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政治文化的观念与话语维度

《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五卷，已出三卷）, [法]弗朗索瓦?孚雷、莫娜?奥祖夫主编，刘景迪、顾杭、庞冠群、申华明、张智、黄艳红、洪庆明译，刘北成校，商务印书馆2022年2月出版

《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以下简称《批判辞典》）序言中说，在这场革命两百年之后，它在法国人集体记忆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1889年和1939年，共和国仍然需要捍卫乃至垄断革命记忆来巩固自身，但当1989年临近时，这种关于革命的共和记忆已经褪色，其原因正在于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实际上，在二十世纪末的记忆研究浪潮中，对法国如何纪念1889、1939和1989年三个革命的jubilé（五十年），帕斯卡尔·奥里（Pascal Ory）和帕特里克·加西亚（Patrick Garcia）有专著探讨。他们均认为，1989年的纪念活动，其政治氛围与前两次大为不同，如《批判辞典》所言，共和记忆已经不需要炫耀其战斗式的忠诚了。对这种变化的原因，《批判辞典》的主编者也在全书的序言中作了说明，指出了二战后法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在笔者看来，这些变革大致就是社会学家亨利·蒙德拉（Henri Mendras）在《第二次法国大革命》（La seconde Révolution fran?aise, 1965-1984）中论述的主要内容。1939年的法国与十九世纪的法国有明显的连续性，但1989年的法国，用《辞典》主编者的话来说，已经不认识1939年的法国了。

1989年的庆典已经看不到官方垄断革命记忆的企图，或许正因为如此，以孚雷为代表的“修正派”革命史学的胜利才得以在各个层面充分展现出来。除了这部《批判辞典》，孚雷、莫娜·奥祖夫和美国学者基思·贝克（Keith M. Baker）主编的《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同样应被视为修正派和革命史研究中的“政治文化”路径的标志性成果。当然，传统学派并没有退场，修正派也不能在学术上代表整个右翼。实际上，为了迎接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的到来，法国学界出版了多部革命史辞典。除了《批判辞典》，左派学者也于1989年出版了一部《法国大革命历史辞典》，尽管“雅各宾”革命史学的最后一名杰出代表、孚雷的主要论战对象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已经于1982年去世，但他仍被视为辞典的主编；另一位右翼学者、拿破仑研究专家让·蒂拉尔（Jean Tulard）领衔主编了另一部大革命史辞典，以及一部拿破仑辞典。

如果要衡量《批判辞典》的影响力，批评者的反应大概可以作为一个参考。1995年，美国学者斯蒂芬·卡普兰（Steven Kaplan）出版了一部题为《再见，革命：史家的世仇，1789-1989》的著作，讲述了有关大革命两百周年的学案，内中对孚雷和《批判辞典》多有略显夸张的辛辣评论。卡普兰认为，这部辞典著作堪称孚雷作为学术王的“加冕”之作，以他为核心的作者群体构成了一个修正派的“星系”（galaxy）。不过在学术上，这部作品的问题俯拾皆是。例如，尽管“星系”中的很多人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力行者，但辞典对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文化史研究基本视而不见，对自奥拉尔（Alphonse Aulard）以来的左翼史学，辞典竟以“大学史学”一文一笔带过，却把很多的篇幅给了很多非专业的哲学家……

类似的批评大都是有依据的。但《批判辞典》一开头就说，它没有成为革命史的百科全书的宏愿，毋宁说只是一个关键词的索引，以展示最新的研究进展，最主要的目标是“回溯这一奠基性事件的独特之处”及其“作为政治事件的创造力”，所以学术上的周全不是它优先考虑的目标。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卡普兰等人指责《批判辞典》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动机，但在具体论述中，它并没有忽视“雅各宾”革命史学的成就。如《民主》词条便高度评价马蒂厄（Albert Mathieu）对恐怖时期经济管制政策的研究，认为今天重读他对雅各宾时期生计问题的经典研究，便能真正认识共和二年的核心问题究竟何在。如果说《批判辞典》的确忽视了夏蒂埃和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等人的文化史，那是因为其主要作者对政治文化的理解更侧重于观念和话语，他们关注的主要行为者不是底层民众，而是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这里仅就这部辞典的观念和话语路径略谈几点认识。

观念卷在《批判辞典》中所占篇幅最大，主编强调，观念“是政治斗争的关键”。但这里所说的观念是在制度建设和革命实践中产生直接作用的观念，它们因为时局变化和教育举措而产生变形，如主权、博爱、革命。它们或使大革命自我命名，或使其指控对手，如革命、旧制度、封建制度、贵族；或者涉及革命的根本和原则，如主权、宪法、人权、民族；或者是为了确认革命的创新，如再生、共和国。这些议题显然涉及革命的思想起源及它与启蒙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批判辞典》没有采取夏蒂埃式的解构主义立场——即革命与启蒙的关系是革命者的一种回溯性的构建——一方面它反对“没有纲领、对后世不负有责任的启蒙运动”的见解，另一方面则致力于驳斥“没有先驱的大革命，革命之中没有任何思想在起作用”的论点。这种立场体现在它对三位主要启蒙思想家的论述中：孟德斯鸠对革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有关宪政和司法的技术性辩论中；卢梭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几乎所有革命者——甚至反革命者——都了解一点卢梭的著作，在具体的制度建设和很多重大政治议题上，革命者几乎总会援引卢梭，但他们几乎从来不会严格遵守卢梭的具体学说，这位先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某种意象、情感和氛围，体现在他关于人和社会的笼统表述中。对伏尔泰，革命者看来因为他悲观的人性论而逐渐疏远了他。在相关的论述中，我们很少看到线性的、直接的因果关联，作者致力于对启蒙先驱的观念和理论与具体的政治局面进行互勘，而没有采取简单的决定论或否定论。

《批判辞典·观念卷》最后一个词条论述的是伏尔泰，它的最后一段话在笔者看来是对词典诸多主题的一个总结性提示。伏尔泰相信社会的进步，但不相信改造人性的可行性，这让革命者对他产生了一种深层的抗拒，因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宏大抱负——也是它的悲剧——正在于人的“再生”，这一抱负最典型地展现了革命者的意志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为何极端重视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日常公民精神的培养。孚雷曾经说过，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政治的奠基性事件，那首先是因为它有这样的意愿，它试图从一个旧世界中创造出符合革命理念的新社会和“新人”，而旧制度、贵族、封建制正是为排斥旧世界而创造或重塑出来的观念，正如为打造新世界而需要再生、公共精神等观念一样。

主编者指出，这些贯穿革命始终的话语和概念却因为时局变化而发生变形；不仅如此，话语或概念的发明、它们的变形和应用，实际上扮演了革命激进化催化剂的功能。在这一点上，《批判辞典》的作者展现出其“政治文化”研究的真正特色：与夏蒂埃等人不同，他们的思路更具语言色彩，更愿意强调话语操控与革命进程的内在关联，这也是孚雷和基思·贝克的基本思路的具体运用。他们有这样一个解释框架：当王权实际上于1787年垮台后，法国出现了一个政治权力的真空，人们需要从观念上重构政治和社会秩序，随后便出现了为时至少七年的“观念竞价”（surenchère idéologique），先后登台的各色政治行动者们都在努力掌控话语场，因此革命的激进化首先表现为革命语言的动力学，语言符号系统成了政治的绝对主宰，直到热月政变后情况才有所改观。一些分析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语言转向”的解释效力。例如，旧制度和封建制两个概念，最初都只是在较为狭隘的意义上使用的，指的是某种较为具体的行政或法律制度，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它们演变成了革命的对立面，几乎成为必须被抛弃的全部过去的代名词，换言之，在经历语义的泛化和情感化后，它们成了政治激进化的工具。贵族概念同样如此。在旧制度时代，作为法律概念的贵族（noblesse）的本质特征在于身份和特权的世袭性，但1789年之后它很快就成为敌人的代名词，并逐渐与另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贵族（aristocratie）概念混同，于是便出现了王政派贵族、斐扬派贵族、吉伦特派贵族、丹东派贵族，甚至还有罗伯斯庇尔派贵族。一批批革命者正是用“贵族”之类的称号来指控和打倒对手，这个案例很好地说明了孚雷等人的一个著名观点：革命的激进化是因为革命者无法掌控话语。

《批判辞典》的好几位作者都提到，西耶斯在革命前夕的檄文对革命话语有定调的作用。西耶斯以贵族没有“效用”（utilité）为名，断然将这个群体排除在民族共同体之外（而这个立场与启蒙和重农学派的信念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话语策略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从此民族共同体的界线被置于民族内部。《第三等级是什么？》固然是一篇政治修辞的杰作，但西耶斯不能控制自己话语的意义延伸，无套裤汉将利用这种话术来排斥富人和“游手好闲者”。西耶斯的例子也可以说明，何以《批判辞典》将革命初期，即从三级会议选举到1789年秋季置于分析的核心，“各种新原则就是在这期间全部表述出来的”，未来的各种辩论都可在1789年夏开启的思想辩论中找到源头。例如，过去的很多研究者认为，1793年的宪法发现了人权的社会维度，而1795年的宪法则突出了人的义务。但实际上，这两类话题在1789年的议会辩论中都已有过充分的探讨，以前的看法是事后回溯导致的错觉。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辞典》通过话语和观念分析回到了第三共和国那句著名的格言：大革命是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