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越王勾践。一提起勾践，大家就会想到他卧薪尝胆、复仇吴国的故事，他也因此成为刻苦自励、艰苦奋斗的象征。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给人留下不惜性命、直言进谏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品读《吴越春秋》，就会发现勾践和伍子胥形象的崩塌：他们成了两个说谎大师——在赵晔的笔下，勾践和伍子胥是靠一路说谎才获得成功的。事实上，说谎的又何止是他俩！从创立吴国的太伯到篡位谋反的阖闾，从身居高位的范蠡到甘作绿叶的渔父，在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几乎人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说谎。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他们怎样说谎？赵晔对说谎浓墨重彩的描写又体现了他对哪些问题的思考？换一种角度解读吴越争霸，多一种视角理解这段历史！
到底能否学而成圣
越王勾践和“卧薪尝胆”这个成语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越国被吴国打败后，勾践决意复仇，于是天天睡在柴草之上，在床头还挂上一颗苦胆，吃饭睡觉前都要尝一下胆的苦涩滋味，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仇恨与屈辱；最终勾践带领越国人民发奋图强，一雪前耻击溃了吴国，令吴王夫差伏剑自尽。
老师们会语重心长地告诉每一个中小学生，“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形容人刻苦自励，立志雪耻图强，最后可以苦尽甘来，因此我们一定要牢记卧薪尝胆的精神。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很多人一直到自己做了父母、再对孩子讲成语“卧薪尝胆”时，都可能仍然没有注意到这个故事中的另一面：勾践卧薪尝胆背后的真实目的，吴王夫差是并不知晓的。在卧薪尝胆的同时，勾践一直在夫差面前扮演着一个乖顺的臣子，毫无破绽地掩饰了自己的复仇之心。或者可以说，勾践的“卧薪尝胆”是以其对夫差的成功欺骗为前提的。他不但是一个忍辱负重之人，也是一个善于说谎之人。
不过，勾践并非天生就是一个说谎的高手，他的说谎技术是在吴国做奴的过程中慢慢培养出来的。公元前496年，勾践的父亲允常去世，吴王阖闾听到消息之后大喜过望，领兵攻打越国，结果被勾践打得落花流水，阖闾也受伤身亡，临死前告诉儿子夫差不要忘记父仇。可以想象，一战成名的勾践不免洋洋自得，决定再与继位不久的吴王夫差交手，结果被立志为父报仇的夫差击败。公元前492年，战败后的勾践无计可施，只能带着妻子和心腹范蠡前往吴国为奴，表示彻底地臣服。
有趣的是，传世的《吴越春秋》中并未花费什么笔墨描写勾践如何击败阖闾。赵晔对勾践的讲述，是直接从《勾践入臣外传》开始的。即使考虑到有些篇章在流传过程中散逸的可能性，我们还是可以认为，至少在确定现有版本之人的心中，《吴越春秋》中的勾践首先是那个从失败中慢慢成长起来的勾践，而那个曾经年轻气盛的勾践并不值得我们的关注。
为了让夫差相信自己的忠心，“越王服犊鼻，著樵头；夫人衣无缘之裳，施左关之襦。夫斫剉养马，妻给水、除粪、洒扫。三年不愠怒，面无恨色”。毫无疑问，勾践很好地掩饰了自己的复仇之心。在这里最值得品味的字眼就是“面无恨色”，似乎在暗示我们勾践的“心里其实是有恨的”，接下来勾践听到夫差想要大赦自己时对范蠡说“心独喜之”就是证明；而“三年”一词，则在虚实之间。熟悉《论语》的东汉人看到“三年”，应该会想到《论语·泰伯》中章句：“子曰：‘三年学，不至于榖，不易得也。’”或者是《论语·学而》中孔子的名言：“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要言之，三年是一段学习、成长或是坚持所需要的时间。勾践能够做到三年“不愠怒，面无恨色”，可见已经打下了扎实的“说谎”基本功。
这就是勾践向我们指出的第一个哲学问题：“学”。学是先秦儒家最关心的话题之一。《论语》首章就说“学而时习之”，而《荀子》则以“学不可以已”开篇。当然，孔子和荀子所说之学是为了成为君子。作为君王的勾践同样需要学习——长时间的学习：向敌人学习，向臣子学习；在生活中学习，在失败中学习；学会了脸上的表情隐藏住心里的想法。
人是否能生而知之，是汉代儒生争论的热门话题。有的认为圣人“不学自知”，但是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则认为“所谓圣者，须学以圣”。这个话题的意义在于，是否在圣人和普通人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圣人也需要学，那么意味着任何一个人都可能通过学习成为圣人；如果圣人是天生的，那么学得再努力也没有用。和王充一样来自会稽的赵晔是否也持相同的观点呢？《吴越春秋》中的勾践显然凸显了学的必要性和持久性；长时间的学习才使勾践变得成熟隐忍，但是勾践还远远不是圣人。那么，到底能否学而成圣呢？抑或，圣人只是一种传说，必然是生而知之？脸上没有愠怒的勾践没有告诉我们答案。
言、行、意中的真与假
赵晔笔下的勾践其实充满了汉魏时期的色彩。犊鼻是司马相如落魄时穿过的行头，而不愠怒这样的描述会让人联想到刘劭《人物志》中的话：“凡事不度，必有其故……愠色，厉然以扬……言未发而怒色先见者，意愤溢也……”没有愠怒的勾践表明了他对在夫差的眼皮底下如何处事有着周密的考虑。更重要的是，还会让人想到王戎对嵇康的评价：“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这样的联想并非毫无依据。就思想文化而言，东汉晚期和魏晋之际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传承——刘义庆所编撰的《世说新语》将不少东汉名士与魏晋名士并举就是明证。可以说，原本生活于春秋时期的勾践被赵晔赋予了很多当时的时代特色。这就是虚构的叙述给读者带来的“真实”。
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一个“汉魏化”了的勾践呢？其实从司马相如到东汉“不扫一屋”的陈蕃，再到连在好友面前都不表现自己喜怒的嵇康，都是擅长用夸张的方式来展现自己之辈。这一点勾践也不例外，他正是通过自己夸张的行为才获得了夫差的信任。或许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如果勾践没有采用夸张的方式通过说谎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么夫差就会依然对他保持警惕。
日渐成熟的勾践最为夸张的一幕，是尝夫差的粪便。有一次夫差染病，三月未愈。勾践于是召见范蠡说：“吾闻人臣之道，主疾臣忧，且吴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无瘳，惟公卜焉。”这段话的微妙之处在于，即使在他的心腹范蠡面前，勾践还是用了最冠冕堂皇的语气，可谓滴水不漏，忠诚之心溢于言表。也许说谎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觉得自己在说谎。那个说着谎言的勾践已经成了渴望复仇的勾践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范蠡说夫差其实即将痊愈，建议勾践前去求见夫差，对他说自己能通过尝夫差的粪便来判断病情。勾践依计而行，次日便求见吴王，刚好遇到夫差大便，勾践于是说愿意尝吴王的粪便以决吉凶，随即用手拿了就尝，然后恭喜夫差说至三月壬申病就会痊愈。吴王问他何以知之。勾践说：“下臣尝事师，闻粪者顺榖味，逆时气者死，顺时气者生。今者臣窃尝大王之粪，其恶味苦且楚酸。是味也，应春夏之气。臣以是知之。”吴王大悦，夸赞勾践说：“仁人也！”
这应该说是勾践在吴国为奴期间说谎的最高潮，从此之后夫差便再无疑心。这次说谎可谓是语言和行动的完美结合。从语言来说，勾践看似忠诚的话语几乎都是假的。他既没有真的找过老师，完全不懂粪便的味道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真心愿意俯首称臣。而从行动来说，尝粪便这样的举动堪称前无古人，如果没有这一惊人之举，那么再动人的语言都只是空言。因此，勾践告诉我们行动比语言更有欺骗性。
孔子在《论语·公冶长》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如果说孔子还是在主张我们要根据一个人的行为才能相信其所言，那么《吴越春秋》中的勾践彻底解构了行的可信性：即使一个人愿意尝君王的粪便，也不代表他的忠诚。行于是成为了言意关系中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言、行、意之间吻合程度构成了各种不同的真假可能。
言、行与意的关系是勾践给我们的第二个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至少再分成三个两两相关的小问题：知（意）与行、言与意、言与行——而每个小问题又可以各有多种的答案：知行合一、知难行易、知易行难；言不尽意、言尽意、得意忘象；言行一致、言行不一……孟子说过只要符合“义”，大家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这从说谎者的角度为勾践用言行掩藏住“意”提供了理论。但是言、行与意的关系并不仅限于此。若我们站在说谎者的对立面，看到勾践一脸忠诚的模样尝夫差的粪便时，应该选择信还是不信？若是不信，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相信别人的所言所行？因为尝了粪便而有了口臭的勾践依然没有给我们答案。
善恶能同体吗？
勾践在获得夫差信任顺利返回越国后，一方面卧薪尝胆发展越国，另一方面则继续用谎言来削弱吴国。第一步是献上西施、郑旦，夫差一见大悦，认为“越贡二女，乃勾践之尽忠于吴之证也”。接着是向吴国借粮食，在夫差看来，“越王信诚守道，不怀二心”，自然就答应了越国的要求。可是越国在第二年归还粮食的时候，把种子都蒸熟了，结果吴国的百姓播下了越国的种子后颗粒无收，遭遇了饥荒。
如果说在吴国之时，勾践的说谎更多的是为了赢得安全返回越国的机会，属于不得不之举，那么这两次的欺骗是否必需，则不免要打个问号。这两次行动看似类似，但实则有本质的不同。就说谎对象来说，前者直接是夫差，而后者则涉及到了吴国的百姓。当勾践的谎言影响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时，其说谎目的的狭隘性就暴露无遗了。复仇，是其唯一的目标。
在汉代，复仇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流行于汉代的《春秋公羊传》主张君父之仇必报，而国仇百世可复。对于齐襄公复九世仇之举，《公羊传》大加赞赏。对于这一现象，我们也许可以分作两个层面看。一方面，是春秋时期之人对复仇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是汉代儒生对春秋时期复仇的态度。既然汉代儒生通过《公羊传》对春秋时期的复仇作了肯定，那么可以想见的是他们从古人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我们要问，东汉的赵晔对勾践的复仇也持同样的支持态度吗？
必须记住的是，夫差之父阖闾正是间接地死于勾践之手，勾践在吴国所受之辱，也是夫差为父复仇的结果，而勾践为此而复仇，无非也是一种循环。当复仇只不过一代又一代的循环后，就失去了所谓的正当性，变成了一种单纯的惯性。事实上，《春秋公羊传》“大复仇”的最终准则是儒家伦理和社会秩序，一切合理的复仇都是为了构建一个理想的世界；若是为了复仇而牺牲百姓的生活，那就复仇的正义性就荡然无存。根据这个原则，勾践借粮食而还熟种子的行为，显然越过了道德的界限。为了勾践自己的复仇，真的可以以普通百姓的生命为代价吗？国家与国家之间不能够和平共处吗？吴国的百姓与越国百姓的命运不是共通的吗？司马迁在《史记》称勾践“贤”，勾践果然能背负起这一称誉吗？
《吴越春秋》没有给读者直接的答案。对越国的百姓来说，从吴国回来后的勾践似乎的确是一位贤能的君王。这是勾践说谎的原则或是底线：对自己的百姓保持真诚。回到越国的勾践“缓刑薄罚，省其赋敛，于是人民殷富，皆有带甲之勇”。如果说“卧薪尝胆”是对夫差的谎言，那么对越国人民来说，勾践则通过行动明确告诉他们自己的复仇雄心。无论是剑术超群的越女，射术精湛的陈音，还是为了越国慷慨赴吴的西施，都体现了大家对勾践的支持；而勾践之所以能获得人民的普遍支持，正是因为他对内的坦诚守信。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两个勾践：守信的“勾践”和说谎的“勾践”。这两个勾践既是不同的，又是相同的——守信和说谎看似相反，但有趣的是它们都是为了复仇这个共同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细节是，神射手陈音在传授射术之前对勾践说：“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古之孝子。”能够杀敌的弓箭居然是孝的产物。古时候孝子不忍看见父母被禽兽所食，才制作弹弓绝鸟兽之害，但是当最后弓箭变成了一种武器之后，它究竟是保护人的工具，还是伤害人的凶器呢？
于是，勾践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另一个哲学问题：就一个人或是一件事而言，善恶是可以共存的吗？如果是，又如何界定善或恶？现代西方伦理学对此有着诸多的论述，可是从先秦到汉魏的儒家思想家们通常会对善恶作较为明确的区分。尧、舜、禹或是文王、周公自然是善的，而《春秋》中所批评的那些诸侯大臣则多是恶的代表。相对来说，勾践算得上是一位难得的亦正亦邪人物。当我们赞叹勾践卧薪尝胆的决心而为其最终复仇击节时，大家都不知不觉地站在了他的一方。可是，根据《吴越春秋》，吴王夫差在胜利之后并没有屠杀越国的百姓；换言之，吴王也并没有必然站在邪恶的一方。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理所当然地觉得勾践的复仇就是正义，而忽略了他身上的恶呢？同样，一步一步带领越国军民击败夫差的勾践还是没有给我们答案。
对于勾践来说，说谎也许只是摆脱困境的手段。卧薪尝胆的那个勾践，在夫差伏剑而死之后就消失了。或许是觉得说谎不符合道德，或许是觉得没有了说谎的必要，总之，成为霸主的勾践不再说谎。吊诡的是，不再说谎的勾践反而变得可怕了起来。昔日的功臣之中，范蠡选择远游，计研装疯卖傻，而文种则被赐死……就最为简单的逻辑来说，说谎自然是不好的，说真话才是好的。因此，说谎时的勾践多少让人觉得亲切，但不说谎的勾践反而变得可怕，这就成了一个多少有些不符合寻常逻辑的现象。对于勾践来说，这是复仇的句号，而对于我们来说，则是思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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