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重版的《竟陵派研究》，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作业，该如何修订，其实颇费踟躇。二十年来，自己关注的领域虽不断有所转移，然对于晚明文学及其流派研究，难免因偏爱而仍有留心，不少从事相关研究的同行特别是年轻学者，也常常乐意与我分享他们的看法，这又促使我时不时地回过头去，重新检点曾经耕种过的园地。目前所能做的，大概也就是在可见处，将时间的指针拨至当下：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将所掌握的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从2005年增补到2020年，并对新世纪二十年该领域研究史做出简略的检讨。当然，趁此机会，于所有引用文献检核一过，补订并更新了一些引证资料，个别章节做了增删，全书文字也略有润改。不过，框架结构未变，论述的角度、观点未改，即便自悔少作，毕竟不是重起炉灶新写一书，不如就此留存一个样本，作为我们这一代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受训练的见证。
竟陵派代表人物之一钟惺画像。竟陵派是明朝后期的文学流派，主要人物钟惺、谭元春
钟、谭二人合编的《诗归》，在序文和点评中宣扬他们的文学主张
现代人文学科建立以来，文学流派研究一向被视作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或阐释文学发展的一种视角、方法，其研究范式的构建，因而直接关涉整个文学史体系的格局与内涵。在另一方面，相比较文学史而言，它可以是更为基础、更为本原，因而也是更为原创的研究，或许能更为灵敏地感受到面临的困境而即时予以调整、更新。时至今日，我们重又行进至学术范式转换的十字路口，流派研究如何再出发，寻求新的突破，同时也是为文学史研究探索新的空间，积聚的焦虑更显迫切。
在古代文学的传统中，诗文流派被认识并非具有很长的历史，明确以体派标示的，大抵南宋才出现，因文学思想交锋而立门庭、争宗主更是明代中晚以来的事。当清前中期郭起元以《明诗派说》反省“明之中叶为尤甚”的以派言诗的现象时，看上去“诗派”已被单独拈出，作为被考察、论说的对象，却毕竟不曾拉开距离，而将反对响应风从而成派者作为对明代诗学问题的回应，批评其“声名盛而实学衰，标榜多而性灵少”，令“诗道之降而日下” ，故而仅仅透露出明清学术转捩的消息。不过，如他强调不容以一二人之好尚尽一朝之诗，仍执着于知人论世的方法，还是成为我们今天反思链索的一个端点。
如果说，传统社会士人观照诗文流派的视点更多地落在因人的各种关系而形成群体，因时代风会转移而变化气质，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那么，现代学术首先试图究明的，是流派之所以成其为流派并相互区隔的标准，其性质、范围的确然界定。故近现代以来，判定诗文流派成立的两个核心要素皆已受到关注。一个是作为流派发起者或宗主的文学思想及主张，包括其理论自觉的程度及其影响力。在这方面着先鞭的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开启了一种文学思潮史的写法，以梳理各时代不同派别所呈现的文学评论为主线，其中尤详者为形态相对完整的明清三大诗说——“这三者在中国的诗派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观念构成及倾向成为甄辨异同的重要标志，相关探讨还明显影响到中国本土的批评史研究。
另一个是流派代表作家创作上的风格形态，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张大东在《国闻周报》上连载长篇之论《中国文学上之“体”与“派”》，运用西方文学论的认识框架，将与style对译的“文体”或“风格”，作为作品上判定个性之表现。由此出发，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发现“模仿”与“创作”（即“因袭”与“创造”）的“互相为利之用”，构成递演递进之张力，而这种基于个性的风格形态，亦因而成为“纵的文派之所由立” ，显示了颇为辩证的思考。
从研究体制来看，流派研究作为一种中观研究，其走向成熟又有赖于作家研究与文艺思潮研究各自的进展：作家研究作为个案研究，是流派研究的基本构件，当作家论从传统的印象式批评、文苑传叙论转换至运用传记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手段，分析一个作家的成长过程及其独特的精神与艺术风貌，它所建立的坐标几乎是全方位的，如余冠英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为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撰写书评，阐释该著中如何说明作家个人作品的特色和它转变的根由时，曾据其从屈原到李商隐十多位作家的论述，总结有如下的考察因素：1.时代精神，2.地方色彩，3.民族特性，4.阶级背景，5.社会风气，6.生活体验，7.思想宗派，8.家庭环境，9.文学传统，10.知识范围，11.遗传，12.个性 。所列丰富、全面的层次结构，就其认识阈内，至今难有纠补，无疑体现那个时代对科学思维的追求。
文艺思潮研究往往以史的叙述作为流派研究的经脉，它更侧重思想、理论的历史语境及其发生发展的具体进程，并不孤立讨论作家作品，而是清理出贯穿各时代的总体文学思想或表现倾向，并注意寻绎其与政治、宗教、学术、习俗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内在关联，在一种长时段的观照下，力图在众多纷杂的现象中归总出深层的精神结构与审美结构。因而至少在宏观层面，能为流派的考察提供某种背景装置。这种研究，无论其方法、样例，在四十年代亦已成就。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拨乱反正，在学术、文化等领域均表现出于“五四”精神、“五四”模式的重新发现。就流派研究而言，如程千帆先生为指导博士生设计的“唐宋诗歌流派研究”系列，即展示重要信号——那意味着接续学术现代化的历程，在上述作家研究、文艺思潮研究已经达成的地基上重新构建模板；此后，辽宁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各自推出“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表明引起学界较为广泛的响应，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共识。这一热点的出现，也成为文学史研究的某种突破口。文学史研究重又回归实证的立场，回到朗松所说的“达到客观的事实”为第一要务 ，并且有了文学社会学的加持。概而言之，在那个标记我们成长的年代，所谓“明变求因”，几乎构成大家研究习得的认识论框架及学术合法性的由来。
平心而论，那个时代的学术可以说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的知识短板是显著的。当初此书算是本人的第一部学术专著，鲁钝如我，于所受学术训练既未能做到练达无碍，检点起来，失当处不少。迄今又强烈感受到时代发展、知识更新之迅猛，无论文学、史学，皆已面貌大变。一种已经积淀下来的模式是否真正具有合理性，是否仍存在盲点，被统一性叙述筛汰的那部分历史该如何处置，这些恐怕是我们须不断自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做一种解构的工作以去蔽，或许才是迈向“事实”的有效途径，故而史学批判的重要性日显。有鉴于此，本书确亦仍有其作为批判的案例的价值。
感谢王水照先生为拙著题签。回想起本科在读时，曾担任王先生专业课的课代表，转瞬四十年匆匆而过，老师耄耋之年仍赐字鼓励，感恩莫名而又感慨万端。感谢贺圣遂先生一直以来的关心、支持，鲍静静总经理的精心策划，责编周祺超的辛勤付出。门下姚雅馨、张芾、周荣诸生服其劳，或查核引证文字，或整理参考文献；金美罗、多田光子、许建业、栾晓明诸学侣以及老同学王岗教授助力收集海外及港台相关研究动态及图像资料；内子郭时羽一如既往地佐理审校：并此申谢。李梦生先生是我多年来的师长，学养深湛，在业界素有声望，此次慨允担任本书外审，至感高谊，谨致谢忱与敬意。
陈广宏
辛丑腊月于抱朴守拙斋
《竟陵派研究》，陈广宏/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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