾腾向南开拔，意欲对胆敢反叛的西南属国南诏进行惩罚。

此时的唐帝国正如日中天，经过一百多年的征服和同化，除了和虎踞青藏高原的吐蕃帝国在争夺中互有胜负外，从东北到西南，突厥、契丹、奚、回鹘、南诏等周边少数民族无不拜倒在“天可汗”的脚下，大唐帝国成为整个东亚地区当仁不让的“话事人”。在这种情况下，南陲小国南诏居然敢于反叛，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如不加以惩戒，定然有损于唐王朝在周边民族中的声威。

正当鲜于仲通的八万大军分两路经戎州、巂州，进入今属云南的曲州、靖州时，一支南诏王阁罗凤派出的使团已先期抵达这里，并向大军主帅鲜于仲通呈上了阁罗凤亲笔书写的求和书。

求和书意图明显——阁罗凤显然是被八万唐军的盛大军容震慑住了，忙不迭地向大唐忏悔谢罪，并表示将俘掠的唐朝百姓如数奉还，同时修补因叛乱而被毁的云南城。处在大唐、吐蕃两大强国夹缝中的南诏很有小国朝秦暮楚、待价而沽的生存智慧，求和书结尾，阁罗凤还不软不硬地来了这样一句：“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求和、诉苦，还有点威胁的意味跃然纸上，这不禁让“偏急寡谋”（《旧唐书·南诏传》）的鲜于仲通怒火中烧。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既然南诏明明知道大唐王朝是当时的“超级大国”，作为属国的自己为什么还要反叛呢？

溯源：边陲重地，群小猖獗

南诏是唐朝时期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主要居住在今天云南境内，是秦汉时期“哀牢夷”之后。南诏的兴起、壮大、衰落的整个过程都与唐王朝的兴衰贯穿始终，也是唐王朝历史和中华民族边疆史的重要一环。

据《新唐书·南诏传》的记载，南诏本为六诏。即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每“诏”为一部，蒙舍诏在诸部之南，故称为南诏。南诏野心勃勃、倾慕唐风，在王以下设置了清平官、大将军、员外、节度使等职，奠定了基本政治框架；同时利用温暖潮湿、土地肥沃的自然环境，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呈现出“人水耕，食蚕以柘，蚕生阅二旬而茧，织锦缣精致”的繁荣面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超其他五诏。除了拥有雄厚物质基础，南诏还“男女勇捷，不鞍而骑，善用矛剑”，军事力量亦不容小觑。唐玄宗开元末年，实力大增的南诏首领皮逻阁被唐玄宗赐名归义，自此，“五诏微，归义独强”的局面正式形成。

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皮逻阁把目光投向了掌管大唐西南广袤地域，并负责处理边疆民族事务的最高长官——剑南节度使王昱，在赠送珍宝厚礼的同时，他向王昱提出了兼并六诏的请求。与此同时，唐朝君臣也动了利用南诏在西南牵制劲敌吐蕃的念头，双方一拍即合，唐玄宗欣然应允。在给王昱的敕书中，唐玄宗不无露骨地说：“蛮夷相攻，中国大利，自古如此，卿所知之……卿可审筹其宜，就中处置，使蛮落不失望，吐蕃又无憾词。”（《云南史料丛刊》）在唐朝的帮助下，南诏很快兼并其他五诏，实力大增。不仅如此，南诏还携战胜之威，“遂破吐蕃”，向唐王朝投桃报李，纳了“投名状”。唐玄宗龙颜大悦，正式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并“赐锦袍、金钿带七事”。（《新唐书·南诏传》）有了唐王朝的政治加持，南诏从地处烟瘴之地的化外小邦正式成为雄踞一方、举足轻重的南陲强国。

南诏形势图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唐王朝和南诏的关系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随着实力膨胀、地盘激增，南诏“日以骄大”，以至于“时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遣使至云南，与归义（皮逻阁）语不相得，归义常衔之。”（《旧唐书·南诏传》）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南诏已经不满于唐朝所给予的扶持，而唐朝也不希望南诏过于强大失去控制，甚至成为西南边境继吐蕃之后的又一大边患。双方的矛盾开始出现并日益深化。应如何处理和南诏的关系，考验着唐朝君臣的政治智慧。然而就在此时，情况却逐渐发生了变化，双方微妙的平衡也即将被打破。

天宝七载，皮逻阁去世，其子阁罗凤承袭了父亲的爵位，成为新一代云南王。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骤登大位，自然要推陈出新、有所作为。就在此时，鲜于仲通代替章仇兼琼成为新一任剑南节度使。阁罗凤和鲜于仲通，分别代表南诏与大唐，开始了在西南地区的新一轮博弈。

说起这个鲜于仲通，也是大有来头。据中唐名臣颜真卿撰写的《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阳郡太守赠太子少保鲜于公神道碑铭》记载，鲜于仲通本是当时东北边境的渔阳人，至其叔曾祖鲜于匡绍任隆州刺史时，鲜于家族才定居于蜀地，成为剑南大族。据说鲜于家族“皆魁岸英伟，以财雄巴蜀，招来宾客，名动当时”。靠着雄厚家资，鲜于仲通“少好侠，以鹰犬射猎自娱，轻财尚气”，并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当上了益州新都县尉。由于鲜于仲通“颇读书，有才智”，（《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很快被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引为心腹，任命为采访支使。

好巧不巧，就在此时，鲜于仲通和当时著名的“小混混”、后来“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杨国忠搭上了线。杨国忠本是地处河东的蒲州永乐人，也算是名门之后。但他饮酒无度、游手好闲，“为宗党所鄙”，（《旧唐书·杨国忠传》）被一脚踢出了家门。杨国忠愤而来到蜀地，报名投军，发誓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阴差阳错下，杨国忠竟然在鲜于仲通之后也当上了益州新都县尉，两人因此便混在了一起。由于性格相投，鲜于仲通还经常接济杨国忠，并将他推荐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章仇兼琼听说杨国忠的同族姊妹杨玉环正有宠于唐玄宗，又见这个杨国忠“仪观丰伟、言辞敏给”，不禁大喜，立刻委派杨国忠带着蜀地丰富精美的物产来到京城长安，通过杨玉环的关系上下疏通。

这一下可不得了，杨国忠花别人钱，办自己事，充分施展起八闽玲珑的处世本领，不仅把领导交代的事情办得妥妥帖帖，还深得唐玄宗的喜爱。唐玄宗见他“计算钩画，分铢不误”，（《新唐书·杨国忠传》）连声称赞“度支郎才也”，一路提拔到了监察御史的高位。杨国忠自此一步登天，成为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也开始了他纵横捭阖，却为祸四方的宦海生涯。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国忠刚刚得势，就把老领导章仇兼琼调到京城担任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而自己在蜀地的好朋友鲜于仲通，也如坐上火箭一般，迅速递补章仇兼琼空出的位置，被突击提拔到了剑南节度使的宝座上。

一连串人事变动让长安和蜀地吏民瞠目结舌。剑南节度使事关西南广袤疆域的治理和民族关系的协调，事关重大。仅凭着裙带关系上位的新任节度使鲜于仲通能不能胜任，让人不禁捏一把汗。果不其然，鲜于仲通究竟做了哪些事史无明载，但“性褊急”的他却留下了“失蛮夷心”（《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的负面评价。

鲜于仲通影视剧照

碰撞：伸冤不得，胜负立分

剑南节度使治下的云南太守张虔陀贪财好利、无恶不作，不断向南诏勒索财货，还淫人妻妾，早已犯了西南少数民族的众怒。张虔陀并不自知，甚至还对过往云南的南诏王阁罗凤夫妻意图不轨，这让阁罗凤无比愤怒。见阁罗凤不从，骄横异常的张虔陀当即派人当众辱骂阁罗凤，还恶人先告状，向朝廷密奏南诏即将谋反。听闻此事，阁罗凤忍无可忍，当即发兵反叛，“攻陷云南，杀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原本祥和安宁的苍山洱海陷入一片烽火，封疆大吏还身死人手，让唐玄宗君臣异常震怒。在杨国忠的一再撺掇和举荐下，才有了文章开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军八万向南诏扑来的桥段。

虽然起兵造反实属无奈，战争初期成果也算丰硕，但阁罗凤深知，相比老大帝国唐朝，南诏还是偏居一隅、地狭兵少，真打起来自己还是凶多吉少、难以持久。不如利用开战初期的有利条件和筹码，与唐朝大军求和，尽量恢复到战前的和平状态。同时，他也希望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知唐王朝，让唐玄宗和鲜于仲通等唐朝君臣明白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从此罢兵休战，则善莫大焉。当然，阁罗凤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旦陈情失败，自己就改换门庭，认吐蕃为宗主，与大唐为敌。

面对阁罗凤低声下气，又绵里藏针的求和书，心高气傲、颐指气使的鲜于仲通嗤之以鼻。蕞尔小邦南诏看到我大军兵临城下，才想来求和认输，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他不仅一口回绝了阁罗凤的求和书，还“囚其使”，大军开拔进薄白厓城，拉开了惩罚战争的序幕。

战争的具体进程如何，翻阅诸正史都没有详细记载，《资治通鉴》只留下了“战泸川，举军没，独仲通挺身免”十二个字。阁罗凤亲撰的《南诏德化碑》大略记载了战争过程。据碑文记载，阁罗凤见曲靖求和不成，又在江口（今云南下关）亲自带领朝臣向鲜于仲通请罪，“至于再三”，但同样遭到了严词拒绝。鲜于仲通还对南诏君臣发出战争恐吓：“唯言屠戮，行使皆被低呵。”至此，阁罗凤和南诏军民才最终丢掉和平幻想，一意备战。阁罗凤还派人秘密和吐蕃取得联系，商定共同夹击唐军的战略。唐朝灭亡南诏之战，变成了南诏吐蕃联军共击唐军之战。

鲜于仲通带大军进逼南诏都城，派遣将军王天运带偏师绕道翻越点苍山，企图两路夹攻南诏军队，结果王天运部遭到南诏将领凤伽异、段全葛部的阻击，王天运战死。唐军主力在鲜于仲通的率领下出阵江口，遭到南诏和吐蕃军队的联合进攻，唐军一战即败，全军覆没。八万大军血流漂杵，就此成了南中烟瘴之中的累累白骨，之前还信心满满、得意忘形的鲜于仲通此时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丧魂落魄地回去复命了。

就这样，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战争以让世人跌破眼镜的方式匆忙收场了。这场战争在唐朝军民中引起的反响是巨大而持久的。大诗人李白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中感叹：“至今西洱河，流血拥僵尸。将无七擒略，鲁女惜园葵。”白居易在《蛮子朝》一诗中也如此描述南征战场的惨状：“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痛斥皇帝昏庸、奸佞当道、擅起战端造成的恶果，也表达了无辜成为牺牲品的士卒的同情。

虽然战争失败后唐朝西南边疆已是满目疮痍、一片糜烂，但权奸杨国忠为了隐瞒败绩，竟然为败军之将鲜于仲通“更叙战功”，并将他调任京兆尹，远离剑南是非之地。为加强对自己发迹的根据地剑南的掌控，天宝十载，杨国忠亲任蜀郡都督府长史，充剑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掌握剑南大权后，杨国忠不顾战争创伤尚未恢复，北方军阀安禄山反形已现的实际，为一雪前耻，于天宝十三载命侍御史、俞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征讨南诏，使战争阴云再次笼罩西南边疆。

面对危局，南诏王阁罗凤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唐军引至太和城下，坚壁清野、固守不战，耗尽了唐军锐气和粮草。同时，南中地区湿热复杂的气候环境也给唐军将士带来了很大麻烦，唐军主将李宓见“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无奈决定撤兵北还。南诏军趁机出城追击，李宓兵败被捉，沉江而死，七万大军再次全军覆没，成为唐玄宗、杨国忠等辈好大喜功又颟顸无能的牺牲品。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杨国忠历经两次大败还是不思忏悔，反而“益发中国兵讨之”，致使前后死于南诏的唐军十余万，满朝却“无敢言者”。剑南，成了唐王朝流血不止的伤口，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唐王朝对周边民族的经略也就此走上了下坡路。而文章开头的主人公鲜于仲通也并没有在京兆尹的位置上待多久，就被杨国忠“过河拆桥”，贬为邵阳郡司马，后又移为汉阳郡太守，终日无所事事，“唯读玄经以自适”，直到天宝十三载，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夜去世。

唐朝剑南道

根源：烈火烹油，终成大乱

正处于全盛时期的唐朝，怎么会两次大败在小小的南诏身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纵观唐朝两征南诏，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没有云南太守张虔陀等边疆官吏巧取豪夺、为非作歹，就不会激化与南诏的矛盾，进而引发战祸。在具体的战争进程中，作为决策者，唐玄宗、杨国忠利令智昏、骄奢淫逸，为争边功轻启战端；作为执行者，鲜于仲通、李宓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偏急寡谋”、轻敌冒进，才给了南诏诱敌深入、以少胜多的可乘之机。

但这只是表面原因，唐军的大败亏输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在因素。彼时唐王朝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对外关系等领域达到全盛，但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也隐藏着迫在眉睫的严重危机。唐玄宗执政到了中后期，尤其是进入天宝时代，不再如前期一般兢兢业业治理国家，而是沉迷于文治武功，“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过起了消沉萎靡、征歌逐色的糜烂生活。整个官僚系统也失去了初唐盛唐时期的进取意识，骄奢淫逸、贪腐成风，上行下效之间，唐王朝逐渐偏离了正常发展轨道。

尤其是李林甫、杨国忠两任权奸相继为相，他们“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仅从唐征南诏期间，几任剑南节度使的表现就可管窥一二。章仇兼琼心心念念的是怎么走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往上爬，而用以交换的则是剑南百姓的民脂民膏；杨国忠、鲜于仲通臭味相投、沆瀣一气、八面玲珑，极尽钻营之能事，居然都得到了唐玄宗的破格升迁。而剑南民生之困、边疆矛盾之深不问可知。（《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

由此可见，烈火烹油的盛世幻景后面，是土地兼并严重、官吏横征暴敛的社会惨景，是阶级矛盾日深、军阀野心膨胀的危机迹象。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唐朝军队对外扩张，也就缺乏强大而持久的支撑。鲜于仲通第一次征讨南诏全军覆没后，杨国忠不顾军饷短缺、兵员不足的实际，打破“勋户免行”的惯例，先从勋烈家长征发士兵，同时派遣官吏以高额军饷哄骗贫民，待得手后“密缚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新唐书·杨国忠传》）自此军无斗志、人人思乱，为后面更大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一支曾经所向披靡、一往无前的军队，居然要靠坑蒙拐骗才能凑齐，骤临战场，焉能不败？

唐朝两征南诏的失败，对唐王朝自身发展和经略周边民族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它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打破了唐王朝联络南诏共同对付吐蕃的战略——南诏从强援变成了与吐蕃联合谋唐的帮凶。

鲜于仲通大败后，阁罗凤收敛唐军尸骸，筑成“京观”，一方面以骇人的累累尸骨震慑唐军，宣扬功绩，另一方面作为向吐蕃投诚的见面礼。吐蕃立即予以回应，封南诏王阁罗凤为“赞普钟”，即吐蕃君主之弟，并赐予金印。蕃诏同盟就此形成，南诏也成了配合吐蕃攻略唐境的急先锋。在吐蕃的支持下，南诏“乘乱陷越嶲、会同军，据清溪关，寻传、骠国皆降之。”而剑南唐军主力近二十万已尽折在南诏战场，难以应对两寇入侵。唐德宗时，阁罗凤之子异牟寻即位为南诏王，当即发兵二十万与吐蕃联合入寇。南诏军兵分两路长驱直入剑南道，异牟寻还扬言：“为我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若非唐德宗派遣中央禁军和地处东北的幽州军联手入援剑南，则成都都将不复为唐朝所有。

更为严重的是，唐朝两征南诏及后续战事极大消耗了蜀地的人力物力资源，严重影响了“安史之乱”的平叛过程。

唐初继承北周和隋朝建立的府兵制，讲究兵民合一，寓兵于农。若有战争，由中央临时任命将领统帅府兵出战，战争结束，则兵散于野，继续耕种；将归于朝，等候诏命，由此则兵无常帅、将无常师，统兵将领很难利用军队对抗朝廷。但自高宗、武则天以来，直到唐玄宗漫长的统治岁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府兵制赖以维系的经济基础被破坏，兵员枯竭，难以为继。统治者不思改革，依然好大喜功，继续推进对周边民族的军事征服。随之而来的，是边疆将领们自行招募失去土地的流民，以及市井无赖、亡命之徒编练成军。这些士兵对长官有着极强的依赖性，以节度使为代表的边疆将领也逐渐拥有了生杀予夺、赏罚由己的大权，成了事实上割据一方的军阀。而他们手中的军队，则成为他们平时擅开边衅、贪功邀赏，战时反叛朝廷、割据自雄的有力工具。

唐玄宗当政后，为强化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征服，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建立了范阳、河东、平卢、朔方、河西、剑南等十大藩镇节度使。在频繁的对外战争中，全国藩镇军队最盛时达到四十九万，（《文献通考·舆地考一》）是中央禁军数量的近四倍，唐朝初期确立的“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军事格局被彻底打破，关中军府占天下之半的局面不复存在。而唐朝两征南诏就损失近二十万人，直接严重削弱了唐朝中央政权的实力，打破了唐中央和地方藩镇本就非常脆弱的军事平衡。

就在杨国忠派遣李宓再次征讨南诏失败一年后，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于一身的安禄山便尽起大军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南下犯阙，拉开了为期八年，将唐王朝百年盛世一朝斩断的安史之乱序幕。由于缺少生力军，唐王朝不得不临时招募关中民众仓促成军，但难以抵挡叛军兵锋，丢失了河南河北大片国土。又因为唐玄宗急功近利、进退失据，在斩杀高仙芝、封常清两员宿将之后，催逼据守潼关天险、保卫都城长安的大将哥舒翰出关与叛军决战，终于酿成灵宝之败。二十万唐军只剩区区八千逃回，直接导致长安沦陷，唐玄宗君臣播迁西蜀。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皇帝八年时间，唐王朝在付出重大代价后，才勉强平定了叛乱。但大唐盛世已是过眼云烟，藩镇割据、内乱频仍从此伴随着唐王朝，直到它的最后灭亡。

影响：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安史之乱后，剑南和南诏的恩怨纠葛并没有结束。

从唐肃宗至德到唐德宗贞元年间，吐蕃趁唐王朝遭逢大乱，向唐朝连年发动进攻，在西南地区屡屡进犯剑南等地，唐王朝难于招架、丧师失地，威望和国力受到极大打击。且吐蕃每次侵掠剑南，必以南诏为前锋，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经过两次大败，剑南唐军兵力淡薄、士气低落，“不能毙一戎”，以至蜀人传言：“西戎尚可，南蛮残我。”（《新唐书·突厥传》）其后很长时间，虽然有严武、崔宁、李德裕、武元衡等中晚唐名臣相继出镇剑南，招募士卒、修葺城防、练兵备武、招抚流民，使剑南一带民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韦皋担任节度使时，还想尽办法将为祸多年的南诏招抚，使其脱离吐蕃掌控，但由于兵力不足、力量薄弱，还是时常遭到南诏侵袭，节度使治所成都时常被攻破。

在剑南西川颇有政绩的韦皋，为了向南诏和各少数民族表示诚意，专门凿通西川至云南要道青溪道“以和群蛮”。他还“择（南诏贵族）子弟习书算于成都”，致力于提升南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但没成想这却让南诏“习知山川要害”，之后大举攻入成都，致使“自越巂以北八百里，民畜为空……官不能禁”，满目疮痍的剑南再遭浩劫。

唐文宗太和三年，剑南节度使杜元颖不思固边安民，唯“求蜀中珍异玩好之具，贡奉相继，以固恩宠”，（《旧唐书·杜元颖传》）以至军民怨愤、防备空虚，南诏趁机出兵攻陷戎、巂等州。等打到成都城下，才发现唐军“一无备拟”，于是大掠财货、人丁而去，偌大成都为之一空。南诏将领把民众驱赶到大渡河时，不知是悲悯，还是冷漠地对他们这样说：“这条河以南就是我们南诏国境了，你们就在这里哭别家乡吧！”数万民众顿时痛哭流涕、大放悲声，“风日为之惨凄”，哭罢，千余人当场投水而死，“怨毒之声，累年不息”。

屋漏又遭连阴雨，除了吐蕃、南诏侵扰不断，由于剑南饱受战火摧残，唐军主力尽失，内部矛盾激化，因此叛乱也不断发生。唐肃宗至德二载，剑南兵贾秀等五千人谋反；同年夏，南充土豪何滔作乱；其后，又有蜀郡兵郭千仞等反，虽都被平定，但剑南之乱由此可见一斑。到唐代宗以后，严武、崔宁先后镇蜀，则剑南之乱局得以平定。但朝廷对剑南兵丁不再信任，多从外地征兵前来镇守蜀地，这又造成了外地兵丁和本地官僚的矛盾。

唐懿宗咸通四年，“南诏复盗边”，唐政府和剑南节度使征发位于徐泗地区的武宁兵七百人戍守桂州，约定三年期满后调回原籍，但六年过去，仍然没有兑现诺言。列校许佶、赵可立忍无可忍，发动哗变，他们杀掉都将后，推举粮料官庞勋为首领，拥众北还。这支人马历经艰苦，冲破重重封锁，经今天的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苏等地，终于回到故乡徐州，并树起义旗，掀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敲响了唐王朝灭亡的丧钟。

从唐玄宗天宝十载的天子一怒、大军南伐，到唐末庞勋首义、海内鼎沸，一百五十年间，南诏小国成了大唐盛世的阿克琉斯之踵，虽然当时不能致命，却也让唐王朝流血不止、步履蹒跚，直到最后的灭亡——这绝对是玄宗君臣万万想不到的。连《新唐书·南蛮传》也无奈地承认：“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可谓一针见血。

然而悲剧性的历史到这里还是没有结束。几乎与唐朝灭亡同时，南诏也被权臣段氏取代，建立了封建割据政权大理，与其后的中原王朝分庭抗礼。宋太祖乾德三年，宋将王全斌攻克全蜀，正欲继续向南攻略大理，被宋太祖赵匡胤阻止。明代杨慎《滇载记》这样记述：“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以玉斧划大渡河：‘此外非吾有也’，由是云南三百年不通中国（内地）。”就这样，由于对前朝遭遇的心有余悸，两宋放弃了对云南的经营，却也为自己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南宋末年，蒙古帝国崛起于漠北，仅用了不到三十年，就相继消灭了西夏和金朝，并将黄河以北直到中亚的广袤地域纳入版图。金朝灭亡后，野心勃勃的蒙古帝国又把矛头指向了偏安江南的南宋，发起了时间跨度超过四十年的灭宋之战。由于南宋地域广阔、水网密布、物质和人力资源丰富，且拥有从巴蜀经两湖到江淮的长江全流域防线，因此蒙古军虽然拥有铁骑之利，且发动多轮侵宋战争，却一直不能成功。

尤其是唐朝剑南道故地，此时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成为南宋军队抗击蒙古的前哨。在余玠、王坚等历任四川安抚制置使的苦心经营下，以重庆为核心，以合州钓鱼城为支点的山城防御体系构建完成，成为抵御蒙古铁骑长驱直入的坚固屏障。几十年中，蒙古军由陕入蜀，对钓鱼城发动了无数次进攻，都被南宋军民依托坚固城防和险要地形成功击退，蒙古大汗蒙哥还殒命于钓鱼城下，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脚步因此而停止。

几番征战，蒙古人认识到正面进攻四川收效甚微，必须另辟蹊径。因此在公元1252年，蒙古宪宗二年，蒙古宗王忽必烈正式对南宋采取“斡腹之谋”，即迂回包抄之计。他带大将兀良合台率军十万从蒙古高原出发，经六盘山集结于甘肃临洮，越过青海、四川，强渡大渡河，穿行山谷两千余里直扑大理。没费多大功夫，蒙古军就歼灭大理军主力，控制大理全境，形成了对南宋的包围之势，为其后南北并进，夹击灭亡南宋发挥了巨大作用。

蒙古灭大理迂回包抄南宋形势图

从这个意义来说，作为帝国的阿克琉斯之踵，南诏和大理，不仅让如日中天的大唐王朝流尽了鲜血，还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成为三百多年后南宋灭亡的远因。

花团锦簇、耀武扬威的天宝年间，唐玄宗好大喜功、杨国忠贪功好利，种种因素聚集在一起，共同促成了大唐帝国对小国南诏的两次讨伐。战争的发动者们本以为，这场散步式的战争可以在短时间内大获全胜、高歌凯旋，却怎么也不会想到，得来的是历史严厉而持久的惩罚。《孙子兵法》里早就说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李白在《战城南》里也谆谆告诫统治者：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国家无论大小，擅动兵戈、以强凌弱者，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