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分科以来，“中国近代史”的形成和发展，无论对学术还是中国社会，都是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在其概念和学科的形成过程中，历史分期和“中国近世史”观念是至关重要的。其中的历史分期，受到近代西方和日本的深刻影响。近代历史分期观念的引入应用，加以对近世历史的重视和反思，使“中国近世史”逐渐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881年6月，李鸿章视察唐山到胥各庄铁路
分期-进化-日本
对历史分期，中国传统典籍已有类似的提法。如韩非在《五蠹》中有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的四期阐释。司马迁、颜师古、张彦远和盛熙明的著作中，也有类似表示时限的说法。不过这些提法却有一定的时间相对性和模糊性。韩非所称“近世”已成后人之“上古”，而清人昭梿在《啸亭杂录》中多以“近世”指清朝。类似说法随时代而变动，差别甚大，难以用于历史著述。
传统中国史学著述多重通史或断代。前者因时间连续，很难分期展示宏观历史的阶段性演化；后者以皇朝为限，着眼于人事兴替与典章制度，且都不涉及社会形态及性质的转变。因此古代中国并没有以近代分期观念为指导的历史著述。尽管如此，相关表示历史时间阶段的提法，却为引进域外历史分期概念提供了一定基础。
十九世纪前后，欧洲东方学家已将近代分期观念用于中国史著述。这些实践在中西交流中以传教士为载体得到进一步展开。相比西人的努力，明治日本学者借用历史分期观念所进行东洋（中国）史撰述，对清末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学者逐渐接受和应用历史分期观念时，利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说法对应相关概念名称，以中国为主体，分阶段构建东洋历史发展历程。
相关尝试以那珂通世、市村瓒次郎和桑原騭藏的著作为代表。1890年，那珂的《中国通史》分中国史为上世、中世和近世三段，上世史为“唐尧、三代、春秋战国”，中世史分“秦汉三国至晋并吴”、“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至宁宗开禧中）金（至章宗末年）”三期，近世史也分“自蒙古始兴至元惠宗北迁”、“自明太祖至毅宗时（清太宗时）”和“自清世祖时（明帝由松时）至今”三期。1894年，市村的《中国史要》以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和今代史五段，对应开辟到秦并吞六国、秦到隋统一、隋到宋亡、元统一到清道光年间、道光以后。1898年，桑原在《中等东洋史》（此书在中国改称《东洋史要》）中分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世四期，分别为“汉族充腓时代，谓从太古至秦统一之间”，“汉族全盛时代，谓从秦一统至唐亡，凡千百年间”，“蒙古族极盛时代，专指从五代至明末”，“欧人东渐时代，由前清至现代，凡三百年间”。
三者的划分既有联系，亦有区别。那珂和市村将蒙古兴起或元朝建立视为“近世历史”的开端，桑原则以之为近古。桑原以五代至明末的蒙古极盛时代为近古，已不同于那珂和市村将唐宋视为中世史的处理。他以宋代为近世中国的开端，实际承认中国历史在唐宋之间的重大转变，直接影响到近代日本东洋史“唐宋变革论”的出现。
由此可见，日本学者受西方进化论的影响，肯定西式分期，使其逐渐走出东方传统史学叙述模式，开始尝试展示历史宏观的、阶段性的、线性的演进发展。日本学者以欧西势力进入影响为近世历史肇端，尝试跨越东洋时空范围，从更广的视角认识历史。近世历史自然成为宏观发展的更高层次，重要性与日俱增。河野通之编《最近中国史》时就指出“近世史乘”的重要。石村贞一则称中国“至近代之事，则最与我之今日关系极多”，认为此书不仅可使读者知中国近世之事，更能管窥亚洲大陆的形势沿革。
以上论述引出了“近世”和“近代”的联系。河野和石村的诠释中，“近代”是“近世”的组成部分；市村的“今代”实有后来“近代”之义，是“近世”的最新发展与未来指示；“近世”与“近代”都侧重于东西关系发展中东亚大陆的转变，这也使得后人认识历史分期时，常将二者等同。
受进化思想与现实因素的影响，相关著述经常强调“近世史”的重要意义。1900年，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以德意志统一为起点，同期其《近世外交史》却以拿破仑战争为起点。这一差异，反映了日本学者对东方相对指称与西方精确界定的调和。甲午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学习日本，东学传入并产生巨大影响。国人开始尝试阶段划分本国史，“中国近世史”指称开始出现。叶瀚主张分代论述自秦以来的“成迹”，从清朝开始讲，再反诸古代，并简要介绍西方近百年历史。其“中国近世史”为“自国朝受命起，迄于今”的清代历史。某些演义小说也提及“中国近世史”，涵盖从努尔哈赤开始的清代历史。
日本学者使用历史分期观念时，在欧洲与中国间居于折中调和地位。日本学者撰述实践中采用的分期观念源自欧洲，对应术语却借用中国古代典籍，尝试对欧洲思想进行转化创造，以期符合东亚实际，并在著述模式上突破皇朝断代或通史的传统，勾勒出以中国为主体的东洋（中国）史的阶段性的线性演进历程。在这过程中，日本学者既有对中国历史认识理解的不同，也有对东方传统史学撰述理念与西方近代史学叙述模式的调和，最终逐渐塑造出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历史叙述模式。
日本以中国为主体的东洋（中国）史著述，着眼点乃为日本而非中国。这些著述有浓厚的日本关怀，其“中国性”究竟如何，自然成疑。但随着东西思想观念的糅合，以及由此产生的差异也在清末逐渐传入中国，最终影响到国人对历史分期观念的接受和使用。
接受与再创
20世纪初，以留日人员为媒介，历史分期观念逐渐传入中国并产生深远影响。作为新学巨子，梁启超较早接触并使用历史分期，并对国内产生重要影响。1901年，受市村瓒次郎的影响，他称中国上世史为“自黄帝以后以迄秦之统一”的“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的“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的“世界之中国”，且“不过是将来史之楔子”。
1903年，日本时期的梁启超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猛烈抨击传统史学“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并直言西方史家“近世则记载愈详”，而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以来之事实，竟无一书可凭借”。此处“近世史”专指称清代，与前说差别很大。
同年，梁启超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将“近世史”分为“近二百五十年”的“衰落时代”与“今日”的“复兴时代”，以1902年为界划分清代。1904年续写时，他以“界说不甚分明”为由，将“近世之学术”定为“起明亡以讫今日”。此次重写，梁氏可能借助了日本的相关思想资源，从“近世史”中分出以乾嘉以后最近数十年为时限的“最近世”。这就以“近世史”为名进行清代内部的阶段划分。
梁启超对历史分期借鉴使用，既受进化观的影响，以求发展进化的公理公例，也为摆脱传统著述模式，寻求“新史学”的叙述方式。其前后变化说明清末学人接受和借鉴历史分期时，因西学、东学知识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复杂和混乱。
除了像梁启超等留日学人之努力，清末官方学制变革与教科书编纂等教育实践也有力推动了“近世史”分期观念的传入与应用。
1902年，壬寅学制规定中外历史须在数年内讲完。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和中学堂出现“外国上世史”“外国中世史”和“外国近世史”课程，小学堂将中国史分上古三代、秦汉、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宋辽金元、明六个阶段。教学时限规定与外国史课程中的分期应用，也促使设计者思考中国史课程的对应处理。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延续壬寅学制精神，规定高等小学堂“宜多讲本朝仁政”，中学堂应“先讲中国史……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并指出大学堂自习参考书，应“《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为一类，晋至隋为一类，唐、五代至宋为一类，辽、金、元为一类，明为一类。治正史者每人须习一类，不得仅治一朝之史。若治明史者，须兼详考国朝事实合为一类，不得仅治明史”。“本朝”“中国百年以内”和“明清”等提法从属于“近世史”。历史分期开始在本国史讲授中萌生。1906年7月21日，学部《优级师范选科简章》规定历史地理本科主科目为第一年专授“中国历代史”和“中国近世史”，两课程时间相同。“近世史”在中国史教学中取得与“历代史”等同的地位。
清末教育实践中，以国外译著和自撰新书作为教科书或讲义，成为引入“近世史”分期观念并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清末国人大量翻译日本和欧美书籍作为学堂学校教材之用。1901年4月，袁世凯上奏清廷，指出“惟有译书一法，最为便捷”，应以日本和欧美译本为主，“搜罗印证，汇辑成编，发交京外各学堂，循序购买，以期学术一律，而免分歧”。同年7月20日，张之洞和刘坤一也在“会奏变法自强第三疏”中强调引进日本所译“外国政术、学术之书”的重要性及便利。次年，张之洞奏称应以桑原騭藏的《东洋史要》为本进行讲授。受此影响，日本学者的著作开始被翻译进入清末学堂，历史分期观念，包括对“近世史”的认识也随之传入中国。
除中国史著作外，世界史著作的传入也推动了分期观念的传播。20世纪初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史著作包括《万国历史》《万国史纲》《世界通史》《迈尔通史》《万国史略》和《世界近世史》等。1902年到1903年，这些书籍基本被翻译为学堂的世界历史教科书。据《学部官报》提要可知，这些著作的分期尤其是“近世史”划分开始被中国人接受并反思。
1904年，《近世世界史》指出分期能显示世界进化历程，开导民众的世界观念。分期标准多样，应以“著名之事实，为之枢轴，为之脉络，以示其真相于千岁之后者”为准绳，故“世界近世史”开端为国土发见和交通开拓之时。以中国融入近代世界为分期标准，对国人理解“近世史”有深远影响。学者推重近世世界史旨在使国人“周知彼国之情状而亦油然兴起其爱吾本国，爱吾种族之思想，以求自强自立而相竞于天演之界也”，表明“近世史”已突破单纯的时间指称。
翻译照用外，学人也以日本著作为本，尝试编纂新教科书。1902年，罗振玉指出教科书编订“宜先译日本书为蓝本而后改修之……若本国之历史、地理，亦必先译东书，师其体例而后自编辑之”，并根据实践效果继续修改编订。清末很多学者编纂教科书时参考桑原和那珂的著作，并借鉴其分期理念。
1902年，柳诒徵借鉴《中国通史》编成《历代史略》，并由江楚编译局和上海中新书局分别在1903年和1906年出版。因那珂只写到宋代，柳诒徵续编元明两代以成完璧。柳氏此举反映对日本学者分期观念的借鉴和使用。1903年，陈庆年又以《东洋史要》为蓝本，编成《中国历史教科书》。此书基本照搬桑原著作，然仅至明末而未及近世。故时论称以汪荣宝《本朝史讲义》接续，可有“两美璧合”之效。之后柳、陈的著作都被学部审定为学堂的历史教科书，影响极为深远，客观上有利于分期观念的传播。
照搬改编固然便利，有人也担心若以《中国通史》和《中国史要》为蓝本，充本国历史教育之数，历史事实难免抑扬失当，甚至使国人忘记祖国。又中国史不同于世界史和东洋史，故应“各自为例，不相袭涉”。
只是在“本国化”的呼声中，历史分期观念不仅继续指导着教科书编订，还成为学者打破皇朝断代著述模式，展现国民精神和民族发展的媒介。许之衡称：“断代一例，尤为史家大惑。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也，谓为二十四朝之家谱，又岂过欤。故今后之作史，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世（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羯以考民族变迁之迹焉”。思想理念的反思与再创，在影响教科书“本国化”编订的同时，也拓展了分期观念的含义。分期观念开始被广泛用于中国通史撰述。
柳诒徵和陈庆年外，其他学者也采用分期观念编纂服务不同学校的教科书或讲义，但存在概念术语与时限差异。这些实践既有对日本学者的吸收借鉴，也尝试“本国化”的创新表达。
对此，时人均有不同的尝试。如陈懋治、吴葆诚、张运礼、沈颐从分期概念、时限甚至内容基本参照《东洋史要》；蒋维乔在名称和时限上大致与桑原相同，但将五代划入中古，显然以五代为唐的延续，视其为中古终结而非近古肇端；章嵚与蒋维乔在分期时限上一致，却在术语上使用远代史、中代史、近代史和最近代史等概念。相关学人的教材和讲义基本延续桑原著作中的分期。
张肇桐以上古、中古、近古、今代对应伏羲至周亡、秦至隋、唐至明、清四阶段，视唐宋为整体，“今代”之名虽同市村，内容却更近桑原。夏曾佑以上古、中古和近古三期，对应“自草昧以至周末”，“自秦至唐”及“自宋至今”，进而细分传疑、化成、极盛、中衰、复盛、退化和更化七段指称“开辟至周初”“周中叶至战国”“秦至三国”“晋至隋”“唐室一代”“五季至宋元明”“国朝二百六十一年”。其划分显然杂糅桑原、市村和那珂的思想。徐念慈等则用太古、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和现世对应尧舜前、夏至战国、秦至唐末、五代至北宋末、明和满洲初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历史。他们虽借鉴日本学者有关古代的分期术语，其近世历史却使用新概念并划定不同下限。
学人应用历史分期时，既有对日本学者的借鉴吸收，也有立异之处。他们以国人眼光审视中国史的发展演化，在皇朝断代走向宏观阶段演进的新式著述中，并不认为蒙元是能够独立开启新时代的阶段，徐念慈甚至都没提及元代。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本国立场出发，借鉴分期观念所代表的叙述模式展开新式中国史撰述，将“中国性”阐释作为关怀和追求。
他们采用分期模式，尝试展示宏观历史演变，蕴含的进化发展思想，已非传统史书教材所能比。而对历史“科学性”的追求，尤其是“钩稽人类之陈迹，以发见其进化之次第，务令首尾相贯，因果毕呈”的尝试，显然为传统史学所未有。
分期观念应用超越传统史学一家一姓的叙述模式，以社会演进展示国家和民族的变迁，提供了重新认识本国史的新角度。在清末国家衰败和民族危机的背景下，这有利世人反思近世历史，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寻求强国救民之道。新式教科书中的分期应用，展示历史线性的阶段演化，具有教育之外的宣传动员作用，有利于民族精神和时代观念的培养。
清末留日学人也接触到历史分期观念，并认识到近世历史的重要。钱玄同受过较完整的“世界近世史”教育，并引申到中国历史，称“正不知吾国之孙公何日大撞革命之钟，卷三色之旗，以灭虏而朝食，殊为焦盼”。朱希祖接触到“最近史”“近世史”“最近世史”“东洋近时外交史”等概念。这对学人此后的中国历史分期有着重要影响。分期名词用于学术，也反映出当时的近世历史观念，如刘师培的《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近代汉学变迁论》。他所用的“近世”和“近代”概念所指在时限上基本一致，都是明末清初至当时。以上内容涉及到历史分期和“近世历史”的认识，有利于相关概念的传播和接受。
清末学堂教育和教材中提及的各种“近世史”存在时限差别，若强就同一时限划线，则不同认识和著述中的术语又异。言人人殊和名实难辨的背后，蕴含“近世史”与“最近世史”“近古史”“近代史”“最近代史”“今代史”“本朝史”“近三百年史”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近代史”已经出现，其与“近世史”存在时限和内容上的密切联系，却未必是今日相关认识的直接来源。这对“中国近世史”的继续发展和“中国近代史”的形成定型有着长远影响。
以当世观近世
随着中外交流加深与学堂教育开展，历史分期观念输入中国，并用于本国史编纂。“中国近世史”作为中外关系转换的关键，与现实联系紧密，并逐渐演变成涵盖时间、空间、政治、思想的综合概念。其所蕴含的进化发展思想，塑造着国人的历史观，也影响到后人对中国历史宏观的认识。
回顾晚近历史，“中国近世史”寄托了国人现实政治的诉求和未来奋斗的期望，成为激发民众爱国心以救国图强的动力。曹曾涵为《万国史纲》作序时称，历史为使民众产生“爱国家爱种族之思想”，突显强烈的救国图存愿望。时人的国耻史编纂，也意在通过阐释晚近国耻史（尤其是道光以后的历史），激励国民，裨益国民教育。
“中国近世史”在学者著述中有重要地位。夏曾佑言“国朝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故谓之更化期”。其更化期可视为近世史，具有继往开来的转折作用。汪荣宝称：“学者欲知道今日中国变迁之由来，及世界列国对我之大势，则研究近世史为尤要焉。迩来东西史家，常有倒叙之法，即由近世之事实，次第上溯，以至太古。此虽史篇之变体，然其用意，欲使学者先今而后古，详近而略远，以养成应变致用之知识，其诸大雅所不讥也。”他借西方学者的理论和方法阐明近世史的重要及作用。沈颐认为“学者欲知一国变迁所由来，应先研究其史乘。欲知一国最近变迁所由来，应先研究其近世史……则研究近世史乘，以自择其因应之术，尤为事势所不可缓焉”。三者都赋予“中国近世史”以重要意义，却各有侧重。夏曾佑关注承前启后的转变，汪荣宝侧重“应变之用之知识”的养成，沈颐聚焦历史教训中“因应之术”的选择。学理和现实的二元化需求开始展现，并一直影响至今。
北京颐和园的“仁寿殿”，它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居住时朝会大臣、接见外国使节的地方，为园内最主要的政治活动场所，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变法维新运动的策划地之一
对“中国近世史”的重视也必然涉及清朝的处理。相比民国学人，学者因身处清代，不免对“本朝”细致斟酌。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较早以道光为界分清代为近世和今代两段。中国学者或将清代分为不同宏观时段，或直接等同于近世史，或将之视为近世史的一段，并牵涉其内部细分。梁启超以乾隆末为界划分清代，分属中世史和近世史，后又将清代划入近世史，却细分为永历康熙、乾嘉和最近世三段。陈懋治虽以清代为近世史主体，却前后延伸，分满洲兴起至欧人东渐为前纪，清统一至清与日韩关系为近世史，甲午之役后为今纪。汪荣宝划清代为创业至三藩平定的开创期，康熙中至乾隆末的全盛期，嘉庆初以后的忧患期。沈颐继续汪荣宝的划分，以嘉庆初至庚辛之“拳祸”为忧患期，庚辛以为变更期。
清代成为本国学人“中国近世史”阐释的重要部分。这使得国人在思考政治现实时，穷根究源，重新审视近世历史的发展。“以当世观近世”就成为当时社会认识近世历史的重要观念。
而鸦片战争也开始成为展示中国历史剧变的重要分期事件。此后国土割让，权利沦丧，国耻日深，“西力之东侵，遂如洪水猛兽，一发而不可制，而革命潮流，亦与之俱长。专制帝国之命运，盖骎骎告终矣”。清代的整体性因中国史的剧变受到巨大冲击，其在新的叙述模式中出现被分割的可能。
由此引出“中国近世史”与后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关系。从时限标准言，前者确立后者的宏观范围，是后者的形成基础，成为后人将二者等同的重要原因。从中外关系转变出发，“中国近世史”所代表的中国性减弱，世界性增强。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史”，实则成为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天然的界限。两者相比，“中国近世史”重在传统思想的一线相连，“中国近代史”则颇有与传统断裂而走向现代世界的意味。
西方、日本和中国三者的近代新式分期应用亦存在冲突与调和。西方近代历史分期是较精确的时间划定，中国传统典籍中类似分期的说法在时限指示上变动不居。作为桥梁的日本，则处于变动不居和精确指示的矛盾之中。日本学者既试图精确指示，又尝试保留某些变动不居的可能。桑原騭藏虽称“钜事之斗现”致“前后之世局”不得不更新，但标准仍为学者所定。如前所述，那珂通世、市村瓒次郎、桑原騭藏，甚至河野通之，实际确立了不同的分期与时限。这些复杂的划定反倒展示了模糊性和相对性的特点。这也影响到清末国人的接受和使用。学者虽开始使用近代精确的分期，认识分歧和划定差异却不无对传统特点的保留。
这也使“中国近世史”在历史分期中面临时限确定的多重标准，是明末中西交通？清朝兴起？抑或鸦片战争？分歧固然源于标准的不统一，更反映传统模糊指称与近代精确划分之间，具体认识的差异与调和。今日海峡两岸对“中国近代史”的内涵外延的不同认识，便是这种折中的遗留。
随着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完善，历史分期的精确指示逐渐得到强化和认可。当历史分期与断代史讲授结合，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的成熟与定型，传统历史分期的模糊性和相对性逐渐淡出，只留下近代实践中发展出来精确指称和具体对应。今日以精确指称和固定时限来认识历史分期，实际上已无法理解传统理念的深意，这一结果可能是清末中日学人未曾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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