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8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强基计划“柳诒徵学堂”举办的“边关何处：新视野下的明清边疆”系列讲座迎来收官之讲，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任建敏老师以“广西古田善后模式与明后期南部边疆政策的转变”为题，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关于广西古田猺獞治理史的讲座，讲座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胡箫白主持，300余位学友在线参与。
一、从“撞兵”到卫所
讲座伊始，任建敏以“撞兵”引入话题。“撞兵”是元代在广西施行的屯田政策体系下，承担屯田和防卫义务的群体。他结合元代广西（撞兵）屯田分布图，爬梳了元朝陆续在广西设置屯田的历史过程,并强调了这些屯田的空间分布特质，即皆位于徭地与省地交界之处,以扼制“徭人”对省地的侵扰。以静江路为例，徭团往往位于山地，而撞兵屯田处则设于山地和平原交接的隘口，以防备徭人进入平原地带。到了明代，撞兵屯田体系被废除，明政府设置的卫所在广西形成了两处中心布局，其一是围绕广西东北部的桂林府（广西三司及靖江王府所在地）为中心设置，其二是围绕广西中部的浔郁平原与桂中平原为中心设置，而明代“猺獞”区域的空间分布及所谓的“猺獞动乱”亦多围绕这两个中心区域发生。
二、明前期“獞人”的活动与影响
任建敏指出，明朝在最初建立广西卫所体系的计划中，元朝留下来的屯田撞兵体系是没有被考虑吸收进新建立的卫所之中的，于是在明初，这些撞兵的身份发生分化，有的转为了民籍，有的就此脱离了国家控制，成为了赋役体系之外的“獞人”。任建敏援引成书于洪武末年到建文初年时的《桂林郡志》“獞人”条进行分析，表示“撞人”一开始是由元朝官府招募进行屯田、同时抵御徭人的“撞兵”，至元末则形成一个新的族类标签“獞”。而“撞”到“獞”的改变，实与元末被视为“撞”的人群组织逐渐脱离官府控制，与“徭”一样被官府视为动乱源头有密切关系。至明代，这两类人群常常被官府合称为“猺獞”。明朝前期对“獞人”的概念大致与“招募耕种”和“特殊婚俗”有关，但概念的内涵并不完全固定，亦会因时空语境不同产生变化。
讲座中，任建敏根据相关文献展示了“獞人”从广西西部到广东西部的活动路线。这一活动路线与元朝官府招募“撞”进行屯田、山间居民招募獞人耕种有关；在明人的文献追述中，至明朝永乐、宣德年间，“獞人”的活跃区域已经抵达广东广西的交界地带；及至明中叶，在肇庆府阳春县、广州府新会县等地都有“獞人”活动的记载。他也指出，这不能简单视为“獞人”群体的“迁徙”，而更应该视为以“招獞”为中心的招主控制体系的扩散。招主是明代两广地区的一个特殊身份称谓，具体指代在两广山区地带拥有赋役体制内身份，占有相当面积土地,能以“招”的名义控制佃丁,且对土地享有一定程度的赋役特权的地主。由于两广地方社会对招“獞”防“猺”的需求，叠加广东地方官府的鼓励，招主控制体系得以在广东高、雷、廉、肇四府逐渐扩散。
明代“獞乱”的中心地区，是位于广西桂林府的古田县。任建敏指出，宋元文献记载中的古田还是“徭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到了明代中叶，文献记载已经将其古田的主要活动人群称为了“獞”（又称“古田獞”或“胡北獞”）。面对地方社会的动乱局面，明初的卫所已经难以承担讨伐任务，所以官府往往需要征调桂西的“狼兵”进行作战，但是征调的“狼兵”一年时间里往往只能作战两到三个月，官府仍无常备的武装力量，因此不得不另谋方法。在招主控制体系的基础上，官府还试图招“獞”防“獞”，以田产拉拢部分愿意听从官府号召的“獞民”去防范“獞贼”，另一方面亦招“狼”防“獞”，以设置兵堡的形式，招募“狼兵”作为堡兵来控驭“獞人”。面对以古田为代表的“獞乱”，朝廷认为“古田猺獞贼不过数千”，并无大征的必要；两广高级官员指出由于征调“狼兵”被当作有利可图的生意，故“两广贪风大盛，而广西尤甚”；卫所将领则“肆行赃贪，土官袭职者要钱，调兵者要钱”；地方官员则认为“征剿猺獞，全藉土兵”，需要依靠土兵维护地方安全；手握“狼兵”的土官则因此轻视上司，全无畏惧，而“狼兵”在被征调打仗之时，却还多遭经济剥削，因此军纪不严，多行打劫之事。
在朝廷与两广总府的压力之下，桂林方面在弘治五年（1492）出兵征剿古田僮人，结果却造成副总兵、参议、千户被杀的大败。面对古田“獞乱”之势坐大的问题，广西主政官员以及广西籍士大夫都纷纷建言献策。古田成了明朝对付“獞人”政策的“风向标”。及至弘治六年，广西柳州府马平县人、南京户部员外郎周琦上疏请征古田，且提出“立为土官管理”。任老师认为这是一个试探性的信号，因为当时普遍认为桂东地区不宜设置土官。此一提议后不了了之。弘治九年，两广总督邓廷瓒再次提议在古田地区设长官司，以东兰州土官之子为之。此一建议后又被否决。弘治十二年，周琦、邓廷瓒等再度要求征讨古田，被否决。明朝朝廷的数次批复反映了对广西东部“猺獞”作乱地区改流为土的顾虑。与在桂西地区众建土司的考量不同，除了武靖州外，明朝几乎没有考虑过在广西东部设置州县级别以上的土司。相反，对于桂西地区，朝廷对设置长官司并无顾虑，弘治九年九月，朝廷就批准两广总镇等官的请求，在庆远府天河县旧地增设永安长官司。
三、隆庆古田大征前后的讨论
嘉靖年间，在广西副总兵张经任上，通过设置兵堡，招募“狼兵”在桂东地方屯戍，大量桂西土民通过成为兵堡的耕兵而在桂东地区定居下来。部分古田“獞人”表示“愿纾残喘，以比编氓”，希望归于民籍。张经并未直接将其收编为民，而是“永为外附”，将登记入册的七千余人“分隶邑堡”。
隆庆大征古田示意图
明朝政府口中的古田“僮乱”问题，终嘉靖一朝也没有得到解决。嘉靖四十三年、四十四年甚至发生了桂林布政司库被劫、参政被杀、靖江王府被围等要案，直接威胁到了广西省城的安全。对此，广西方面要求彻底解决古田问题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大。隆庆皇帝继位以后，内阁权势更重，高拱、张居正等人成为嘉、隆之际大征古田之议的主要裁断者。因为高、张等人与北方俺答汗诸部达成隆庆和议，明朝北边边防的高压形势得到缓解，因而有更多精力投入包括古田“獞乱”在内的王朝南部的边疆问题。在此背景下，古田大征之议再次被提上日程。
面对朝中广西籍士大夫吕调阳、张翀、殷从俭等人的呼吁建言，两广军门吴桂芳、张瀚、刘焘三任总督却态度消极，不断上书强调古田乱象已定，不必深究。这一想法与内阁态度相左，后者强调南疆态势的转守为攻，因之调整了两广军政布局。先是，两广总督同时兼任两广巡抚，并倾向于优先治理经济利益更高的广东地区的动乱。隆庆初年，两广总督事权分割，广西单设广西巡抚。在此背景下，殷正茂、郭应聘等几任广西巡抚多以广西动乱急切为由向朝廷争取财政，与此同时，朝廷亦将广西最高武将级别由副总兵升为总兵。因应于朝廷的战略调整和地方的军政格局洗牌，古田大征“箭在弦上”。古田的征抚，成为隆庆年间，上至朝廷，下至地方都参与讨论的问题。内阁、兵部、两广总督、广西巡按御史、广西籍士大夫的态度相当鲜明。以高拱、张居正为首的内阁，通过广西巡抚人选的推荐，表明了对古田大征持支持的态度。在朝中任官的广西籍士大夫对古田大征也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四、古田善后模式
隆庆年间的古田之役开始于隆庆四年十二月，于次年正月结束。而大征之后的善后安顿问题，亦逐步成为朝野讨论的热点。作为军事主官的俞大猷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提出了良多建议，一方面张贴告示，安抚“残獞”复业，另一方面派遣把总、主簿等文武官员宣讲招抚政策。在此背景下，颇多古田“獞人”成为编户齐民、纳粮当差。
古田大征刺激了朝野上下对于地方施政模式的反思，时人提出了以庆远府东兰、南丹、那地三土州土官之族为世袭土巡检，设三镇巡检司管理的方案。此议并未得到俞大猷认可：俞大猷认为，“以狼治獞，不过力制之而已，安得久安长治乎”，且古田的一众大姓已经归降，因此应该“择其大姓之有才略者数人，立为里长”，并且鼓励流民回乡耕种，与“獞人”杂居。
俞大猷的建议没有得到广西左布政使郭应聘的认可——后者仍倾向于立土官，惟方式上与弘治年间有所区别。郭赞同“用土官弟男者”对古田下六里地方进行间接统治，并认为这有三重好处：其一，土官手下辖有狼兵，可用于钳制地方势力；其二，土官地方根基深厚，“父兄在州，兵强势大，缓急可恃故也”；其三，土官为保既得利益，会拨精锐士兵防守，官府可节约军费。在郭应聘眼中，保障地区的稳定是重中之重，至于地方财赋，“区区六里粮税，总无几何”，“惟为定其经制，握其要机，使粮固属镇，而必统于（永宁）州”，即以镇治“獞”，以州辖镇，兼收土流并用之效。
任建敏认为，古田三镇是以行政、军事两重架构对古田进行管控。行政层面，上级为桂林知府，中间层级为永宁州，而下是三镇土司，再下为里甲；军事层面，上层为桂林参将，中间层级为古田千户所，而下是三镇土司，再下为兵堡。这样的架构是为“土流并用”的架构，在当时的以流官为主的桂东地区打进了几颗土官的“钉子”。
“古田三镇事例”示意图
五、古田善后模式的影响
古田善后模式在隆庆大征之后得到了推广和运用。隆庆六年，郭应聘移师六万征剿府江两岸三峒的“獞乱”，其后设两镇土司管辖地方。平乐府的古眉、中安、下宁等地亦均以古田善后模式进行改造，以永宁州经验为范本，由土巡检司管辖狼兵和猺獞，与昭平县的里甲形成平行建置。柳州八寨亦在地方动乱遭到弹压以后得设思吉、周安、古篷三处土巡检司，成效显著。短短十几年内，桂东地区新设十三个土巡检司，是为明朝设置土巡检司的第二次高潮。任建敏提出，先前一次设置土巡检司的高潮是在正统年间，正统年间大量设置的巡检司，主要是设置在交通要道上，新设土副巡检的职权也仍然有限。而隆万之际所设土巡检司自身就是地方主官。这一批新设土司具备了治安职能之外的行政管理与军事控制职能。
古田善后模式不仅在广西内部推广，桂东地方、广东罗旁地方、四川南部，甚至湘西的苗疆地带都在很大程度上参照古田善后模式，在不触动流官架构基础上，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灵活使用编里甲、建卫所、立土司等多种治理模式，相互制衡，从而实现地方秩序的稳固。任建敏认为，明清国家南部边疆政策走向的重要变化，正是从古田善后开始的。
在结语部分，任建民指出古田善后的模式对解决王朝南方内部边疆动乱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为其后明朝加强对外围边疆的控制提供了物质基础。当然，他亦强调，古田模式是一种重建地方权力格局的方式，受到一定的时空因素限制，其时亦有主政官员认为古田模式是一个多重体系并行，需要充分经费作为保证的模式，因此并非此后所有的善后模式都采用古田模式，如广西柳州府怀远县的例子。由此可见，地方治理制度的施行仍以因地制宜为重要考量。讲座结束后，任建敏亦回应了线上听众的诸多问题，讨论气氛十分热烈。
讲座历时两个小时有余。最后，主持人胡箫白对系列讲座进行了总结，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强基计划“柳诒徵学堂”举办的“边关何处：新视野下的明清边疆”系列讲座共有十场，讲座内容的空间范围涵盖了明清时代包括北部、西部、南部、海疆的不同形态的边疆地区，在时间跨度上从元末明初到清朝末期。诸位讲者利用的文献各有特色，议题丰富多彩，全方位地展示了新视野下边疆研究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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