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传承，赓续文脉：要重视上海开埠以后文献的整理

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意见就总体要求、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强化古籍工作保障五个方面提出了十八条细则。四十多年来，古籍工作取得了怎样的成绩，新时代该怎样进一步创新发展。澎湃新闻采访了数位在沪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请他们谈谈各自的想法。

陈尚君，浙江慈溪人，1952年生于江苏南通，复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科资深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任重书院院长。已完成《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补录唐代诗文达一万两千多篇。对这一时期数以千计的大、中、小作家生平，都有程度不等的考订和创说。对于专书研究，偏重于传世著作的流传和文本研究、已佚著作的辑佚钩沉、新出文献的史料抉发，于子史杂书、唐宋集部诸书，纠补颇多。主持修订了《新旧五代史》。

陈尚君先生

澎湃新闻：4月11日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距离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出台已经四十年了，这四十年来其实有很多的变化，那么在这个时候出台这样一个古籍整理的《意见》，您是怎么看的？

陈尚君：我想是这样，因为四十年来在传统古籍的整理方面已经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书的版本以及常用书的整理的情况，以及基本典籍的影印和数位化，也就是数码化，这些方面都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对四十年的工作做一个系统的总结，也会对于今后有关这方面工作的展开有很积极的意义。所以我想上层重视这件事情，肯定是好事。

澎湃新闻：陈老师，您这些年从事文献整理的成果非常多，很多都是大部头的，从您个人做文献整理的工作来说，您觉得这四十年在整个古籍整理工作上或规划方面，我们有什么得失？

陈尚君：我想“得”，也就是这个成绩，当然是主要的。我和别人稍微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我实际上是以传统著作形式编撰或者撰写的。我持续不断在做这样的工作，到现在为止，用现代语体写的各种文章也出了很多书，用传统的方式，也就是说以基本文献为主，主体部分是用文言文写的，但是按照站在现在的立场来做这样一个古籍整理的工作，其实我不能说是古籍整理，我实际上是自说自话，是自成新书。这样的工作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有五部了，我想在这个过程里是清楚了一点，就是传统的古籍写定流传以及通行的文本，都有许多问题需要重新加以认识。

如果说和台湾比较的话，两岸之间对传统化的看法，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台湾地区数字化起步很早，但是他们对于基本古籍的整理规范的落实，并没有在学术范围之内给予很充分的肯定。比如写《唐代基层文官》的赖瑞和，我和他见过一面，或者开会的时候可能还碰到过。他们就认为传统的典籍有那么多，已经很理想了，根本不必做新的整理。按照我的看法，台湾的学者可能在对古籍的立场上，与大陆的学术界比较，有一些局限性。

实际上，明清两代基本典籍的整理，问题很多，所以我特别要说，在古籍整理的方法、取向以及如何体现我们现在时代最新的成就水平，这些方面还是有许多工作值得做。

所以我始终觉得我们不能把《四库全书》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里边所收的三千多种书，可以说传统最重要的典籍百分之八九十里面都有了，但是里面的许多版本都不好，而且带有当时很多政治的考量。我始终强调，我们现在应该在善本的流行之中覆盖《四库全书》。而且在现在的这种古籍整理的范式方面，要知道如何突破明清定本的认识。比方，《搜神记》，明清流行的20卷本肯定是一本伪书，实际上是明代人根据各种各样的流传的文本拼出来的一个《搜神记》，其中大概三分之二是《搜神记》的原书，三分之一是别的文本拼出来的。我觉得天津南开大学的李剑国做的《新辑搜神记》，那个本子就非常好。两个本子放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在现代的观念中，对基本典籍的整理、认识会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把明清人视为定本的，用现代的学术，用现在能够看到的全部可信的文献重新结合，就会发现问题很多。现在这样的整理工作，举一些例子来讲的话，比方说武汉大学刘安志教授在做的《唐会要》的考订，证明了《唐会要》之中有好几卷是伪书，他们会整理一个新的《唐会要》的文本。再比方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茅山志》是王岗整理的，王岗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教授，他所根据的是元刻本的《茅山志》来整理的，和道藏本就有很大的不同。

台湾地区的学者相对比较守成，但他们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传统文化的素养、语词、行为的规范融化在日常的生活中，这个方面非常之好。我们的经学或宋元理学，与日常行为的规范并没有很好地结合，我们也并没有把这些行为规范投射到非知识阶层的人之中。我们好像当作是一个纯粹的知识体系，没有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他们是结合得很密切。现在那些讲国学的人，特别是做宋元理学的人，他们希望改变社会文化之中的认识。朱熹倡导理学的时候，也是坚守一些东西，以后有新的理念的开拓，所以文化之渗透以及文化之执行，既需要有政治的力量，也需要有日常的落实。

澎湃新闻：这次的文件里还提到古籍整理的人才建设，那从人才的角度来说，现在比80年代至少在专业人员的数量上来说是要好得多了，对此，您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怎么看呢？

陈尚君：在80年代初的时候，我就开始做整理的工作了。那个时候虽然一些老一辈都还在，但是已经不太能够做具体工作了，但是他们把一些基本的精神和原则传达给了我们，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所以像我开始工作到现在为止大概40多年，我还是希望把各路的、不同前辈的工作能够发扬光大的。

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比我更年轻的一辈，他们对于文献的获得，对于海外文献的取资以及在学术研究上和国际接轨这些方面，都已经比我做得好得多了。

澎湃新闻：上海一直都是古籍整理的重镇，如果立足上海的话，您觉得上海的古籍整理和出版界来说，可以做些什么呢？

陈尚君：是这样的，我觉得上海开埠以后的文献的系统整理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因为这里边牵涉到一个租界管理的工部局，或者其他各种系统的档案这些方面，以及包括西方人在上海的办报、办刊物等各种方面的资料。有少数学者重视，但我们远远没有把上海开埠以来的文献作为上海古籍整理研究的重点关注。这其实是包括上海的，还有我们常常讲到的上海滩上的文人或者大亨，从虞洽卿到杜月笙，其实有好多东西都是值得系统整理的，这个更深入来讲的话，就是上海的西方文化进入以后的各种情况。

上海本身的文化，或者说上海开埠以前的文化，这个数量是很有限的，而且上海的特殊性也并没有彰显出来。但是上海开埠以后的情况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包括现代文明的进入，城市文化水平逐渐成为高地，都是与开埠后的历史密切相关的，所以希望上海近代以来的文献能够给予特别的重视。当然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相关工作，很多档案，像唐绍仪档案这些都已经有很多人投入了在做，但是还有西文的部分数量极其庞大。

澎湃新闻：这一块应该是不在我们讲的常规古籍的范围内吧，一般会作为一个近代的资料集。您是不是觉得这方面观念也要有些变化，对上海来说，这些也是很重要的古籍整理，是上海特色的古籍整理？

陈尚君：对，比如说，宁波会整理关于宁波帮的资料，比方说我手头可以拿到一本宁波出的叫《宁波帮大辞典》，但《上海滩大辞典》我们真没有看到过。宁波要做《四明文库》，我写了一个总序，当然要讲鸦片战争时宁波的军民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但是我接着说，同时西方文明也进入了宁波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