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历史上，多才多艺、爱好独特的帝王将相不在少数，如痴迷音乐的北齐后主高纬、沉迷木工活的明熹宗朱由校，而自小迷恋戏曲、继而宠信伶人官宦的后唐庄宗李存勖也在此列。美国汉学家戴仁柱在《火与冰：后唐庄宗李存勖》中讲述了身负胡族血统的庄宗在喜爱骑马射猎的同时，对汉族文化的热爱、对歌舞戏曲的兴趣，并通过引用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列传》一文来讲述他与伶人戏子直接的极端关系及爱恨纠葛。本文经授权摘选自该书，标题为后拟。
李存勖
（一）伶人
不管同光皇帝的政治命运如何波澜壮阔、引人入胜，他从晋阳到魏州，从开封到洛阳，仍一如既往地喜爱伶人。李存勖常常赋诗作词，很多作品流传至今，这反映出他的文学素养。李存勖的诗词在体裁上相当符合传统格律，但他的天赋主要以戏剧和音乐为中心。他写了不少当时的流行曲，10世纪晋阳附近以山西口音谱成的民歌很多都是他的作品，有些还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有所流传，他甚至给自己的军队谱写过进行曲。在音乐上，往往创作和表演是两条不同的轨道，可李存勖在这两方面都很优秀。
李存勖沉迷于与其他俳优一起表演，并往往画上脸谱，穿上戏服，且他所表演的角色通常都是有台词的，而非在一旁默默聆听。他这股劲头在当晋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时候他经常跟伶人胡作非为，这让母亲曹氏非常紧张，故她“尝提耳诲之”。她痛苦地知道曾经有什么不幸之事戏剧性地发生在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身上，而这一切，正是由于他与一些宫中的男性俳优有着不正当的亲密关系。李承乾有很长时间沉迷于游牧文化：他不但学习突厥语言，还穿上突厥将军的衣服，这说明他很喜欢这种威武的男性形象。这种有违传统的行为最开始只是让太宗有所不满，但一件有关一个“乐童”的事情被揭发后，太宗最终决定废去他太子之位。
李承乾的故事，反映出历史书写中常把俳优与同性恋联系在一起；同时，它记载了一种持久的现象，那就是戏剧文化之下的同性恋亚文化。此外，李承乾悲剧的结局也告诉未来的皇帝，类似行为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因为人们对他们的道德期望会比常人高。就当时而言，蜀主王建的太子王元膺在天祐十年（913）被乱兵所杀，其起因也是他宠溺伶人乐工，终日纵酒摔角。他的父亲王建，一位出身低微的军人，最终以叛乱为名证明儿子被杀乃正当之举，这就像几个世纪以前唐太宗所做的那样，但他真正的动机人所共知。
然而，无论是母亲的责备还是后来战争中繁重的军务，都无法撼动李存勖对戏剧表演的热情，在成为天子之后他依然如故：登基之后，他给自己取了一个艺名，叫“李天下”，意谓李家治理天下。儿时对戏剧的热爱并未随着他的成长而消退：李存勖越到高位，他从那种不拘小节的关系中所获得的快感就越多，这种关系就是他与那些能满足他兴趣的男人之间的友谊。此外，随着他的声音在酒精的作用下变得越来越嘶哑，以及他的身体在战争中变得越来越差，四十岁的李存勖更依恋那些代表着青春、俊美和浪漫的伶人。作为君主，他拒绝把伶人限制在宫中传统的职位上；相反，这些伶人被委以重任，包括成为地方重镇及中央军队的监军。奇怪的是，历史材料并没有对同时代其他文化群体着墨太多，如类似隋炀帝身边的文士。不管他自己拥有多丰富的文学才艺，同光皇帝还是更愿意与没读过多少书的人进行文化交流，这也是他鄙视当时阶级制度的一个标志。
（二）伶官
欧阳修《新五代史》中的《伶官传》，是一篇带有春秋笔法，描写自同光朝初期起伶人的个人行为及政治影响的传记，这篇传记保留了大量在情感上能引起人们共鸣的史料。皇帝喜欢中国中原地区的戏曲文化，故当他在同光元年（923）攻陷开封后，重新找回在胡柳之役中失散且被认为已经战死的伶人周匝时，大喜过望。他封赏给周匝大量金帛，并答应把周匝在梁朝时的两位同伴封为州刺史。
李存勖当晋王时从未将伶人任命为官，故此举立马遭到枢密使郭崇韬的强烈反对。在沙场上拼死百战的战士还未受到封赏，却要先行奖励皇帝宠爱之人，郭崇韬对此举背后的象征意义感到非常不安，他对庄宗说：
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于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
郭崇韬所指的“天下”乃是武人的天下，在这个“天下”里，武人应该优先获得赏赐。几个月之后，庄宗旧事重提，要任命这些伶人为官，而这一次他把郭崇韬压了下去，他说：“公言虽正，然当为我屈意行之。”
除了象征意义外，郭崇韬肯定也很务实地考虑到任命这些伶人为官是否合适。刺史拥有很大的权力，相当于今天的市长，而这些伶人缺乏相关经验，难以胜任。能力的缺陷同样也是武将的特点，但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武将通常用战功来获得刺史之职，这就让这个从前的文官职位，几乎变成了目不识丁的武官专属。庄宗可能认为对这两种人的任用，是无差别的任人唯亲。此外，作为东都，洛阳从来没有像长安内外那样有大量的文人士大夫，故官员的可能人选也少得多。最后，唐末的政治动荡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整个西北地区显然都缺乏文人，这反过来就迫使统治者在补充官员时要有所创新。
这两个伶人最终还是获得了官职，尽管推迟了几个月，但却有助于庄宗消除军中的激烈反应，在等待的过程中，大量的封赏足以抚平军中的不满情绪。解决封赏一事后，庄宗还不打算消停，他更进一步挑战极限，把李绍钦（即段凝）从滑州（今河南滑县）留后提拔为泰宁（今山东兖州）节度使。尽管李绍钦不是伶人，但却是一个庸才，且与伶人过从甚密，以致有流言认为他是通过贿赂伶人景进上位的。这种指责表明，这在当时是有组织的腐败，伶人在外代表皇帝，做着权力寻租之事。宫中的伶人乐工数量将会膨胀到一千人以上，但这个数字与历史上各王朝的标准相比，或与同时期其他王国相比，都不算十分显著。从官方记载的很多案例看，这些伶人的政治影响力让他们获得了皇帝身边其他群体所没有的权力，而来自内廷与外朝的压力正不断增加，这对负责沟通内外的郭崇韬而言并非一件好事。
宠信伶人，18世纪《帝鉴图说》彩绘插画
（三）宦官
内宫宠臣与皇帝之间的亲密关系给缺乏政治经验的郭崇韬带来了新的挑战，他身为枢密使，相当于宰相的地位（侍中），该职位从后唐王朝建立开始便拥有主导文武百官的权力。但他“不能知朝廷典故”，这对他能否有效管治朝廷至关重要。郭崇韬的局限迫使庄宗改组中书，但其目的是要加强枢密使的主导权，而不是像前朝朱梁那样，以此抗衡枢密使的权力。
豆卢革当了半年宰相之后，其庸碌无能展现无遗，这促使朝廷同时任命了两位新宰相，一位是豆卢革的狐朋狗友韦说，另一位则是郭崇韬支持的赵光胤〔卒于同光三年（925）〕。两人均来自唐朝的显赫世家，也都是在同光元年（923）十一月，朝廷刚从魏州迁到洛阳后被任命的，但韦说很快就被证明跟他的举荐人豆卢革一样无能，故两位新宰相最终只沦为朝廷典礼的主导者。长期以来，赵光胤被视为“廉洁方正”之人，但当上宰相之后，他却变得“性轻率，喜自矜”，从而得罪同列，包括豆卢革跟韦说。文官领袖间内斗不断，这让权力旁落到皇帝的非正式代理人手上。不幸的是，赵光胤在任职一年半后就去世了，这让郭崇韬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找不到一个强力的文官当盟友。
郭崇韬墨水有限，这是皇帝任用两名宦官——马绍宏与张居翰在枢密院里当其副手的原因。这两位都是第二代精通文墨的宦官，熟知前唐时期的朝廷故实和宫廷礼仪。他们处理京城和地方事务的经验也非常丰富。让大臣和宦官共同担任枢密使，也是对唐朝和后梁制度的折中。自8世纪设立枢密院以来，唐朝政府大多让宦官在此机构任职。一个多世纪以后，朱温对宦官进行了大清洗，这让后梁朝廷可以把军事监管权收归外朝，并把枢密院改名崇政院，让敬翔这样的军事人物担任崇政使。把强势人物任命为枢密使，并让他们免受宰相的制约，这无疑会让枢密院充满生机，并让其长官滋生出专断的心态。这相当于是把枢密使提升到了宰相的地位，而同光朝中郭崇韬那种专断的行事风格，正是这种制度转变的结果。
在还是晋王的时候，李存勖就已经试过让宦官和大臣一起，成为自己的高级军事顾问。他登基后，继续沿用这一做法，并且恢复了唐朝时期对这一机构的命名，即枢密院。他对制度的建设有欠考虑，这对朝廷而言并非好事，因为这种对过气制度的效颦行为，将会延伸到其他领域的事务上，这是十分可悲的。在未来几年里，京城里的宦官数量将会达到一千人的高峰。不过跟9世纪末高达五千的宦官人数相比，庄宗朝的宦官人数也不算多了。此外，皇帝最开始是禁止把宦官任命到京城之外的，这个原则在唐朝末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但这种限制在他自己的统治下也会难以推行。当然，像庄宗这样心智健全的皇帝是不会让自己像唐朝末年的皇帝那样，仰宦官的鼻息而行事的。一般而言，宦官会通过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影响皇帝对某些事件的认知，这会给权力中心留出空子，让宦官有足够的权力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并实现自己的意志。
皇帝想减轻自己对内宫宠臣的依赖，就得先以科举考试的形式来恢复可靠的文官选任制度。同时，很多与后唐相邻的南方朝廷的君主均以宦官为近臣或使者，这正说明宦官有其实际功用，受到当时的普遍认可，而非个别统治者的选择。实际上，同光朝的主要宦官张居翰拥有超越任何大臣的道德品质，包括郭崇韬。这些在朱温的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宦官行事小心翼翼。张居翰因此也是“不敢有所是非，承颜免过而已”。然而，下一代宦官会嚣张跋扈起来。他们不像伶人那样跟皇帝亲密，故有些人想方设法取悦皇帝，其他人则斤斤计较，受不得一丝怠慢。
传统历史学家把伶人和宦官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宦官很可能会对伶人嗤之以鼻。更糟糕的是，宫中有些伶人通过“侮弄缙绅”来取悦皇帝，其侮弄对象肯定包括宦官，并往往针对宦官的身体缺陷，进而侮辱他们的人格。伶人与宦官的矛盾会造成朝廷的撕裂，同时也会分化内宫：皇帝易受伶人蛊惑，而皇后却会被宦官左右。曹太后的到来会让天子的内宫事务变得更加复杂，庄宗深爱着自己的母亲，但母亲对他却非常严厉，她很快就要解决一件拖延至今的宫中大事，那就是给她将来的儿媳妇一个正式的名分。
《火与冰：后唐庄宗李存勖》，【美】戴仁柱/著 刘广丰/译，重庆出版社，2022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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