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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神话》:理解“被想象的共同体”

从英国脱欧、法国极右翼崛起,到最近的一些国际争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幽灵并未远离。

从英国脱欧、法国极右翼崛起,到最近的一些国际争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幽灵并未远离。而现今关于欧洲史的论述和欧洲的很多现实问题,比如移民问题、宗教问题,尤其是族群的形成和演化大多是基于中世纪的关键时期,即民族大迁徙时期相关的历史论述。

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J. Geary)是美国当代中世纪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在其著作《民族的神话》一书中,揭示了古代晚期到中世纪早期欧洲族群演化的真实,作者提出,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科学的”历史学、印欧语文学和民族考古学等看似中立客观的学术工具共同创造了滥用和曲解历史的民族主义史学,为族群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历史依据。

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推出了《民族的神话》中文版。值此书出版,北大历史系教授罗新、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和译者之一、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杨光,围绕格里的研究和《民族的神话》,就历史学者的公共责任、民族的界定及族群民族主义、历史学的写作与翻译进行了分享。

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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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应该是破坏神话的学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谈及,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纠缠混融的当下,这本有关欧洲中世纪早期族群演化的著作,在探索真知、道德警省和学科责任等多个方面做出探索。

罗新从自己与本书作者格里的交往谈起:2014-2015年,罗新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当时我已经五十多岁,有自己的专长了,可我突然很耐心地读了很多他的书与文章,他在学术方法和学术立场上都对我有启示。我认为自己是在跟他接触之后才把一些原本有些空泛的责任感转化为行动,将学术上那些我不敢想得太透彻的观念变得彻底,并开始愿意做面向公众的写作与活动。当你从学术语言转换为不那么严格的学术语言、转化为正常人们说的语言的时候,正是你的学术研究受到考验的时刻。也正是与他交往中我感到,一个读书人没有别的可忠诚的,唯有忠诚于你认为正确的东西。”罗新谈道。

具体到这本《民族的神话》,罗新谈及,自己主要研究中国早期中世纪史的北方民族部分,即内亚人群进入中国成为征服者,又从征服者变为统治者,建立王朝和最终成为古代中国正统王朝之一、成为正史书写的对象的历史。看似与欧洲是两条路径,但却可以互相参照,“欧洲几乎同一时期的历史,也呈现出民族大迁徙与蛮族入侵的特定。中国史早早地就把所谓的蛮族入侵转化为正统中国史的一部分,但是欧洲的历史叙述则相反,他们更加强调了入侵者的那一面。两边发生的事情差不多,但是最后形成的历史论述差别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开始读罗马后期的历史和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历史,读了这些书以后我意识到,这不是史实上的差异,而是历史论述和历史观念的差异。”

由此,历史书写也必然浸染着不同的政治、文化乃至现实的需要,《民族的神话》就是为现实而写,“他本来也不是把《民族的神话》当做一个专业著作写的,格里是针对1990年代之后欧洲重新出现的有关欧洲古代民族、欧洲中世纪民族史的论述而写的。作者发现,现今关于欧洲史的论述,比如说移民问题、宗教问题所依据的历史其实并不是历史,而是关于民族的神话。”罗新说,“由此,历史学家应该是破坏神话的学者。”

对应到书中的内容,格里在《民族的神话》中指出,19世纪的学者、政治家和诗人不是简单地编造了历史,他们利用了已经存在的传说、书写材料、神话和信仰。为了构建政治统一体或政治自治权,他们只不过采用了新的方法来利用这些元素。

作为政治体的民族

格里在《民族的神话》中提到,有些共同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想象出来的,但是,它们非常真实和强大。历史上所有重要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心理现象,而心理现象——从宗教极端主义到政治意识形态——杀死的人很可能比黑死病(Black Death)杀死的人还多。

活动中的另外一位嘉宾刘苏里从自己的阅读经验出发,谈道:“我们总是说‘黑暗的中世纪’,但这其实都是近代启蒙运动以后的人,或者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把他们的祖先时代描述得一片漆黑,它实际上是叙述出来的结果。”刘苏里谈道,“近代欧洲学者做出了这样一种行动——越过中世纪,回归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从那个源头来寻找合法性。而族群民族主义也是启蒙运动之后的近代的产物。两百年后史学家们开始反思族群民族主义,最近一些年出版的反思作品非常多。因为族群民族主义是对抗全球化主义的,是对抗‘人类一家’理想的。”

刘苏里也提及,所有观念被提倡或者被否定,背后都有一定的社会动因。族群民族主义曾经被建构出来,如今这种观念又被批评。观念上的争端,最后可能会变成战争的诱因。特别是“民族”这个概念,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好谈。“我们知道很多人群其实在编造自己的历史,在编造过程中,要把另外的族群对这个人群的各种贡献给抹杀掉,因此我们才需要小心甄别。”

杨光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获得法国近代史博士学位。他在留学生活中深切体会到法国政治生活中历史的分量,中世纪历史人物仍被用作政治宣传。他还举了近代法国高卢人起源说在近代逐步代替法兰克人起源说的例子,指出在欧洲,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社会现实,政客常常出于现实需要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同一段历史。但这些政治化的历史论述往往并不符合史实,历史学者要分清政治宣传和历史事实,不能随波逐流。

关于如何看待族群,杨光提到,学者欧内斯特·勒南在《什么是民族》中说道,世界范围内有两种民族,一种是像法国这样的民族,基于一种公民身份、共同的政治理念,还有一种是基于文化、语言,基于一种固有的、不可改变的特质。这两种对于民族定义的理解的冲突和法德领土之争直接相关,也是导致摧毁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

罗新认为,出现在历史视野上的民族都是政治体,族群被构造出来之后,又通过各种包装、确认、强调,让人相信我们是基于共同文化、共同历史、共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基于相互的情感而形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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