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亚当·斯密的一生，他一直浸淫在学术圈和知识界，缺乏从商贸易的经历。但他的《国富论》却折射出丰富的商业知识，诸如：地租、退税的意义，经由好望角到东印度通路的发现能为欧洲带来什么利益等等。显然，这些知识不是其导师哈奇森传授的，也不是在道德哲学教席上的研究成果。亚当·斯密所处的年代是苏格兰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商业的繁荣、贸易的兴盛、经济的发展成为斯密经济思想的催化剂。而他获取这些灵感与思想的源泉是在形形色色的俱乐部中——亚当·斯密，堪称是从俱乐部中“混”出来的经济学家。
经济与贸易——格拉斯哥俱乐部的母题
约翰·雷在《亚当·斯密传》中写道：“如果不是一生中那么多重要时代在格拉斯哥度过，也许他也不会成为那么卓越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先后共生活了17年，在这一时期，格拉斯哥逐渐形成了一些由学术和商业精英组成的俱乐部。亚当·斯密参与了其中的政治经济俱乐部、文学会和罗宾·西姆森先生俱乐部。
政治经济俱乐部又名科克伦俱乐部，1743年由烟草商人安德鲁·科克伦发起，其公开宗旨是“研究各个商业部门的性质及原理，相互交换这方面的知识和意见”。1744至1745年，受詹姆斯党叛乱影响，该俱乐部的活动一度停滞。1750年后，随着亚当·斯密等一批知识分子的加入，该俱乐部开始逐渐复苏。在这个俱乐部中，斯密最大的收获是增长了在贸易方面的知识。俱乐部成员、牧师亚力克山大·克里尔曾回忆：“在这个俱乐部中，各成员表达了他们对于探寻贸易的本质、设计贸易规则的强烈兴趣，他们相互学习知识并且交换观点。”在该俱乐部里，亚当·斯密提交了“1755年讲稿”（Lecture of 1755）。尽管该文稿因散佚而不能知其内容，但后代学者推测“很有可能是讨论俱乐部中最受欢迎的关于贸易原则的话题，这些贸易原则对于（俱乐部）会员而言将带来很大的影响”。除了亚当·斯密外，烟草大王格拉斯福德、科克伦也与俱乐部会员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讨论，其问题如：纸币对物价有什么影响？对通货、对外贸有什么影响？小额银行券有什么影响，不兑换银行券有什么影响？
亚当·斯密画像
文学会则更具精英化特点。它创立于1752年，从11月到翌年5月每周四晚六时半开会，成员主要为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少数商人、乡绅和市政官员。其发起人是格拉斯哥大学希腊语教授亚当·斯密詹姆士·摩尔，詹姆斯·瓦特和大卫·休谟也一度出现在该俱乐部的名单之中。文学会有着较为严密的组织纪律，参与者要在会上定期朗读文章或者发表演讲。1755年1月9日，休谟曾致信斯密，“请代向文学会致意。如果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把周年纪念的文章送给他们，您将承担这个过失。”与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相似，文学会的主要讨论话题是经济，特别是围绕1750年后格拉斯哥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展开讨论。亚当·斯密就曾在活动上断言：“毫无疑问，不断扩张的贸易和商业已经占据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1753年1月23日，在文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亚当·斯密宣读了讨论大卫·休谟《贸易论文集》中的论文，这部著作中收录了休谟《论商业》、《论利息》、《论贸易平衡》、《论贸易的猜忌》等等，从这些标题中不难看出其与《国富论》讨论的话题有诸多关联性。文学会的讨论氛围激烈，不同观点的双方会就一个话题进行针锋相对的辩驳，这让不善言辞的斯密经常陷入被动与守势。据说有一次，斯密就一个问题与在场会员意见相左，激烈交锋了一夜，终因寡不敌众而败北。事后他嘟哝了一句：“虽然我说不过你们，但我还是认为我是对的。”
亚当·斯密的挚友大卫·休谟的画像
文学会上，大家观点可以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但辩论结束后，他们会转场“罗宾·西姆森先生俱乐部”欢宴痛饮，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与思想交锋的文学会不同，这个以格拉斯哥大学数学教授“罗宾·西姆森”命名的俱乐部更像是一个文人的娱乐沙龙。俱乐部的活动场地固定在一个名叫安德斯通的小村庄，村野小店中奉出的菜肴单调乏味，保留菜式是烩羊杂碎、烤羊头、烧汁鱼和炒肉片，但胜在谈笑有鸿儒。在这种轻松的环境下，斯密会和同事一起玩牌，也会和当地的朋友聊天，其中就有后来改良蒸汽机的詹姆斯·瓦特。尽管两人身份悬殊（斯密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而瓦特只是校工），但斯密仍乐于和他一起讨论文学、宗教和道德等方面的问题。在当时的英国社会，这种打破不同阶层的交流平台实属难得。约翰·雷在《亚当·斯密传》中感慨：“瓦特能和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们一起讨论问题再一次说明：该大学的思想都很解放，都很有见识，察觉到瓦特智力不凡，能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对待这个当时仅仅是机械师的人。”也正是这种开放交流的平台，为斯密积累贸易和经济学的知识和实务奠定了基础。
政治与农业——爱丁堡俱乐部的主题
亚当·斯密的视野显然并不局限于格拉斯哥。每到周末，他就坐上邮车，花上13个小时赶往爱丁堡，在和那里的朋友见面畅谈后，第二天再返回格拉斯哥。当时的爱丁堡堪称欧洲文化昌明之地。出生在此地的大卫·休谟称其为“文人真正的舞台”。阿瑟·赫尔曼在《苏格兰：现代世界的文明起点》中赞美其为“知识和文化之都”，“只有伦敦和巴黎能和爱丁堡相提并论”。阿瑟·赫曼认为，爱丁堡与那两座国际性都市不同，占主要地位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贵族的沙龙和赞助。其基础是一群坚强、自主的知识分子和文人共和国成员组成的团体。这些团体的主要形式仍是俱乐部。
爱丁堡市内的亚当·斯密塑像
与格拉斯哥包容商人、工匠的俱乐部不同，爱丁堡的俱乐部具有三个鲜明特点：
首先，爱丁堡的俱乐部具有鲜明的精英属性，从其名称中就可以管窥一二。1754年，择优俱乐部（the select club）在爱丁堡成立，发起者是书商和诗人之子、画家艾伦·拉姆齐，最初的32名成员也是一时之选，包括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威廉·罗伯特、约翰·候姆、亚历山大·卡莱尔、休·布莱尔等人。1756年，启蒙思想家亚当·弗格森也加入该俱乐部。与格拉斯哥的文学会相似，择优俱乐部的参与者不仅是会员，也要经常参与俱乐部的讨论会，学会每周五晚上6点至9点开会，地点最初是在律师公会图书馆的一个房间，后来由于人数增加，原先的房间略显局促，活动改到莱弗会堂楼上的一个房间举行，讨论中最活跃的是韦德伯恩和罗伯逊那样的青年律师和牧师。与格拉斯哥的俱乐部聚焦商业和贸易中的具体问题不同，择优俱乐部讨论的话题以政治、宗教和农业为主。在1754年6月19日举行的第二次例会上，充任会议主席的斯密提出的讨论题目是：一、广泛接受外国的新教对英国是否有利；二、奖励谷物出口对农业和工商业是否有利。农业也是该俱乐部持久讨论的话题，诸如：畜牧业会给公众和国家带来什么好处？谷物生产会给公众和国家带来什么利益？我国推行大规模农业有利还是施行小农经济有利？
其次，爱丁堡的俱乐部不仅局限于提出问题，自诩为精英的择优俱乐部也一直致力于推动解决具体问题。成立仅10个月，俱乐部就制定了一个内容广泛的计划，奖励在各个领域作出贡献的人们。当然，这种奖励也颇有苏格兰地方特色。例如，纺织业是苏格兰的传统强项。为了提升纺织业的整体水平，择优俱乐部决定对一定时期内制造的最优印染亚麻布和棉布给予物质奖励。除了纺织业之外，酿酒也是苏格兰的传统行业，中上阶层偏爱的威士忌堪称苏格兰的国酒，底层工人阶级则偏爱啤酒。择优俱乐部将视角投入到改进苏格兰本土酿酒行业，他们认为威士忌的质量和味道还大有提升空间，而淡色啤酒也大有发展余地。俱乐部希望通过具体措施，促进威士忌和淡啤酒的品质和销量。这种看似无关宏旨的讨论曾引发俱乐部的不同意见，创始人拉姆齐认为将重心放在提升亚麻质量或者多卖一些啤酒对苏格兰经济并无裨益，但亚当·斯密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苏格兰的当务之急仍是刺激工农业的发展，因此他由衷地支持这个新计划。
当然，爱丁堡的俱乐部关注的也并非是这些工农业发展中的细节问题。事实上，作为苏格兰的首府，政治始终是爱丁堡俱乐部里经久不息的热点。1762年，火钳俱乐部（the Porker Club）成立，该俱乐部很快取代了次年解散的择优俱乐部，成为爱丁堡文化精英汇聚的场所。该俱乐部成立后的一个最重要的动议是在苏格兰恢复建立民兵组织。在任何国家，建立民兵和军事组织都是政府的专利。为什么一群“秀才”会热切地讨论这个问题？阿瑟·赫尔曼的解释是：这份热情的背后潜藏的是对1745年的不安记忆。当时正值詹姆斯党叛乱时期，爱丁堡曾组织了民团抵御叛军的围攻，结果却不战而饱受耻辱。18世纪苏格兰商业社会的繁荣创造了巨额财富，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合并却并未让苏格兰人产生更多的安全感，反而有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如果遇到战乱，谁来保卫苏格兰人自己的利益？这让他们有了强烈的建立自己民兵的意愿。亚当·斯密认为，尽管和平时期训练出的民兵远比不上职业的正规军队，但战场上的实践可以让他们更为坚强。透过这些表象，在苏格兰建立民兵的实质是让勤劳的农民和制造业主最终分享由大贵族、大地主和大官僚独享的特权，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自己，但显然这个倡议超过了当时苏格兰的实际，直到1786年继承这一事业的第二个火钳俱乐部也未能实现这一目标，直到1793年苏格兰才建立起民兵组织。
最后，爱丁堡俱乐部的第三个特点是出版发行了自己的刊物。与格拉斯哥的俱乐部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文人群体内部不同，爱丁堡的俱乐部开始尝试发行刊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爱丁堡评论》。这本文艺刊物算得上命途多舛，在18世纪只出版了两期（该刊后于1818年复刊）：创刊号是1755年7月，第二期出版于1756年1月。尽管其生命周期很短暂，却算得上灿烂一时，不仅编辑团队来自择优俱乐部，就连斯密也曾写下《致<爱丁堡评论>创刊人的一封信》表达了对这本刊物的期望。他写道：“一方面，希望贵刊秉着一贯的人文精神和坦率作风，继续关注苏格兰地区所涌现的每一部够水准之佳作；与此同时，还须开放眼界，将现今仅针对英格兰的计划推而广之，应用于整个欧洲。”该刊的发刊词写道：如果国家也有年龄的话，苏格兰正处于少年时代。如果有一种东西能推动苏格兰向前，那就是科学。而目前妨碍苏格兰文艺进步的障碍有两个：一是印刷技术落后；二是不能完全掌握地道的英语，“因而本刊的意图是：在我国的这一特殊发展阶段，使人们认识到，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应该受到激励，更加专心勤奋地治学，做出成绩，为祖国赢得荣誉。”这本类似苏格兰的《新青年》从一开始就吹响了“新文化”的号角，而其目标也在于改善苏格兰的文化地位。文化人从书斋走向社会，去引导人民提升自我，成为俱乐部的现实意义和文化自觉。
爱丁堡与格拉斯哥的俱乐部存在着诸多不同，但唯一不变的是斯密的个性。在俱乐部成员的记忆中，“他大多数时间是个难以接待的客人，因为他很少说话，可是一旦打开话匣子就长篇大论滔滔不绝。”不仅是把握不住说话的节奏，斯密还经常说话不分场合。有一次，他正在高谈阔论地批评一个苏格兰政治家，旁边突然有人善意提醒，坐在同一桌的客人里面就有这个政客的近亲，要他多加留意。对此，斯密的反应是小心嘀咕道：“可我讲的都是真话。”
匆匆的过客——伦敦俱乐部的经历
除了在苏格兰的双子城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之外，亚当·斯密在伦敦也曾参加过一个俱乐部。尽管这个俱乐部没有花俏的名字，但会员阵容堪称豪华，词典编撰者塞缪尔·约翰逊、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文学家詹姆斯·鲍斯威尔、思想家艾德蒙·柏克都是这个俱乐部的座上客。
1775年，当亚当·斯密进入到伦敦的“俱乐部”时，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学家。第二年，他出版了酝酿10年之久的代表作《国富论》。但在这部奠定其经济学之父的巨著问世之前，伦敦的知识界还没人把他当作经济学家看待，他为人所熟识的仍是其代表作《道德情操论》。从苏格兰的俱乐部到伦敦的俱乐部，斯密的存在感很低。俱乐部中的头面人物塞缪尔·约翰逊在斯密入选时对朋友坦普尔评论道：该俱乐部“已经失去了它遴选的特色”。随后的相处中，斯密也没有给对方留下什么好印象。约翰逊说斯密是“他见过的最迟钝的家伙。”他还向鲍斯威尔抱怨说：“亚当·斯密喝完酒之后，满嘴酒气，变得极其令人讨厌。”如果说约翰逊对于斯密的冷淡多少源于英格兰的高傲，同胞鲍斯威尔对斯密的反感就有些不同寻常。他一方面赞扬斯密“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脑袋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话题”，另一方面也批评从他身上“找不到约翰逊那种力量、敏锐和生气”。至于斯密为何会显得保守有余、锐气不足，鲍斯威尔的解释是：尽管斯密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他更倾向于用印刷文字来表达，而不是在有可能遭人误解的社交环境中表达，“他对著书立说一直念念不忘，对有可能用到书里的东西轻易不说出来。有一次他对约书亚·雷诺兹爵士说，他有一条原则，即在别人面前绝不谈论他真正领会的东西。”。
塞缪尔·约翰逊画像
约翰逊和鲍斯威尔都不待见亚当·斯密，斯密对这两人也没有什么好感。斯密曾经评论约翰逊说：“我见过那家伙在混杂的人群中突然直直地站起来，在没有事先告知他人的情况下，跪在椅子后面，重复着主祷文，然后又回到了餐桌的座位上。他一遍又一遍展示着这种奇怪的举动，一个晚上大约有五六次。”对于塞缪尔·约翰逊出版的《英语词典》，斯密虽说称赞其为“确系一部鸿篇巨制之作”，但却也不无用春秋笔法写道：“我们还是忍不住希望，作者在解释一些词的非标准写法时——尽管有时能找到名气不小的作家书籍相佐——最好不是那么依赖别人的参谋，而是更多地运用自己的判断才好。”在抽象肯定后，他还对书中的诸多细节进行了具体否定，例如结构安排不尽符合语法规则，一个词的不同义项没有进行恰当分类等等。这不能简单地视为君子之间的和而不同，而是两人在气质和思想上的根本差异，双方对于宗教、道德的看法都有分歧，自然在俱乐部的场域中渐行渐远了。
交换——俱乐部的商业社会原则
纵观斯密的一生，俱乐部生涯贯穿了他职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之所以斯密如此积极地参与俱乐部的活动，这是因为俱乐部对其有价值。作为一个知识交换的空间，俱乐部给了斯密一个知识交换的场域，他对于商业知识的了解很多来自俱乐部或是俱乐部中结交的商人朋友。以政治经济俱乐部为例，该俱乐部的灵魂人物是曾任格拉斯哥商人安德鲁·科克伦，曾参与其中的亚力克山大·克里尔回忆道：“斯密博士承认在准备《国富论》的材料时，他从这位先生（指科克伦）那里汲取到了许多知识和养料。”不仅在俱乐部中进行语言交流，斯密还和俱乐部成员保持了书信往来。1764年11月5日，政治经济俱乐部成员、烟草商人格拉斯福德在给斯密的信中提到：“关于此间任何新闻，请您向别的通信者探寻。我确实想不起来什么值得奉告的，除非只有这么一点，那就是苏格兰的议员们现在似已决定，要在下一届议会中提出废除银行和银行钞票可以任意兑换现金的条款，您知道，这一议案在上一届议会中被否决。”从中不难看出，斯密与俱乐部成员的交流不仅局限在会场中。反之，当斯密在伦敦的俱乐部中“在别人面前绝不谈论他真正领会的东西”时，他在俱乐部中的价值也大打折扣。交换产生价值，这不仅存在于商业与贸易中，也植根在人与人相处的俱乐部里。
参考资料
1.[美]阿瑟·赫尔曼：《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3.[英]欧内斯特·莫斯纳、伊恩·辛普森·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林国夫、吴良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4.[英]约翰·雷：《亚当·斯密传》，胡企林、陈应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5.[英]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哲学文集》，石小竹、孙明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6.[美]利奥·达姆罗施：《重返昨日世界：从塞缪尔·约翰逊到亚当·斯密，一群塑造时代的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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