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学家的藏书与读书

先师黄永年先生所藏古籍书影出版在即，出版方希望我写几句话，附缀其间，向读者谈谈业师的藏书与读书。

这部书是由黄永年先生的公子、我的师兄黄寿成编选的。当年业师和我谈起自己藏书的时候，总会说，我的儿子真是个福将，将来坐享其成，一下子就有了这么大一批好书。现在寿成师兄不仅自得其乐，还选精取粹，编出这本书影，与天下爱好者分享。先师若是在天有知，也会十分欣喜。想到这一点，作为受业弟子，我感到自己也更有责任向读者谈谈对先生藏书情况的理解，以供大家参考。

按照我的理解，堪称“藏书”的图书收藏，首先是一种人生的情趣。这是一种有意思的读书人的生活情趣，简单地讲，就是因为好玩儿才去收书，才来藏书。关于这一点，黄永年先生和我谈过多次，买一些特别的古籍旧本，犹如小朋友搜集邮票，就是觉得好玩儿。

在当代中国学坛上，黄永年先生当然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其藏书自然与读书密切相关。学人藏书，当然是为了读书，也是因为先读过很多书才能很好地藏书。但学者更首先是人。一个有意思的人，才能写出有意思的文章，而在我看来，只有有意思的文章才称得上是好文章，读起来才会令人身心畅快，也才会以真心探讨和解决真问题。

黄永年先生

现在的文史学者，一入师门，接受的都是崇高的学术目标，为国为民为世界学术，利他利世利天下苍生。可在我看来，业师黄永年先生做学问，首先是觉得好玩儿，是觉得做学问有意思。这种好玩儿的感觉，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望，或者说是一种好奇心，很原始，也很本能。但这种本能不像食色之欲那样几乎人人都与生俱来，世上只有一小部分人才会有；或者说只有很少一小部分人才不会被尘世的功利蚀掉这种本能。

基于这种本能的古籍旧本收藏，其首要着眼点是要有特色。我有，别人少有甚至没有，这就是外行人最容易理解的独家特色，其实也是古籍旧本收藏中一项最主要的特色。当年贾二强学长和先师一起编著《清代版刻图录》，其中很多书用的都是先师的藏本。在翻看一过之后，二强学长对我说：“几乎每一本都有花样。”这“花样”，就是与众不同之处。其中最一般的，如原刻初印；更特别一些的，则有名家批注本、钞本和稿本，等等。很普通的大路本，先师一般是不会去买的。

以前我写文章谈过，业师黄永年先生一向不喜欢人家称他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甚至历史文献学专家。这是因为先师以为这些知识，都是文史研究必备的基础，懂这些是应该应分的，而不是什么特别的人掌握了某种人所不知的偏门绝技。

基于这样的认识，先师搜求古籍旧本，在“好玩儿”、“有花样”的前提下，对书籍内容的选择，更多地是基于自己对学术研究的态度。在这一方面，黄先生除了一些自己特别感兴趣的领域和问题之外，主要有如下两项重要特点：一是领域非常宽广，二是特别重视骨干书籍。

读过一些黄永年先生研究著述的人们都会注意到，业师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研究范围是相当宽广的，不仅不像绝大多数与其并世的历史学者那样，一辈子只研究某个领域内的那些问题，而是能够上通先秦，下达近现代，几乎对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和各个方面问题，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更不同寻常的是，他还文史兼通，对中国古典文学乃至各种俗文学也都了如指掌。

这么广阔的学术领域，研究和解决那么多五花八门的问题，黄永年先生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难道是像古语讲的那样“头悬梁”、“锥刺股”不成？先师是个聪明绝顶的学者，恐怕从来也没做过这种“苦功”。

黄永年先生学识的积累，是在搜书、读书的过程中逐渐养成的。喜欢逛书店的人都知道，逛一次书店，往往只买一两本书甚至一本也不买，但在浏览、挑选书籍的过程中，却会翻看很多本书。文史学者逛古旧书店，更是如此。先师生长于江浙人文渊薮之地，这里也是古刻旧本的渊薮。从少年时起，他就盘桓于古旧书铺，以后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个嗜好。

买古书收藏和买瓷瓶子、字画等古董不同，不是单单有钱就能办到的事儿，想要买到好书需要先具备一定的文化，而历史文化知识的扩展和积累又要有广泛而深入的阅读。这就像“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是没法清楚排出个生成的先后次序的。但现在我在这里谈论黄永年先生藏书内容的广泛性，当然不能不强调指出这种广泛性是以先生阅读和研究范围的宽广作基础的；也就是说，要想在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各个时代的书籍中都能买到好书，首先需要具有相应的学识。

听我这么讲，有些喜欢抬杠的人一定会说，不管啥书都买下来就是了，那不就啥书都收藏了，这还需要什么学识？古往今来，颇有一些藏书家确实如此，但黄永年先生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从来没有放手滥收过古籍——没有那么多闲钱买书，更没有那么多地方放书，也没有那个兴趣啥书都收。黄先生收下的都是各个方面的精品。

业师曾和我讲，他买书从来都是精挑细选的，甚至可以说是“千挑万选”，而且他还多次在课堂上讲，并且也写文章说，世上只有两种人能够真懂古籍版本：一种人是卖古书的书商；另一种是喜欢买古书的人。前者为多赚钱，需要用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取尽可能大的利润；后者为少花钱，需要用尽可能低的价钱买到质量更好的书——当然这首先是先生的“夫子自道”之语。

先师能够在这么大的范围内用有限的成本挑选出特别喜爱的好书来，靠的就是自己丰富的学识。书读得多了，问题想得深了，见识也就很广很高了。这个是普通收藏家没法比的，不服也得服。

那么，黄永年先生“千挑万选”地选书都选了些什么书呢？这就触及了前面谈到的先师藏书的第二个特点，即先生特别重视四部基本典籍。这样的藏书观念，实际上是缘于先师在学术研究中对待各种史料的基本态度。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很多年以来的潮流，就是开口闭口谈新史料，动手动脚找新史料，出洋入地搜求新史料。好像若是没有所谓“新史料”，学术就永远停留在暗黑长夜里一无所为了。可先师的态度从来不是这样。

黄永年先生从事文史研究，终生坚持以四部基本典籍为重心。研究具体的学术问题是这样，阅读和了解古代史事更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这些典籍载述的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主干，也就是所谓“本”。舍弃这个主干，去找什么稀奇古怪的“新史料”，就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则结果可想而知。

当然，学问是一个人一个做法，所谓各尊所闻，各行其是，我受学于先师者如此、于先师所知如此而已。了解这一点，才能更好地看懂这部书影，更好地欣赏这部书影，也能更好地利用这部书影。

总而言之，我希望各位读者朋友透过这部书影，能够看到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是怎样藏书和读书的，这样也才能看懂这些书为什么好玩儿和好玩儿的地方在哪里。

本文为《心太平盦古籍书影——黄永年先生收藏精粹》（黄寿成 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一书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