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8年重印
这本书的学术贡献主要有四点。第一是首次正面定义了“宰相”,从而使得 “宰相制度” 成为—个有着清晰边界、可以进行严肃学术讨论的现代史学议题。在祝先生之前,宰相是一个人人都“大概”知道,但从来没有谁加以定义的概念。中国第一部制度通史《通典》的作者、唐代的政治家杜佑甚至这样说:“自魏晋以来,宰相……无有常官。”怎么可能呢?正史职官志提到宰相的时候,通常会说它是“佐天子而理大政”的,再具体的职任规定就没有了。而祝先生则明确提出,宰相必须同时拥有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祝先生引用《后汉书·陈忠传》的记载,说“议政权”就是“入则参对而议政事”,按制度享有进宫谒见皇帝,共议国家大事的权利;而“监督百官执行权”则是“出则监督而董是非”,也就是说“经过皇帝与宰相商议,形成决定之后,还得由宰相监督百官执行。这里包括百官执行后的考课,以及由此奏行的黜陟、赏罚等”(第5页)。祝先生对“宰相”的定义,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我讲宰相制度,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讲的。正是按照这个标准,我们认为,明清两代是没有宰相的,因为内阁和军机处自始至终都没有稳定地获得监督百官的执行权,只有议政权。
这本书学术贡献的第二点是根据“宰相”的定义明确指出,两汉的宰相“始终是三公”,魏晋南北朝的宰相“始终是尚书令、仆射或录尚书事”。(第6页)这是全书的核心内容,但在这里恰恰是不便展开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读。
这本书的第三点学术贡献,论述了皇帝身边的秘书咨询机构发展壮大,是逐步转化成新宰相机构并取代旧宰相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断进行的。(第364页)汉代的尚书,本来设于宫城之中,接受皇帝的咨询,参与议政;到魏晋南北朝,便演变成宰相,取代了原来的宰相——三公。这是秘书咨询机构第一次取代宰相。尚书取代三公之后,皇帝身边又出现了新的秘书咨询机构,这就是门下和中书,“到隋唐,门下、中书长官也演变成为宰相,只不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取代尚书省,而是‘并相’”。(第364页)这是秘书咨询机构第二次取代宰相。
这本书的研究时段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秘书咨询机构升级、宰相换代的过程仍在继续。唐五代新出现的两套秘书咨询机构,一套是翰林院,一套是枢密院。翰林院以起草文书为主,实用性较强,因而在入宋之后继续保留了秘书咨询的功能;枢密院参掌机务,是五代皇帝赖以处理军机要务的主要帮手,入宋之后演变成为外朝军政首长,与原有的宰相机构——中书——对掌文武大政。中书和枢密院合称“二府”,形成了按文武事务分工的新型的宰相机构群。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这种秘书咨询机构升级、宰相机构“迭代”的历史现象?或者说,宰相机构“迭代”背后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传统的解释,“一般都把宰相制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君主与宰相的权力之争,即(认为)君主感到相权发展过重,‘威胁’自己,于是有意采取措施,削夺相权,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制度的变化”。(第13页)隐藏在这种解释背后的,是片面强调对立冲突的历史观,它倾向于把君和相看作利益冲突、信任缺乏、恒处于权力竞争之中的一对关系。这种历史观基本上主宰了我们的历史书写,也高度影响了受此历史书写教育的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让我们在观察一对关系的时候,很容易看到对立的一面,看不到或者说很少看到关系中双方互相依存、利益与共、和谐共生的一面。而祝先生认为,这种片面强调君相对立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也符合某些历史事实,但恐难说反映了宰相制度变化发展的本质”。(第13页)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祝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宰相制度的发展变化,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进行统治。在这发展、变化过程中,君主、宰相的协调、统一是基本的;二者的权力之争确可导致某些变化,但归根结底,仍要以是否有利于整个统治作为标准来衡量,决定坚持、调整或废除(既有的宰相制度)。”(第17页)相对于传统的“君相矛盾对立说”,祝先生的解释更强调君相配合谋求有效统治的一面,可以称为“君相协调合作说”。“君相协调合作说”抓住了君相关系的本质,提供了认识君相关系和宰相制度发展动力的新视角,也提供了一种更为符合真实的温和而理性的历史观。这是祝先生这本书的第四个学术贡献。
祝总斌(1930年1月13日-2022年7月8日)
这种历史观的掉转,对我来说,比具体知识更重要。祝先生这本书,是从他老人家所讲授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史”中有关宰相制度的部分整理、扩充而来的。(第367页)我大概是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课上初次听到这些观点的,当时一下子就被打蒙了——原来君主和宰相之间关系的主调竟然是协调统一的,这怎么可以呢?跟我们以前学的都不一样啊!但仔细想一想,好像这才是事情应有的真实面貌——保障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和统治机器的运行平稳,是包括帝制国家在内的任何正常国家的要求。倘若国家机器之中,两个最高级别的权力主体——皇帝和宰相之间关系的常态是相互冲突和斗争的,那这个国家怎么可能平稳运行得下去呢?按照帝制国家的制度安排,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平衡各方利益,对一切政事做出最后决断;而帝位世袭,选择余地极小,因此,绝大多数皇帝都是中才、下才。这样一来,宰相的设置就成为必需的。宰相通过“尚贤使能”的选拔制度产生,是资深政治家。宰相的存在可以“弥补、调剂、平衡”君主世袭的缺陷,“从而保证整个统治的质量和效率”。(第14页)所以,皇帝需要宰相的配合。而宰相作为皇帝的臣子、国家的官员、能力超出一般的人才,有幸获此高位,“佐天子而理大政”,当然也希望配合皇帝实现治国安邦的目标。而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宰相都是积极辅佐皇帝的,尽管有的力有不逮,有的(跟皇帝—起)走错了方向,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与宰相关系的基本面是协调一致、相互配合的。
既然如此,皇帝不断提高自己身边的秘书咨询机构的作用,并且最终造成了秘书咨询机构升级取代旧宰相成为新宰相,其原因究竟是什么?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死磕史料,挖掘细节,才能见得真实。这是祝先生教我的历史学的解题思路。比如说,祝先生指出“曹魏初年设立中书省(作为皇帝的秘书咨询机构),就是因为当时三国鼎立,战争不断,各地(特别是边地)统治不很稳定,形势迫使皇帝 ‘政自己出’,要对某些重大政事迅速做出决定”。(第16页)曹操雄才大略,做决定是没有问题的,秘书只负责起草文书就可以了。但是曹操的儿子和孙子——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就做不到了,而且他们也没有曹操那么勤快,所以常常会拿不定主意,需要求助于身边人。中书的作用就从单纯起草文书的秘书开始向提供咨询谋议发展,权力不断伸张。简单地说,“皇帝‘政自己出’而又力不胜任,正是中书监、令(中书机构的长官)权力得以膨胀的最基本原因”。(第319页)
祝先生的书里,常常有很多非常朴实的道理,比如中书的来源是汉武帝时期的中尚书,顾名思义,是用中人(宦官)来充当尚书往来奏事。汉武帝为什么要用宦官奏事呢?因为汉武帝的活动范围更多地转到了后妃居住的后宫区域,这个区域,虽然在当时也有士人出入,但是用宦官更方便。而武帝雄才大略,宦官不敢弄权,只能老老实实地跑腿传信。这样的论述非常平实,就是大白话,人之常情,可是像这样常识性的东西,在现在的学术性文字中却变得越来越稀罕了。我们正处在—个新时代的边缘,希望这个新时代是一个进一步回归常识的时代。
本文收录于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代人与制度的互动》(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