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必然性质疑
“在老牌的历史学家眼里，发生的都是必然的。”这是一句流传甚广的话。
所谓“老牌”，容易产生歧义，实际上指的是些思维相对僵化、教条的现代历史学家。历史研究除了澄清历史事实外，更重要的任务是解释历史事实为什么会发生。但一些教条的现代历史学家，在探究历史事实的起因时，会有意无意地从“发生的都是必然的”这样一种假设出发，在其支配下寻找所谓证据，来“证明”发生的都是必然的。事实上这是循环论证。
有趣的是，不仅职业历史学家，即便是普通人，很多时候也能一眼看出老牌历史学家的荒唐。因为这违背常识，违背日常生活经验。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停地做选择，也不停地检讨、反思我们的选择。比如：如果当年大学志愿填的不是A而是B专业，人生或许会很不一样。常识和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现实充满了可能性和偶然性。
历史不就是曾经的现实吗?历史和现实难道会有本质区别？可以想象一下，与历史事件相似的事，如果发生在现实中，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会有什么反应，会怎么做？作为当事人，难道我们会认为自己的选择无关紧要，命运最终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塑造?
关于标志拿破仑政治生涯转折点的1812年俄法战争，托尔斯泰曾这样批评历史学家：
在关于1812年的历史著作中，法国学者很愿意说拿破仑感觉到了战线拉得太长的危险，他在寻求决战，他的元帅们建议在斯摩棱斯克停止前进；很愿意做出类似的声明以显示法军甚至在那时（鹄按：进入莫斯科前）已经明白战争陷入了危险的境地。而俄国学者则以比法国人还要痴迷的态度告诉我们，战争一开始俄军就有意采取边打边跑的策略，以引诱拿破仑进入俄国腹地，有些人把这一计划归功于普菲尔，另一些则将其归功于某个法国人（鹄按：受雇担任俄军重要职务的法国人，当时类似现象在欧洲很普遍），也有人认为是陶耳的功劳，甚至有人认为是亚历山大本人（鹄按：年轻的沙皇）的主意，并提供了包含指向这一行动方案的征兆的笔记、文案和信件。但所有法俄双方提供的关于当时发生的历史事实的征兆，仅仅是因为它们和后来发生的事情相吻合才被注意到。
托尔斯泰
如果后来事情不这么发展，这些征兆会被忘掉，正如我们已经忘掉了事情进行过程中曾经出现的成千上万与之相反的征兆和期盼，因为后来事情的发展与之不符。关于任何事件，总是会有足够多的猜测，以至于不管结果如何，总有人站出来宣称，“我早就说过，就会这样的”，完全忘了自己的无数猜测中很多都完全落空了。
这让笔者想起汶川地震时，有所谓的地震监测爱好者在网上指责国家地震局玩忽职守，没有重视自己早就发出的预警——他早就算准了要发生这次地震。众所周知，世界上相当多的人类居住地坐落于容易发生地震的地震带，中国境内有不少，汶川是其中之一。这是常识。没有国家因此禁止人们在这些地点生活，也没有国家能精确预判地震的发生，提前疏散居民。这位“爱好者”没有说明，多年来他给地震局递交过多少无效预警。
三十多年前，何兆武就曾指出：
可能性是潜在，现实性是实现。构成历史学整体的是它们两者，而不仅仅是现实。……历史的客观存在性，就包括它一切物质上的可能性在内。……历史研究决不应只限于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东西。……只有逾越现实并穷尽现实之外的一切可能，才能走向真正地认识现实。
……
历史事件作为经验中的事实，并不表明必然性。历史事实，至少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决不表明它非如此不可。以认定它非如此不可的那种思想方式，去思想并不是非如此不可的历史事件——从其中所得出的就不是真正的历史知识而是虚构的历史知识。……以往那种根据必然性进行推论的方式，就应该让位给一种新的推论方式；这种新的推论方式既包括以往那种根据必然性的推论方式，但同时（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又包括根据非必然性进行推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非决定论的思维方式。
遗憾的是，三十多年来，何先生的真知灼见似乎并没有在学界引起多少反响。
也许，困境在于：到底如何研究可能性？必然性好研究，因为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是确定的。可能性既然只是潜在，最终绝大多数没有实现——成为现实的永远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我们该如何捕捉历史中真实存在的这些“潜在”呢?
也许，途径之一是耐心倾听、观察当事人对身处其中的历史进程的认识，包括事前的预测、事中的抉择，及事后的反思。固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事人可能缺乏全局性的宏观视野，认识不尽准确。但另一方面，作为“事后诸葛亮”的历史学家，常常会犯另一种错误——忽视历史的复杂性、可能性和偶然性，陷入历史必然性的窠臼。
很多在现代人看来顺理成章、完全可以归结为历史潮流的重大事件，在当事人看来远非如此。
举个例子。魏蜀吴三分天下，先是魏灭蜀，而后魏晋禅代，西晋吞吴，天下重归一统。这似乎是历史的必然。从魏到晋，中原政权所据有的土地、人口等资源远远超过偏处一隅的吴、蜀，结局看起来没有任何悬念。不过，如果历史如此简单，战争的频繁爆发就显得非常奇怪了——冲突双方各自亮出GDP，胜负一目了然，还打什么?
且回到历史现场。公元276年，晋武帝咸宁二年，长期坐镇襄阳、和吴军对峙的荆州都督羊祜上疏建议伐吴，他拿吴蜀比较，说明时机已经成熟：“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晧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羊祜列出了吴国状况不如灭亡时的蜀国的四条证据，一、二条说的是吴国地理险要不如蜀国，三、四条是说吴国君主孙晧比蜀汉末代君主刘禅更为暴虐猜忌，吴国人才得不到提拔的现象比蜀国末期还严重。另一方面，比起灭蜀时的魏军，晋国军队不论数量，还是装备和物资储备都要胜一筹，更为强大。
接着羊祜提醒晋武帝：“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寻干戈，经历盛衰，不可长久。”如果不趁现在平定吴国，固守僵持局面，就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长期征召百姓入伍，会闹得民怨沸腾，而且事物从来有盛有衰，力量对比大大有利我方的状况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
虽然武帝司马炎对羊祜很器重，但大臣中支持羊祜的人极少，武帝下不了决心。得知消息后，羊祜慨叹道：“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这么好的机会，一旦失去，以后经历过这件事的人会后悔的。两年后，羊祜得了重病，自知不久人世，带病亲赴洛阳，当面向司马炎建议伐吴。他说：“吴人虐政已甚，可不战而克。……如舍之，若孙晧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百万之众，长江未可而越也，将为后患乎！”因为孙晧暴虐荒淫，现在吴国人心解体，此时出兵，大军所到之处，可以不战而克。如果现在不行动，万一不幸孙晧死了，继任的是位贤明君主，那时就算出动百万雄师，恐怕也没法渡过长江。这会给后人留下祸患呀!
羊祜没有明说，错过机会，吴国可能由衰转盛，而晋国未必不会由盛转衰，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保证晋国现在君明臣贤、国力强盛的状况可以长久保持——这绝非危言耸听，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证明。西晋的全盛时期没有维持几年，司马炎的白痴儿子惠帝，不仅彻底改变了大晋王朝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
但除了寥寥两三人，满朝文武都认为羊祜发神经了。这年年底，羊祜就死了。
他死后的第二年，镇守长江上游的益州刺史王濬也向朝廷发出了伐吴的呼吁：“孙晧荒淫凶逆……宜速征伐。……令晧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所谓英雄所见略同，王濬也意识到，一旦孙晧死了——此时孙晧还不到四十岁，羊祜和王濬大概是担心吴国发生政变——，吴国局面可能大大改观。此外，王濬还提了两点：第一，他在四川为顺流而下讨伐吴国而准备的战船，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损耗；第二，他自己已经七十，离死不远了，而能代替他统领上游大军的人不容易找。结论是必须马上行动。于是武帝终于下定决心伐吴。
但就在出兵前夕，朝廷得到情报，孙晧可能有军事动向，又决定静观待变，推迟到明年伐吴。这时，接替羊祜出镇襄阳的杜预上书指出，晋国为了伐吴，已经进行了动员，不可能瞒得过吴国。如果推迟行动，万一孙晧清醒过来，做出种种抵抗安排，明年大举出师未必能成功。这促使司马炎下了最后的决心。
西晋大军一到，所向披靡，如秋风扫落叶般席卷吴国。自从东汉献帝延康元年（220）曹丕代汉，天下正式三分，经过整整一甲子，重归一统。
在当事人看来，这一过程充满了艰难的抉择和不同的历史可能。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是吴国君主孙晧这个独特的个体。
《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特别强调：
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因为没有一种活动像战争这样从各方面和偶然性经常接触。偶然性会增加各种情况的不确实性，并扰乱事件的进程。
这不是说人类其他活动没有偶然性，此其一。其二，和平是战争的结果。在这一意义上，人类历史主要是由战争塑造的。
克劳塞维茨接着说：“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在法语中被形象地称为眼力，后者就是果断。”所谓“眼力”，也就是“洞察力”，“一种迅速辨明真相的能力，这种真相普通人完全不能辨别，或者要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才能辨别”。眼力和果断的结合，就产生了“在智力和感情方面有特殊的禀赋”、“通过非凡的成就表现出来”的“天才”。
就像“老牌历史学家”不理解历史的偶然性和不确实性，局外人往往不理解“战争中的各种困难在哪里，统帅所必须具备的天才和非凡的精神力量究竟起什么作用。在他们看来，战争中的一切都那么简单，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那么一般，各种行动都那么平常，同这一切相比，就连高等数学中最简单的问题也能以其一定的科学价值使人感到惊奇”。
实际情况复杂得多：
在战争中，由于受到预先考虑不到的无数细小情况的影响，一切都进行得不理想，以致原定的目标远远不能达到。只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才能克服这些阻力，粉碎各种障碍……将帅的坚强意志，就像城市主要街道汇集点上的方尖碑一样，在军事艺术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阻力大体上可以说是区别实际的战争和纸上的战争的唯一概念。军事机器，即军队和属于军队的一切，基本上都很简单，因此看来也是容易使用的。但要考虑到，这部机器的任何部分都不是一个整块，而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其中每个人在各个方面产生各自的阻力。营长负责执行上级的命令，既然营是通过纪律结成整体的，而营长又必然是公认的勤勉的人，那么，全营行动起来，就应该像轴套围绕轴心转动一样，阻力很小。从理论上讲，这种说法是很动听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里面包含的一切夸大和虚假的成分，在战争中会立刻暴露出来。营总是由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的，如果机会凑巧，他们中间甚至最不重要的人，也能造成障碍甚至混乱。……
这种可怕的阻力，不像在机器中那样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而是处处同偶然性接触并且会引起一些根本无法预测的现象，这些现象所以难以预测，正是因为它们大部分都是偶然性引起的。……
每次战争都有许许多多的特殊现象，它好比是一个未经航行过的、充满暗礁的大海，统帅可以凭智力感觉到这些暗礁，但是不能亲眼看到，并且要在漆黑的夜里绕过它们。如果再突然刮起一阵逆风，也就是再发生某种对他不利的重大的偶然事件，那么，就要求他有最高超的技巧和机智，做出极大的努力。而在站在远处的人看来，这一切都好像进行得很顺利。
“站在远处的人”的短视，司汤达则从相反但又相通的角度进行了揭示：“有什么伟大的行为在最初开始时不被认为是在走极端呢?只有当目标实现后，在普通人眼里它才变得可能。”
老牌历史学家所做的，恰恰是完美地颠覆了这句话。
二、历史的主角之一——主观努力
拿破仑说过：“[毫厘之]差可以改变一切。”结构上的优势，哪怕巨大，也禁不起挥霍。下围棋，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苦苦建立起的大好优势顷刻间付诸东流。中国有句老话：“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历史发展当然受到时势的极大制约，但结构性限制只是限制了选择范围，或者加大了某些选项的实现难度，不能直接决定结果。在结构性限制下，决定结果的最主要因素，还是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的表现。甚至英雄会带来结构性变化，塑造新的时势。
在《历史哲学》的导言中，黑格尔就“历史中的伟人”评论说：“俗谚云：‘仆人眼中无英雄’。对这句话我做过补充——歌德十年后重复了我的话：‘但并非因为后者不是英雄，而是因为前者是仆人。’”我们永远需要英雄。因为未来无法预料，永远会有意外，比如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发文对其进行忠告：
正如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一句俏皮话所说的：让政府偏离正轨的是“事件，亲爱的孩子，是事件”。没有一个政府能预见到所有它将要解决的问题，某人上任第一天制定的周密计划往往会被意外事件打乱。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2000年竞选时反对民族建构计划，并承诺奉行“谦逊”的外交政策，但“9·11”恐怖袭击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使他的一整套外交政策偏离了正轨。前总统奥巴马没有预见到“阿拉伯之春”会发生，但该事件最终消耗了美国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生命和政治资本，而他的外交手腕却没有为他赢得任何声誉。即将卸任的特朗普总统绝未料到自己会遇上一场全球性疫情，而他应对无方导致自己无法连任。无论拜登团队认为他们将执行怎样的外交政策，成功都不可能取决于他们的计划，而是取决于他们如何处理那些意外事件。
哈罗德·麦克米伦
不知目睹美军在阿富汗的结局，沃尔特有何感想？
足球比赛，两队实力差距当然是基础，但队员的临场发挥、场上的种种意外至关重要。很多时候，终场哨响前，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们可以通过针对性训练，帮助球员提高技战术水平、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可以打造高水平的联赛和青少年培养体制。但归根到底，我们不可能事先掌控足球场上的事态发展——贿赂裁判除外。球场上，最关键的往往还是关键球员在关键时刻的表现。
历史中，现实生活中，当事人都需要随机应变，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这样的过程中，判断失误经常发生。另一方面，并非所有人都面对相同的挑战。
克劳塞维茨就军事活动对不同职位的军人的不同要求，做过如下区分：
职位越低，自我牺牲的勇气就更为需要，而在智力和判断方面遇到的困难就小得多，接触的事物就比较有限，追求的目的和使用的手段就比较少，知道的情况也比较确切，其中大部分甚至是亲眼看到的。但是，职位越高，困难就越大，到最高统帅的地位，困难就达到了顶点，以致几乎一切都必须依靠天才来解决。
一个在重要历史关头站在重要位置上的人，他的判断、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关键。
三、规律与必然性
作为广义的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支，现代史学的根本目的，是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具体来说，就是一步步建立历史进程中的因果关系，最后找到最终的、最根本的运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受现代科学影响的结果。
现代史学寻找规律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首先，原本应当经过严格证明才能接受的必然性，悄悄变成了很多研究者无意识的思考前提——在研究中，必然性往往经历了从前提到结论的循环论证。
其次，迄今为止，现代学术未能证明历史进程的必然性，没有公认答案，众说纷纭。关于必然规律的种种主张，都只是假说，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结论。
我们再以社会科学中最为科学化的经济学为例，看看关于人类社会的研究提供的是些什么样的规律。打个简单比方，经济学可能告诉我们，某项措施有99%的可能会带来某种后果。但实际结果永远是唯一的，可能恰恰落在例外的1%。一旦这1%的例外成了100%的现实，会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让接下来的发展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更何况，经济学提供的规律离99%太远了。换句话说，经济学告诉我们的这些规律不是真正意义的规律，不具备必然性。
现实经济生活，经济学当然很重要，必须参考，但经济学只能提供一些选项、一些建议。很多时候，一个成功的经济决策依赖的还是克劳塞维茨推崇的“眼力”。
明白了这点，我们很自然就明白，经济学教授，即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见得有实战能力，否则这些教授早开公司去了。谁不想做巴菲特、索罗斯这样的大亨？
的确，数学模型非常精妙，是高智商的门萨俱乐部成员才有资格玩的游戏。但智商不代表智慧。这个时代，我们很容易陷入没有灵魂的技术崇拜。
当拿破仑丢盔弃甲，仓皇撤出莫斯科后，俄军主帅库图佐夫只是命令部队在溃退的法军后面不紧不慢跟着，没有理会众多叫嚷堵截法军、活捉拿破仑的嘈杂声音。托尔斯泰这样评论：
所有这些人认定跟这个老头没什么可谈的，他永远无法领会他们的计划的深刻内涵……所有他说的——比如必须等待补给跟上来，或者人们（鹄按：俄国士兵）没有靴子——是那么简单，而他们的方案是那么复杂而巧妙，很显然他又老又笨，而他们虽然没有掌握权力，却是天才统帅。
现代经济学所以彻底数学化，不是窥破了人类社会的本质，而是因为现代人给自己戴上了一副精密枷锁。现代经济学，尤其是金融的诞生，史无前例地制造出了一个精密运转却极其脆弱的庞然怪物。
现代经济学发现的所谓规律不是一直以来默默掌控人类命运的看不见的手，和现代科技一样，只是人为制造的又一陷阱。令人惊叹、闻所未闻的种种技术（尤其是虚拟技术）把我们彻底包围了，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确实需要非常专业、完全依赖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但这样的命运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对现代经济学的需要不是必然的。
当然，必须承认，尽管经济学也罢，其他社会科学也罢，提供不了必然规律，但的的确确，它们对我们认识自身的历史和现在，以及塑造我们的未来，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和帮助。
四、人必须为自己负责——泛滥的社会原因论可以休矣
不过，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某些倾向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灾难。每个人都渴望自由。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与对自由的追求紧密相连，现代人崇尚个性。什么是个性？个性能用社会原因解释吗？追求自由、个性的现代社会，存在一个悖论：个人往往拒绝承担对自己的责任，要求社会背锅。这一点和中国传统正好相反：律己宽，责人严。得到的好处，都是自己应得的，不需要感谢社会，感谢政府。稍有不如意，就觉得社会不公，政府无能。当某人犯错，当某个案件或悲剧发生时，舆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追究社会责任，往往痛心疾首地指责，我们的社会哪儿哪儿出了问题。
与此相呼应，翻开史学著作，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所谓历史趋势，只有各种超越个人的力量在起作用。讨论历史上的个人影响，追究个人责任，认为某种历史格局的形成，某些关键人物的表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甚至会被认为不懂历史。
这不是今天才有的新现象，至少1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提道：“据说在欧洲罪犯几乎不会悔过，因为最新理论使他确信，自己的罪行完全算不上罪行，而仅仅只是对不公正的压迫势力的反抗而已。”
陀老对此有非常尖锐的评论：“我们早就该放弃被环境腐蚀的冷酷抱怨。毫无疑问，环境确实会摧毁我们身上很多东西，但不是全部，一个狡诈而世故的恶棍，尤其如果他能言善辩或者会写一手好文章，不仅常常会拿被‘环境’影响为自己的弱点辩护，而且往往会以此洗白真正的卑劣行径。”
如果穷人抢劫是出于社会原因，环境所致，那贪官受贿，乃至独裁统治，又何尝不可以说是出于社会原因，环境所致？
这点，古人看得很清楚。方苞曾这样批评清初的官僚：“先己而后民，枉下以逢上，其始皆曰：‘吾不获已。’其既皆曰：‘吾心恻焉，而无可如何。’”贪官污吏也是人，人前人后都需要心理安慰。他们只考虑自己，不考虑百姓，欺压下面的人，逢迎上面的人，一开始都无奈地说：“我也是没办法，只能这么做，现在官场就是这么糟糕。”事情过后，又会说：“我心里也很难过，可实在没办法呀！”
北宋仁宗庆历三年，驻扎沂州（今山东临沂）的士兵王伦带领几十个兄弟发动叛乱，杀害军官，被武官傅永吉带人击败，南下江淮。所到之处，“江淮官吏或敛物献送，或望贼奔迎，或献其兵甲，或同饮宴”，不仅没有抵抗，反而纷纷主动行贿或投降。最后这支发展到几百人的小部队在和州（今安徽和县）被李熙古剿灭。
事后处理这些无耻官吏时，有人提出，平时朝廷没有采取相应预防措施，使得地方政府没有信心对付叛军，不能全怪地方官吏，不应当处罚他们。欧阳修坚决反对。他说，按照这样的逻辑，假如有人杀害父兄，能说朝廷平时教化工作做得不好，就放过杀人犯吗？“李熙古岂独是朝廷素有备之州？傅永吉岂独是朝廷素练之兵？”难道朝廷单独在李熙古的和州采取过预防措施？难道傅永吉统帅的是朝廷特别训练过的士兵？“盖用命则破贼矣。”不同的只是，他们真心为国家出力，所以能平定叛乱。欧阳修批评建议者：“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
德国理论家克拉考尔也在一本史学理论专著中指出：“过去提供了足够多的例子，证明精神力量可以洞穿习惯的坚硬外壳并克服社会制度中的固有惰性。”
表面上以所谓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研究人的行为模式的社会科学，往往赋予了种种卑劣行为以合理性。
多数人遵循的行为模式不能证明这是合理的。恰恰相反，面临道德困境的绝大多数时候，大部分人选择的即便不是卑劣的，至少不会是最高尚的行为。
假如99%的人严刑逼供后会屈服、做叛徒，按照社会科学的逻辑，这就是合理的。严刑逼供和做叛徒构成了因果关系。1%不屈服的人，在社会科学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正相反：
一个与众不同的怪物不仅“并不总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和一个孤立的事例——相反，有时可能在他身上，恰恰蕴藏着全体（鹄按：人类）最最核心的品质，因为出于某种原因，他那个时代所有其他人好像都被某阵大风摇晃得暂时脱离了它。
真正值得重视的，恰恰是那1%，哪怕是绝无仅有的单个案例！
不断强调所谓社会原因，某种意义上是为坏人辩护，为卑劣辩护，否认上进的可能性和正当性。
恰恰是社会科学的某些倾向，鼓励、促成了人的堕落。
有这样一个故事。疫情防控期间，某地一所大学不让学生出校门，一位女学生只能天天去研究所看书，天天面对导师。结果老师出轨，和这个女学生产生了你情我愿的婚外恋。据说疫情被判定为这场婚外恋的罪魁祸首。
疫情和婚外恋真构成因果关系吗？
社会科学提供的因果链，很多时候属于类似情况。
洛克说：“一切德行与价值的重要原则及基础在于：一个人要能克制自己的欲望，要能不顾自己的倾向而纯粹顺从理性所认为的最好的指导，虽则欲望是在指向另外一个方向。”
毕达哥拉斯说，不能制约自己的人，不能称之为自由的人。
道德，意味着对欲望的克制。如果只在没遇到挑战时才能谈道德，道德还有意义吗？道德意味着对社会科学重视的所有那些社会因素的超越。没有超越，何来道德可言？
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普通人都是大多数。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性在于，庸人理直气壮，以庸为美，拒绝上进，以人性化的名义赞扬平庸乃至卑劣，甚至从根本上否认存在“上进”这一可能——所谓“上进”不就是粉饰权力的意识形态吗?庸人和伟人是平等的，一切差异都是平等的，都是多元的体现。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文天祥都是少数，极少数。但在宋代，投降元朝的人不会理直气壮地宣称，是人性而不是自身的懦弱，决定了他去投降。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本文选摘自《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林鹄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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