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七夕节，照例谈谈爱情与婚姻。本文摘自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的《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一书，从半个多世纪的婚姻变革看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
在20世纪50年代，“让婚姻美满”的法则是清楚明确的。心理学家克利福德·亚当斯写道：“想要履行全套职责的新娘，会从一开始就计划建立起丈夫心目中的家，而且不需要丈夫提供任何超出他的意愿的协助。”亚当斯在《妇女家庭杂志》上有一个名为“让婚姻美满”的专栏，他和大多数当时的婚姻咨询专家一样，相信丈夫的工作是第一位的，“不仅因为它的重要性，还因为它占据了他大部分清醒时的时间，只给其他责任和享乐留下很小的比重。因此，他警告妻子们，不要把你的丈夫“当成是厨房帮工、跑腿男孩或工匠”。如果丈夫“主动提出要擦干碗碟，谢谢他的帮助，而不要看成是理所应当”。
追求伴侣的规则和把伴侣留在身边的规则一样简单，并且全都指向女性。指导手册告诉十几岁的女孩，要制作一张清单，记录男生在食物、电影和娱乐活动上的好恶。就像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一首流行曲唱的那样：“只为他打理发型，只做他喜欢的事情。”妻子们被督促要早早起床，在准备早餐之前整理好妆容。“尽可能地纵容他的心血来潮，尽管你觉得这些念头很愚蠢。”亚当斯说。
在今天，没有多少女人有时间、精力或意愿像这样精心控制她们的男友或丈夫。绝大多数男人也不会觉得女人缺乏自理能力是一种魅力。随着男女职责越来越平等，人们对这样的游戏也越来越不耐烦了。
但是，今天的夫妻的确需要用心经营，以保持婚姻健康并令彼此感到满足。今天的人们能够在婚姻之外自力更生，这一事实意味着配偶们需要比过去更加“留心”寻找能帮助他们相伴相守的理由和仪式。在今天自主选择的大环境下，拥有一段长长久久、有声有色的婚姻对夫妻及其子女来说，比在过去令人满意得多，也更加公平和高效。不过，夫妻必须仔细考虑要如何建立、深化并维持那些现在几乎完全出于自愿的承诺。现代婚姻不能仅仅顺着过去的老路滑下去。
想弄清楚怎样才算是一个好伴侣，维持婚姻需要做到什么，在今天来说尤其困难。这是因为，我们曾以为自己了解婚姻是如何成功（或如何失败）的，但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家庭生活革命迫使我们开始重新考虑几乎已知的一切。两个世纪以来，在经济、政治和人口繁衍模式上的细微变化，逐渐让已婚伴侣远离了那些将他们约束在严格的角色身份中的制度、法律和习俗基础。
今天，各行各业的人们在找对象之前通常会在个人技能和资源的发展上面进行投资。绝大多数年轻的成年人都跟民意调查员说，他们希望能在结婚前“在经济上安定下来”。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年轻男女认为婚姻是人们令生活安定并好好利用人际关系的方式。在今天，多数年轻人都认为，只有在已经确定伴侣生活稳定、恋爱美满时人们才会结婚。他们说，只有在克服了风险，开始获得生活的回报的时候，步入婚姻才是合适的。
当人们尝试找出拥有一段稳定幸福的婚姻（或者满意的单身生活）的最佳办法时，想要协调各种使男女在婚姻中感到幸福或成功的差异因素可能会让他们犯难。举个例子，对性别分工和婚姻抱有传统观念的女性，一般比不那么传统的女性更不容易离婚。但是观念传统的女性结婚的概率也会稍微偏低。在婚姻中越来越接受男女平等观念的妻子常常会说，她们的婚姻幸福感降低，矛盾不断增加。
男性的模式则颠倒过来。抱有传统性别观的男性比观念更加平等的男性更有可能结婚，但也更有可能以离婚终结。在婚姻中态度变得更加平等的丈夫说，他们的婚姻幸福感增加，婚姻问题变少。
社会学家凯瑟琳·格尔森采访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成年的年轻人，她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年轻男子想要一段“传统”的婚姻，即男性是主要的挣钱养家者，女性承担大多数育儿的工作。想要男性养家式婚姻的年轻男性仍然比女性更多，但差距越来越小了。大部分年轻人，无论男女，都想要一份具有灵活度的好工作，能让人拥有充实的家庭生活和夫妻恩爱的婚姻，与伴侣分担育儿及养家的工作。
大的问题并不在于男女在生活和爱情之外想要的东西存在差距。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假定男性养家的家庭是社会常态，工作政策、学校安排和社会事业都建构在这个假定之上，结果就是实现平等的关系变得极为困难。今天男女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多的是源于他们在将理念付诸行动时面临的困难，而不是各自期望的不同。
格尔森发现，当日常生活和工作组织的要求令人难以实践平等主义的理想时，男女的退路各有不同。在期望平等婚姻的年轻男子中，60%的人说，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他们会选择某种经过改良的男性养家的婚姻，他们负责赚取家庭收入的大部分，伴侣则履行大部分的家庭责任。年轻女性的反应则明显不同。80%的人告诉格尔森，她们宁愿单身，也不愿进入一段传统的婚姻，哪怕经过改良也不行。
实际上，大多数女性都在继续就平等理念做出让步。从1996年到2000年，佩吉·奥伦斯坦采访了全国各地的女性，内容是关于她们的希望和梦想。她发现，就算许多女性梦想平等的婚姻，她们也会“追求比男性同伴收入更低、更有弹性的工作”，假定自己会负担起大部分的育儿工作。不过她也发现，许多女性说，她们会考虑“绕过中间人”，如果到35岁或40岁时都没有遇到理想的结婚对象，她们就会自己生育孩子。
男人和女人对结婚的态度正在发生重大的历史性逆转。在20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女性比男性更加需要，也更加想要一段婚姻。男性比女性更不愿意结婚，也更加容易抱怨婚姻带来的负担。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男性开始给予婚姻比之前几十年高得多的评价；到20世纪末，认为婚姻是理想生活方式的男性比女性更多。
人们对生育子女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但重大的性别转变。多数女性都爱她们的子女。但女性同样也越来越认识到养育子女需要做出的牺牲，比丈夫更加有意识地限制生育子女的数量。这并不令人惊讶，考虑到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女性不仅要冒着死亡的风险生育，还要承担绝大多数养育子女的责任，甚至在新生儿来临而经济拮据时削减自己的口粮（而不是丈夫的）。
在20世纪，这种状况开始改变。到20世纪末，许多男性都发现了身为父亲的乐趣。不过，因为更加投入的缘故，他们开始感觉到子女对于个人自由的束缚。随着男性参与到育儿活动中来，女性的责任有所减轻，她们认为子女限制父母自由的可能性更小，而男性则更有可能这么认为。
曾几何时，几乎所有男女都认为自己的生活必须是一揽子交易：结婚然后生子。现在，人们可以定制自己的生活道路。他们可以选择是否结婚，什么时候结婚，是否要孩子，要几个孩子，什么时候要孩子。一些人前所未有地投入到父母和伴侣的角色中，而另一些人则声称他们对成为父母或夫妻完全不感兴趣。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决定中的每一项都有其优缺点。这些优缺点与过去已经不同。男人必须努力解决新的问题：“如果我必须分担一半的育儿工作，我真的还想要孩子吗？”“如果我不再和孩子的母亲在一起，享受拥有妻子的好处，我是否还愿意养育子女？”
另一方面，女性在努力解决不同的问题：“婚姻真正提供了什么？”“相对于收益，它的代价是什么？”“要是我决定生下孩子，婚姻能够给我养育孩子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人们给出的答案因人而异，他们所做的选择带来的后果也是如此。婚姻的民主化是混乱的。拥有更多选择的人们，做出糟糕决定的可能性和做出好决定一样多。当丈夫不能直接强加他的意愿，而必须跟妻子协商时，这种协商就有可能破裂。当伴侣双方都能够拥有同等重要但互相矛盾的职业轨迹或生活目标时，哪怕是最最恩爱的夫妻也可能会分道扬镳。坏消息是，当婚姻不再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的时候，婚姻制度便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普遍和稳定了。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婚姻在培养成人和儿童的幸福感的道路上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充实、公平和有效。它同时也变得更加随意、更加脆弱。历史记录表明，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变化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充实和脆弱似乎“像马儿和马车一样如影随形”，比爱情和婚姻更甚。
《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美】斯蒂芬妮·孔茨/著 刘君宇/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2月版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