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者与余众》：末日后的岛与桥

在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1572）中，葡萄牙诗人卡蒙斯将爱之岛作为象征空间，安排宁芙给予达伽马船队肉体与精神上的抚慰，奖赏他们远航印度的勇气。数个世纪后，在动荡的 2020 年，安哥拉作家阿瓜卢萨出版小说《生者与余众》，完成了末日背景下岛屿意象的全新演绎。

安哥拉作家阿瓜卢萨

小说的场景设置在莫桑比克岛。此岛靠近东非海岸，虽然面积不大，但却见证了数世纪的跨文化交流，也成为连接上述两位作家的跨时空之桥。卡蒙斯曾于回国途中在该岛停留数月；而阿瓜卢萨素来四海为家，也曾在岛上定居数年。在《生者与余众》中，正在举办非洲文学节的这座小岛突然与世隔绝。起初，通信中断被归咎于风暴袭击了大陆，正如卡蒙斯笔下诸神的任性之举。直到数日后，岛上的人才得知，当时耶路撒冷遭到了核弹袭击，全球随之爆发骚乱。然而，在这种表面合理的解释之外，情节暗示了另一种可能：岛外世界之所以重新出现，或许正得益于非洲作家在岛上的文学创作。就像史诗英雄面临的历练一样，危机中总蕴含着机遇。

《生者与余众》采取了类似于《圣经·创世记》的七日叙事，作为主人公的作家群体也似乎获得了打破虚实界限的神力。他们此前虚构的人物在现实中出现，这种不可能的邂逅促使作家在岛上写下新的作品，从而创作了真正解决危机的新英雄。新作的主人公或是挖掘出一度消失的世界，或是在生者与未知的所在间建造桥梁，与小说标题产生呼应。最终，小岛摆脱了孤立状态，非洲作家也对自身使命和身份认同有了新的理解。

互文的非洲，重生的岛民

岛屿——以及它与大陆的疏离关系——是人类世界观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隐喻。大陆眼中的岛屿始终是一个神秘的所在，其物理存在得到承认，但精神地位常被忽视。在以大陆为主导的世界观中，无论岛屿的真实大小如何，都很少有足够的思想分量。而无论是在地缘政治还是文化、文学领域，其他大陆眼中的非洲不过是一座无足轻重的小岛。就像明朝地图标注异国国名是为了证明本国疆域的辽阔，非洲文学也一直被期望迎合西方的刻板印象，即文中丹尼尔批判的“他们想象出来的非洲”。而与拥有更多海外读者的英语和法语非洲作家相比，采用葡萄牙语作为文学表达方式的作家还需要做出更多努力，搭建虚拟的桥梁，以加强这座象征之岛与大陆间的联系。阿瓜卢萨自身作品之间以及与欧洲经典的互文性，也应在这一特定的背景下分析。

《生者与余众》既是与卡蒙斯的跨时空对话，也体现了阿瓜卢萨自身的互文性。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丹尼尔·本希莫尔在阿瓜卢萨此前的作品中便已经出现。在《遗忘通论》中，他是专门报道失踪事件的记者，而在政治色彩浓郁的《非自愿做梦者团体》（A Sociedade dos Sonhadores Involuntários，2017) 中，则 成 为 反 政 府 抗议活动的关键人物，同时也找到了真爱莫伊拉·费尔南德斯，一位对自己梦境着迷的摄影师。在《生者与余众》里，丹尼尔和莫伊拉将家安在莫桑比克岛，组织了文学节，并随着情节推进，生下了女儿特滕布阿。这个小家庭和作家朋友们一起，他们的挣扎与希望在小说中成为现代岛屿的具象，又可以看作当代非洲文学创作的缩影。

在人物的延续与发展之外，阿瓜卢萨的互文性也体现在其对特定主题的关注上，如非洲的边缘地位以及末日的阴影。在 2013 年的小说《天上的生活》（A Vida no Céu）中，大洪水淹没陆地，幸存者转向天空，掌握权势的人建造了名为上海、东京、圣保罗、纽约的巨大飞行器，而不太幸运的人只能像 16 岁的主角卡洛斯一样，住在像罗安达这样由气球组成的简陋村庄。为了寻找失踪的父亲，卡洛斯不得不先前往巴黎，这一设置影射了非洲作家对集中于欧美大都会的全球文化商业网络的依赖。尽管如此，卡洛斯却和少年伙伴艾梅一起，成为所经之地的救世主，标志着权力结构的逆转。同样，在《生者与余众》里，非洲作家具备将书本内容变为现实的神奇能力，由此重启非洲岛屿应当承担更多中心职能的议题。两书的主要区别在于，如今的作者 / 拯救者最急需的不是像卡洛斯和艾梅那样走出岛屿，而是展开内向的精神之旅，直面自我，以及会对外部产生巨大影响的造物，也即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而若要进一步探究阿瓜卢萨笔下岛屿与大陆的关系演变，那就不仅要将《生者与余众》放在作家自己的创作宇宙中阅读，更要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内加以考察。

岛屿的固有特性，如地理上的偏远、与大陆接触的困难，不仅巩固了莫桑比克岛作为避难所这种传统表述，而且也有助于岛屿成为独一无二的再创造圣地。德勒兹将“荒岛”的本质看作是“第二次起源”之地，“在一个缓慢重新开始的世界中，一个幸存的神圣之地”。虽然莫桑比克岛有人居住，但德勒兹的观察仍然成立，因为他指出，“一个岛屿不会因为有人居住就不再是荒岛”，而非洲人所遭受的普遍忽视证明了这种分类的合理性。德勒兹进一步认为，“第二次起源比第一次更重要，因为它给了我们重复的法则，系列的法则，而第一次起源只给了我们一个瞬间”。因此，第二次起源在本质上就是互文的。《生者与余众》中用七天划分情节，显然是对《创世记》中有关（第一次）创世的模仿。而虽然有些作家选择将岛屿视为时间终结之地，但至少丹尼尔觉察到重新创造的可能。对他来说，这片时空体就像“盛放圣物的箱盒”，“世界终结之后，会在岛上重新开始”。与之呼应的是，小说安排旧世界的崩溃以核武器投向耶路撒冷作为标志，而这座圣城正是长时间欧洲人眼中的世界中心。

宏观上，小岛是重新创造整个世界的地方，而在个人层面，它也为陷入身份危机的非洲人提供了再生的机遇。对莫伊拉来说，“第一次穿过那座狭长的三公里大桥，她就觉得这才是她的土地”。尽管她并未出生在岛上，但在这里她“至少可以尝试重生”。大桥的“狭”与“长”是一个隐喻，凸显了非洲人找到一处没有西方凝视、可以真正做自己的地方有多困难。此处不像开普敦这样“被流放的欧洲”，而是可以“在公共场合纵情欢笑，而不怕有人投来奇怪的目光”。

对莫伊拉来说，“重生的过程就包括在岛上生育一个孩子”。莫桑比克岛让莫伊拉和丹尼尔找回非洲之根，给了他们亟需的归属感，女儿特滕布阿也在此出生并度过童年。与计划相悖，特滕布阿最终降生在岛上已然破败的医院，这一事实让人想起，查拉图斯特拉在幸福岛上热情洋溢的宣言：“你们完全可以创造出超人。也许不是你们自己，我的兄弟们！但你们可以把自己重新创造成超人的父亲和祖先 ：这将是你们最好的创造！”在尼采哲学中，超人代表了已死上帝的继承者，是人类的终极追求。它指向一种“神秘的狂喜状态”，也意指一种了解现实的悲剧本质，但仍然有能力获得快乐，达到理想的精神状态。

作为小说中下一代的代表，特滕布阿和白化病女孩埃努尔均可能是跨越叙事层级的另一位“超人”穆维里。在堂娜“电影院”奶奶的故事中，后者独自拯救了世界。而“成为超人的父母”这一行为既可以从字面理解，同时也象征着文学创作。丹尼尔的好友乌利曾表示，他相信“名字决定了人物的性格。就好像是天生注定”。一方面，丹尼尔的女儿特滕布阿这个名字在安哥拉金邦杜语中意为“星星”，而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小说中外部世界的重现是以天空中突然出现许多星星为标志，这与《圣经·启示录》中描述的“天上的星辰坠落在地上，像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还没有成熟的果子”形成明显对照。以这句话为媒介，阿瓜卢萨实现了与《圣经》和尼采的互文，因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题为“论幸福岛”的章节正是以关于无花果树的隐喻开篇，将掉落的无花果比作先知的教诲，从无花果的成熟引出关于超人已能取代上帝的讨论。成为特滕布阿这位“超人”的父亲，帮助丹尼尔在小说结尾度过心理危机，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面对自身只是一个虚构产物的可能，是对妻儿的爱让他自己也接近“超人”的状态，明白虽然自由意志是幻觉，但接纳这一点，继续热爱生活，是唯一的前行之道。另一方面，尼日利亚作家科内利娅则成为白化女孩埃努尔文学上的母亲，将女孩作为下一部小说的主角，并就此摆脱了创造力枯竭的境地。无论特滕布阿和埃努尔两人谁是次级叙事中的救世英雄，在主叙事中，她们都各自成就了肉体和文学上的“父母”。多层次的叙事彰显阿瓜卢萨对非洲必将发挥更大作用的构想，也体现他对非洲文学创作发展过程的认识。莫桑比克岛这块神奇的地域赋予“父女”两代人成长的可能，而对孤岛空间和时间元素的改造，则是达成个人重生和世界再起源的关键。

岛屿的具现，自我的寻找

小说反复强调莫桑比克岛与外界的不同。丹尼尔评论说“有时候，我们能看见海那边的暴风雨，就好像它发生在遥远的星球”，而莫伊拉则提及在岛上时夜晚也一直戴墨镜的英国人，“因为他受不了璀璨的星光”。尽管与大陆失联，开始面临物资短缺，文学节活动却照常进行，证明了精神活动的韧性。而这个 21 世纪的岛屿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同时从其空间的具体性和时间的模糊性中汲取力量，从而实现重建外部世界的目标。

在空间层面，该岛的非洲身份得到清楚呈现。莫桑比克岛是一个在历史和社会中实际存在之地，以民族、宗教和文化元素“光芒四射的混合”闻名。除了展示该岛作为岛民鲜活的生活环境外，阿瓜卢萨还通过描绘本地动植物，如黑冠鹤、天堂鸟和非洲黑木等，赋予非洲身份以实质。学者利切特提出，“岛屿的文本构建是人类居住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与意识形态纠缠，岛屿的诗学表现都是一种与空间性发生关联的形式”。明确莫桑比克岛的空间性是有意义的，因为当此地成为陷入身份危机的作家的监牢，当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坠入亡灵国度，岛屿的物质属性为拥抱自身非洲特质且思想开放的作家提供了坚实的锚。

此种新型人地关系的孵化需要特殊的空间设置。小岛的封闭性在限制与外界接触的同时，极大加强了内部交流的频率。不仅创作者之间可以在文学节上展开多层次的交流，在写作上达成合作，创作者和他们的造物间也在此面对面对话。在这个文化混杂的空间里，虽然只有短短七天，但来自不同民族、操着各种语言的非洲作家迈出了第一步，形成了文学共同体的雏形。

无论在情节还是寓意上，跨越叙事层面的相遇和人际交流同等重要。对于前者，小说详细描述了两个案例 ：科内利娅与她童年唯一的玩伴蟑螂女孩露西，以及裘德与他的邪恶分身。只有在与自己最引以为豪，又最令人不安的文学人物达成和解后，两位来自岛外的作家才能在充满象征意义的岛屿空间创造出新的作品。科内利娅西化程度颇深，一度把莫桑比克岛看作是“逼仄、封闭、野蛮”之地，“远离她所钟爱的一切”，但在岛上的独特体验促使她重审自己的内心。在面对面的交心中，科内利娅和露西承认都对“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怀有恐惧，而科内利娅对露西最后的建议，让她去找“和你一样的”马克斯，不仅成功使露西离开，摆脱彼此交缠的梦魇，同时促使科内利娅写作末日后的拯救故事。造物对造物主的莫大影响，让科内利娅领会到权力逆转的可能，因此她才能从“唯一的岛”的角度出发，构思由岛民拯救已经堕落为“世界尽头”的大陆。只有通过对岛的认同，她才走出了写作的困境。安哥拉作家奥费利娅认为，这座岛是炼狱，“如果不和彼此和解，最重要的是和我们的幽灵和解，那谁也不能离开这里”，这为解释科内利娅的转变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角度。阿瓜卢萨本人也认为，科内利娅是小说中最有趣的人物，原因是她的成长最为显著。

相对而言，裘德在与同名小说角色的关系中更加被动。当后者初次出现，作家裘德感到严重不适，“感觉肚子里的一切都快跑到外面了”。第二次也是最后的会面中，也是书中人低声说 ：“我来这里是为了让你解放。”如果说科内利娅通过提醒露西寻找马克斯给她自由，裘德的自由则需要经由他的造物之口宣布。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解放”包含了对裘德非洲一面的认同。在裘德第一次与他的造物相遇后，他呕吐不停，所思所想仍然是典型的英式礼节，担心的是英国边检会因为邋遢拒绝他入境。然而，与二重身的互动帮助他重新评估自己，尤其是像“割裂的混合物”一样同时作为尼日利亚人和英国人的现实。临近小说结尾，裘德承认，他仍然会用来自外部的眼光看这座大陆，“带着普通英国公民的恐惧和偏见”，但转型的迹象已然出现 ：“在岛上的这短短几天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他再也不稀罕之前的生活，不稀罕英格兰昏暗的日子，雨伞在台阶上滴水，约翰一直彬彬有礼，为无依无靠的人和伟大利益辩护时一直振振有词，头发一直那么金黄，也一直那么令人厌烦地毫无新意……”

正如科内利娅与露西相遇后写出挖掘被淹没大陆的故事，裘德也在与书本人物的不期而遇后迸发创作的激情，创造了城堡建筑师找到真爱、变成桥梁工程师的梦幻故事。从城堡代表的防备心态，到桥梁开辟的交往可能，主角的转变也映照出作家本人对非洲、对岛屿更加开放的心理。而对小说主线情节来说，科内利娅和裘德各自的灵感迸发，并非巧合地出现在从末日到再起源的重要转折点。小说并未明言，但诸多伏笔都指向奇幻的铺陈，即两人写作的故事与星星重新出现、莫桑比克岛与世界恢复联系构成因果。当虚拟的桥梁建成，现实之桥才可以完成跨越。

与此同时，非洲作家间的互动、友谊和爱，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重点。岛上的经历不仅帮助科内利娅面对亦敌亦友的童年伙伴露西，同时也帮助她认识到自己多么需要丈夫皮埃尔，一位拥有刚果和法国血统的作家。裘德的转变也是双重的，不仅源自作家与书中人物的互动，也发轫于和安哥拉诗人露西娅的恋情。露西娅帮助裘德克服了与邪恶二重身初见的震惊，也促使他重新审视生活中的诸多选择。在狭小岛屿上的高密度交往也激发了文学上的合作，如儒利奥和奥费利娅决定共同创作一部小说。小说中的合作与现实世界产生对照，因为阿瓜卢萨和他多年好友、莫桑比克朋友作家米亚·科托在2019 年合著了短篇集《高贵的恐怖分子和其他故事》，两人不区分任一章节、段落由谁写就。虚构理想和现实实践的混合，正是阿瓜卢萨的岛屿叙事的精髓，也是对现代读者产生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作为较为边缘的非洲葡语作家，阿瓜卢萨本人在世界主流文学界的成功则证明，承担起创造者的角色后，广义上的岛屿能够迸发出巨大潜力。

时间的重组，桥梁的搭建

通过具体化卡蒙斯被动的爱之岛，引入莫桑比克岛独特的文化和文学交流传统，赋予其属于非洲的空间和声音，阿瓜卢萨得以阐发一个具有非洲特色的后末日故事。而为了创造新世界，需要暂时停止时间的线性流向。阿瓜卢萨承认，无论是在《生者与余众》，还是在启发了这部小说的短篇《城堡建筑师》（“O Construtor de Castelos”，2012）中，他的目标都是“写一部关于人们被困在时间胶囊之中、来到现实难以触及之地的小说”。书中的岛屿被描绘成时间的逃犯 ：“‘所有的东西来到岛上都要更久，’乌利用柔和的声音说道，‘包括时间本身。’”正是在消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界限的过程中，岛屿呈现出其最根本的解放和救赎力量。

总体而言，《生者与余众》呈现了多向的时间意象，消除了唯一的结局 / 命运。仿佛是对目的论的刻意调侃，“命运”成为小说中一只盲鹅的名字。在主叙事层面，“被擦去又归来的人”，带着不属于自己的记忆回来，想起了按照时间线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而在堂娜“电影院”奶奶的故事中，末日始于时间秩序的紊乱，“日子也走散了，明天和昨天混淆了，在异常的混乱中，人们今天入睡，却在五天前醒来”。在这两个例子中，时间的重组造成了混乱，正如革命会打破先前的社会结构，但同时也会引发对新开始的需求，赋予劣势地位的人更大的能动性。小女孩穆维里此前没有资格参加专属成年男性的神圣仪式，后来却独自拯救了世界，从而实现性别和世代间的权力颠倒。

值得注意的是，乌利的溺亡发生在听完穆维里的故事之后，象征着混乱的时间跨越叙事层面的交叉影响。乌利之死也许是小说中最大的谜团。如果只聚焦乌利个人的轨迹，小说反复强调作家怕水，原因是早已预感自己会溺亡，似乎阿瓜卢萨是在书写命运恒定。然而，如果跳出单人视角，乌利看似必然的结局其实是他人与预言斗争的副产品。就在前一小节，神秘的恩扎基突然交给乌利的好友丹尼尔一本名为《本希莫尔之谜》的书，不仅揭露了后者童年无人知晓的隐秘，甚至还预叙了未来，声称他的妻子莫伊拉将与乌利有染，并在海中游泳时差点被龙鱼咬死。恩扎基让丹尼尔读完后“按您觉得最好的方式去做”，而在情感上挣扎许久后，丹尼尔选择烧掉这本书，并对妻子保密。乌利后来的死亡与丹尼尔对预言的拒斥密切相关，因为这位预言中人物的离世使得此种未来不再可能。丹尼尔对莫伊拉的爱，以及他从莫伊拉那里得到的爱，帮助他确信，“不管是不是活人，他都真切地活着”，因为这份爱已经为他的存在提供了足够的意义。正如政治学者莱斯利·保罗·蒂勒指出的，“命运之爱（amor fati）是超人的天性”，丹尼尔已然理解自己作为书中人物的虚构性，但却勇于接受自身的不存在，并在每一次的永恒复归中发现快乐。丹尼尔和乌利的差异在两人有关时间的对话中已然体现。当丹尼尔被问及，如果余生都必须重复过同一天，他会如何选择，他的答案是阅读、写作、游泳、散步的平凡一天，但最重要的是，他在这一天抱着莫伊拉安详地午睡。相比之下，乌利却觉得自己“是如此不幸”，以至于没有答案。在生活中寻找安宁的能力差异，反映了两人在永恒复归上的根本分歧，并预示了他们的结局。丹尼尔从爱中汲取力量，接近超人的地位，并在此过程中对他人施加了影响，阻止了妻子未来的外遇和濒死经历，虽然也意味着需以好友乌利的溺水为代价。

线性的、进步的时间源自西方，但已然全球化，如今却在岛上暂停 ；充满象征意味的七天，仿佛一块时间胶囊，身处其中的独特体验为作家们提供机遇，挑战原有的时间观念，反思与自身、与创造物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一切似乎恢复正常后，奥费利娅和儒利奥计划合作的小说正是这段经历的结晶。这部小说的核心是不区分时间先后，“人物都同时处在所有的时间”，并保持开放结局，“因为如果是开放的，那就不可能是结局”。事实上，聚焦多向时间的虚构作品是两人现实经历的镜子，再次实现虚实的交织。不仅如此，创造过程还会成为两位合作者之间的情感桥梁，就像儒利奥最后的邀请 ：“奥费利娅，今天的天难得这么漂亮！让我们通过散步书写我们的故事吧。”最好的爱情故事，既需要付诸文字，更需要用生活讲述。

救赎：以文学和爱之名

从逻辑上说，当代文学中的末日书写增多，对终结的恐惧和对重新创世的渴望交织，大多源于对当今世界体系的不满，对缺陷的无奈最终化作对大规模、革命式剧变的期待。而除了非洲在文学和政治领域的边缘地位之外，《生者与余众》还提出更普遍的当代问题 ：写作与本地现实的分离 ；社会网络的泛滥与生活中社交技能的缺乏 ；全球化的世界中不同身份的调解等。这些运作不良的机制一齐汇入缓慢上涨的洪水，威胁着淹没整个世界。

无论是非洲像岛屿一样的边缘地位，还是上述更普遍的难题，其最终解决显然需要全方位的行动。而阿瓜卢萨这样的作家所力所能及的，首先是进行和呼吁更有意义的文学创作，揭露与非洲现实关系最密切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小说采用文学节作为故事背景，体现了鲜明的现实考量。非洲语言众多，本土语言文学受众大多局限一地，而使用英、法、葡语的作家分属不同社交网络，缺乏跨语种的非洲文学共同体认同。小说虚构了在穷国莫桑比克的小岛上举办非洲文学节，以半边缘化的葡萄牙语作为工作语言，在安哥拉、莫桑比克、葡萄牙等葡语国家之外，还成功邀请来自尼日利亚、马里、南非等国的作家，这种安排本身就是一种对现实社会运行机制的挑战。在文学节上，背景不一的非洲作家展开难得的互动，屡次谈起的话题则是自身渴望与外界期望的矛盾。经纪人、记者和读者通常都来自非洲大陆之外，对非洲文学拥有定式期待。乌利在柏林文学展会上人气爆棚，不是因为他的作品，而是因为他掌握了莫桑比克传统的廷洛洛占卜 ；设定中最有名的作家科内利娅在岛上最为不安，部分原因是她无法完成已经被《泰晤士报文学评论赠刊》大肆宣传成“非洲的第二次去殖民化”的下一本书。面对这种落差，部分作者采取非正统的写作进行反抗。裘德没有出版第二部书，因为他拒绝重复自己 ；儒利奥则在每一本书中都重复书写同一个故事，只是视角不同。正是在分享外界对非洲作者的成见、交流个人反抗经历的过程中，作者之间建立了初步的认同。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挖掘非洲文学的潜能，探索如何为当代创作做出贡献，甚至超越在某些方面陷入停滞的西方主流文学。例如，裘德发现，“虚构的快乐”在当代欧洲文学中已然不见影踪，但非洲的故事讲述仍然充满活力。如果我们考虑到，“乌托邦”的词源不仅仅是“不存在的地方”，还可能指向“快乐之地”，那么对于这些作家在岛上的日常聊天看似轻松的描述，以及乌利、裘德和露西娅三人的即兴游戏（猜测别人的故事是真实还是虚构），就不再是微不足道的消遣，因为新一代非洲乌托邦的核心正源于这种日常快乐与文学创作的密切联系。这三位作家后来揭晓，所有的故事都是真实的，这再次模糊了叙事层级之间、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界限。

然而，文学的救赎功能在文中同样经历了重大考验，各位作家创造的人物脱离纸张来到现实，两个世界的融合加剧了作家们的认知危机。一些人开始怀疑，他们在岛上的存在是否是死亡的一种形式。事实上，小说的莫桑比克岛明显背离了经典的田园意象，因为它同时指向天堂和地狱。丹尼尔和莫伊拉选择定居这座岛，让女儿在这里出生长大，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天堂”，因为在丹尼尔眼中，这个说法不是同义反复，而是矛盾修辞。他们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莫伊拉在岛上终于可以做她自己，而丹尼尔对她有着无条件的爱。“而他，丹尼尔，撞了大运，不仅收获了莫伊拉，也收获了她的岛屿。”

在阿瓜卢萨的最新小说中，爱情的首要地位及其与知识的密切联系得以保持，因为只有通过爱，裘德、科内利娅还有其他人才能理解自身的非洲性，以及如何在生活和写作中将其表述。至于位于小说核心的丹尼尔一家，读者能够从书中频繁使用的倒叙中得知，他和莫伊拉的女儿特滕布阿将成为“最富好奇心也最善交际的生灵，无比热爱喧嚣、聚会和人群”。在之前孤立的岛屿拯救大陆、重塑世界秩序后，所有传统上与非洲关联的特征洗刷了污名，成为正面人性的象征。爱没有引导这些人物接近上帝，而是引领他们接近尼采为上帝指定的继任者 ：成为属于非洲和岛屿的超人。阿瓜卢萨在采访中透露，他在小说中最感兴趣的是“作为乌托邦的梦，作为变革根源的梦”，而查拉图斯特拉著名的感叹“人类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是桥梁，而不是目的”，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非洲人身份的重新锻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