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与文明交流：第三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侧记

2022年6月28日至29日，为了庆祝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建馆110周年，由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八大系列学术论坛之“青铜器与文明交流——第三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在国博召开。此次论坛由国博研究院、馆刊编辑部与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合作承办，邀请了近40位来自海内外青铜器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与青年学者参会，共同围绕“青铜器与文明交流”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出席论坛并致开幕词，副馆长丁鹏勃主持论坛开幕式，国博研究院院长陈煜、副院长霍宏伟参加论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凤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等知名学者做了主旨发言。

第三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海报（王欣然、王学森设计）

此次论坛是国博继2020、2021年连续两年成功举办“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之后，第三次以青铜器研究为主线举行的专业学术主题研讨。与会学者不仅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西大学、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知名学府及文博考古研究机构，还有一些在海外的知名专家，如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英国剑桥大学、德国汉堡大学、日本九州大学等。海内外专家学者相聚国博，汇集云端，展示了近年来学者们有关青铜器研究的最新成果。

出席第三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嘉宾与代表合影（范立摄影）

此次论坛为期两天，分为四场，共计有36位学者紧扣“青铜器与文明交流”论坛主题进行发言。与会学者发言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海内外博物馆藏青铜器研究”、“考古新发现对青铜器与商周史研究的推进”、“对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探索”、“对青铜器铭文及其历史内涵的考证”四个方面。

海内外博物馆藏青铜器研究

为庆祝国博建馆110周年，部分学者选择对国博馆藏青铜器以及海内外其他博物馆藏青铜器进行研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以《论殷墟文化时期的镶嵌绿松石青铜器——从国博收藏的镶嵌绿松石方缶和兵器谈起》为题，展开了对殷墟文化镶嵌绿松石青铜器的讨论。他指出，国博收藏有镶嵌绿松石方缶以及钺戈等兵器，可以反映出殷墟文化时期镶嵌绿松石青铜器的面貌。国博收藏的兽面纹方缶是殷墟文化时期唯一的一件镶嵌绿松石容器，其器形、装饰具有特殊性，可能来自王室一类高级贵族。国博收藏的戈、钺镶嵌绿松石，是殷墟文化时期镶嵌绿松石的常见方式。基于兵器镶嵌绿松石的特征，可以判断大辛庄等晚商墓葬出土的绿松石兵器，可能来自大邑商。

国博藏商代镶嵌绿松石铜方缶及局部纹饰（国博供图）

国家博物馆馆员韩雪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十件商代青铜器》为题，对国博所藏未见著录的十件商代铜器涵盖斝、觚、鼎、鬲等做了首次整理与初步研究。这些铜器的年代整体来说相对较早，对于探讨殷墟文化二期以前青铜器的演变，具有较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国家博物馆馆员孙思雅以《从国博藏长甶编钟看西周早中期甬钟用乐制度》为题，从国博藏长甶编钟引申，对西周早中期甬钟的乐律数理及历史背景做分析。她认为，西周早期偏晚，周王室很可能对重要的非姬姓诸侯国，赐予或允许使用三件甬钟，其钟律为“宫-角-宫”音列模式；而对重要的姬姓诸侯国，可以使用四件甬钟，其钟律为“羽-宫-角-羽”或“宫-角-羽-宫”音列模式。即在甬钟发生的早期，便可能将“羽”音的使用作为姬姓与非姬姓诸侯国身份等级的重要区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坤以《[并令]簋“邑于郑”与周王朝的西北经略》为题，从国博藏[并令]簋铭文“邑于郑”出发，展开对周王朝的西北经略的探讨。他认为，郑地得名的由来，很可能与穆王安置大量贵族、民人及军队于此地的行为有关。不仅对增强郑地实力、稳固其基地与堡垒地位有重要作用，也为西周时代的贵族，尤其是世族内部的小宗与族人任官以及发展提供了机遇。

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霍宏伟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铜镜传世品要素考察》为题，对国藏铜镜传世品要素做了系统梳理，提出了规律性的认识。他认为讨论铜镜传世品要从时间要素、空间要素、物质要素及主体要素做分析。

国博“镜里千秋”展览上的新莽始建国二年瑞兽博局纹铜镜（霍宏伟摄影）

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苏强的报告题目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元代吴江州儒学铜钟探析》。他对国博藏元代吴江州儒学铜钟及元代乐制进行了探析，指出这件元代铜钟为研究元代乐制提供了实物资料，其铭文不仅可补充地方史志记载缺失，而且对研究元代儒学大成乐发展有重要价值。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研究员汪涛以《古伯尊铭文所反映的商周时期“择器”之占卜》为题，对故宫博物院藏古伯尊的铭文反映出的，商周祭祀礼仪中青铜彝器使用的占卜情况做了探究。他推测，古伯尊铭文是一条专门为选择宗庙彝器进行占卜的记录，最早应该是书写在简上，后来才铸到青铜器上面。古伯尊铭文其实是一种“占繇”之辞，反映了西周时期对祭祀中使用彝器进行占卜的情况。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柳扬以《亚若癸簋及晚商带扉棱无耳簋考察》为题，对该馆藏亚若癸簋及海外博物馆藏晚商带扉棱无耳簋做了细致考察。他指出，这类腹壁斜直、带扉棱无耳簋最早出现于和妇好墓同时期的殷墟青铜器二期晚段，流行于殷墟三、四期，在商亡后完全绝迹。尽管殷墟未见出土，但其中一部分器物可能出自殷都邑铸铜作坊。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马今洪对《上海博物馆藏李峪出土的青铜器》做了分析。他认为，李峪村青铜器具有春秋晚期的时代特征，随葬时应当为代国所有，其文化属性则包涵了晋、燕、北方的因素，并指出这些晋器、燕器、北方器通过不同的途径输入代国，形成了不同风格、特征的青铜器共存的现象。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胡嘉麟以《上海博物馆藏执铃的考古学研究》为题，将该馆藏一件执铃与1976年山西石楼县曹家垣、1958年山西石楼县指南村出土的形制相似的同类器联系，认为这种执铃反映了农牧交错带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之间密切的联系。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何景成的报告题目是《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青铜铙及相关问题研究》。他从该馆藏一件青铜铙出发，将铸有“左”“中”“右”等铭文的铜盉、编铙与卜辞、金文等资料所记载的宜祭礼仪相结合进行考察，并指出有“左”“中”“右”铭文的这类礼仪用器的青铜器，是用于说明这类礼器在礼仪活动中的摆放位置或分组情况的。

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张经报告题目是《大英博物馆藏人兽形青铜部件简论》。她将大英博物馆藏人兽形青铜部件与其他海内外博物馆藏玉人、玉龙人及玉、陶、铜器上的纹饰相联系，指出人兽形部件承自商、制作于周初，类似的题材在整个西周时期都有使用。人兽母题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周人在表现人兽的相互依赖关系，或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多应用于带管、銎的兵器和车马器上。

考古新发现对青铜器与商周史研究的推进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凤瀚的发言题目是《酒务头墓地与天黽獻器群》。他结合2017至2018年考古新发掘的山西运城闻喜县酒务头墓地出土的“匿”氏做器，以及近年追缴与著录等所见的“天黽獻”氏所作器群进行研究。他将这类“天黽獻”器物按铭文之不同格式分类，讨论了有关诸器的形制特征及其所属年代，进一步探讨了这些“天黽獻”器出土于酒务头墓地的可能。他指出，这个商人大族“天黽”氏或曾担任商王朝拱卫西部边域的军事职责。在西周初年，作为商遗民的天黽之分支獻氏之宗子，曾被周王册命为侯，因其居于獻，故命为“獻侯”，但族属的最终居住地尚未可知。这对深度认识酒务头墓地的内涵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朱凤瀚先生发言（王学森摄影）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的报告题目为《楚国西周铜器与楚文化起源探析》。他依据楚出土西周时期青铜器如万福垴钟、楚公逆钟、楚公爰钟等，以及穆林头、万福垴等西周遗址，并结合曾国等考古发现，对楚文化起源问题做了再探讨，他认为，楚国立国于汉水以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韩巍以《大河口M6096出土兑盆年代献疑——兼论西周中晚期的鼎、盆组合》为题作报告。他对翼城大河口M6096出土的兑盆（“兑”或释为“况”）的形制、纹饰及铭文风格做了重新分析，认为其所属年代应改为西周中期。并指出M6096出现的一鼎一盆的铜器组合形式，又见于陕西周原遗址、沣西张家坡墓地等其他西周遗址，可见鼎、盆组合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期的偏晚阶段。因此提出，M6096出土的兑盆铭文所记史事应发生在恭王二年，它与其他新出金文一起揭示出以往不为人知的“恭王初年南征”的历史。

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冯峰以《关于徐阳东周墓地的几个问题》为题。他对2013-2020年伊川徐阳东周墓地发掘铜器墓的时代、性别和文化因素进行了细致分析，指出徐阳东周墓地自春秋中期晚段延续至春秋战国之际；东区15M1、西区M6、西区M2三座高等级墓葬时代均为春秋晚期，东区15M1和西区M6具有鲜明的戎狄文化因素，墓主应为戎人首领，西区M2未见戎狄文化因素，墓主或为嫁于戎人的晋国女子；徐阳墓地的戎人墓可能属陆浑戎，也可能与分布在伊水流域的其他戎人有关。

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李刚以《朱开沟遗址部分青铜器的定名与年代问题》为题。他通过对朱开沟遗址Ⅰ区M1040、M1083、M1070等墓葬所出的青铜器做了分析后，指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内含比较复杂，除表现出明显的商、周文化因素外，亦包含了东面的张家园上层文化等因素，以及西面的卡约文化因素和西北方的卡拉苏克文化因素。朱开沟遗址第五段遗存并非该遗址的末段遗存，部分遗物或可归入商后期、西周乃至春秋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怀颖以《太行山东麓北段的商周之际青铜文化——从张家洼遗址的新发现谈起》为题。他通过对太行山东麓北段地区发现的商周之际遗址及出土陶器铜器做分析后，指出在晚商时期，有零星商文化的据点沿古黄河西岸间断分布，北端已至古白洋淀区西北角容城一带，个别遗址沿易水西进，在易县、涞水有零星殷墟三、四期的据点。围坊三期文化有一些青铜器，其器用制度与冀中北部、冀中南部地区存在一定差异。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小三以《妇好、子方与并地》为题。他将考古遗存与甲骨卜辞系联，在许伟、卜工两先生《万邦林立有娀乃大》文章基础上，进一步对妇好来自晋中地区做阐释，提出妇好来自子方，子方可能就在晋中或其临近地区。重新奠置子方的并地，在商王朝的西土，与望等族群距离不远。并地是商王田猎的地区之一，是典型的商文化与土著遗存共存的田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黎婉欣以《“有来艰自西”——山西出土商后期遗存与商王朝的西土经略》作报告。通过分析相关甲骨刻辞内容、晋地发现的商墓群及矿冶遗址，以及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地域分布，她认为商后期自武丁时期始即曾一改前期较保守的西土经略措施，采用积极扩张模式，控制晋中南地区，与汾河以西和吕梁山地的非商文化圈及其北方族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的报告题目为《康宫与凤雏建筑基址》。通过对周原凤雏建筑基址群与康宫做分析，他指出，位于周原中心区域的凤雏建筑基址群可分为三组建筑群，其时代为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西周王室可能延续商王室的宗庙制度，尚未运用《考工记》所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原则布局宫室建筑。

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夏含夷以《再论周懿王“天再旦于郑”与西周时代两代三王的年代：一个大胆的实验》为报告。他认同前人关于《竹书纪年》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可能不是天文现象，而是气候现象的观点。推测西周天子纪年可能为“双元年”，并且还出现过孝王与懿王二王同时在位几年的现象。结合传世文献与铜器铭文，共王年代可能要延伸五年。

对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探索

部分学者对青铜器的铜料来源、铭文的铸刻方式、纹饰的工艺发展等进行深入了讨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誉以《论圆雕鸟饰口沿的青铜盘——兼及青铜器装饰的连续与间断》报告。他通过商周青铜器装饰的连续性和间断性作分析后，提出青铜器装饰圆雕鸟源于中商长江流域，平谷刘家河鸟饰盘很大可能是南方铸铜工场的产品。铸工是青铜艺术的创造者，风格的中断和连续赖于他们，而他们的创造昭示了青铜器的别样功能。

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田伟以《天马—曲村遗址所见铸铜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为题。他通过对曲村铸铜及相关遗存分析后，认为二里岗上层偏晚阶段以后，中条山地区的矿冶活动陷入了停滞。直至战国时期方才重新开始。周代前期晋国乃至周王室铸铜作坊所用的铜料主要源自长江流域。

日本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宫本一夫以《西周时期甬钟的出现》作报告。他通过对近年考古发现的商代晚期编铙及西周时期甬钟进行铅同位素对比分析后，指出西周时期出现的甬钟,可以认为是南方大型铙与中原商、西周时期的铙的结合，是在中原地区产生的。并根据周文化的竹园沟、茹家庄墓地中一部分的铜矿与曾侯叶家山墓地铅同位素的相同，推测在西周早期周王室的铜矿资源重新由南方供给而获得。

英国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梅建军《西周含砷青铜甬钟的发现及相关问题》一文，通过对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发现的11件西周时期的青铜编钟进行铅同位素等分析后，指出万福垴一组甬钟是用锡青铜、含砷锡青铜两种金属材料铸造的。万福垴遗址出土的这批青铜甬钟显示出与楚文化的密切联系，含砷锡青铜的使用或许暗示楚文化已有自己独特的金属原料来源，表明楚文化区域金属生产中心的兴起。

梅建军先生线上发言（刘芳截图）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崎川隆报告的题目是《商周青铜器铭文铸造中的“单字模”复制技术——以淅川和尚岭二号墓出土编钟编鎛铭文为例》。他通过对淅川和尚岭二号墓出土编钟编鎛的铭文做具体分析后指出，单字模的出现年代可追溯到春秋中、晚期。淅川和尚岭二号墓所出编钟编鎛铭文有可能是使用“单字模”而机械复制、生产的。单字模复制法有可能是在“全铭模”复制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德国汉堡大学写本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石安瑞以《“一则治”——论战国晚期韩国兵器铭文制作的规范化过程及相关诸问题》为题。他从青铜兵器铭文布局、措辞、制作方法等方面，分析了战国晚期韩国青铜器生产管理中的规范之形成和发展过程，提出到秦灭韩之前夕，韩国兵器铭文存在双轨规范化，一即全国规范，包括铭文的位置、格式、以及表示“县令”之“”字的写法；一即位于国都郑的铜器作坊中的更加严格的规范，并进一步探讨这些不同规范的出现对了解战国晚期韩国行政管理的一些启示。

对青铜器铭文及其历史内涵的考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以《说觯——关于酒器分类的再认识》为题作报告。他对青铜酒器“觯”做了学术史的梳理，并根据出土文献上博楚简的相关文例对卮与觯，卮与觞、杯的关系做再讨论，并以此为基础对商周酒器的功能分类和器形分类进行总结。他指出器物自名对探讨器物功能很重要，功能分类是器形分类的基础。酒器有被作为礼器泛称的情况（如礼器多混称“尊彞”），青铜酒器可以分为盛酒器、饮酒器。饮酒器中又可分为酬酢器、酌献器。

李零先生发言（范立摄影）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赵平安报告的《“達”字新证》，他结合新出的材料和学界的讨论，重新对“達”字做了申论和修正，将“達有得、持、取一类的意思”进一步信而有证。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谢明文的《谈谈“用”的一种用法》，通过联系金文等相关材料提出“用”的效法、法则一类意思可以引申为“可供效法、可供法则的东西”即名词“法”。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英杰以《西周金文中的王称问题》为题。他通过对西周铜器铭文中“王”的称谓进行分析，指出“王”称的不同使用形式，及“王”与“天子”两种称谓的使用位置区别，提出“天子”之称不一定是指时王。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源以《谈师遽器蕴含的西周制度变革信息》为题。他通过对师遽器铭文重做分析后，指出师遽器是西周中期前段共懿左右反映西周政治制度转变的重要材料。西周中晚期的册命制度，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从殷式的赐贝制度发展而来的。师遽器，已记述了册命制度的一些雏形。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丽的报告题目是《西周册命铭文中的“命”与“诰”》。西周中期以后的册命铭文内容，大多数并非单纯意义上的以书面文字形式提前撰写的王命，而是“命”与“诰”的杂糅。“命”与“诰”往往相伴而生，因命而诰，一般先有命，后有诰。从目前材料来看，西周早期就已经存在这种现象。

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韦心滢以《集体的记忆、不朽的传承——家族铭文书写探究》为题。她通过对西周时期三个世家贵族：克家族、裘卫家族与微史家族的青铜器铭文进行分析后，指出西周贵族家族均有属于自己家族铭文的书写习惯，如克家族与微史家族都对“器主曰”文体情有独钟。裘卫家族铭文文体偏爱记言的表述手法。

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翟胜利以《九鼎叙事考辨》为题。他通过梳理文献中记载的与“九鼎”相关材料，认为关于九鼎的传说汇集了关于祭祀、神权、王权等一系列内容，是出于政治、现实需要逐步构建而成的叙事体系。该叙事的历史信息与青铜礼器起源和功能有关，叙事基础则是周初分殷之器的史实与政权合法性的现实需要，春秋战国时期基本成形。

综上所述，此次论坛的发言内容紧扣论坛“青铜器与文明交流”的主题，并呈现出三方面特点：一是对青铜器群组的研究，二是运用科技手段对青铜器的研究，三是跨学科多视角对青铜器及商周史的研究。论坛既反映出青铜器研究的现状，也显示了青铜器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相信一定会引发学者们的进一步思考，对推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年系列学术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百十国博华诞献上了一份青铜厚礼。

（第三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综述全文，拟发表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