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意见就总体要求、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强化古籍工作保障五个方面提出了十八条细则。四十多年来，古籍工作取得了怎样的成绩，新时代该怎样进一步创新发展。澎湃新闻采访了数位在沪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请他们谈谈各自的想法。
刘永翔先生
刘永翔，1948年7月生，字寂潮，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宋代文史及古代文论研究。著有《〈清波杂志〉校注》《蓬山舟影》等。与父亲刘衍文合著有《文学的艺术》《古典文学鉴赏论》《袁枚〈续诗品〉详注》。与人合编有《先秦两汉散文选》《沧趣楼诗文集》等。主编有《胡云翼集》。与人主编有《朱子全书》《朱子全书外编》《顾炎武全集》《中华古文观止》《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等。
澎湃新闻：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贯彻落实，这个文件距离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表已经四十多年了。能否请您谈谈对这次的《意见》的看法？
刘永翔：两办的《意见》，是对我毕生从事的专业的有力支持，必然会使古籍整理事业大为改观。不贤识小，我个人就谈谈古籍整理工作的现状和经验教训吧。
我要谈的第一点是，希望各大专院校能够建立专业的古籍研究所，由校领导直接负责。就以我们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来说吧，“文革”结束后，由二十四史标点组、古籍组发展而为古籍研究室。1983年陈云同志有关古籍整理的批示下达以后，又由研究室而成研究所。十余年来，我所承担并完成了《朱子全书》与《顾炎武全集》两部皇皇巨著的整理工作。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而顾炎武则是清代汉学的开山之祖，一汉一宋两部大书，都由我所同人来校点和编纂，这是值得自豪的。我们古籍所原本直属于学校，一直以来，所内同人都专心致志于古籍整理，即便承担教学任务，也是培养古籍整理的博士和硕士。可是，2019年，学校突然宣布将古籍所划归中文系，所长成为中文系下属的一个教研室的负责人，据说这样做可省一个处级单位。如此则所里的古籍整理工作者也就变成中文系的教员，要承担系里的教学任务。而中文系的考核方法和古籍所不一样，每学期需要达到一定的教学时间，这样一来，大家的精力和时间都被大大分散，授课已经疲于奔命，还怎么能够高质量地完成古籍整理工作呢？
我希望高校领导能够在两办《意见》的指引下，重新重视起古籍整理工作。就拿前面提到的两部大书来说，足足花了我们十六年的时间，才搜集完备、校点完善，《朱子全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顾炎武全集》则更获得了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和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遗憾的是，学校领导似乎并不当一回事——若是自然科学获奖，他们就会异常重视、大力宣传，可是对古籍整理所获得的荣誉，他们似乎就视若无睹了。以文科来说，古籍整理的地位也大大不及从事西方现代学术研究。也许他们以为我们从事的事业与现代化毫无关系吧？对古籍整理工作者而言，这是非常令人痛心、感到泄气的。
澎湃新闻：前面谈到您参与了两个集体古籍整理项目《朱子全书》和《顾炎武全集》，而您自己的著作《〈清波杂志〉校注》被视作古籍整理的典范。记得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傅璇琮先生就说过，《〈清波杂志〉校注》令他想起胡道静先生的经典之作《梦溪笔谈校证》。能否请您以此书为例，谈谈自己的古籍整理研究心得？
刘永翔：《〈清波杂志〉校注》本是我的硕士论文，按以前的惯例，写论文，顾名思义，是要“论”的，而我从事的却是“校”和“注”，这就迥异于一般的毕业论文了。一开始也有人表示反对，多亏我的导师徐震堮先生力排众议，我才能将古籍校注作为毕业论文。事实证明，这个决定对提高学生的古籍整理水平有莫大帮助。直至今日，我所学生以校注为论文是毫无问题的。
记得我的做法是，一编到手，读之烂熟，记下当注之处，再去图书馆查阅。有些材料我是知道要上哪里去找的，而绝大部分却茫然不知，只能不断到书海中去寻觅。我去图书馆是从不坐的，就站在书架边一本本翻阅。有时候一整天下来一无所得；但一旦有所得，就感到欣喜异常，马上抄录下来备用。
答辩通过后，我又继续加工，完稿后一数，一共引了六百余种书，时间则足足花了六年。那时并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数据库，资料都是要靠一本一本地翻、一条一条地抄才积累起来的，虽费时费力，但对自己有莫大好处，为了这么一本《清波杂志》，我翻阅了几千本书，而且是从头到尾一页页看下来的。用数据库当然方便，做起研究来效率很高，像《清波杂志》这样篇幅的书，现在的年轻人用电子检索也许一年就可完稿，可是也由于急于求成，不问语境，不析词义，在数据库中搜到一个词就仓促抄下来用为注释，如此则屡出郢书燕说之误。报刊上屡有人撰文指出这个问题。
现在想来，如果我不做《清波杂志》的校注，茫茫书海，就不知道看什么书好了。正是围绕着《清波杂志》来看书、查书，尽管许多书对注书无用，但对增进学识是有益的，我由此而熟悉了宋、辽、金的史料，这对初入学术界的我来说，是受益匪浅的。
澎湃新闻：除了这本宋人笔记，您还整理了曾做过末代帝师的陈宝琛的集子《沧趣楼诗文集》，能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刘永翔：这部《沧趣楼诗文集》是我跟我的学生许君全胜博士一起整理的。当初在出版社接下这一选题，照理说做起来是十分容易的，诗以齐言为主，这本诗集又别无他本，只要加上标点就可以了。可是我们想多下一些功夫，索性把陈氏的文集也一起收入。这样便给自己增添了一重麻烦：文集没有刻本，只有抄本和油印本存世，为陈氏后人所藏。我们辗转把书借来，合在一起整理。最初，编辑还对诗文集一起出版，篇幅过大，有所迟疑，在我们坚持下才获首肯。我们不仅是句读其书，还取陈宝琛手迹及其在刊物上发表的文字以校异同，藉以展示其推敲改易的苦心。附录中还收入其婿所撰陈氏年谱。不过，整理中由于与编辑想法不一，也留下了好些遗憾。例如，奏议居然收在了《附录》，《年谱》中删去了据说涉及“封建迷信”的记载，陈氏这位遗老敬避帝讳之字尽加回改，轨范的校勘用语也被擅改。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的。此外，许君还搜集了不少有关陈宝琛为人处世和为诗作文的评议材料，厚厚一大叠，交给出版社后，最终以篇幅过大为由退还。实际上，这些材料对读者和研究者都是极其有用的，可免他们翻检之劳。中华书局不是还特意出了不少文学大家有关资料汇编，如《白居易卷》《杜甫卷》等等多种吗？
我之所以想整理陈宝琛的诗文集，是因为我异常欣赏他的《落花》诗。我在陈集整理前言中说：“这四首诗，结合自己的身世，倾诉了对清社既屋的沉痛之感、无奈之情，抒发了当时以胜朝遗老自居者的共同心声，难怪要引起王静安先生的共鸣了。而且，诗无达诂，其艺术性之高，也足以使现代的解人读后感到无限怅惘，欲唤奈何。我认为，这组《落花》诗足以与王士禛吊明亡的《秋柳》诗在诗史上后先辉映，而艺术性则后来居上。”这本书，我最满意的就是这篇前言了，幸而一字未改，完全表达了我对陈氏的全面评价。这篇文字还被翻译成英文。
澎湃新闻：谈到诗文，您自己无论是创作还是赏鉴都卓有建树，您和令尊刘衍文先生合著的《文学的艺术》与《古典文学鉴赏论》有口皆碑，能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刘永翔：我和家君都酷爱中国古典文学，而且从事的都是本体研究，与时下流行的考索作者行迹和交游的论著迥异其趣，这些学者实际上是将文学当历史来研究了。我与家君合著诸书则专注于诗文的艺术性，略近于钱锺书先生的研究方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对诗文作历史的考索我并不是不能，只不过在大多数场合这些皆“匪我思存”罢了。我虽醉心于辞章之学，但人的一生总要做出些牺牲的，为了集体项目《朱子全书》《顾炎武全集》的整理，就把自己的研究兴趣搁置一边，久久罢赏奇析疑之作。今退休数年，颇欲重拾旧业，恨家君已逝，不能诗礼趋庭，惟有师心自用、独寐寤歌了。
澎湃新闻：对上海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能否请您提些意见和建议？
刘永翔：自上海辖境扩展以来，所属区县，历代著名文人学者为数不少，所著自多，尽可挖掘。有些已经做了，比如在学术著作方面，嘉定钱大昕、王鸣盛的全集已经整理出版，文人之著，如松江董其昌的全集也已由我所严文儒先生编定刊行，王英志所编《陈子龙全集》也已问世。但松江陈继儒、青浦王昶、南汇张文虎的全集似乎尚未有人着手。在深度整理方面，杨明先生对《陆机集》作了详赡的校注，是当今陆氏著作最好的本子。但《陆云集》的校注还有待于能者。我建议还可编一套上海历代文人的别集丛刊，体现海上文脉的传承嬗变，对建设新型的上海文化是富于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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