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我们活在一个通俗化的黄金时代

动身前往南美之前，艾瑞克已经开始尝试为学术圈子外的读者撰写严肃的史学作品。在做这件事的同时追求学术事业并不容易，就像他后来回忆的那样：

曾经有一段时间，英国学术圈的历史学者一想到当一名平装本作家，换句话说就是为大众撰写通俗作品，就大惊失色。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除了G.M.特里维廉，有声望的历史学者很少会这样做。很多人甚至压根不会出书，而是希望通过发表学术论文以及猛烈抨击一时糊涂出了书的同行来获取名声。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也不为中学撰写历史教材，而是把这个任务留给了中小学教师，其中有两位人士以戏仿中学教材的笔法写了一本与大学历史课本截然不同的经典历史读物：塞勒和耶特曼的《1066年及之后的英国史》（1066 and All That）。但情势现在有所改变，我这一代的历史学者，尤其是热衷解释历史和对公众进行历史普及教育的人士、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有创新意识的学者，都对面向学术圈子和面向普通民众的写作同样充满热情。出版社从专业学者处得到越来越多的建议，并很快注意到大众的知识水平随着中学和大学教育的扩张得到了显著提升，中学六年级和大学之间的教育水平鸿沟消失了。

这样的想法也体现在让艾瑞克第一次广受读者关注的作品《革命的年代》中。这本书在1962年10月出版，正是艾瑞克二婚，准备启程前往拉丁美洲之时。这本书明确针对“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公民，阐释理论概念”，没有对公众摆架子说教，而是“让人们更加了解严肃学术观念”。

《革命的年代：1789-1848》，【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 王章辉 等/译，中信出版社·见识城邦，2017年8月版

《革命的年代》一书的面世要归功于乔治·韦登菲尔德的远见。这位生于维也纳的出版商构思了一个宏大的选题，计划编撰一套40卷的《文明的历史》，囊括全球各国以及过去各个世纪的历史。韦登菲尔德在1949年和奈杰尔·尼科尔森合伙组建了一个叫“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的新出版社，专注出版非虚构写作的书籍。尼科尔森的父母是外交官及日记体文学作者哈罗德·尼科尔森以及小说家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韦登菲尔德会将作品的译本授权给国外的出版商，并将其中一部分款项用于预付稿酬，这在别的出版社很少见。

在现代史钦定讲席教授休·特雷弗-罗珀、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和古代史学者罗纳德·塞姆这三位牛津大学重要人物的建议下，韦登菲尔德将这40个主题委托给各个国家的多个历史学者撰写。艾瑞克关于17世纪危机、英国工人阶级和西班牙及意大利“原始叛乱”的作品显示出他的学问之广博。韦登菲尔德及时与艾瑞克签订了合同。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因为艾瑞克是一名人尽皆知的共产党员。这次约稿被证明是一个巧妙的决定。

艾瑞克已经准备好了一套在伯贝克讲授现代欧洲史的教材，很快就能用来作为《革命的年代》的基础素材，在写作过程中，他又增加了在课堂上使用的其他资料。当然，他阐释的风格很大程度上来自在伯贝克教学的经验，那儿都是离开学校多年的非全日制成年学生，因此正好符合这一系列丛书面向的读者对象——受过教育的大众：

作为一名讲师，我知道沟通是一门表演艺术。如果我们不能使公众或者读者保持注意力，那就是在浪费每个人的时间。我通过三种方法来做到这一点：传达热情（也就是说作者相信主题是重要的），用让读者有兴趣继续读下去的方式来写作，以及适当篇幅的轻松文字和引文。我经常把我的书当作教材来试用，因为教学是考验一个历史学者能不能吸引读者的好方法。这也让作者得到了其他情况下只能够在头脑中构建的东西：一群真实的观众，我们需要对其发言，并让他们理解我们要传达的信息。然而，口语和写作是不一样的，写作需要学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练习，就像一门乐器——文字就是作者的乐器，他的“风格”就是音乐家演奏出的声音。可能正是做报纸杂志相关的工作（比如，良好的编辑水平）让我掌握了写作的技巧，尤其是如何撰写面向非专业人士的非学术性文章，并且在规定的字数里谋篇布局。

清晰、平实是最适合学术写作的风格。在这方面，现代的历史学者整体上不比他们的前辈逊色。实际上，艾瑞克认为“我们活在一个通俗化的黄金时代”。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历史学家、思想家，1917年-2012年10月1日

艾瑞克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一种新的历史：非线性叙事的历史之网》的长文，文中解释了他采用的历史综述方法基础。像格兰特和坦珀利的标准教科书《19、20世纪的英国》那样在政治年代的基础上展开历史叙事“在今天应该被摒弃了，事实上，考虑到其中的疏漏之处——这样的历史作品也不能让人有所裨益”。由于历史写作和国家的构建之间形成了联系，那种把历史概括为各个互不相关的国家要素的做法被跨国史研究取代了。因此，完全有可能真正地着眼整个欧洲来讨论历史的发展方向。

艾瑞克指出，“一战”后英国传统的保守历史写作冲击了之前主宰着历史专业领域的自由主义和左翼倾向；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三股反对保守派史观的潮流开始兴起，即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和社会科学。“传统史学没有什么可比性，事实上没有任何真正重要的东西是来自传统史学各个分支的。”

《革命的年代》是极其具有主题色彩和分析性的，而且完全抛弃了英国传统史学的政治叙事。这本书覆盖了欧洲文明全域，不但涉及了政治，还有经济、社会、文化、艺术和科学。它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在更为广阔的全球史背景下书写欧洲历史，直到21世纪初“全球史”出现之前，很少有人模仿这种写法。艾瑞克认为这本书“对历史分析和历史综述的结合”直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但是这本书把焦点放在了历史的“长时段”上，避开了政治叙事，并且竭力构建一种“大历史观”。这些都可能受到了年鉴学派的影响。实际上，几年之后，诺埃尔·安南称这本书“被年鉴学派认为——也不只被他们认为——在对史学的贡献上堪与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相比肩”。

《革命的年代》不只是对1789年到1848年间的欧洲历史的一次基本概述，还是一本观点鲜明的作品，就像艾瑞克在前言中解释的那样，这本书的目的是追溯“双元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及大致同一时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对世界的影响。“如果这本书的视角是从欧洲出发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法国和英国出发的，那是因为这个时期的世界——或者至少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正在以欧洲，或者说以法国和英国为基础转变。”按照艾瑞克的典型做法，他运用了在撰写其他题材时多次用过的手法，在开始撰写这本书时收集了一张词汇表，“工业”“火车”“自由”“科学家”，等等。这一时期出现的这么多新概念反映了当时的深刻变革。革命的年代见证了现代世界的奠基。事实上，“双元革命”的概念对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写作和教学都有着巨大影响，尤其在德国，比如这一概念促成了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的巨著《德国社会史》的第二卷。

这本书的结构体现了它使用的方法论的核心前提，那就是经济——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生产方式决定了一切，所以此书以介绍工业革命作为开篇。艾瑞克深刻的创新性在书的第一章已经体现得很明显。《革命的年代》采取的全球视角没有把英国工业革命归功于英国在技术或者科学上可能具备的任何优越性，而是将原因总结为英国对海权的掌握。尤其在1815年后，英国事实上已经垄断了对印度和拉丁美洲的棉制品出口。艾瑞克对法国大革命的阐述则在更多方面遵循了当时法国史学巨擘乔治·勒费弗尔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标准解释。

《革命的年代》在左派历史学者同行中得到了热情的反响，他们认识到这本书的成就是向更加广泛的读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方式。爱德华·汤普森在给艾瑞克的祝贺信中写道“这是一本出色的作品，我应该学习你具有深度和创新性，同时又言简意赅的写作方式”（他一直没学会）。奥地利的共产主义文学及艺术哲学学者厄恩斯特·费歇尔尤其赞赏书中将经济和社会、数据和事例、文化和政治不着痕迹地融合在一起。“历史就应该这么写。”他评论道。艾瑞克在引入马克思主义时并没有使用晦涩难懂的术语：“一无所知的读者不知道为什么这本书这么好读，他们像品尝让人提起胃口的辣味调料一样消化了马克思主义。”艾瑞克的朋友维克多·基尔南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长篇赏析，称赞《革命的年代》通俗易懂。“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作家往往让读者望而却步，读他们的书成了强人所难，但霍布斯鲍姆不是这样。”

在主流的政治和史学研究领域，经济史学者对这本书的态度比政治史学者要更加友善。美国的经济史学者龙多·卡梅伦是法国商业史方面的专家，他称《革命的年代》是“一本真正的杰作”，虽然他对书中的“年代分叉点”有所保留，这涉及书中“发展”与“成果”两个部分的主题划分。原来受到韦登菲尔德及其顾问邀请撰写此书的雅各布·塔尔蒙认为《革命的年代》受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这是一种“修正主义”，而非官方承认的正统说法。“这本书里面大部分都是激进的自由派人士甚至是开明的保守党会提出的观点，只不过更加含蓄和有说服力。”他认为这本书最主要的问题是对作为1848年革命导火线的民族主义着墨太少。其实，上一次艾瑞克被指责对民族主义在19世纪欧洲史中的作用有所误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政治史学者G.R.波特觉得这本书过于关注经济：“书里没有提到乔治三世和乔治四世，威灵顿因为他的厨师而受到赞赏，讨论拿破仑战争的部分只有寥寥几段。”波特曾主编《新编剑桥近代史》其中一卷，《革命的年代》显然不是他熟悉的那种教科书。

政治作家马克思·贝洛夫是唯一一位注意到法国史学对艾瑞克的写作产生影响的评论者，虽然他的意见是“霍布斯鲍姆缺乏法国年鉴学派那种密集并富有创造性地使用图表和地图来证明人口、经济以及文化变革的能力（或者缺乏这样的视野）”。贝洛夫还准确地指出，英国的出版社从来不在书里附上图表以方便普通读者理解。从更大范围上看，艾瑞克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写作这本书时，古巴导弹危机让冷战陷入了更严重的僵持状态，这让《革命的年代》在最为保守的评论者中引起了一些过激的反应。爱尔兰历史学者T.德斯蒙德·威廉姆斯认为艾瑞克“经常被自己的潜在观念所束缚”。因此他弱化了受宗教驱动的社会改革者的作用：“不消说沙夫茨伯里伯爵在他的书中无足轻重。”然而，这位保守党的爱尔兰教授也必须承认艾瑞克的书使历史变得鲜活起来了，这是《新编剑桥近代史》无法做到的。“这本书就像一个非常专业又自鸣得意的电视节目。”他拐弯抹角地写道。

与此同时，并不是每位评论者都能被这本书的中心论点说服，即“双元革命”用不同的方式推动资产阶级掌权。阿萨·布里格斯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提出（按照当时的期刊规定匿名发表）：“霍布斯鲍姆博士并没有说明，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如果两者真的有关系的话。”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引起法国的工业革命，反而由于制造了人数众多的独立小农阶级阻碍了革命的发生。另一方面，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没有引起能够推翻当时英国政体的政治革命。这样的说法某种程度上看有偏颇之处，因为这两场革命的确同时发生在1848年，当时在英国工业革命影响下经济持续发展，与革新性的理念产生交融，成为一股具有爆发力的合流，而这些革新性的理念就包括了1789年在法国诞生，或者至少是在法国得到巨大驱动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当时最知名和最受欢迎的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也持相似的看法：艾瑞克的书写得很精彩，但“通篇都是在耍花招”，因为工业革命使资产阶级获得经济实力和法国大革命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掌权毫无共通之处。“罗伯斯庇尔和科布登不太可能合得来……巴尔扎克对兰开夏郡的全部认识就是那儿的女人会为爱牺牲，这说法倒是挺有趣的，但不是那么回事。”“霍布斯鲍姆先生为没有发生的革命写了一首十分强劲有力的序曲。”泰勒总结道。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曾经是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人的剑桥大学保守党思想史学者彼得·拉斯莱特对书中在他看来属于左派偏见的内容持反对态度：

这本书的格调令人不敢恭维。玛丽·安托瓦内特“思想软弱又不负责任”：

我们在书中追随着她和她那愚蠢的丈夫（这本书一直用这个词形容他）直到临刑时刻。作者没有一星半点的同情，对他们的人生悲剧也不曾点评半句——在这段充满暴动、压迫、战争和狂乱的历史里，没有谁能自始至终高尚地承受苦难。所有的贵族都是蠢货，除了饱受侵占和剥削的农民和劳工，所有的英国人都是贪得无厌、好勇斗狠的商人。甚至所有的艺术家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任何把这些当作文化史的人都很难称得上是学者。

然而，就像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欧内斯特·瓦格曼评论的那样，在指责这本书没有对法王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表示同情的同时，“拉斯莱特怎么就忽视了霍布斯鲍姆在书中提到的那场真正的巨大悲剧？那是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由于和以往赖以生存的传统社会断了联系而饱受摧残的悲剧”。作为一名研究哈布斯堡王朝社会文化史的学者，瓦格曼认为，在考察手工纺织工人和偏远地区穷人的命运方面，“我没看过比霍布斯鲍姆在书中对这一悲剧的描绘更加动人的历史作品”。

《革命的年代》是一部成功的杰作。该书面世以后就不断重印，到最后被翻译为18种语言，其中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希伯来语和日语。书中的一些观点，比如早期的工业资本主义经历过一段利润下降期，以及将政治运动定义为社会阶级还原论的直接产品，已经显得过时了，但对这些观点清晰的阐述仍然使这本书继续成为学生、学者和普通读者等群体展开研讨时的丰富参考资料。

本文摘编自《历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鲍姆传》，

《历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鲍姆传》，【英】理查德·埃文斯/著 韦斯琳/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22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