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乳喂养应当是一种个人选择，而非道德义务

【编者按】

医生、专家、媒体，甚至你的长辈和伴侣，都在强调母乳相对奶粉的优势，“每个妈妈都应该给孩子哺乳”也已成为共识。然而母乳喂养对母亲，尤其是职场妈妈造成的困扰却被忽视了：不完整的睡眠、价格不菲的哺乳用具和服务、生理上的忧患、在公共空间哺乳的尴尬、职场的歧视，还有更重要的——来自社会、亲属以及自我的德道压力。

《母乳主义》一书的作者考特妮·琼格是一个选择哺乳的母亲，在与其他年轻妈妈交流哺乳的经历时，看到了在母乳喂养被上升为公共卫生问题的背景之下，母亲们遭遇的各种困境。她广泛研究大量文献资料，走访医学专家、研究人员、母乳喂养倡导者和十数位母亲，展现了母乳从个人选择演变成道德义务的过程，呼吁社会各界关于母乳喂养的讨论回归理性，卸下母亲们的道德枷锁，将喂养方式的选择权归还母亲。本文摘编自该书引言部分，澎湃新闻经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母乳喂养

在奥巴马总统的《平价医疗法案》的帮助下，母乳喂养确实已经成了一项大产业。

围绕母乳喂养而形成的消费文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产业的核心消费群体所推崇的生活方式，以及用于母乳喂养的资源。在婴儿喂养的漫长历史中，我们所处的现在只是一刹那。如今，在全国各地，店名古怪的孕产与母乳喂养精品店成倍增长，可我们应该记住，“时尚带娃”的理念标志着一次文化剧变。要是在不久以前，人们肯定会觉得“时尚哺乳”显然是一种荒唐的想法。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许多恢复哺乳的女性传达的是一种政治立场，而非时尚态度。她们表明，女性有权选择如何喂养自己的宝宝，并反对雀巢这种在贫困国家兜售配方奶、间接损害了无数婴儿健康的大企业。母乳喂养回归主流，不仅催生了无数用糟糕的双关语取名的门店和产品，也对蓬勃发展的奢侈哺乳用品市场起到了促进作用，而这是上一代女权主义者、嬉皮士和反主流文化的异端绝对想象不到的。

当代母乳喂养文化的种种标志——比如吸奶器，即Boob和Glamourmom这种公司生产的名牌服饰，以及催乳饼干——反映出支撑着这一文化错综复杂的利益网，包括社会利益、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这种既宣扬健康又推崇时尚的“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来之不易的社会尊严。20世纪，许多恢复母乳喂养的人——女权主义者、嬉皮士、国际母乳会（La Leche League）成员——遇到了极大阻碍。即便在今天，这种阻碍依然存在。有时候，哺乳母亲与她们的上一代人之间同样存在分歧和摩擦，很是微妙。给孩子哺乳的妈妈们常常表示，她们的母亲因为以前没给她们哺乳，所以对这种做法持批判和戒备态度，还说：当年没给你哺乳，你现在不也好好的吗？

有时候，这种阻碍又很明显。时至今日，在各种公共场所，包括友谊连锁餐厅、塔吉特百货、安家服装店，等等，仍然有女性因为哺乳而遭到骚扰。这样看来，新一代的哺乳倡导者之所以强调时尚元素，可以说是为了表明哺乳和当妈妈这件事与生活并不矛盾，不是说做了母亲就没法健身、娱乐、追求时尚。不可否认，这些倡导者的努力是有益于女性的。

公共场所的母婴室

为了保护女性在公共场所哺乳的权利，人们提出了相应的倡议，而这种倡议也多是对女性尊严的有价值的表达。最近，公共场所哺乳权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轰动话题。有些身为母亲的名人，例如考特尼·卡戴珊、格温·史蒂芬妮、玛姬·葛伦霍，还会故意让人拍到她们在公共场所哺乳。和争取同性恋权利以及开展其他身份政治运动的群体一样，她们的策略是：坦然暴露自己，从而拒绝公众强加给她们的污名和羞耻感。就连教皇方济各也于2015年参与了这个话题，鼓励母亲在西斯廷教堂的洗礼仪式上给孩子哺乳。

在我看来，像“哺乳快闪”和“奶车”这样的倡议行动是倡导哺乳的正面案例，它们旨在保护女性选择喂养方式和场所的权利。可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一再发现，对母乳喂养的倡导往往走向极端，以至于变成“哺乳主义”（lactivism）：把母乳喂养作为一项强制要求，一场道德运动，甚至是一种区分好父母与坏父母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母乳喂养反而限制了女性的选择，而非保护到她们的选择权。实际上，有些哺乳主义者（lactivist）甚至与“选择”势不两立。他们发起倡导活动，就是为了动摇这样一种观念：在选择如何喂养孩子时，女性可以考虑自己的个人情况，比如工作、孩子的看护方式，等等。最为极端的哺乳主义者认为，母乳喂养本身就是目的，就算它威胁到母亲和婴儿的健康与幸福，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母乳喂养。

不久前，超模吉赛尔·邦辰展现了她出人意料的政策改革天赋：她呼吁出台一项“全球法规”，规定女性必须给孩子哺乳六个月；在沙特阿拉伯，法律规定女性有义务给孩子哺乳两年；在美国，政客和政策制定者并未立法规定女性必须哺乳，但他们断定，应该把母乳喂养视作公共政策问题，而非个人选择。自2010年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下文简称美国疾控中心）、美国儿科学会（AAP），以及美国医务总监（Surgeon General）都把母乳喂养正式确立为“公共卫生问题”。三者的声明将配方奶喂养视为与抽烟和不安全性行为同等危险的做法，不仅会威胁到个人健康，也会威胁到整个美国社会。在一次采访中，美国儿科学会母乳喂养分会主席理查德·尚勒（Richard Schanler）博士解释道：“这是一个改善我国婴儿健康状况的议题，我们怎么能放任家长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呢？”

对于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层阶级父母而言，母乳喂养属于“拼娃”的初期阶段。他们之所以用母乳喂孩子，是因为据说这样做能让孩子长得更健康、更壮实、更聪明。在他们的圈子里，母乳喂养还体现了财务和事业上的成功，因为只有时间充裕或者工作弹性大的母亲，才有足够的时间给孩子哺乳，确保孩子在最大程度上享受到母乳对健康的助益。在如今的美国，母乳喂养无疑是阶级地位的一个标志，尽管它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对基督教右翼而言，母乳喂养的价值并不在于增进健康。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引用《圣经》来证明哺乳是上帝的安排。哺乳也为智慧设计论提供了证据——该理论认为，宇宙是上帝设计的，而不是由大爆炸和生物进化所创造；哺乳还标志着女性对上帝旨意的服从。讽刺的是，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哺乳的意义正好与此相反；对她们而言，哺乳这种能力证明了女性身体中蕴含着维系生命的力量。对于左翼的嬉皮士和嬉普士（hipster）而言，哺乳也是一项道德义务，不过原因不尽相同。嬉普士之所以给孩子哺乳，是因为他们是环保主义者，因为他们支持当地的食品运动，因为他们批判生产配方奶的大型跨国公司。母乳喂养是特定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种生活方式通常还包括以下元素：瑜伽、农贸市场、公平贸易咖啡、布尿片、自制婴儿食品，等等。在布鲁克林公园坡的食品合作社给孩子喂配方奶，甚至比穿了一件小海豹皮外套更让人无法接受。

哺乳的版画

有人说，配方奶不仅对婴儿有害，还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这个说法使得母乳喂养更具道德正义。2010年，医学期刊《儿科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ediatric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声称，在美国，不给孩子哺乳造成的损失为每年130亿美元，其中包括医疗开销、婴儿死亡，以及这些本应存活的婴儿的终身收入。文章还表示，如果考虑到母乳喂养带来的终身益处——依照该文的说法，包括“减少父母旷工的情况，以及因童年时患病而在成年时期死亡的人数”——以及因此而省下的医疗费，那这个损失还不止130亿美元。

我在本书中将进一步阐明，这些说法已被用于支持各种干预措施，比如“纽约哺乳”（Latch On NYC）——这是一次备受瞩目的母乳喂养运动，它要求纽约市各大医院严密保管配方奶粉，就像保管处方药一样，还强迫想使用配方奶的新生儿妈妈给出需要配方奶的医学理由。卫生官员明确表示，这次运动就是为了让护士和母亲更难获得配方奶粉。许多父母表示反对，认为这项政策既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侵犯。有位母亲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由于正在服用治疗某种精神疾病的药物，她无法让孩子吃到安全的母乳。当时，她和别人共用着一间人来人往的病房，所以不想讨论自己的病。

是否有选择权是许多女性问题的核心，特别是堕胎问题，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关于怎么喂养婴儿的讨论中，我们几乎见不到选择的余地。那女性是否有选择不给孩子哺乳的权利呢？很久以前，哺乳是一种反主流文化的反抗行为，是对主流的挑战，是一项女性需要不惜代价保护的权利。而在这个新时代，很多哺乳倡导者——尤其是哺乳主义者——正在大大削弱女性的选择权。

对母乳喂养的倡导往往与一种道德紧迫感联系在一起，这种紧迫感使我们产生如下印象：母乳喂养尚未流行起来，女性还不明白它为什么很重要，整个社会在这一重要领域的表现很差劲。但实际上美国的哺乳率并不低于美国疾控中心制定的目标：有79%的母亲给孩子喂过母乳，49%的母亲在孩子六个月大时仍在哺乳。

很多新的研究成果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围绕母乳喂养的道德紧迫感。以前，对母乳喂养的狂热至少还可以理解，因为那时候的医学研究把母乳喂养和母乳描绘成万灵药，可以降低从癌症到肥胖等各种疾病的患病风险。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些说法中很多都没有根据，那这种道德狂热的存在就让人困惑不安了。

母乳喂养为何承载着如此沉重的道德感？在这份道德感中，有多大一部分只是一种思想包袱？我们这些母亲以及整个社会是否在母乳喂养方面投入过多？如果是这样的话，原因何在？在我的孩子出生之前，就有人向我传达出让我不安的道义感。

可我终究还是给女儿哺乳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虽然不想把哺乳当作一种身份认同，也不想把它当作可以依靠的信仰，但我希望尽我所能让我的宝宝健康无虞。当时，我的确相信别人向我灌输的这种观念：母乳喂养非常有利于孩子的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要给女儿哺乳——我不想让这个决定成为一场道德运动。我认为母乳喂养是个人的选择。我只是一个恰好给孩子哺乳、相信哺乳有益的女人，但我不是哺乳主义者。我并不认为世界上的每位母亲都一定要给孩子哺乳。

这几年来，我逐渐了解了哺乳义务的缘起和影响，并因此感到困惑，有时甚至觉得痛苦。初为人母时，我特别想让自己的孩子健康无虞。如何做父母、如何保护我们的孩子，并不存在确切的标准答案，所以大部分父母都渴望找到一个可靠且没有争议的方法。母乳喂养似乎正符合要求：它经过科学证明，也得到了全世界权威人士及机构的认可，包括儿科医生、儿童发展专家、威望颇高的政府机构和政策组织。况且我还挺擅长哺乳，我的孩子们吃奶也吃得很好。所以，我之前并不太想了解问题的另一面。

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无法再忽视问题的另一面。写作本书期间，人们难以置信地问我：“你怎么可能反对母乳喂养呢？”他们知道我当时还在给孩子哺乳，况且母乳喂养是那么健康、纯净，又对孩子身体好……

问题在于，我并不反对母乳喂养，我反对的是母乳绑架。我反对用某个特权群体喂养婴儿的特定方法作为标杆，去衡量没有条件哺乳或者不想哺乳的那些人。我反对从医学文献中断章取义，以证明某个公共卫生问题的合理性。我反对用这个公共卫生问题来强迫女性哺乳、惩罚那些不哺乳的女性。我还反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以期女性遵守母乳喂养这项道德义务——这意味着她们需要在上班期间吸奶。我还警惕着这样一种现象：悄然之间，母乳喂养实际上已被重新定义为人乳消费，母乳变成了在公开市场上经常出售且备受追捧的商品。另外，让我深感担忧的是，一些哺乳倡议把母乳喂养视为目的而非手段，忽略了广大母亲与孩子的需求、利益，甚至是生命。

本书旨在通过采访医生、政策制定者、哺乳倡导者、国际母乳会、WIC受益者、母亲，弄清楚美国的母乳喂养政策与政治的具体情况，探究我们走到这一步的历程。这是一次真诚的尝试， 也是一种批评。我们不想走到这个地步，也不愿成为这样的人。

《母乳主义：母乳喂养的兴起和被忽视的女性选择》 ,[加]考特妮·琼格著，张英杰译，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