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绳战场的“收尸人”

“二战”时期的冲绳是日本战略意义上的“国门”。冲绳岛若是失守，日本军队将丧失对日本本土、朝鲜半岛及中国沿海的控制。1945年3月，美军发动了登陆日本冲绳岛的“破门之战”。为了达到尽量阻碍美军进攻日本本土这一目的，日本军队决定在冲绳全力抵抗。这场战役异常激烈，双方伤亡惨重,在英语世界里有“Typhoon of Steel（铁之风暴）”之称，日语则用“铁雨”或“铁暴风”来表达。同时，造成数万名冲绳当地平民丧生、受伤或“集体自杀”。

1944至1945年间，在日本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那霸使用炸药寻找日本狙击手。

冲绳战场的“收尸人”

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冲绳民众在战时选择自杀也不投降”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日本和日本人”的特性而被叙说着。到了1965年，日本本土的青年作家大江健三郎踏上冲绳的土地。他大量阅读冲绳战史，既多方调查访问，也不断地与冲绳历史废墟上的幽灵对话。1970年，他将陆续写下的有关冲绳的散文札记结集为《冲绳札记》，由岩波书店出版。该书描述了日本近代化以来冲绳的前身琉球被纳入日本的曲折过程，冲绳、冲绳民众与日本、日本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冲绳战的悲剧和冲绳人的命运是日本近代化以来皇民化教育的结果。这本书还描述了作为美军基地的冲绳，被迫协力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苦情，以及由美国返还施政权后冲绳县民的生存状态，揭示了在核时代的东亚体制中冲绳的“棋子”角色和“弃子”命运。作为小说家，他摈弃说教口吻和充满学术气息的注释和引文，用细节来呈现冲绳的历史与现实，同时把自己放到故事当中，不断地引发思考，用生动的语言不断地揭示真相，挑战日本“正统”历史叙述的漏洞和盲点。而揭示的真相之一，就是所谓冲绳民众的“集体自杀”，其实是在日军的命令下被迫的“集体自杀”。

当战争结束，战场被清理干净之后，作家来重新审视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灾难，让他笔下的文字与人类苦难的记忆相联系，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因此有人称作家是“收尸体的人”。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大江健三郎称为冲绳战场的“收尸人”。

挑衅“历史真相”

时隔近四十年之后的2005年8月，时任冲绳战中驻守冲绳座味间岛的守备队长梅泽裕少佐以及渡嘉敷岛的守备队长赤松嘉次大尉的弟弟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岩波书店和大江健三郎,认为《冲绳札记》中有关军方强令民众“集体自杀”的表述是“虚伪的事实”，以“名誉受到损毁”为由，要求作者大江健三郎以及岩波书店停止发售该书，并赔偿两千万日元的精神损害补偿。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大江健三郎并没有在《冲绳札记》里记载“集体自杀”事件责任者的名字。大江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本打算引用上地一史的《冲绳战史》和冲绳时报社编辑的《钢铁暴风》中的相关记述，但是考虑到其中出现了赤松的名字，还是决定放弃引用。大江的初衷是这样的：追究某个个体并无意义，只有挖掘出事件发生的结构性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而这个结构性问题，就是日本近代化以来的皇民化教育渗透到冲绳的国民思想,日本军第三十二军强加于冲绳民众的“军官民同生共死”的方针，列岛的守备队长这种纵向构造,它的形成及运作形态。如果说这个构造系统上的守备队长抗拒上级的命令，不去动员或者阻止冲绳民众的“集体自杀”，从而避免了那场悲剧，那么大江认为历史应该记载这个守备队长的名字。然而守备队长只是认真而机械地去执行命令，驯服地参与了“由国家机器所组织的行政谋杀”，最终酿成罪恶！因此，把引发悲剧的罪责归咎于某个具体的执行者是无意义的，应该做的是打破那个结构，并且在更高的意义上，即所有的日本普通人都要接受审判，否则那就会造成“集体失忆”。而“集体失忆”的恶果不仅在于留下历史空白，更在于伤害未来。比如相较于艾希曼审判之后弥漫于德国年轻人中间沉重的罪责感，日本年轻人则欠缺对历史的罪责感。比如对罪责的追究上，艾希曼于1962年5月末的耶路撒冷法庭上受到绞刑的判决，而到了1970年，再度访问冲绳的原守备队长却并没有受到冲绳民众的审判，并且这些守备队长并没有罪的自觉，也没有赎罪的意识。他们也不会去读批判守备队长的《冲绳札记》。

《冲绳札记》以及围绕它的诉讼意涵异常丰富，原本应该引起舆论的普遍关注。但是，诉讼结果公布之际,日本国内的几家大报只是将其作为普通新闻，以通稿的形式作了附带图片的报道，尽量淡化诉讼的焦点和意义以及终审之后原被告双方的反应，等等。而我国的重要媒体也很少关注围绕《冲绳札记》的诉讼案。这与我国的媒体和学界长期忽视战后的冲绳问题有关。因此，有必要去探究“大江健三郎·岩波冲绳战审判”的意义及其引发的连带思考。

当地时间2021年3月3日，日本冲绳县，发现多具在1946年冲绳岛战役死去的尸骨，其中包括6名成人，2名儿童。根据服饰和鞋子判断，这些成年人可能是日本士兵。

市民空间的形成与对历史的护卫

这场被称为“大江健三郎?岩波冲绳战审判”的诉讼持续了五年八个月，双方经过十四次法庭辩论，于2011年4月21日迎来终审判决：太平洋战争末期冲绳战中的“集体自杀”与日军的参与有关，《冲绳札记》中所涉相关内容并未损害他人名誉，驳回原告的停止发售该书、赔偿精神损害和登载谢罪告示等上诉请求，大江健三郎和岩波书店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法院的裁定有利于日本文部科学省在检定历史教科书时做出参照，使冲绳问题能够在教科书中得到正确的表述。然而就在2011年4月初通过日本文部科学省检定的历史教科书中，依然有篡改冲绳战中冲绳住民被日军逼迫“集体自杀”的历史的现象。而原告也声称，其目的并非仅在挽回个人名誉，而是让诉讼成为一个事件,敦促通过检定的教科书删除“命令”“强制”的字眼,重写历史教科书，进而“重塑”国民的历史认识。就像宪法学家奥平康弘在《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岩波书店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中说的：“这场诉讼乃是借民法七〇九条看似尊重个人名誉的自由主义制度，来试图达到对战争乃至战前日本等的历史意识形态加以修饰的早有预谋的一个例证。”与历史教科书审查问题互为表里的还有所谓“恢复”日本军的名誉问题、修改宪法问题、维持还是改变日美同盟问题，等等。虽说本案的胜诉有助于粉碎日本推卸战争责任、走向战争的企图，但是可以预见的是，从胜诉到普通民众认识论层面的根本变革，其间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

不过在诉讼过程中，在社会活动家和历史学家的倾力推动之下，大江健三郎和岩波书店获得了市民广泛的支持，日本民间组成各种支援团体，如“大江健三郎?岩波书店冲绳战审判支援联络会”“不容歪曲冲绳战历史、促进冲绳和平教育会”“支援大江健三郎?岩波书店冲绳战审判、弘扬冲绳真相的首都圈会”等，日本市民通过集会、讲演活动与本案的被告方形成互动，丰富了相关知识和历史认知。自觉护卫历史的市民空间的形成,可以说给被告注入了巨大的力量。

而更为重要的是，胜诉将冲绳问题再次推到人们的眼前，希求日本政府能够调整、减少和撤除美军基地,明确指出冲绳在《日美安保条约》下被迫付出的巨大牺牲。我们早已注意到，日本媒体漠视本诉讼案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和媒体已经达成默契，对所有反对政府路线的社会运动一律不予报道或者少报道，而这种回避的态度在有关《日美安保条约》的社会运动上表现尤为明显，其中又以冲绳问题的报道最为突出。这里试图遮掩的问题是：日本政府无视自己作为美国推行世界战略的亚洲工具，无视生活于美军基地的冲绳人在处于战备境况下随时面临生命危险的事实，这里掩藏着日本对于历史和未来走向认知的奥秘。所以说，把冲绳的基地问题视作衡量日本的国家性质和日本民主主义进程的尺度,有其合理性。

审判结束翌年，岩波书店出版了《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一书，详细记录了诉讼提起的历史渊源、诉讼的争论焦点、审判过程、诉讼意义，同时拷问了历史修正主义。该书作者由作家、哲学教授、法学家、律师、新闻记者、冲绳史专家、官员、和平运动者和高中历史教师构成。那些作家,例如大江健三郎、目取真俊,都走出书斋，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实际斗争中。作为“战后的民主主义者”，大江健三郎一直对国家主义和天皇制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为保守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的理念，他与加藤周一、井上厦、梅原猛、小田实、泽地久枝、鹤见俊辅等九人结成“九条会”，在日本全国各地举办演讲会，试图通过面对面的谈话，让市民建立理性的政治判断，以此传播维护和平宪法第九条的信念。大江健三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身份的影响力无疑对逐渐右翼化的日本社会的道德、禁忌和伦理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而这是日本保守势力所不能容许的。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斗争。那些哲学教授,例如高桥哲哉，为了研究作为问题的事态，比如战争、大屠杀、战争责任等,使用所有可以使用的方法，直到自己弄懂为止,这成了他的哲学。宪法学家奥平康弘和松井茂记聚焦于司法,特别是日本宪法所保障的表达的自由这一观点来分析案情。就在赵京华老师孜孜翻译“九条会”成员之一奥平康弘的文章时，奥平先生离开了人世（2015年1月26日）。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连连感慨。死去的人，他的思想得以继承，我想，这是对他最好的怀念,也是不同民族之间建立连带感、表达对先辈敬意的一种独特方式吧。以学术为底色，以捍卫历史正义为追求,是被告及其后援团的活动特征，故而这样的知识人同样是冲绳战场的“收尸人”。

那些关注《冲绳札记》，关注大江健三郎、日本问题和东亚问题的读者，对于《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的出版或许会感到欣喜。然而同时由于此书是不同的人针对同一个事件的写作，所以在表述上难免有重复的地方，这大概也会引起读者的不满吧。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批判一个历史谎言需要不同的、反复发出的严正的声音，我们或许会原谅此书在这一点上的不足。日本是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尽管呈现出向右转的趋势,但它并非只有恶意篡改历史的右翼，并非只有令人容易沉湎其中的动漫，还有以生命来维护历史正义、热爱和平的大多数民众。其中让人动容而不能不提的,就是被列入本诉讼案被告的家永三郎及其《太平洋战争》。“二战”之后，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一直被日本当局采用。但在1963年历史教科书检定中，却被文部省视作“不合格”。为了维护学术尊严和历史真实,家永先生与日本政府打了近四十年的官司。由于家永先生去世，此书围绕他的文字并不多。我希望家永三郎和他的《太平洋战争》一书也能够得到译介，毕竟那里有我们的历史，比如南京大屠杀，等等。

让我们来看一下《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中的核心观点。

高桥哲哉在《访谈：浮出水面的“靖国”思想——教科书修改的背后》一文中首先指出：自由主义史观持有者想要操纵冲绳战役的历史记述问题，与日本目前正在进行的修改宪法第九条这一潮流有紧密关联。日本宪法第九条的改定要依靠最终的法律性结论，那就是让自卫队以自卫军的名义变成“新日本军”，以自卫或者维护国际和平等为理由行使武力。换句话说，就是让日本成为一个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曾经的“大日本帝国战争”，得到了以靖国神社和忠君爱国教育为两大支柱而制造出来的“国民精神”的支撑。如果国民在国家危急之际能够遵循“舍命尽忠天皇和国家”这一教育敕语的教诲，就会成为“靖国的英灵”。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说冲绳民众的“集体自杀”是在日军命令下被迫进行的,显然有违教育敕语所塑造的“国民精神”。那么，一旦日本成为一个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如何让国民为了“殉国”崇高而纯洁地献出生命？因此那些人极力抹杀历史记忆，让冲绳战役的记忆“靖国化”。另外，高桥指出，持自由主义史观者否定冲绳战役中民众被迫“集体自杀”一事，其手法如同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从军“慰安妇”一样，就是通过纠缠细节，从而制造出全体都有问题、否定事件性质的印象。比如，对南京大屠杀死亡者人数的质疑，在“慰安妇”问题上纠缠于“慰安妇”的自愿与否，等等，对整个历史事件的性质乃至历史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加以否定，结果使得到学界共识和受到多数文献支持的观点不能写进历史教科书。

目取真俊在《某教科书检定的背景——冲绳的自卫队强化与战争的记忆》一文中认为，1972年施政权返还,冲绳同时成了美军以及日本自卫队的基地。而“军队不保护住民”这种意识已经在冲绳县民中广泛扎根，冲绳民众从冲绳战役的记忆中产生的对旧军人的反感以及对战争的否定，都成为在冲绳设置基地的感情障碍。因此淡化旧日军的暴行、谋求暧昧化表述，是强化日本自卫队、日美加强军事同盟的必然要求。

奥平康弘在《名誉损害与表达的自由》一文中指出：原告把岩波书店列入被告，提出《冲绳札记》等特定书籍“不得出版、贩卖及继续刊行”这一罕见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是试图达到对战争乃至战前日本历史意识形态加以修饰的目的，是反民主主义、与自由表达为敌的行为。法院的判决，对于作为对起诉人团体的粗暴企图设定了意义深远的防止基准，富有开创先例的价值意义。

诉讼之于中国的意义

如果将更多的与此次诉讼相关的历史事实关联起来,我们会发现，挑起“大江健三郎·岩波书店冲绳战审判”的律师，也曾参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百人斩”这一事件；同样是这个团体，在“慰安妇”问题上也有他们“奔忙”的身影。这就提醒我们不能把冲绳历史与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历史事件割裂开来考虑。对冲绳历史真相的追问，构成了东亚地区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有机组成部分；借由冲绳问题再来重新审视南京大屠杀问题、“慰安妇”问题，就能更为清晰地去理解日本社会的政治结构问题。以此诉讼案为契机，加强历史认知,转向对现代东亚思想的探索，加强东亚之间的连带感，才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有意义的事情。

（本文选摘自《万壑有声：中日书间道》，陈言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