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石门文字禅校注》：不诬古人，不误今人

《石门文字禅校注》，[宋] 惠洪著，周裕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4744页，598.00元

北宋名僧惠洪（1071-1128）出入儒释道，擅场诗文词，兼通书画及医术，著述凡二十余种，一百多卷，在佛教历史、佛禅义旨、文学创作及批评等诸多领域均卓有建树、影响深远。然而，其别集《石门文字禅》却从无本土校注本。此书三十卷，收录惠洪一生单篇诗文，时间跨度近四十年，内容涉及大量佛教历史和观念，牵扯北宋众多僧徒与文人士大夫，写作背景难定，古典今事繁多深奥，文字错讹阙文时见，难解之处众多。惠洪著述在东亚禅林广为流传，宝永七年（1710），日本曹洞宗僧人廓门贯彻耗时二十年的《注石门文字禅》刊刻问世，惜注释颇多谬误，难解处又多付阙如，虽称首创，终显粗疏。中国学者周裕锴教授笃志古学，与宋代惠洪、日本廓门展开跨时空对话，积二十多年心力，完成《石门文字禅校注》一书，于202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出转精，既是中国古籍整理的一大成果，也是汉字文化圈的一大因缘。

廓门贯彻的《注石门文字禅》

黄永年先生在《古籍整理概论》中指出：“要给一部书作注，一定要对这部书真正下过功夫，起码通读、精读过好几遍，对书的作者、对书的内容，以及对书的作用都得有深切的理解。此外，还得了解当时的时代和文化学术情况，了解与这部书有关的其他古籍。只有这样，才算基本上具备了给这部书作注的能力。”就为惠洪作注而言，周裕锴教授（下称“注者”）无疑是最佳人选。他在唐宋文学、禅文化、古代阐释学三大领域均深耕多年，著述宏富，在《苏轼全集校注》中主要负责《苏轼文集校注》，筚路蓝缕，达到极高学术水准；其专著《宋代诗学通论》体大思精，一版再版；《中国禅宗与诗歌》《文字禅与宋代诗学》《禅宗语言》《法眼与诗心》《梦幻与真如》诸多著作对佛禅与文学、惠洪及其文字禅等问题皆有广阔研究和精辟见解。注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精读禅宗典籍，迄今已逾三十年；即使从注者2001年在日本组织中日学者开展《石门文字禅》读书会算起，至《石门文字禅校注》出版，也凝聚了整二十年心血。以如此储备、时间、态度和心血投入古籍整理，世所罕见，学术品质自然有保证。

《苏轼全集校注》，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二十册，2800.00元

本书计十册二百七十万字，校注惠洪本集三十卷，收古近体诗（含偈颂）一千六百五十八首（注者在诗中辨析出八阕《渔家傲》词和十八阕《浣溪沙》词，尚得一千六百三十二首），各体文五百三十五篇，每篇诗文下包含校记、注释、集评三项内容。新增“惠洪诗文词辑佚”，辑得惠洪诗（含偈颂）三十四题三十五首，残句十三句，文五篇，词四阕；附录惠洪传记资料、惠洪著述序跋、惠洪年谱简编，末附篇目索引，极便读者。全书既肯定昔贤成果，亦订正旧说疏误，备列异文，细加考正，在校勘、标点、编年、注释和辑佚等五方面均取得了远迈前人的成就，惠洪别集从此有了作品完整、文字可靠、校注精确、使用方便的定本。以下试就四方面举例分述。

一曰校勘。校勘首先要选择合适的底本。本书以《四部丛刊》影印明万历径山寺本为底本，参校廓门注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武林往哲遗著》本、天宁寺本、日本宽文刊本等。由于诸本同出万历本（亦收入《径山藏》），天宁本虽将万历本的阙字全都补上，然所补全无依据，多属臆测，实不可信，故底本选择正确。注者虽未提《四库全书》不同阁本《石门文字禅》之区别，但据杨讷、李晓明《〈四库全书〉文津阁文渊阁本宋别集类录异（上）》考述，文渊阁本的作品数量多于文津阁本，则注者以文渊阁本参校亦称允当。

《四部丛刊》影印明万历径山寺本

由于万历本乃诸传本之祖本，即使广证群籍，对校法（版本校）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勘证异同优劣，奠定文本基础，而对于许多阙漏、疑难、似是而非之字，则效用有限。因此，校勘四法中，注者更多采用了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而且往往诸法交互为用，形成逻辑闭环，得出最可信服的结论。多处阙字和讹误，经注者交错校勘、细微辨析后得以补阙文、定是非。如卷一《谒蔡州颜鲁公祠堂》：“吴绫蜀锦光照眼，更觉霓裳韵和雅。叛书夜到华清宫，侍臣骨惊天子讶。”（原书波浪线改用斜体表示，下同）“吴绫蜀”三字原缺，天宁本作“蟠龙衣”，《宋诗钞》《渊鉴类函》作“吴绫蜀”。注者谓“吴绫蜀锦”泛指华丽奢侈之丝织品，在多方引用唐宋诗词用例后，指出“盖吴绫蜀锦对举，乃诗词之套语”，又据《新唐书》《杨太真外传》等史料，注明“吴绫蜀锦光照眼”系指玄宗晚年事，言其锦绣光鲜、华丽奢靡，从而判定天宁本所补无据，而《宋诗钞》《渊鉴类函》之补字可从。至于“侍臣”，原作“狩吕”，不辞，廓门注引某师曰：“狩吕，侍臣之写误也。”注者先对校出武林本作“相臣”，又根据相关史料判定“狩吕”当作“侍臣”，涉形近而误。又，卷二三《嘉祐序》“上读至‘臣固为道不为名，为法不为身’”，“臣”，底本作“吕”，廓门本作“臣”，注者据元刻本《镡津文集》多篇文字而改定为“臣”，并指出其字形之误恰如《谒蔡州颜鲁公祠堂》之“侍臣”误作“狩吕”，“可参校”。如此反复言之、前后照应，遂烛照出长期延续的文本黑暗。

以校勘四法处理一字的例子所在多有。如卷六《次韵题兀翁瑞筠亭》“云居的孙难共语，辩如建瓴空气宇”，“瓴”，底本作“瓶”，句意不通，四库本、武林本作“瓴”，注者认为可从，盖“辩如建瓴”，“谓其滔滔雄辩如翻瓴水倾泻而出”。先引《史记·高祖本纪》“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及裴骃《集解》之语，以见语典出处，又引本集四篇文字，以见惠洪屡用“建瓴”状语言文字之快意倾泻，与此句全同，最终判定“瓶”乃“瓴”之形误，当改。同卷《宿湘阴村野》“正围红纷写”之“纷”当作“粉”，《卧病次彦周韵》“谁令殿阁风鸥语”之“鸥”当作“瓯”，皆属此类。处理一个貌似简单的误字，校勘四法全部用上，考辨简要，结论可信，校勘过程明快而精彩。

有些字表面无误，经注者指出，文义始醒豁明白。如卷二《赠阎资钦》“风度若英特，杳然自清深”，用“清深”形容官员风度，语义不明，且与语境不合，古籍亦未见用例。注者认为“清”字误，当改作“靖”，涉形近而误，“靖深：形容人之气度静穆深沉”。先指出本集《灵源清禅师赞》“风度凝远，杳然靖深”即此意，继引惠洪其他著述，以及刘挚、苏轼、苏辙、叶梦得等他人材料，指出诸用例“均同此意”，以证成其说。注者于平顺处发现讹误，心思甚细，用力甚劳，征引范围甚广，极具说服力。

二曰标点。惠洪作品涉及诸多典故和宗教文化知识，还有不少自创词汇和表达方式，句读不易，古文标点尤难。本书特别注意从写作传统、文风文体、宗教文化诸角度勘察文本，标点准确，对人名、地名、官名、书名、篇名等专有名词所标专名线尤见功力，对读懂文本大有帮助。

中国文学，首重辨体，注者句读时紧扣文体特点，故能准确处理。卷一九《华严居士赞》：“觉来浙东，有口如耳。且置是事，聊观其一戏。以称性印，印毛印海。光生佛僧，沮却魔外。”乍一看，他皆四字句，惟“聊观其一戏”为五字，似乎句读有误。再一想，篇名曰“赞”，赞乃韵文，“海”与“外”属“贿”“泰”韵上声、去声通押，若从“戏”字断开，则“耳”与“戏”属“纸”“寘”韵上、去通押，正合文体要求，文意也才通顺。卷二八《请杲老住天宁》结尾：“今者觉天梵侣，上国宝坊，伫法驭以重临，期宗风而大振。遥知起定，因缘助发慈心；想见肯来，龙象拥随高步。”现在读来简单，但倘若不明白此文文体为宗门请疏，是典型的四六文，则标点恐无从措手。

标点正确的前提是读懂大意，这需要通训诂、熟典故、广知识、明体例，处理本书则尤须掌握佛禅文化。如卷一八《放光二大士赞并序》：

受记经曰：过去金光师子游戏佛时，有国王威德从禅定起，见二童子生莲华中，一名宝意，二名宝上，说偈发愿。而释迦如来前身，威德王也。观世音、得大势，宝意、宝上也，于未来世成正等觉。则观世音号普光功德宝如来，得大势号善住功德宝王如来，皆以次补无量寿，故作云间跏趺之像。

试将句读去掉，只读白文，简直不知所云。经注者标点校注，尤其加专名线后，始知此段内容见《观世音菩萨受记经》，“从禅定起”为佛经中常见描写，“起”字属上句，“得大势”为菩萨名，又作“大势至”，与观世音并称，即篇题之“二大士”，《受记经》称观世音号“普光功德山王如来”（此文作“普光功德宝如来”，当为误记或误刻），得大势号“善住功德宝王如来”，读者藉此拨云见日，乃恍然大悟。卷二二《无证庵记》：“若亲见灵源于宝觉背触之拳，则当以身为舌为说之，尚无证之足云乎？”经注者标点注释，读者始明白，“宝觉”为黄龙晦堂祖心禅师，惠洪《冷斋夜话》载其有触背关，以勘验学人，又“无证”二字系与篇名《无证庵记》呼应。卷二六《题昭默自笔小参》开头数句：

游东吴，见邃岑，为予言：“秦少游绝爱政黄牛书。问其笔法，政曰：‘书，心画，地作意，则不妙耳。’故喜求儿童字，观其纯气。”

此处须知晓“邃岑”（底本作“岑邃”，倒文，注者已乙正）、“政黄牛”均为禅师名，“书心画”出自扬雄名言“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地”犹但、只，才能正确标点。标点古书，谈何容易，本集从卷一七起多为佛门偈颂、赞、字序、疏、塔铭等文体，内容或深奥或陌生，倘无注者用规范的新式标点加以正确句读，真难以卒读。

三曰编年。本集由惠洪门人觉慈编成，其编排近乎杂乱无序，缺乏时间线索，导致作品系年失去最可靠的信息。惠洪生平事迹古无编年，今人所编年谱或过简、或多误，对于诗文系年用处不大。注者为注此书，先前已出版《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是迄今为止最详尽的惠洪年谱，已对惠洪大部分著述的写作时间、本事作了考辨。这回校注本集，又有更准确、全面、深入的考释，为绝大多数篇目作了系年，坚实可信，读者凭此更加了解惠洪行履和作品背景，有助于正确解读文本。

《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周裕锴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447页，48.00元

注者熟悉佛教史，故能抓住作品中的蛛丝马迹，旁及政治文化史，从而给作品准确系年。如卷八《饯枯木成老赴南华之命》，从诗题和正文看，诗歌写的是皇帝诏命枯木法成禅师由潭州道林寺南下住持韶州南华寺，惠洪为之送行。程俱所撰法成塔铭虽罗列其一生住持过的寺院，却没有提及某年住某寺。注者从诗中“天书夜到道林宫”一句引起疑问，道林寺为何不称寺而称“宫”？此实涉及宋代佛教史上一件大事。遂引《佛祖统纪》及《宋史·徽宗本纪》，知宣和元年正月诏命改佛教归于道教，寺改宫，院为观，僧为德士，次年九月初七又恢复佛教旧例，故道林寺被改称“道林宫”只可能在宣和元年正月至二年九月之间，卷二二代人所作《一击轩记》称“宣和元年冬”“与客游天宁宫”，亦可证寺改宫之年份；又，同卷《忠孝松记》明言“宣和元年，余谒枯木大士 成公于道林……于是导余登清富堂，下临潇湘”，可作为惠洪行履之确证。注者遂判定此诗宣和元年作于长沙，并推论卷二八《德士复僧求化二首》当系于宣和二年冬（盖诏令到达、地方管理机构执行均需时日）。其博学敏感，有如此者。

四曰注释。本书做了大量注释工作，内容包括：注明音读、系年系地、考索人名、发掘本事、引证典故、解释词义、说明修辞、疏通文意、阐明思想等等，不仅使文意豁然开朗，而且扩展了文本，惠洪的文学世界由此变得更加丰富而立体。

惠洪交游广泛，篇题和正文中涉及许多同时人物，往往用简称、代称，所指难明。注者曾撰《略谈唐宋僧人的法名与表字》，总结僧人的称呼惯例，又在《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里抉隐阐幽，考出惠洪诸多交游。这些成果运用到本书，篇中人物大多数都已被注出所指为谁。如卷三《珪粹中与超然游旧超然数言其俊雅除夕见于西兴喜而赠之》，注释谓“珪粹中”即释士珪，字粹中，号老禅，成都人，俗姓史氏。据注释及注者专文可知，称“珪粹中”者，乃因僧徒可连名带字一起称呼，名取简称，且须是他人所无之“殊名”，字取全称，如惠洪字觉范，连称洪觉范，善权字巽中，连称权巽中，此在北宋后期至南宋蔚为风气。今按，于此可见，《全宋诗》将“释士珪”与“珪粹中”作为两个不同的诗人收录，实因不明僧人称呼惯例所致。又，卷五《器资喜谈禅纵横迅辩尝摧衲子丛林苦之有诗见赠次其韵》，“器资”本作“器之”，不知谓谁。注者先从首句“彭侯惯法战”，推知器之姓彭，又从诗中典故、佛禅传统、惠洪行履，推知此人为彭汝砺，时知江州；复结合彭汝砺仕履及与禅林之交游，知其正有“喜谈禅”“摧衲子”（窃笑妄言之衲子）之事，遂锁定此“器之”即彭汝砺；而彭汝砺字器资，则亦可知“之”字乃音近而误，当改为“资”。对人物的注释不仅能揭示出惠洪之交游网络，对理解北宋后期佛门、政事、儒林及文苑四者之关系亦大有益处。

章句训诂，最难处不在僻字僻典，而在作者之独特运用，注者要释其本地“语用”，而非仅注其常用含义。卷三《黄鲁直南迁》“罗浮旧游今再游”一句，似言黄庭坚曾游罗浮山，今又将前往，但黄庭坚此前从未去过，是否惠洪误写？注者综合考虑上下文意、禅宗故实、黄庭坚生平及山川地理诸因素，指出惠洪实用禅宗三祖僧璨比喻黄庭坚，在诗中直接将黄庭坚视作三祖后身，意谓三祖尝游罗浮，今黄庭坚被贬岭南，亦将游罗浮，而黄庭坚乃三祖后身，故属再游。扞格不通之处遂豁然贯通。某些常用词，在惠洪作品里有特殊涵义，注者亦一一揭出。如“拴索”（同“栓索”）一词，本集有三处用作拴缚拘羁之义，然卷三《游南岳福岩寺》“他年遗迹旧岩下，拴索犹存众惊愕”，卷二一《隋朝感应佛舍利塔记》“发棺而视，但纸衣拴索，而莲寔生头颅齿颊间”，此二处“拴索”既不能解作拴缚拘羁，也不能讲为木栓绳索，注者谓前者“喻指勾连骨骼之物，若筋腱之类”，后者“喻指相连接之骨架，骸骨”，实皆以“拴索”称“骸骨”，语本黄庭坚《枯骨颂》：“皮肤落尽露拴索，一切虚诳法现前。”“生辰”或“生日”一词，本集仅两处指出生之日，而在绝大多数文本中是指死去之日，即大师们寂灭、坐化之日，相当于世俗所谓“忌日”“死忌”，此种用法的作品共计二十四题五十四篇！注者乃别撰《拴索·傀儡·锁骨——关于一个独特词汇的宗教文化考察》《作为忌日的“生辰”——一个独特辞汇中蕴藏的佛教理念与民俗信仰》二文，深入考索，阐发惠洪个性化语用的来龙去脉及其文化意义，均发人所未发。昔陈寅恪先生《致沈兼士》尝云：“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本书正是这样高水准的训诂之作，有相当多的字词训释展现出佛禅文化和民俗信仰之演变，可作为相关文化史的重要参考。

注者心细如发，在注释中考辨疑难，发现不少本集隐藏的谬误。卷八“古诗”之《雨中闻端叔敦素饮作此寄之》及以下数题次韵诗，共计十六首作品，注者从声律对仗角度指出均不是“诗”而是“浣溪沙”词，又从《全宋词》中找到直接相关的李之仪（字端叔）《浣溪沙·和人喜雨》三首作为旁证，辨体入微而考证可信，卓具识见，远非仅靠博览群书或数据检索者所能办。本集有些篇目标明系代人作，卷二二《一击轩记》无标记，注者却判定为代人所作，依据是首句：“宣和元年冬，余自临汝以职事来宜春。”所谓“职事”乃官员之事，非僧徒所能有，且时间地点也与惠洪行迹不合，故知此记必代为人作；又考惠洪宗兄彭以功仕履，正与首句所言相合，故此记当为代彭以功撰。以上为发现编者之误。尚有发现作者之误者。卷二四《寂音自序》云：“十九，试经于东京 天王寺，得度，冒惠洪名。”此系惠洪晚年自述，应属可靠，故自来皆称惠洪十九岁于东京试经。注者据本集诗作及惠洪《禅林僧宝传》文字，考证其时惠洪为二十岁，此言“十九”者，乃晚年误记。清代学者段玉裁在《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中提出复原文本和本义的方法：“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先要“定其底本之是非”，否则“多诬古人”；然后须“断其立说之是非”，即根据“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来断定底本之正误，亦即将底本之是非放到文本上下文中检验，否则“多误今人”。本书之校注劳绩正可谓不诬古人、不误今人。德国阐释学家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箴言》认为，阐释者应当“比作者自己更好地认识作者”，要具有一种“批判的理解”。校注是最基础的阐释方式，本书考疑辨伪细致精妙，注者无疑就是这样优秀的阐释者。

以上从校勘、标点、编年、校注四方面评述了本书成果。此外，注者从宋代文献、历代法帖、佛藏资料、《永乐大典》残卷等处辑得多篇惠洪佚文、佚诗、佚词，甄别真伪互见，详注出处，惠洪作品从此大备于世。附录所辑历代惠洪传记资料和惠洪著述中日序跋亦颇丰富，有功于宋代文史研究。

北宋学者宋绶云：“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本书虽经反复校改，仍偶有疏失。排印之误如卷六《宿湘阴村野》校记二云“参见注一一”，其实内容在“注一二”。资料搜集亦可适当借用数字人文技术。如卷一《同彭渊才谒陶渊明祠读崔鉴碑》，注者谓此陶渊明祠在江州德化县，北魏崔鉴一生行迹未至寻阳，或另有名崔鉴者作此碑，“待考”。所疑合理，惜未更进一步。今以大数据检索后复核诸书，《永乐大典》卷八〇九二引《临川志》载《邹南堂遗文》，详辨“元丰间崔鉴所为《灵济塔记》”（又见同治《临川县志》卷一四），此崔鉴行世在惠洪稍前，尝撰塔记，且临川与江州地缘相近，可佐证作陶渊明祠碑文者即此人。又，《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中关涉惠洪材料颇夥，可于其网络数据库中灵活挖掘，当大有助益。略陈管见而已，谨供注者再酌。

总之，虽然本书仍有阙文未补，一些作品系年和人物尚待确定，但注者守正开新，融通四部，出入佛道二藏和域外汉籍，全书体例严整，点校精审，注释明晰，搜辑齐备，善于不疑处见疑，旁通发明，揭示出古书撰述与校释的若干“新义例”，示来者以轨则，并提供了许多启人心智的新论题，确系一部严谨、准确、详明、完整、可靠的宋人文集点校注释本，对文学史、词汇史、佛教史、政治史、文化史研究皆极具价值，允称惠洪功臣、廓门知音、校注典范，虽曰校注，实已优入著作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