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视野下的洞儿沟村

《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沈艾娣著，郭伟全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310页

全球史研究兴起于二十世纪中叶，主要关注跨国家、跨区域和跨文化的历史现象，强调人类历史的横向联系，致力于以“互动”的视角和方法来思考历史。近年来，随着全球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成果逐渐向微观化方向发展，宏观视野与微观个案的结合日益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主流，催生出“全球微观史”（global microhistory）。全球微观史最早于2010年由美国著名汉学家欧阳泰（Tonio Andrade）提出，他认为，目前的全球史研究忽视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建议学界采用微观史和传记的方法，将全球史的理论模型与真实的人结合起来。此后全球微观史研究不断发展，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相关成果日渐增多。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所著《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1640-2000）》（以下简称《传教士的诅咒》）一书，便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

一、《传教士的诅咒》的写作初衷

沈艾娣先后就读于剑桥、哈佛和牛津大学，分别获古典学学士、东亚区域研究硕士和东方学博士学位，此前曾在哈佛大学历史系教学，现执教于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系。沈艾娣精通拉丁文，汉语也十分流利，这为其从事中国史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沈艾娣对清代以来华北乡村特别是山西地区的社会文化有着浓厚兴趣，先后著有《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赵妍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传教士的诅咒》、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等论著。《传教士的诅咒》英文版出版于2013年，中译本于2021年问世，可视为《梦醒子》的后续作品。在《梦醒子》一书中，沈艾娣借助《退想斋日记》分析了近代中国变迁中一位生活在华北地区的乡绅刘大鹏的内心和情感世界。这本书的成功写作，为沈艾娣带来了不小的名气，同时也为《传教士的诅咒》一书的写作提供了因缘和基础。

在阅读《退想斋日记》的过程中，沈艾娣发现刘大鹏多次提到了洞儿沟村的基督徒，这使她对这个村子产生了极大兴趣。洞儿沟村位于刘大鹏家乡不远，她于是亲身前往当地。到达洞儿沟后，沈艾娣很快就感受到了这个村庄的不同之处——一个偏远山村的基督信仰竟然如此普及！这更加激发了她的兴趣。在走访洞儿沟村时，沈艾娣发现村民们对自己村庄的历史是如此的关注和着迷，迫切地想要向她诉说这个村子的过往。这种情绪感染了沈艾娣，她要将村民们的故事写下来，用文字使这个村庄的故事世代流传下去。

尽管在创作《梦醒子》的过程中，沈艾娣就对洞儿沟村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但由于资料问题，这一兴趣只好暂时搁置。后来在无意间，沈艾娣从欧洲档案馆内发现了一批档案文献，其中包含大量与洞儿沟村相关的史料。这些史料涵盖了这个村落三百多年的丰富历史，使洞儿沟的过往经历变得更加鲜活生动。这样一个小山村竟与远在天边的罗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偶然发现令沈艾娣激动不已，她迫切地想要了解这个内陆偏远山村是如何与罗马产生联系的。于是，沈艾娣正式开始了对洞儿沟村的研究。在研究、写作过程中，沈艾娣多次往返于中国和欧洲，探访洞儿沟多达九十余次，在当地搜集了众多与基督教有关的民间故事，“传教士的诅咒”便是其中之一。

二、全球史视野下的“洞儿沟村”

《传教士的诅咒》一书共七章，每章以当地的一个故事贯穿始终，叙述该村从清初到二十一世纪初基督信仰的变化。中国人是怎么与作为世界宗教的基督教产生联系的？村民为何入基督教？他们坚信和践行什么？沈艾娣从洞儿沟村民的视角出发，通过全球微观史的方法，探究中国一个偏远山村是如何与外部更大的世界产生联系的。在抽丝剥茧般的研究中，上述问题一一得到了很好的解答和呈现。

洞儿沟基督教的大规模皈依发生在清代早期，由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并不存在有关洞儿沟洗礼的报告，所以村民入教不太可能出自某传教士一人之力。山西基督教的传入，与晋商有很大关系。漂泊异乡的晋商通过供奉地域分布较广的神祇，以建立更为有效的贸易联系，基督教便是他们的选择之一。晋商在北京接受洗礼，并将基督教传播到了偏远乡村。由于过程中没有传教士的参与，洞儿沟的基督教发展成了适应本土需求的宗教，这使当地百姓很容易接受这一新宗教。以圣徒名字为例，村民们习惯用“天”和“上帝”来表示“神”，这使基督教与儒学联系了起来。十九世纪初，传教士正式进入晋中地区，但清政府的打击以及人力、资金的限制使他们难有作为，必须依赖富裕商人。在独立生存都成问题的情况下，他们自然无力改变当地的基督习俗。因此，直至鸦片战争前，洞儿沟的基督信仰都是本土的。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与洞儿沟地方社会的隔阂渐深。如果说鸦片战争前，基督教与地方社会还可以和谐相处，那么1840年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随着条约体系在中国逐渐形成，其中的五口通商、领事裁判权、允许国人自由信教等，扭转了传教士的弱势地位，传教士们大张旗鼓地改变习俗，推行西方天主教的习惯。例如，他们禁止天主教徒参加非基督徒的丧礼、禁止祭祖、将教堂内部装修成世界各地的统一风格，等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改变习俗的努力似乎并未取得特别大的成效，因为一直到义和团运动时期，洞儿沟基督习俗与传统宗教习俗都是非常相似的。然而，由于民族矛盾的加深，当时人们在谈论到基督教时，总习惯于强调二者之间水火不容的对立，以抵制西方列强的心态来对待基督教。这一时期，随着传教士权力的日渐张扬、洞儿沟天主教群体的逐渐封闭以及官方对地方寺庙的认可，基督教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最终酿成了拳乱。拳乱反过来又使二者之间的隔阂，更趋加深。

不仅如此，中国籍传教士的态度也明显发生了变化。沈艾娣指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中西教士之间还很和谐，面对主教杜约里（Gabriele Grioglio）的强权，中西教士始终站在同一战线上。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主教在中西教士之间划分了严格的等级，中籍教士的地位很低下。中籍教士十分不满，在给罗马教廷写信无果的情况下，忍无可忍的中籍教士王廷荣登上航船，前往罗马进行抗议。王廷荣在那不勒斯的神学院待过一段时间，经历了意大利民族主义和1848年的欧洲革命，对教会日渐严密的控制十分不满。他带着一封信漂洋过海来到罗马，耗费几个月的时间，忍受长路漫漫，只为在国际教会上发声，要求教会召回所有外籍传教士。尽管他从来没有机会被教皇召见，争取中西教士地位平等的要求也没有实现，但他的信件在国际会议上获得了被公开讨论的机会，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胜利。中籍教士向国际教会寻求支持，相关行为反映了他们已经逐渐将自己视为全球性组织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后，受辛亥革命以及国际教会新兴的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洞儿沟的中籍教士争取权利的斗争更加强烈。此外，一战期间欧洲民族主义的加深，以及由此造成的年轻人进入教士阶层数量的锐减等，都推动了中籍教士完全自治。后来中籍教士陈国砥到罗马受封为汾阳主教，中国神职人员第一次实现了自治。

当地教众对传教士的态度也非常矛盾。一方面，传教士给他们带来了很多便利。尽管当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十分强烈，但不可否认，传教士确实给教众带来了众多好处。传教士在洞儿沟修建教堂、建孤儿院，给当地带来了投资、工作和宏伟的建筑。主教杜约里被调走后，当地教众非常难过，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调走他，“他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彰显天主的荣耀，拯救人的灵魂，为什么会像做贼一般悄无声息就回了罗马呢？”（96页）另一方面，村民与掌权传教士之间的关系也在日益紧张，这种紧张关系在庚子赔款后达到顶峰，并集中体现在传教士法济尼（Francesco Fazzini）的身上。孤儿院的各种不愉快、葡萄酒生产给洞儿沟自然资源带来的压力、水资源的控制权争夺等，这些都令法济尼束手无策。他被调离到其他教区，临走时要带走村中的圣母像，激起了很多人的反对，于是他脱鞋诅咒村民。随着七苦圣母堂的修建，法济尼与村民的争端画上了句号，但传教士与教众的矛盾却从未结束，并随着日本的全面侵华而愈演愈烈。

通过对洞儿沟村三百多年历史的梳理，沈艾娣对学界传统的“文化适应”观点提出了质疑。“文化适应”观点，是指学界以往认为，基督教的早期在华传播是一步步向中国社会妥协的，以寻求在中国的生存空间。但是，在对洞儿沟村的研究中，沈艾娣看到早期基督文化与本土文化是相融的，只是后期由于各种力量努力扭转中国天主教的发展方向，使之越来越趋同于国际社会，才导致两者的差距不断扩大。

三、全球微观史何以可能？

在沉浸于作者笔下一个个有趣的尘封历史故事的同时，更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她如何在这样一本书中实践全球微观史的写作的。换句话说，如何使全球微观史成为可能？

作为近年来新兴的史学领域，全球微观史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来看，其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用微观史学的研究理路，聚焦于分析特定人物、事件，或关注某一特定地区，然后将其置于一个微观世界之中，探索横跨时间、区域和历史模型（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一般问题，即从全球视野考察微观问题。采用这种路径的研究成果众多，《传教士的诅咒》便是其中之一。二是借鉴互通的历史（connected history），优先对跨区域人类活动的史料进行深入分析，即考察个人在不同文化间的经历。全球微观史中和了全球史的宏大叙事和微观史对具体社会生活的关注，对当今史学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传教士的诅咒》能够成为一部较成功的全球微观史作品，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沈艾娣所说的“改变叙事尺度”。要想了解全球微观史，需先仔细体会书中关于叙事尺度的思考。她提到：“可以想象，在你面前摆着几张同一地区但比例尺不同的地图。它们展示的东西是一样的，但由于比例尺不同，语境和意义也随之变化。对历史学者来说同理，选择不同的比例尺，更改地理和时间的刻度，都会大大地影响我们的视界。”（第2-3页）改变叙事尺度是《传教士的诅咒》一书的根基。首先，通过改变叙事的时间尺度，沈艾娣看到了基督习俗与洞儿沟村本土文化相容的历史阶段，即鸦片战争前的洞儿沟。沈艾娣对洞儿沟村进行了长时段研究，将研究的时间范围延伸到这个村庄出现之前，对洞儿沟村的产生、村子内基督教的发展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认识和了解，得出了与传统的“文化适应”截然不同的观点。其次，通过改变叙事的空间尺度，沈艾娣得以在洞儿沟村与欧洲教会之间切换自如。通过放大比例尺，则可以观察到洞儿沟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交流互动；缩小比例尺，有助于看到洞儿沟基督教内部的具体习俗、各种纷争。如此一来，既能从宏观层面看到国际社会对洞儿沟村的影响，也能从微观层面看到洞儿沟社会的具体面貌，有助于展现这个村子几百年来的全貌。

二是口述故事与档案史料的融合。在《传教士的诅咒》一书中，口述史料不再简单是文章的边角料和档案史料的注脚，而是书中核心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沈艾娣十分关注从村民那里收集到的故事，她提到：“本书中我着墨较多的，是对洞儿沟村民自己认为重要的、在世代相传的故事中出现的那些事件。”（11页）《传教士的诅咒》放弃了对口述史料真实性的执迷，承认这些故事是真实事件的加工，有着各种建构的成分，但她并没有批判这种建构性，反而渴望探索洞儿沟村村民的内心世界以及各种故事建构背后的隐喻。这种关注村民、倾听现实村民的声音的做法以及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是宏大历史叙事中看不到的，进一步体现了本书的微观史特色。书中运用的主体史料是罗马教廷档案，提到的故事在罗马教廷中也多有记载，这使得沈艾娣在探索洞儿沟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时有了史料基础，成就了这本书的全球史特色。

恰当地运用口述史料，能够让史学研究变得更为出彩。但口述史料的收集和分析是个十分繁杂的过程，第一步是筛选可以收录进书中的故事。除了作者提到的“对村民很重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标准，即故事原型是否有充分的档案记载。书中提到的几个故事，在档案中都有较为详尽的记录，这就保证了可以依据这些档案材料，更为细致地分析口述故事及其背后的隐喻。第二步是将选中的故事与同类型故事或故事原型进行对比分析，对比、分析彼此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以便看到故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这在“对村庄下咒的传教士”故事中，有着十分明显的体现。在叙述这个故事时，沈艾娣对比了洞儿沟村民、晋中其他村的天主教徒、非天主教徒，将他们关注的共同点作为文章重点来展开论述。第三步是结合相关的档案文献，分析故事发生的真实情况，将其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将微观故事与宏大历史结合起来。这种处理有助于分析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表达章节内容的核心观点。

“对村庄下咒的传教士”在书中极具代表性，是与洞儿沟村关系最为密切、村民们讲述最多的故事。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沈艾娣才选择了以“传教士的诅咒”作为本书的名字。故事主要讲述了传教士法济尼与洞儿沟村民之间的激烈矛盾。当法济尼被调离洞儿沟村时，他想带走村中的露德圣母像，但这个举动遭到了当地村民的极力阻挠，法济尼于是祈求圣母连降七年灾荒来惩罚村民。由于这个故事在当地流传甚广，被众多村民所讲述，所以有机会对不同版本的故事进行对比，并看到它们背后的共同点：掌权传教士和贫苦村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之后，沈艾娣以圣母像切入，结合庚子赔款后的政治背景，根据档案史料的相关记载，从圣母像进入村庄时的社会背景，到传教士的权力斗争、教会与村民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再到带走圣母像时产生的争执等，展现了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环境，以及由此凸显的传教士与民众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在叙事中既有对微观故事的分析，也有对整体政治背景的思考（如庚子赔款、辛亥革命、二战、国际教会的权力斗争等），很好地做到了微观史与全球史的结合。

《传教士的诅咒》是对宏大历史的一种有益补充，更是对全球微观史的一次有益尝试。意大利史学家乔瓦尼·莱维曾经说过，微观史的产生是回归复杂性分析的需要，也是放弃概略性和一般性解读的需求。如果通过个案研究可以展现一个区域的整体环境，还原历史的复杂面貌，让人们对特定地区某一历史时期的整体风貌有所了解，便可称得上是好的研究。沈艾娣认真对待洞儿沟村的地方文化，运用长时段的研究方法，细致地分析了这个小村落几百年来的历史。书中对洞儿沟村的地理环境、习俗活动、经济情况、地方政府及传统寺庙的权力等都有所涉及，在阅读过程中，人们可以了解到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情况。除此之外，通过这本书，还可以了解到洞儿沟生活的其他面相，比如村民对村庄过往的认识和理解，等等。在沈艾娣看来，这对当地村民们很重要，因为正是这些构成了他们当下的身份认同，同时对后人了解中国民间社会的真实面貌也很重要。或许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大地上，还有着不少的“洞儿沟”村需要史学家们去发现、去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