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似良将用兵

《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宋杰著，中华书局2020年3月出版，776页，198.00元

《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宋杰著，中华书局2022年4月出版，336页，48.00元

战争是人类近乎永恒的话题，早在文明诞生以前，已经出现战争，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无法避免战争。战争也是人类社会的大事，文明之兴衰，政权之存续，亿兆黎民之命运，无不深受其影响。战争还是历史故事的核心素材，尽管稍有良知的人，都不该热衷于战争，但无可否认的是，战争中的那些英风豪气、奇计良谋，总能传诵千古，脍炙人口。中国历朝历代，汉末三国的战争故事尤其引人瞩目，早在唐代或已广泛流传民间，在今天更可谓家喻户晓。因此，研究战争，特别是汉末三国的战争，分析各方的攻守战略，探讨战略的利钝得失，以深究胜负之机、兴衰之理，不仅是古今众多史家共同聚焦的重要议题，而且是无数普通人也津津乐道的热点话题。

一个既有千百年深厚学术积累，又有千万人广泛社会参与的议题，乍看起来，早已“题无剩义”，其实不然。因为三国史的相关史料极其匮乏，对钩沉考索的文献解读能力要求很高，普通人未获专门训练，所论往往难得要领。至于专业的历史学者，虽然对这个议题多有研究，且不乏卓见，但一失于零散（以单篇论文为主），二失于简略（多纵论立国纲领和战略方针），导致许多关键问题依旧有待索解，部分成说亦稍嫌不够深入。直到几年前，宋杰先生《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一书问世，才彻底改变这一局面。该书以空间为经，以时间为纬，以魏、蜀、吴三国政权为纲，以合肥、寿春、濡须、武昌、夏口、襄阳、江陵、夷陵、永安、汉中、祁山等军事要镇为目，对三国总体的攻防战略，以及相互间的历次重要战役，做出了系统、翔实、深入的研究。近期，宋先生又出版新著《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补充论述了前著未涉及或未遑详论的几个问题。合此二书，三国战争的风云面貌和内在机理，得以全景式呈现。

学术研究与行军用兵，看似文武分途，迥然不侔，但万事万物，实则多有相通之理。在我看来，宋氏“三国战争史”二书之精彩处，恰似良将用兵之高妙。故本文“请以战喻”，对这两部著作加以评介。为方便行文，本文称前著为“正编”，依据中华书局2020年版；称新著为“续编”，依据中华书局2022年版。

一、锁钥与纵深

以往战争史的一般写法，主要围绕战役展开，大抵依次论述其战前形势、战略部署、战役经过、战后格局，再按照时间先后排列历次战役，便成为一部战争史。与之相比，宋著二书最显著的特点，便是紧紧围绕兵争要地，将其作为主线索，串联起战争的各个方面。每个政权都有其统治的核心区域，即所谓“国之根本”，能够拱卫核心区域的险固关塞或交通枢纽，便是国之锁钥。凭据己方锁钥，可以保固险阻，攻取敌方锁钥，则可批亢捣虚，是故锁钥之地，即为兵争要地。凡用兵方略，无不首先关注锁钥；三国时期绝大部分的战争，也都是围绕锁钥的争夺而展开。既然如此，宋著以锁钥为主线，可谓抓住了战争史的要害，其长处十分明显。

以锁钥为主线，首先可以使对峙形势更加一目了然。自来所谓三国形势图，皆以线条表示疆界，仿佛三国是在数千里长的战线上，处处设防对垒，但实际上，三国都只是各守几处锁钥而已，其对峙形势乃点状的，而非线状的。再者，如宋著所言，三国时在江淮之间，以及襄阳与江陵之间，形成了广袤的弃地，很难说属于魏吴的哪一方。盖因魏以合肥、襄阳为锁钥，吴以江陵、濡须为锁钥，魏屡攻江陵、濡须而不克，吴数取合肥、襄阳而无果，但双方在此区域长期争战，对两地之间的民生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且魏吴都不能长期控制两国锁钥的中间区域，也不愿让对方占据，所以时出抢掠，既为争夺人口，也为了使敌军进攻时野无所掠，以增加其补给难度，从而形成了“不居者各数百里”的无人地带。这是魏吴对峙形势的一个重要表现，但线状的疆界图完全无法反映。

对峙形势一旦明了，各方重兵所在便不言自明。结合史料所载，也能够更加合理地推测兵力配属。锁钥所在，重兵所驻，自然应该设置战区，战况紧急时或任命才干之士统驭，而平日则优先选择忠心可靠、资望卓著之人镇守，于是战区之分并，督帅之更易，进而战时将领之谐与不谐，援军之出与不出，也就都有章可循，易于论述和理解。

以锁钥为主线，各方的战略意图也能够更加清晰地呈现。一言以蔽之，无非是尽可能固守己方之锁钥，攻取敌方之锁钥。如此就很容易理解，何以曹操要“四越巢湖”，孔明要“六出祁山”（实际为两次），何以关羽围襄、樊而曹操便“议徙许都”，曹操破汉中而刘备即倾国以争。既然进攻的目标是锁钥之地，那么行军路线也就大致可以想见了。事实上，锁钥之所以成为锁钥，正是因其位于进攻敌方统治核心的必经之路上。三国时期，粮饷转馈以水运最为省便，而天下总体又是南北对峙格局，因此南北流向、河道通畅、流量充足稳定的河流，往往成为行军路线的优先选择。满足这些条件的水路，其实数量十分有限，所以三国大小数十次战役，行军路线却不外乎几个途径，由此形成的交战地点也就不过数四而已。

连环画《三国演义·走麦城》

宋著围绕锁钥，探其因，究其果，清晰简明地呈现出战争的全貌，恰如兵家占据锁钥，以达到控扼制要的效果一般。若将宋著比作战略构思，则其可谓是以锁钥为“锁钥”。

占据锁钥虽然很关键，但若没有纵深，锁钥亦不能守。建安十七年（212），曹操征令江滨郡县居民内移，反导致居民恐慌东渡，皖城遂成江北孤城，后来轻易即被孙权攻陷。而孙权攻占皖城后，却没有留重兵驻守此地，显然也是深知孤城不可守之理（正编1124-1126页）。反之，建立起纵深防御体系的要塞便很难被攻破，也不惧被攻破。例如合肥与江陵，虽然分别是魏、吴锁钥，但后期却削减了防守兵力，而将重兵屯于后方的寿春和乐乡（正编379-392、1402-1425页）。从防御的角度讲，两国的意图显然都是先以前线坚城挫敌锋锐，再以后方大军赶赴决战；此时即便敌军攻陷了要塞，己方援军也可以旋即夺回，若与敌相持，由于合肥与江陵地区饱经战乱，人烟稀少，敌军野无所掠，其粮饷转运距离和成本远高于己方，长久相持非其所利。

同样道理，学术著作应有主线和切入点，但也应尽量放宽视野，不能囿于一个狭隘的范围。宋著以历史地理学研究为基础，对地望、沿革、交通、政区等问题的考证，极为翔实，在顾祖禹、吴增仅、谢钟英、梁允麟诸家的基础上，时有新见提出。例如辨明濡须坞有两处（正编1075-1080页），考证孙吴武昌又称“东关”（正编1254-1272页），皆令人信服。然宋著绝不仅仅是一部军事地理学著作，而是将兵争要地的兴衰，时时置于三国战略全局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因此宋著对三国时期的政局变迁和制度变更着墨甚多，譬如续编中以专篇讨论蜀汉前期最高军政机构的演变（37-95页）。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在三国时期，人口和粮食是国力最重要的基础，因此宋著论及攻守易势的战略变化时，十分重视联系经济因素，例如魏吴在扬州对峙，曹魏逐渐取得有利态势，宋著认为这主要源于邓艾在两淮地区开河渠、兴屯田的规划（正编613-622页）。以战为喻，这种丰富、全面的视角，即可谓宋著的“纵深”，从这个意义上讲，宋著不止以纵深为“纵深”。

二、庙算与决机

凡战，必先有庙算，即曹操所言：“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十一家注孙子》卷上《计篇》）通过庙算，分析天下形势，对比敌我力量，确定作战方略，决定将领人选，然后方可兴师动众。庙算对战争的胜负至关重要，古今兵家无不重视庙算。《孙子兵法》曰：“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可以说，很多战争的胜负，在战前即已明了。不过，战争的胜负终究需表现为战场的输赢，战场形势瞬息万变，非庙算所能一一逆料。即便能够算无遗策，也离不开将领的坚定贯彻和正确执行，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庙算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选将，恰恰证明将领临阵决机的关键作用。因此，庙算与决机，运筹帷幄与临敌应变，实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在历史学的论述中，那些相对宏观性、确定性、长期性的因素犹如庙算，那些相对具体性、偶然性、多变性的因素好似决机，想要深刻地理解和研究历史，对两种因素的把握同样不可偏废。然而，以往大部分战争史的内容，都过于偏重“庙算”而忽视“决机”，常以宏观视野讨论格局与形势，进而以后见之明指出胜负并非在战场见分晓，胜者实有必胜的理由，败者实有必败的根源，诸如“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之类的话每每见于其结论之中。这些著述不乏洞见与卓识，但长此以往，却使战争史研究深陷决定论的思维，即过分强调影响战略选择与战争胜负的某一个因素，将之无限放大、引申，认为只此一点即胜负早定；甚至反过来，将任何战争都涉及的某些因素作为纲领，形成一种模式化的论说套路，用以考察和解释一切战争。于是，最倥偬危急、倏忽多变的战场，却似乎最具有确切无疑的走向，这未免有些吊诡。

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涌现出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战争史著作，不再局限于宏观战略的空泛讨论，而是力图切入中观乃至微观的层面，探讨战略制定、执行及调整的具体历史过程，考察武器、战术、阵型、训练方式的演变及其对战争胜负的影响，重视战争过程中特殊的、偶然的、非理性的因素。这些著作突破了以往的研究框架，也颠覆了既有的诸多结论，为战争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显然，宋著也应归入这一行列，且可视为其中的杰出代表。

宋著的主线和主体内容都围绕地理展开，其写法通常是从一地的地理形势切入，先论述其山川之险、经济资源、交通位置，间亦追溯其在战国、秦汉时期的战略地位。这种写法，乍看似乎有一种“地理决定论”的意味，即认为某地的地理形势决定了其历代必为锁钥。但事实上，宋著呈现的是一种丰富的、动态的、多层次的地理形势，成功避开了“地理决定论”的陷阱。从宋著中可以看到，战争就本质而言是一种人事，地理在其中的意义，来源于人对地理形势的利用，而利用方式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不可胶柱鼓瑟。正所谓“国有常众，战无常胜，地有常险，守无常势”。

同一个地区，其战略地位在不同时期往往有所升降。有昔为普通郡县而后为兵争要地者，如“皖城自春秋后期到汉末董卓之乱爆发前，只是一个普通的县邑，其军事、政治上的地位并不高，在数百年内既没有作为郡治，也未曾经历过大规模的战斗。……到了汉末三国时期，皖城被各方数次选作庐江郡治，又成为军阀集团竞相争夺的战略要地”（正编1151页）。即便长期作为要地，随着政局变化和战略调整，其重要性和军事部署也时有改变。如合肥，在曹魏初兴时成为扬州州治，后又为伐吴基地，兵力更增，但曹操晚年决定后撤防线，坚壁清野，以守为攻，于是合肥的战略地位不断下降，寿春则取而代之，成为扬州主将和重兵的驻地（正编《曹魏篇》第五章和第八章）。又如襄阳，在赤壁战后，曹魏因孙、刘两家的积极攻势，襄阳一度弃守，荆州主将北移宛城，及至魏末晋初，随着国力渐强，荆州都督又重镇襄阳，以此作为经略荆州的中心和平吴的基地（正编《曹魏篇》第六章）。即便一地的战略地位长期不变，但对不同势力的战略价值却差别很大。如汉中对蜀汉而言是北疆之门户，安危所系，须倾国以争，然对曹魏而言，却如同“鸡肋”（正编773-777页）。

连环画《三国演义·赤壁大战》

各处要地之间，战略地位也有轻重缓急之别。如孙吴数千里江防，杜佑缕举其要戍有十余座，王应麟进一步增广为二十二处，但宋著指出其中最重要者为濡须、沔口、江陵、西陵四处，其余皆逊此一筹（正编981-999页）。由此造成不同要地的守卫策略亦存在差异。如濡须乃吴国存亡所系，必须重兵屯驻，全力相争。而皖城则易攻难守，对吴对魏而言，都是得之未必有大利，但若入于敌手，却对己方有大害，故其策略一般是己方可以不占据，却也要坚决阻止敌方长期占据。

宋著之所以能够避开决定论的陷阱，关键在于对历史过程的精细考索与绵密论述。只要稍稍翻阅正编一书，就不难认识到这是一部无比翔实的著作。从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对每一个历史细节都不容含混的态度以及不懈探究的精神。试举一例。建安十四年（209），曹操命乐进留屯襄阳，负责荆州战事，直到建安十七年调离。在此期间，乐进屡次与关羽交兵，据《三国志》乐进本传的记载，似乎乐进占据上风，但对具体的作战过程只字未提。宋著从一些蛛丝马迹入手，通过细致的考证和严谨的推理，首次还原了这一时期曹、刘荆州战局的进退情况，指出乐进本传之曲讳，合乎情理地解释了何以曹操不久将乐进调任合肥守将，且仅为张辽之副。尤为精彩的是，《三国志》仅提及乐、关二将曾在青泥相拒，再无他言，而宋著巧妙地利用《陈书》和《南史》的记载，揭示了青泥对控制汉江水道的重要意义，从而不仅得以发覆关羽在青泥战胜乐进的事实，而且推断出关羽后来进围襄、樊的关键原因（正编410-421页）。如此这般深入历史的细节，执着于还原历史的过程，不仅是规避决定论思维的有效途径，在我看来，也最合乎历史学的真谛。

正如庙算重视选将一般，宋著也十分重视个人能力及其作为对历史演进的影响。众所周知，荆州的归属是三国格局演变的一大关节，魏吴、魏蜀、蜀吴之间，都对此地进行过激烈的争夺。各方战略孰为得计，孰为失计，千古聚讼纷纭，难有定论。自来颇有一些论者批评《隆中对》提出“跨有荆益”是一项战略失策，因其忽视了孙吴对荆州的志在必得，“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傅克辉：《论〈隆中对〉的成功和失误》，《文史哲》1986年第3期，47页）。田余庆先生曾指出：“刘备主力入蜀后，孙权不会长久容忍留在荆州的刘备势力，刘备也难于长久维持在荆州的军事存在，这是很清楚的事。”（田余庆：《〈隆中对〉再认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11年，181页）此言诚是。然而所谓“长久”究竟指多长时间，却根本无法量化。从建安十五年（210）刘备“借荆州”，到二十四年末（220）关羽败亡，前后凡十年，这难道一定是刘备势力能够占据荆州的上限吗？是否有可能将其延长数年？若延长数年，是否足够历史发生某些巨大的变故，使得田先生据以做出判断的前提条件也不复存在？在三国这样的乱世，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且不说官渡、赤壁、夷陵三场大战，皆是一战而天下格局随之大变，就说孙策偶然遇刺，竟让江左政权的战略规划彻底转向（续编175-178页）。历史的无尽魅力正在于此。

在宋杰先生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荆州局势的变化远非那般“命中注定”，而是历史的某种必然性与几位关键人物的志向、眼光、能力，以及一系列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隆中对》为刘备谋划了“跨有荆益”的构想，而周瑜也向孙权提出了近似的战略计划，即“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可见孙吴不仅早有意荆州，亦早有意益州，故以“早有意”为理由推定必然攻取，显然不足以服人。宋先生认为，从赤壁之战后的形势来看，周瑜的构想是有很大可能实现的，然不幸其猝亡，无人能膺此重任，所以这项计划亦告夭折。为专力应对曹操在扬州的威胁，孙权听从了鲁肃的建议，“借荆州”与刘备（正编1359-1379页）。而曾经也正是鲁肃，为孙权谋划“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的战略，这充分说明战略规划是可以改变的。假如鲁肃不死，刘备或许能够更长久地占据荆州，但不料鲁肃亦早死，于是孙权在吕蒙的劝说下，迅速改变先取徐州的计划，决定袭取荆州，“全据长江”。在刘备而言，也并非没有更多的可能性。王夫之曾提出，刘备入蜀，应留诸葛亮率赵云、张飞镇守江陵，任用关羽实为非计（《读通鉴论》卷九）。宋杰先生也赞同此说。从诸葛亮前两年镇守荆州的成绩看，从其坚持东和孙吴的一贯方针看，从其独揽蜀汉大权后所展现的治国统兵的才能看，假使命诸葛亮守荆州，形势恐怕会大不相同。诚然，刘备留孔明守荆州的可能性不大，主因是刘备长于聚人、短于用人，对诸葛亮不能充分信任，但这只能说是其性格、能力缺陷，而不足以称作历史必然性。即便是曹魏，在吴蜀争夺荆州的过程中，也未尝没有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当吴蜀重兵对峙于夷陵时，若魏文帝听从刘晔的建议，乘虚而入，进攻江东，那么为孙权计，恐怕只能权且割荆州向蜀汉请和，以便力保江东根本基业不失。论者多批评孙吴袭取荆州，从逐鹿中原的角度看是战略失策，这或许有些苛责，因为孙吴君臣当然不可能预知以后再无这般良机，他们选择先全据长江，再徐图相机进取，也不失稳妥之法，但站在孙吴的立场上，考虑到这一举动险些导致吴国陷入蜀、魏夹攻的危殆境地（而这是任何战略家都应该明白的道理），所以称之为侥幸得志的战略冒险，恐不为过。

当然，重视个人的影响与历史的偶然性因素，并非要本末倒置，将其凌驾于历史的深刻规律与宏观趋势之上。相反，做出一些假设，思考另一种可能性，实质是对所谓历史的必然性进行一番去伪存真的检验。那些在一切合理的假设中都要遵循的道理（如锁钥的作用），以及无法避免的局面（若周瑜规取巴蜀，则魏吴南北对峙；既然三国鼎立，无论蜀汉跨有荆益，还是孙吴占据荆州，吴蜀都势必联盟抗魏，仍成南北对峙格局），才是真正的、颠扑不破的历史必然性。宋著对这两个方面恰如其分的把握，正如良将用兵，既精于庙算，又长于决机。

三、正师与奇略

世人对汉末三国战争史的特殊兴味和特别了解，无疑主要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演义》以恢弘的笔调，铺展开一幅瑰伟奇绝的史诗画卷，以高妙的笔法，刻画出众多栩栩如生的英雄豪杰，无愧乎大手笔，但此书也有两个严重的缺陷。鲁迅先生批评其“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87页），已经广为流传，不必赘言。而其另一个缺陷，虽然时时有人指出，却尚未引起广泛的反响和重视，那就是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描写的战争场面过于荒诞不经，这实在有些“失职”。

在《三国演义》中，战争的胜负要么取决于双方大将的阵前决斗，要么取决于军师或谋士的神算妙计，总之，单凭一番奇勇或奇谋，谈笑间即可击破十万大军。《三国演义》这样写，或许是因为史书中很少有关于战争场面的正面记载，所以无从敷衍，不得不然。即便排除这些战争描写，《三国演义》依旧是一部杰作，善读书者取其精华即可，本不足深论。但事与愿违，这种荒诞的小说家言，却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极大地影响了普通民众对中国古代战争的认识，甚至黑白截然颠倒，反将《三国演义》奉作兵略之书。

坊间自来流传一种说法，称满洲君臣通过读《三国演义》学习兵法。此说其实早在晚清时已经出现。如清末人王嵩儒尝言：“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志演义》为兵略，故极崇拜关羽。”（《掌固零拾》卷一《译书》）连魏源这样的名儒也相信此类说法，《圣武记》载：“又闻额勒登保初以侍卫从超勇公海兰察帐下，每战辄陷阵。海公曰：‘尔将材可造，须略识古兵法。’以翻清《三国演义》授之，卒为经略，荡平三省教匪。是国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圣武记》卷一三《武事余记》）末尾一句表明，魏源听说或相信有一大批满族将领都是从《三国演义》中习得兵略。如果说文人嗜奇，又未曾亲历战争，所以轻信这种传言，可是在国共内战时期，长期对战斗耳濡目染的某些人士，竟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毛泽东曾回忆道：“那时我没有事情做，长征中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有人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504页）可见以《三国演义》为兵略之书的说法，何其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自古名将，无不在实战中磨练成材，似乎没有哪个行业如战争一般忌讳纸上谈论，若说从《三国演义》荒诞的描写中，居然能学会领兵作战，则万万不可能。毛泽东已经亲自反驳了这种观点的荒谬，不待烦言。至于清人，虽然有证据显示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的确喜读《三国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天聪间还曾敕令翻译（秀云：《〈三国演义〉满文翻译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但这并非是为了学习兵略。天聪九年，皇太极曾明令：“至汉文正史之外，野史所载，如交战几合、逞施法术之语，皆系妄诞。此等书籍，传之国中，恐无知之人信以为真，当停其翻译。”（《清太宗实录》卷三二，天聪九年五月己巳）所谓“交战几合、逞施法术”，正是演义小说中的战争场面，而皇太极指出其“皆系妄诞”。顺治年间，多尔衮“着译《三国演义》，刊刻颁行”，也主要是看重该书的鉴戒作用：“览闻此书内忠臣、义贤、孝子、节妇之所思所行，则可以为鉴；又奸臣误国、恶政乱朝，可以为戒。文虽俗陋，然甚有益处。”（转引自秀云：《〈三国演义〉满文翻译考述》）事实上，《三国演义》之于武将最大的益处，即在于激励其忠勇之志，而此书情节动人，武将亦喜阅之，但完全与兵略无关。试想，若读《三国演义》果然能学得兵略，清廷焉会在天下未定之时即刊刻颁行此书？

国人对古代战争的错误认识长期难以扭转，除了因《三国演义》及其衍生的影视、游戏作品过于流行之外，还缘于能够正确还原三国战争面貌的著作久付阙如。欲消弭谬说，必先正本清源。宋杰先生的“三国战争史”二书，庶几可膺此重任。

宋著对战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做出了探讨。首先，一国总体的战略方针如何，以攻为主，抑或以守为正？战略重心何在，面对多个敌人，如何区分轻重缓急？其次，具体的作战部署如何。若守御，设置哪些要塞？如何建立纵深防御体系？战区如何设置？兵力如何部署？从何处调动援军？若进攻，则兵分几路？孰为主力，孰为偏师，兵力如何分配？各路行军路线为何，进攻目标为何，如何相互协调配合？粮饷如何转运？侧后方如何保护？凡此种种，宋著都做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和清晰明确的论述，并以这些问题串联起一次次具体的战役，使数十年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南征北伐，顿时显得井井有条。熟读此二编，三国兵争的梗概便可了然于胸。

宋著在战略格局上化繁为简的同时，还成功地呈现出战争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譬如身为一方主将，绝不仅仅要在短暂的战时指挥作战，更要在平日注重抚安境内，修缮城池，整治战具，训练士卒，屯田积谷，刺探敌情，赏罚明信，立威布德。这些平日的作为，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由。汉末三国时期，刘馥在扬州的治理，陈登在广陵的经营，羊祜在荆州的经略，都堪称典范。相比之下，关羽颇有将略，但终为一介武夫，故其镇守荆州期间，虽一时攻势强劲，而终不免败亡。《三国演义》对关羽倾注了大量的笔墨，而宋著则用不小的篇幅论述了刘、陈、羊的作为，恰可纠《演义》之偏颇。

略感遗憾的是，或许因限于主题，宋著对三国战争的战术较少涉及。而战术不仅是详细了解三国战争情景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探讨某些战略问题不可忽视的因素。三国鼎立之后，诸葛亮屡屡倾力北伐，而孙权对曹魏则多为试探性进攻，进取之志似乎相去甚远。这恐怕不仅仅如论者所言，“孔明真有用蜀以争天下之心”（胡三省语），孙权则满足于“限江自保”而已，大概还与吴、蜀军队的陆战能力有关。汉末三国时期，骑兵冲击战术进一步强化，骑兵战斗力逐渐超过步兵。曹魏由于邻接北方草原，易获得战马，所以骑兵建设与使用都领先于吴、蜀。李硕先生曾特别批评蜀汉君臣战术思想严重落后，不重视使用骑兵，认为是其积弱的重要原因（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政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71-74页）。但从实际战斗力来看，诸葛亮军除了首次北伐失利于街亭，此后野战再未败于魏军，以致司马懿握有优势兵力，却“畏蜀如虎”，不敢与诸葛亮决战；而反观孙权，亦轻易不敢与魏军陆战，青龙元年（233），孙权率军攻合肥，因其新城远水，竟然“积二十日不敢下船”，可谓“惧魏如虎”。那么，诸葛亮究竟利用了何种战术、阵法和兵器，有效地克制了曹魏骑兵？因史料缺乏，这个谜题恐怕难以找到直接的证据，但如何以步兵克制骑兵，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超越时代和文明界限的普遍话题，所以或许能够通过博观找到一些旁证。

总之，欲知三国战争的面貌，不可全信《三国演义》，更应读宋著。宋著的问世，必将使世人对三国战争的讨论上升到新的高度，也有望逐渐改变大众对古代战争的认知。如果说《三国演义》描绘的史诗画卷，以瑰伟奇绝吸引了无数读者驻足，而宋著则为其加上了淳朴厚重的正史底色，两者相得益彰，使“人间一股英雄气”更加荡气回肠。正如良将用兵，既善出正师，又多用奇略，两相结合，方能战无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