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2年5月20日下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建所40周年“校友讲堂”第七期在腾讯会议上成功举办。本次讲座报告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孙宏年研究员，主题为“谭其骧先生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兼论‘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传统”。本次讲座主持人为复旦大学史地所所长张晓虹教授，近三百位校内外师生一同参与讲座。

讲座伊始，孙宏年研究员指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是以历史时期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地理为研究对象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谭其骧先生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做出过巨大贡献。谭先生和前辈们传承、弘扬优良的学术传统，并给今天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乃至“中国边疆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讲座围绕谭先生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成果、理论，谭先生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组织和推动力量以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优良学术传统四个部分展开。

谭其骧（1911-1992）

一、谭先生在中国边疆史地领域成果丰硕

谭其骧先生的著述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的诸多领域，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而言，孙宏年研究员将相关成果总结为三种类型：一是关于中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人口迁移、民族分布、方志等诸领域的论著部分涉及到边疆史地问题；二是对东北疆理、塞北建置、金门、马祖至南海史地进行的专门论述；三是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历代全国疆域图和边疆地区地图及相关成果。总体上看，这些成果超越了乾嘉时代的考据自学，开拓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视野。

第一类成果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论述中国总体的疆域、政区沿革问题时部分内容涉及到历史上中国边疆地区及其行政建置，1949年前主要有：①论述秦代郡县时涉及到桂林、象郡等边疆地区政区的论文，如《秦郡界址考》、《秦郡新考》；②论述两汉和新莽时期的政区变迁时涉及到边疆地区的州郡和属国的文章，包括谭先生与顾颉刚先生“讨论两汉州制”的书信（1931年10月2日-24日，《讨论两汉州制致顾颉刚先生书》）等；③涉及到边疆地区某些州县的论文，如《〈辽史·地理志〉补正》。1949年后主要有《金代路制考》，以及《中国历代政区概述》，《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和《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其中后两篇文章更是把史实与理论结合起来，较为宏观地概述了中国历史疆域的变迁、行政区划的变动，其中也涉及到了边疆地区。）二是评述学界同仁成果时涉及边疆地区，如《评〈中国疆域沿革略〉》一文。三是研究民族史时论及边疆民族，如《羯考》《记五胡元魏时之丁零》等论文。

第二类成果，如研究东北边疆的《〈清史稿·地理志〉校正（奉天）》《清代东三省疆理志》，研究塞北问题的《唐北陲二都护府建置沿革与治所迁移——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札记》《辽后期迁都中京纪实》和《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研究海疆问题的《历史上的金门与马祖》《七洲洋考》《宋端宗到过的“七洲洋”考》《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再论海南岛建置沿革》。这些论文都在这些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成为研究者必读的学术文献。

二、有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理论

谭先生有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理论，孙宏年研究员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国疆域理论方面的见解独到，尤其是《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持论谨严，今天已经为史学界大多数所认同，与《中国历史地图集》一道，明确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疆界”，奠定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理论的基石。中国边疆史地在空间上、地理上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中国的边疆地区，现在论及某些边疆地区历史上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时，有关的说法总是讲“某地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如何确定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如果不能确定什么是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就成了找不到舞台的戏剧。这正如谭先生所说，“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

《长水集》

孙宏年研究员为大家深入分析谭先生《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及其影响。对于中国历史疆域的概念、范围，清代道光、咸丰以来的史地学者就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我国疆域的变迁。1919年以前，祁韵士、徐松、丁谦等10多位学者都有过论述，1920-1949年间又有葛绥成、顾颉刚、史念海、蒋君章、童书业等学者的近10部著作问世，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术界关于疆域的定义并不十分确切,关于中国疆域的概态仍非常模糊，学术界也展开了学术讨论。20世纪50-80年代，我国学术界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范文澜、吕振羽、吴晗、费孝通、岑家梧、刘大年、白寿彝、谭其骧、翁独健、何兹全、孙祚民、方国瑜、陈连开等学者都参与了讨论，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说”“汉族王朝疆域说”“1840年前的清朝疆域说”“各民族共同活动范围说”和“中原同统一王朝疆域说”等多种观点。

谭先生在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思考，1981年5月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系统地提出了在历史疆域问题处理上的重要观点：“新中国的学者，不能再学杨守敬的样儿，仅仅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谭先生上述发言，经过整理、修改,以《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为题刊发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上述观点发表后，尽管至今学术界仍在讨论中国历史疆域问题，但谭先生“这一认识实际上已为史学界大多数所接受”（马大正、刘逖著：《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修订版，第182-183页）。这表明我国学术界普遍反对“汉族中心论”和把汉族建立的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的“王朝史观”，形成了“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中国历史”和中国历史疆域是各民族缔造的“共同家园”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几代学人的讨论和学术普及，谭先生等前辈推动形成的“学术性共识”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重视，并逐步转化为“社会性共识”。

在孙宏年研究员看来，谭其骧先生有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理论贡献之二，在于谭先生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文献用等方面的理论对边疆史地研究也有指导意义。《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科》（《史学月刊》1982年第11期）全面论述史料的重要性、搜集和鉴别等问题，可以说是代表作之一。关于方志价值的论述也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文献学理论，如《地方史志不可偏废 旧志资料不可轻信》，就此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旧方志仍然有其价值，但方志记载的内容也会不可靠，因此对“经过方志作者之手的记叙，那我们就必须对每一条都进行审慎的考核，决不能轻易置信。”孙宏年研究员认为，谭先生这一十分中肯的认识对于边疆地区的方志同样适用，并举出在汉族文人所修的边疆地区地方志中将内蒙古地区昭君墓传说、青藏高原上文成公主进藏遗迹、川滇等地诸葛亮南征典故等传说当作史迹的例子，证明如果一定照搬旧志中的记载，就会出现和内地史地研究一样的讹误。

三、谭先生是20世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主要组织者、推动者之一

从组织层面看,谭先生是20世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主要组织者、推动者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形成第二次高潮，谭先生协助顾颉刚先生发起禹贡学会，创办《禹贡》杂志，又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中国地理学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因而获得了专门的学术机构、学术平台，逐步向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新兴学科迈进。

20世纪50年代起，谭先生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在绘制历代疆域总图和边疆各地区地图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院校的邓锐龄、方国瑜等知名专家承担了边疆地区历史地图的考证、绘制等工作，形成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团队,同时也培养一支边疆史地研究的骨干力量，为改革开放后边疆史地研究进一步发展和第三次高潮创造了条件。此外，谭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发表文章，对东北疆理、塞北建置、金门、马祖至南海史地进行研究，并与学术界同行讨论海南岛建置、七洲洋等问题，直接推动了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四、“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传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优良传统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中，孙宏年研究员为我们介绍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优良传统。他指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积累深厚，经历千年积累、百年探索，19世纪中叶以来出现三次学术高潮。20世纪以来，顾颉刚、谭其骧、翁独健、黄奋牛、华企云、胡耐安、吴文藻、王钟翰、冯家昇、韩儒林、任乃强、陈得芝、方国瑜、邓锐龄、王忠、贾敬颜、洛桑群觉、王森、常凤玄、祝启源、马长寿、马大正、周伟洲、尤中等专家学者前后相继，他们著书立说、培养人才，为深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做出卓越贡献，推动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二、二次学术高潮。他们薪火相传，始终传承优良的学术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经世致用”的自觉、意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板凳宁坐三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的学风和“求真求是”的精神。

《禹贡》半月刊

随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化，我国已经出现独具特色的“边疆研究热”，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呼声越来越高，邢玉林、马大正、周伟洲、李国强等学者都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概念、性质、研究内容和体系框架做出过定义。当前，学术界从不同学科、视角开展边疆研究，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取得初步进展，并呈现出“百家齐鸣”局面。

顾颉刚、谭其骧、翁独健等前辈长期坚持以科学研究的成果服务国家、造福社会，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边疆地区稳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又传承、弘扬的优良学术传统，成为今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守正创新、构建“中国边疆学”宝贵的精神财富。谭先生强调：“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关键首在能虚衷体察，弃绝成见，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学术之趋向可变，求是之精神不可变。”“求真求是”的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学术自觉密切相关，以“板凳宁坐三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学风为基础，对今天构筑“中国边疆学”具有重要意义。

在孙宏年研究员报告结束后，复旦史地所所长张晓虹教授向孙宏年研究员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脉络的精彩梳理和细致报告表示感谢，并提出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看法。她指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经世致用的分支之一，且谭其骧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也对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十分重视。张晓虹教授分享了谭先生在1934年《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上说到的：“在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她指出，从孙宏年研究员的内容分享之中，可以看出晚清西北边疆危机出现之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开始兴起。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到今天为止，今天的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也正如孙宏年研究员所提到谭先生提出“历史上的中国”概念之后，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研究发展就处于健康的学术性发展过程之中，对于当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贡献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