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五月是亚太裔传统月 （Asian American Pacific Islander /AAPI Heritage Month）, 我接受了一个电视台采访，源于我的中国留学生的身份以及自2020年春天开始的有关新冠疫情背景下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研究。这样在异国他乡的媒体上公开的发言和曝光开启了我在暑假第一个月梳理和反思自我身份认同的复杂心情。
自2019年八月来美国， 受疫情影响，这是我第三个没有回中国的夏天。回望在社会学系这三年高强度的博士训练，认识到个人的脆弱性和局限性居然是其中一个主旋律，而这些认识戏剧性地与种族、国籍、性别、年龄、阶层等社会框架交织在一起，不断削弱了我爱“附近”以及参与公共生活的勇气和热情。这篇文章从我个人经验和观察出发，结合相关的研究发现，谈一谈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涉及种族、国籍和身份认同的话题，希望对于有关生活在异质性强的社会中、冲突的复杂性以及团结的可能性的讨论有所贡献。
看见种族和国家
跟研究项目里接受访谈的很多其他留学生一样，我是在美国才第一次深刻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亚洲女孩。
二十刚出头的时候因为热衷行动从社会学转到社会工作专业，我很快喜欢上“无国界社工”这个概念。受成长背景以及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训练的影响，我很早就萌发了一种不断打破压迫性社会结构的信念，并尽量做到知行合一。譬如在自我身份认同上，我首先想到的也许是社会学家或者女权主义者，这之外大概是建立在兴趣爱好上的社群、社区联结，国籍很少是首要的参考系。基于这样的自我认识，来美国前我在中国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短暂生活期间，都很容易结交到文化、族群、国籍等差异性较大的他者朋友。
然而，来到美国后，很多经验和感受变得不一样。比如，我逐渐搞清楚日常相处中在跟本地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打交道时，什么样的互动和反馈是基于我的肤色或者国籍。作为一个学习社会科学的人，我很清楚在西方的主流话语里，中国是一个什么形象，尤其考虑到来美国时特朗普是总统，并且已经发生了中美贸易战。基于这样的背景，我几乎下意识地跟自己的祖国保持着距离。
对于美国社会与族群或者种族歧视相关的主流经典叙事框架，刚来美国的我几乎是本能地抵触。2020年暑假，因无法回国，我开始准备起流动和移民方向的资格考。没想到刚开始读第一部分的理论，就立马意识到多数涉及种族的讨论与我原来想做的课题并没有太大相关，书单上接近一半的内容我都不是很感兴趣。更深一步地，我体会到一个刚刚来自南方世界的国家、做在澳大利亚的中国青年流动议题的年轻社会学者，所提出的研究问题或许并不是北美主流社会学界关心的。然而没有预料到的是，很快暑假发生了一件事，根本性地影响了我对于种族议题的看法，不仅不得不在日常生活里学会从族群和种族歧视的棱镜里看世界，也深刻影响了后续的研究方向。
那件事情概括起来是发生在美国学生和国际生之间的邮件之争。简单来说是这样的过程，BLM运动爆发势头正猛的时间点，系里面三位美国老师联名写信，呼吁大家关注和支持。第二天几位领导联名又发了一封邮件，主要目的仍然是呼吁对BLM运动的支持，但把亚裔、拉丁裔等其他少数族裔的利益也包含其中。我所在的社会学系中国、韩国学生占很大比例，新冠疫情以来频繁爆发的歧视和攻击亚裔尤其是中国人的事件令许多人愤怒且恐惧。原本学校学生背景多元，按照惯例，相关部门早应该至少以类似公开邮件的形式提醒对亚裔学生处境的重视，但一直没有。所以在这两封呼吁对BLM运动支持的邮件发出后，系里一些中国研究生以联署的方式回复了一封邮件，表达因新冠以来亚裔群体面对的挑战，很能够同理目前黑人群体的遭遇，希望大家知道我们与他们同在，能够为BLM运动提供支持。
当地时间2020年8月24日，美国纽约，“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的抗议者走上曼哈顿街头游行，抗议警察枪击非裔男子布莱克。
这封邮件很快遭到了我同届一两位美国同学（并不来自非裔美国人社群）的指责和批判。她们绕开我们国际生（两名中国学生，三名拉美学生，一名韩国学生）发起的对话邀请，草拟了一封名为“Educating Ourselves on Anti-Blackness（关于反黑主义的自我教育）”的邮件发给了整个研究生院（教授们未被包含其中）。这封邮件言辞凿凿，盛气凌人，在许多关注此事的国际生中产生很大的反响。令人不舒服的点在于，邮件里面隐藏着许多对国际生的偏见和假设，其中一个明显的态度就是：国际生很无知，对美国社会和历史都不懂，他们表达自己在美国受到的歧视和不公，就是对我们提出的黑人群体利益的否定，所以应该被我们美国同学教育教育，学习一下真正的美国的历史。与此同时，其中一位直接在社交媒体上解除与我们的好友关系，并不回应我们发起的多次对话邀请，给人一种站在政治正确的道德制高点上向我们施加制裁的印象。我和同届其他国际生认为，两位美国同学的行为逻辑容易造成少数族裔内部的分化和对立，面对白人至上的系统性种族压迫，少数族裔间不应该是一个彼此竞争的关系，比如抱着一个“谁比谁更惨”的态度。
这是我第一次“被迫”正式与种族关联的议题打交道，并且认识到美国社会的复杂性。我发现哪怕大家都学社会学，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并没有因此变得容易，反而因为语言的障碍和身份上的差异（外国人、本国人等区隔）导致误解更深、行动更难。 整个事件发生后，学校和系里组织的一系列活动的核心议题都围绕着对族群、种族歧视和多元文化的学习和了解。尽管修复的工作在开展，邮件之争成为一道伤疤深深烙印在我那届每位同学的心上。很多国际生在之后变得沉默，甚至为了避免直接的冲突，调整了选课计划。
我在后面的课程训练中开始主动涉猎与种族、种族歧视有关的文献，但也平生第一次变得在上课时小心翼翼。我意识到原本以为的基于社会学、女权主义的基本共识并不存在，课堂本身变得不再是一个客观、真诚、安全、开放的表达空间， 因为感到自己正在被观察、审视和评价。
与此交叉的是，作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我也意识到很多人在具体了解我本人前先把我当作一个中国人看待。
认识中国留学生的特殊性
我从他人的反馈里逐渐觉察到在美国社会中身份和位置的微妙性并不是特例，研究项目里几乎每一位被访中国留学生都分享了类似感受。
即便同属于亚太裔（AAPI）的一员，中国留学生首先认为他们与亚裔美国人不同。很多人提到了作为非公民身份的限制，不仅体现在找工作的机会或者奖学金的类别上，更体现在他们在遭遇直接的种族歧视后，如何解读以及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通常情况下，中国人在美国社会的刻板印象是保守和沉默，所谓的“不惹事儿”。我的访谈对象谈到了两点原因。第一，他们不相信美国的权威机构例如警察会真的愿意听他们说，并提供实质性帮助。作为非公民，签证状态的不稳定性和局限性影响了他们担心被遣返回国或者在美国长远发展的心理。第二，不少访谈对象提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客之分”。他们倾向于认为，很多中国留学生遵从“主客”逻辑，认为“我来到了别人的国家就要入乡随俗, 尊重东道主的习惯，按规矩办事”。当然第二点解读经常被误用，这就是西方主流话语里对保守而沉默的中国人甚至连带其他亚洲人的刻板印象的归因。危险性在于，诉诸文化就容易忽视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结构的复杂性。
同属于亚太裔（AAPI）一员， 在美中国留学生还觉得跟其他亚洲留学生，例如日韩留学生不同。比如走在大街上，同样遭遇了一次有关亚裔身份的言语攻击，中国留学生的解读可能与日韩同学很不一样。很多被访者告诉我，他们认为日韩同学更容易采用典型的有关种族歧视的知识框架去认识和理解自己的遭遇甚至做出反抗，然而一些中国学生对直接采用“种族”或者“种族歧视”这样的字眼表示犹豫，分享常常开始于“我不确定是不是，但有一次......”, 或者“什么是种族歧视， 你能先解释一下吗”。与之相对的是，很多中国留学生会更清晰地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的敌意和歧视”。这样的解读无疑受大的国际地缘政治和中美两国关系变动的影响，尤其是考虑到当下有关中美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叙事逻辑。
以上的不同彰显了亚太裔（AAPI）内部团结的挑战，比如因为新冠在美国开始之初被错误地与“Chinese”相关联，一些来自日韩的留学生或者移民担心被误认为中国人，会在有潜在危险的场合公开澄清“我不是中国人”。与此同时，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主流种族研究框架并不能很好的适用于类似留学生这样在法律和社会身份上真正的“外国人” 和“非公民“群体。因此，当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遭遇了基于种族、肤色或者国籍的歧视时，他们缺乏语言和文化的专长、制度资源或法律身份上的优势来主张、合法化及捍卫自己的权利。当然中国留学生群体内部基于阶层、教育背景、政治倾向、性别、年龄等产生的差异，也增加了团结的困难。
另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一些中国留学生诉诸国际地缘政治以及中美两国矛盾来理解自身在美国的经历存在着危险性。一方面，这导致他们可能片面或者肤浅地理解美国社会的种族议题。因情绪化而武断认为美国人特别地对中国人抱有敌意，容易割裂与其他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遭遇的系统性不平等的关联，这就更可能加剧日常生活中的误解、敌意和仇视。另一方面，过度解读一些美国人对于中国所谓的大国崛起的嫉妒心理，还容易导致在美中国人的自我审查和自我规训。这影响到他们在周遭社区跟其他人的互动，很可能限制他们与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的积极社交。
国家/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不是必然冲突
在个人生活和学术研究的双重轨道里不断加强的作为“中国人”的认识使我的心情异常复杂。如果国家/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一段光谱的两端的话，我在这段光谱上游走的经验充分体现了生活在西方世界去感知“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尴尬处境。
我在一次交换实习时发现，即便在中国大陆有不同省市区、不同民族，也有核心和边缘文化之分，但总体上从呱呱坠地起，基本上大家的国族认同是比较清晰且明确的。在意识到这种“与生俱来”的特权的同时，我也开始思考个体与国家和故乡的关系：因为一直都生活在母国，缺乏去更多国家遭遇民族、国籍等不同他者的具体经验，我很难将自己剥离出来去思考跟抽象的国家间的关系，但清晰的是，我热爱故乡、亲人朋友、童年和青少年期那段闪闪发光的成长印记。
然而，这种与故乡之间熟悉、具体且确定的强联结，逐渐在常态化的流动和越来越“远走高飞”的求学旅程中被割裂了。我的研究课题也同步反映了这样的倾向，由国内流动到国际迁移、从台湾地区的跨国新娘到澳大利亚的打工游。这也充分体现了Beck（2001）所提倡的超越研究方法上的国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物理环境上频繁的流动和变迁，同样影响了个体心理精神层面的身份认同。在知道“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个单词前，我应该就自我定位成了一个“世界公民（cosmopolitan）”。世界主义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对它的解读存在着阶层、文化、公民权和身份认同等视角的差异。尽管很多学者认为世界主义是一个跟发达国家及跨国精英阶层紧密相连的概念，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尝试论证对 “世界公民”身份认同的想象和追求也有可能出现在欠发达国家及阶层背景不具有优势的群体中（Gorman & Seguin 2018; Onar & Paker 2012），“世界主义”是一种更普世的拥抱多元文化和与更广泛的他者建立团结感的价值观。
去年冬天准备第二个资格考的时候，我很喜欢Bryan Turner（2002） 关于“世界公民品德（cosmopolitan virtue）”的观点。 Turner认为“世界公民品德”自带一种矛盾性, 意味着在一个多元复杂社会中，尊重、包容和接纳更广泛他人的能力要求跟自身文化保持距离。但现实生活往往比观念信仰复杂得多。一个持“世界主义”态度的人未见得可以在日常生活实践得非常好（Wang & Chen, 2020），困难来自方方面面。于中国人来说，其中一个挑战就跟我们的民族国家身份息息相关。比如我发现一些拉美朋友可以自信自如地讲西班牙语或者骄傲地分享拉美文化，可一个学社会学的中国人如果在课堂会议等场合公开表达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或毫无顾忌地分享中国文化，很容易被解读为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者。换句话说，一些中国人在实践“世界公民德行”时所处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当你想开放拥抱别人时，别人未必愿意持同样的态度拥抱你。”
这样的觉察促使我重新思考国家/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成为世界公民究竟意味着与母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Turner（2002）认为“爱国主义（Patriotism）”和“世界主义”并不必然冲突。类似地， Julian Go (2013) 在论述“法农的后殖民世界主义”（Fanon's postcolonial cosmopolitanism）时，指出事实上“民族意识” 有助于真正发展出一种全球公民意识。换句话说，他们同时认为，对母国文化和同胞的富有人性的爱，是发展出爱更广泛的他人、实践“世界公民美德”的基础。也就是说，成为世界公民并不意味着变成一具空壳，或者切断文化和身份认同上的根基。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跟很多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让我看不到近期回国的希望。三年的时空转换，一方面几乎淡化了我与国内所有重要他人的联结；另一方面，高强度的博士班训练也导致我尚未能真正建立起在地的牢固可靠的社群、社区联结。是基于这样的现状，我意识到自身的“离散（diaspora）”处境。正如洪美恩（Ien Ang）在《论不讲中文：在亚洲和西方之间》（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的导论里说，离散身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是支持也可以是压迫，既可以是解放也可以是禁锢。洪美恩还指出：“所有移民最终都必须与他们发现自己被重新安置的地方达成和解，并重新审视他们在这里的处境，无论是美国、荷兰、澳大利亚，还是其他地方。对于移民到西方的亚洲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要以某种方式接受少数族裔的地位，并就此采取行动。”
差异性团结是否可能
鲍曼认为“人类联结的即时性”、“在场的即时性”才会产生“行动的即时性”。对我来说，在美国读书这三年，实际“在场联结”的即时性可能只发生在2019年秋季学期。新冠漫长的居家隔离让很多跟我一样的留学生根本丧失了“拥有附近”的机会。认识到康德意义上“普遍的人类团结”的困难，我开始主动关注起在一个异质性较强的社会，伤害、排他、区隔和矛盾是如何发生的。自2021年一月开始，这种对理解现代人类社会黑暗面的探索带来了不少伤害，逐渐削弱了我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一位硕士毕业的拉美朋友在分别时也表达了同样失望的心情，她说：“我也觉得美国是一个挺奇怪的社会，看起来那么多元，实际上大家还是都只跟自己的人玩儿。”
是在这样的阶段我接触了文化社会学，并找到一丝慰藉。文化社会学以Jeffrey Alexander （2006）的《公民领域》（The Civil Sphere）为代表带来一些希望。Alexander指出，一旦人们尝试有目标地建立“团结感（solidarity）”，在创造接纳和包容的同时也会产生伤害和排他，兄弟情和排他性是携手并进的。这帮助我在内心达成某种和解——首先要接受这样的现实。尽管不完美，Alexander认为积极建立团结感和营造公民社会的努力为我们面对更大的不公平和非正义提供了最好的希望。那么现实中如何操作呢？
我首先想到的依然是Turner （2002）的“世界公民品德”。Turner提议要首先关注到人类共通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frailty ）。 他强调“世界主义”的价值取向蕴含了一系列美德， 如关心其他文化，与自身的传统保持距离（尽管有讽刺意味），对混合世界中文化的多元性和完整性的敏感，对跨文化批评持开放态度，等等。Beck （2001）在“世界主义作为全球风险下的想象共同体”（Cosmopolitanism as Imagined Communities of Global Risk）一文中的观点也给了某种启发。他强调当我们谈全球化时代下的相互依赖和联结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否认区隔和界限的存在。关键在于，全球风险, 如核危机、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全球疾病大流行等，创造了“世界公民的迫切性（cosmopolitan imperative）”。这种面对人类共同危机的急迫感带来了团结和行动的可能。
如果说Turner和Beck的观点仍然过于抽象的话，鲍曼在《液态之爱：论人类联结的脆弱性》（Liquid Love：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中也许提供了一些从个人日常生活出发的具体建议。鲍曼认为，正是人类的孤独包含了道德上相互联结的希望，而不确定性恰恰是道德萌芽和繁荣的土壤。因此，他呼吁“爱邻如爱己”。鲍曼参考教育家和人道主义者Janusz Korczak的视角，提出了“儿童的人性（children's humanity）”（我理解的中文说法类似于“赤子之心”）的重要性。他相信，保持 “儿童的人性”的力量终究还是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
鲍曼在《液态之爱》第四章的结尾处还提到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友谊的博爱（friendship philanthropia），认为这是实现一个理想人类共同体的起点。阿伦特强调，对他人的开放性是一个人性化社会的前提，而平等和真挚的对话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20年夏天发生的邮件之争中，美国同学和国际生之间显然没有建立起平等对话的关系，抽象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信仰上的对抗阻碍了相互理解具体个人的可能。与之相对的，当时在风暴中心的几位国际生普遍感受到一种美国中心主义和本土学生对国际生的偏见，这些真实的相似感受开启了难能可贵的“向他人开放”的契机，形成了她们国际生之间团结的基础。
保罗·弗莱勒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也强调了这样的平等对话中所蕴含的解放力量。正是受此激励，硕士毕业后我选择在流动人口集聚的广州城中村开展了两年的社区工作，通过写作班、英语班和戏剧实践并见证过平等对话的充权能量。现在，尽管意识到自身离散处境的矛盾性，尽管有过失望，我愿意选择继续相信，正如鲍曼仍然寄予希望：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你不能通过立法来规定完美，也不能把美德强加给世界、或说服这个世界遵守美德运行。你不可能让这个世界对居住其中的每个人都善良体贴，并像你理想中希望的那样满足大家对尊严的向往。但你必须努力。你也真的会尝试努力。（Bauman, 2013：83）
参考文献：
Alexander, J. C. (2006). The civil sphe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g, I. (2005).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Routledge.
Bauman, Z. (2013). Liquid love: 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 John Wiley & Sons.
Beck, U. (2011). Cosmopolitanism as imagined communities of global risk.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5(10), 1346-1361.
Fisher Onar, N., & Paker, H. (2012). Towards cosmopolitan citizenship? Women’s rights in divided Turkey. Theory and Society, 41(4), 375-394.
Go, J. (2013). Fanon's postcolonial cosmopolitanis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6(2), 208-225.
Gorman, B., & Seguin, C. (2018). World Citizens on the Periphery: Threat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Global Socie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4(3), 705-761.
Turner, B. S. (2002). Cosmopolitan virtue, globalization and patriotism.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9(1-2), 45-63.
Wang, B., & Chen, J. (2020). Engaging in or retreating from cosmopolitanism? Times, temporalities and migration. Identities, 1-19.
《被压迫者教育学》，保罗·弗莱雷 著，顾建新 / 赵友华 / 何曙荣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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