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商团》：作为城市共同体的近代上海

上海万国商团（后文简称“万国商团”）是近代上海一支由多国多民族侨民连队和华人队组成的武装力量，成立于1853年，1942年解散，存在近90年。它见证了近代上海城市由一个普通港口城市崛起为与纽约、巴黎相并称的国际大都市的历程；另一方面，它也历经了自小刀会起义以来中国的内战、中外战争。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大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与这支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和日益国际化紧密关联。更为奇特的是，作为一支由一座城市所拥有的武装力量，而且是由包括华人连队在内的10余个国家或民族连队所组成，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新事物，在世界范围内也当属罕见。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涛研究员著《万国商团：一部全球视野下的上海史》（下文简称“《万国商团》”）以翔实的中外文史料，为读者呈现了这支武装力量的建立、演进和消亡的经过。该成果不仅是目前学界关于万国商团最为全面、深入的研究，而且堪称是从全球的视野和地方的视角研究近代上海城市的典范之作，有助于我们从城市共同体角度认识近代上海城市。

“城市共同体”出自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城市的论述。在其名著《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提出东方城市和西方城市的两大理想类型。东方城市以古代的中国城市最为典型，从起源上看主要是帝国行政管理理性化的结果，城市主要是帝国中央行政管理的分支机构。在其另一部名著《儒教与道教》中，又进一步提出典型的中国古代城市缺少独立的地位，城市不过是发迹农民的居住地。居民虽然已经具有大量的财富，或者位列高官，但仍然与土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其宗族、祖产、祠堂所在的故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对于大多数居民而言。从来就不是‘家乡’，而毋宁是个典型的‘异乡’”（《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以欧洲中世纪城市为典型的西方城市的起源则不同于中国的古代城市，它主要是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发达的产物，因此其居民主要是以商业和海外贸易为生的自由民，即城市市民。它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设有代表市民的政治机构，市民受到城市法的保护。同时，城市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为工商业的发展保驾护航。这类城市被马克斯·韦伯称为“城市共同体”，并认为这类城市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前提。

对照马克斯·韦伯关于东西方城市的论述，笔者以为，就城市共同体意义上而言，除了拥有一支以维护城市的安全为宗旨的防卫性武装力量之外，近代上海城市与西方中世纪的城市还有其他一些相类似之处：

首先，与西方中世纪城市的起源相同。近代以前的上海已是一个依托贸易发展起来的港口城市，1843年开埠通商之后的几十年间，上海迅速崛起为一个国际性的工商大都会，城市居民的人口构成也发生了不同于中国传统城市的变化，以各种现代工商业相关的从业者为主，包括资本家、商人、工人、工商业和金融业的职员，也包括律师、会计师、医生、新闻记者等自由职业者，居于社会顶层的不再是传统时代的官绅，而是资本家、大商人以及上层职员等富裕阶层，他们也是上海城市社会的精英阶层。

其次，拥有旨在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法律和制度。近代上海城市的法律和制度起源于1845年上海道台宫慕久与时任英国驻沪领事巴福尔签署的《上海土地章程》（后文简称“《土地章程》”）。起初的《土地章程》主要内容是关于租界的范围、界内土地租赁的程序、价格及土地的用途等，但是日后这部章程逐步演变为公共租界的“基本法”，或者说“最高法”，任何事关全局的重大事项，诸如工部局董事会以及纳税人会议等机构的设置等，必须通过对其进行修订才能实现。而依据《土地章程》设立的两个机构，即纳税人会议和工部局董事会分别承担立法和执行职能，其运行程序是事关租界内居民利益的事项，诸如征税、重大市政工程等，须提交由“立法机构”纳税人会议表决，表决通过之后才可以交由决策执行机构——董事会付诸实施。此外，中国政府于1869年在租界设立了中外混合法庭——会审公廨，主要审理以华人为被告的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拥有一部“城市法”，还设立了立法、执行和司法机构，这是中国古代城市所不具备的。而且与近代中国同时期的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在这方面也发展得最为完备（近代中国城市当中，只有厦门的鼓浪屿公共租界设立过同类的机构）。

然而，作为城市共同体，近代上海城市又有欧洲中世纪城市所不具有的高度国际性，万国商团就是近代上海城市高度国际性的集中体现。而这个具有高度国际性的城市共同体的形成始于1843年开埠通商，其基本的依托则是近代上海工商业的高度繁荣发达。

开埠后的上海是一个对世界开放的自由港，加之1845年设立的上海租界（后演变成为公共租界）在小刀会起义之后承认华人在租界定居、经商的权利，中国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侨民均可以在此投资、购置产业和寻求工作机会。伴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包括外侨和中国人在内的对上海城市的认同也同步形成。如早期的侨民就以Shanghailander（在上海拥有地产的地主）自居。而在20世纪初，在中国人当中也形成了“上海人”的观念。无论是Shanghailander，还是“上海人”，维系这些居民对上海城市认同的是这个工商业大都会的繁荣。而上海城市能够繁荣，秩序和安全是基本的保障。万国商团的建立和发展，反映的正是那些在上海拥有利益的以中外工商界人士为主的城市精英的愿望，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事实上，正如《万国商团》所揭示的那样，包括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在内的中外工商界人士正是这支武装力量的主要支持者，甚至本身即是其成员。但这还只是揭示了万国商团的一个面向，即城市的防卫功能。在万国商团近90年的历史当中，还有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仪式职能——参与阅兵或庆典。

万国商团自成立后，实际参与的出防相当少，而更多的活动是参与本国或本民族的阅兵或庆典活动，如美国队一起庆祝感恩节、华盛顿总统诞辰日、阵亡将士纪念日、独立纪念日等，而欧洲各国各民族连队和中华队也往往表现强烈地凸显自己的国家或民族的意识。这种现象自然同19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普遍兴起的民族主义有直接的关系，“一个民族的成员都认为自己出生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团体中，在这个团体中，人们使用相同的语言，遵守共同的风俗习惯，继承共同的文化遗产，拥有共同的理念，分享共同的历史。”（引自《万国商团》第162页）而近代上海城市的华洋杂居、中外混处的社会结构，居民的国家、民族、文化、生活习惯（习俗）等方面高度异质化。各移民群体（社群）出于政治、社会地位的考量，他们往往时时、处处有意甚至是刻意以各种形式凸显自己国家或民族的身份。《万国商团》一书中浓墨重彩记述的华人队的组建经过就充分揭示了这一点。

因此，可以说，万国商团存续近90年，几乎同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相始终，为我们从城市共同体角度理解近代上海城市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样本。其设立是出于维护居民在本地的利益，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点，体现的是上海城市居民的城市认同。而在另一方面，它向外界展示的却又是高度国际性的形象，中文称谓“万国”再恰当不过地揭示出万国商团的国际性的特点，其深层的原因则是华洋杂居的移民社会各群体（民族）的国家或民族的身份认同。而将这双重的认同统一起来的正是全球化背景下，依托近代上海高度发达的工商业所形成的城市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与欧洲中世纪城市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更具国际性，实际上是一个中外利益共同体。

（作者：王敏，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