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意见就总体要求、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强化古籍工作保障五个方面提出了十八条细则。四十多年来，古籍工作取得了怎样的成绩，新时代该怎样进一步创新发展。澎湃新闻采访了数位在沪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请他们谈谈各自的想法。
李国章，1938年生于福建，196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1979年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1994年至2001年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2000年被评为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曾兼任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等。2008年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曾主持出版大型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续修四库全书》（共收古籍5213种，1800册），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合编《二十五史新编》(15册）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李国章先生
澎湃新闻：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贯彻落实，这个文件距离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表已经四十多年了，您觉得相对于81年的《指示》，这次的《意见》有哪些变化和新的意义？
李国章：这次这个《意见》和1981年的《指示》比起来，显然我们是有基础了，有进步了。内容也比较深入，比原来的更加具体化，更加有启发性，比如特别强调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上海古籍出版社原来贴在会议室的八字宗旨叫团结、敬业、开拓、奉献，开拓就是要创新，不是按老的路子走。
1981年的时候百废待兴，那个文件表现的是国家对古籍整理的重视，专门发了一个中共中央的文件，因此影响很大。在那之后40年，我们在文件的指引下，做了很多工作，所以现在是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的，因此，比较起来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创新会上去，对很多新方面，像数字化等的指导就更具体了。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现在不光中央重视，地方也重视，因此每年从上到下都有大量的支持、资助，项目很多，有古籍小组的，有新闻出版署的，有上海市的，现在印发了这个文件，对古籍类出版社肯定是更有利的。但是我们做过都知道，古籍整理真正要搞好并不容易，有了有利的条件大家应该更踏实总结经验，动脑子创新。
澎湃新闻：这次的文件里还特别强调了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传统，您担任社长这么多年，能谈谈这方面的经验吗？
李国章：说到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创建者和老社长李俊民先生。李俊老是一位老革命家，也是一位资深的编辑出版家。1954年，李俊民先生在新文艺出版社设立古典文学编辑组，后来原来在上海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迁往北京，上海就没有古籍专业的出版部门了。1956年，在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组的基础上就成立了古典文学出版社，李俊民兼任社长。当时全国总共只有105家出版社，因此，古典文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成立较早的出版社。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简称“中华上编”）。1978年，在“中华上编”的基础上重新建社、定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由李俊民先生担任社长。
李俊老一直认为：出版社的职责在于出好书，而这个关键在于出人，也就是出版社编辑。原来在古典文学出版社一直到中华上编的，有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型编辑，包括钱伯城、何满子、金性尧、朱金城等等。到了上海古籍挂牌的时候，编辑青黄不接，人手很缺，李俊老就决定登报向全社会公开招聘，不管学历什么的，谁都可以来报名，那次有200多个人来报名，择优录取了11名编辑，其中7位后来陆续被评为了编审、副编审。当然，后来情况就好了，高校开始输送古籍整理专业的学生，1981年起，李俊老就开始注意从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大学本科生中选拔人才，像赵昌平这些后来的骨干就陆续都来古籍工作了。
1981年的中央指示以后，我们社因为有基础，发展也比较快，而这也是与李俊民社长在培养人才方面非常重视分不开的。
因此，古籍的编辑为什么我们一直坚持招聘必须要考试？笔试的目的是看你整个的业务水平，而面试的目的不但是在专业业务上更落实一些，更主要是看你的意愿，是不是真的热爱，愿意不愿意坐冷板凳。因为至少在当年做古籍收入是很低的，工作又比人家要累。你要很有敬业精神才行。当然后来形势发生变化了，人才不断流动、输出也很好。我们上海古籍确实是培养了一批人的，这是因为你经过古籍工作的训练，起码有一点，你工作要认真细致，不知道的，你要去查，不能信口开河，都要有根据的，那么这一点培养起来了，做什么工作都有好处。还有就是这个专业确实是有门槛的，你要专业很好、有基础，不然这个事情你就搞不了。做古籍的编辑，知识的积累比人家重要。第二个工作作风、治学问的学风态度也要好，这一点我们出版社从李俊老开始基本坚持到现在，为什么我们能够出那么多人才到别的出版社去。锻炼人、培养人就是一步一步来，你如果能够在这里坐冷板凳坐得住，你搞别的工作肯定也能搞得好。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您在任期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出版项目《续修四库全书》，是您主持了这一大型古籍整理出版工程，历时八年完成，当时为什么要上这么大的项目？
李国章：我刚刚主持工作的时候，古籍社的经济很困难，钱差不多都花完了。出版局当然支持我们发展，但是也没有钱，而且各个社都很困难，要去贷款也很难，所以只有靠自己。当时有人也提出是不是试试搞一点少儿的东西，搞教材也行，但我觉得要让古籍社以后能立于不败之地，能够发展，还是要坚持专业优势。而且我们有搞《四库全书》的经验，有自己的古籍印刷厂，有编辑力量，我觉得是完全可行的。
其实最早是1992年，经过反复的选题论证，我们有了做《续修四库全书》的构想。但是当时要实施，确实困难很大，一来这个项目选目和选好底本很重要，单靠出版社的编辑力量难以完成；第二，最困难的是资金问题，出版这种特大型丛书需要大量资金。1994年6月，我们获悉宋木文（新闻出版署原署长、时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在北京酝酿编纂出版《续修四库全书》的方案，编纂班子已基本落实，而深圳市南山区政府愿意投资这项出版工程。我们讨论后，我马上给宋木文打电话，表示愿意承担这个出版任务。7月在北京龙泉宾馆就召开了《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由宋木文担任工作委员会主任，主编请版本学家顾廷龙担任，傅璇琮先生（时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中华书局总编辑）主持编委会日常工作，后与顾老一起担任全书主编。还聘请了饶宗颐、任继愈、程千帆、钱仲联等28位著名学者做学术顾问。会议还确定了全书的投资方案，由深圳市南山区政府投资三分之二，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全书出版任务并投资三分之一。
《续修四库全书》的编委会中有不少版本目录学家，全国各主要图书馆也都参与和支持，为了选择最好、最早、最为完整的底本，必须对稿本、抄本、批校本与刊刻本进行对照比较，慎重抉择，还要对缺卷残页进行配补，工作量之大、工作难度之高确实是难以想象。在长达6年半的时间里，负责资料收集和底本借阅的水赉佑等编辑，奔波于国内各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藏家共115处，还联系了部分海外图书馆及私人藏书，查阅图书15000余种，最后用书单位82家（不包括国外及私人藏书）。同时，因配补而用的图书达1800种，补配约12000页。
由于征订数量不断增加，预收款当时就采取滚动式经营的方式，陆续投入编纂、发稿、印刷制作流程，大幅度减少了投资的压力。全书各项成本支付预计8000万元，实际支出超过1亿元，由于采取分批出版、边售边投的模式，实际投资1050万元，其中深圳市南山区政府出资700万元，上海古籍出版社出资350万元。全书出齐后即陆续收回投资款，成为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大型出版项目运作的成功案例。2002年3月，终于完成了全书出版任务，《续修四库全书》一共1800册，收书5213种。
澎湃新闻：最后我们回到这次的《意见》，它是全国性的一个原则性文件，那么上海具体要怎么做？上海的出版界要如何应对，才能够继续保持古籍整理高地的地位，想听听您的意见。
李国章：我的想法是这样，上海从过去到现在，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都是重镇，除了北京以外，就是我们了。不光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有好几个出版社都已经在古籍整理方面做得很有局面了。特别明显的，比如中西书局做的出土文献项目。所以，我的想法第一个是，上海不要自己跟自己抢跑道，做古籍整理稍微有点差异化，这样就能强化每一个对外的优势，比如中西书局做出土文献这块儿，上海书店做上海本地、包括近现代的一些文献资料，上海书画出版社坚持书画社的优势，出书画类古籍。这不光是为了避免恶性竞争、抢跑道，其实你心里要清楚，你有没有能力去做。那么怎么样去统筹呢？这就要说到我第二个想法，我是建议上海古籍整理小组尽快恢复。这个小组在王元化先生去世以后，需要有一个人牵头来做这个事儿。之前，我专门写过文章讲王元化先生对上海古籍整理小组的贡献，这个要尽快恢复，然后才能把上海搞古籍整理的力量整合起来，这一点真的很重要，然后才能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专业优势，分配资源，不能为了争取补贴，你每个都要去报，做古籍整理没有那么容易，有些你真的是做不了的。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小组，上海古籍出版界大家步调就能比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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