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兄弟算“高考移民”吗？

嘉祐元年（1056）三月，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同上京城开封，是年七月苏轼兄弟即应开封府试，得解。次年，两人又同登进士榜，一时荣光无限。然而，此间有一疑问：苏轼兄弟乃四川眉山人，怎么可以参加开封府试？这与当时的科举考试制度有相悖处。后代学者以“寄应”二字打发，仍有诸多疑惑。

宋代科举考试图

宋代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发解试，省试，殿试。欲参加礼部省试，必须先通过地方一级的发解试，所谓“得解”。苏轼兄弟参加的是开封府的发解试，问题由此而生。

首先讨论宋代发解试解额问题。

唐代科举考试，礼部省试之前也有地方一级的“乡贡”，且有具体贡额规定：“应诸州贡人：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唐会要》卷二六）如果各地贡额没有限制，大量士人涌入京师，省试当然无法应付；或者各地贡额比例严重失调，也会造成士人奔走钻营的现象，皆不利于科举考试。为各地规定贡额，是科举制度之常态。

赵宋建国初期，战乱频仍，境内割据政权林立，读书教育风气不盛，故太祖朝没有限制解额一说。太宗朝，宇内大致统一，聚集在京城的考生人数剧增。礼部省试终于无法承受，到了必须出台限制名额规定的时候了。至道三年（997）五月诏令：“每进士一百人只解二十人。”（《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六）这项规定，以后虽不断变动，然而，发解试限定名额，从此得以确立。朝廷往往以诏书出台那一年当地的考生数量为基准，为各地规定发解试名额，不再变动。各地文化发达程度不同，教育事业发展也不同，不同地区通过发解试的比例慢慢失调。欧阳修说：“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馀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假借之矣。”（《论逐路取人札子》）到了南宋，甚至失调到“歙士赴举者二千人，而解额才十二”（《夷坚三志·汪会之登科》）。

其次，再来讨论北宋冒名作弊现象。

上述失调现象，必然滋生宋代的“高考移民”，考生或冒名，或改变户籍，到解额多的地区参加发解试，以求更容易得解。北宋考生往往更多地冒籍开封，原因有二：其一，开封解额最多；其二，开封府获解者，更容易登进士第。以宋真宗咸平元年（998）榜为例：“此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馀皆贯开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应都人士中选若是之多，疑亦外方人寄名托籍，以为进取之便耳。”（《容斋续笔》卷一三）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南郊赦书》特别提及：“昨来开封府本土进士，多闻因郡外举人虚冒户名，妄称乡贡就试，致解送本土举人全少……开封府将来发解，仰别定条约，严设关防，勿容诈妄。”（《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五》之一一）

古人中榜后的热闹场面

朝廷虽有禁令，利益所在，甘冒风险者大有人在。皇祐五年（1053）殿试之后，金君卿有《仁宗朝言贡举便宜事奏状》，云：“臣窃见向来开封府、国子监两处应举者，常至数千人。其间虽有奇才异士，然亦类多托籍冒名、浮薄不逞者，杂于其中。”此奏折称开封府众多考生中，“多托籍冒名”者，朝廷虽然“诏立赏格，许人告讦”，然而“往者不绝于道”，不能遏制冒名作弊。由此屡屡发生考试纠纷，所谓“引试之际，则士人汹涌欢噪”，甚至“殴击吏卒，肝脑涂地”。司马光亦云：冒名开封者，“国家虽重为科禁，至于不用荫赎，然冒犯之人，岁岁滋甚”（《贡院乞逐路取人状》）。可见，冒籍开封，已经成为北宋科举考试中屡见不鲜的作弊现象。

最后，讨论科举考试中的“寄应”制度。

所谓“寄应”，指非本土的考生寄籍应试。这种现象始于唐代。《唐摭言》称盛唐之后，“乡贡渐广，率多寄应者”。唐代考生“寄应”，是一种自发的自由行为，制度对此并没有限制，所以，也不是违规的作弊行为。

发解试限额和寄应是相互矛盾冲突的，所以，入宋之后便频频“禁举人寄应”。太祖开宝五年（972）诏书云：“应天下贡举人，自今并于本贯州府取解，不得更称‘寄应’。如化外人，即述归依因依，预于开封府投状，长吏具事取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四）此处给“化外人”留下缺口，因为当地还没有发解试，故仍然可以“于开封府投状”寄应。太宗朝一再重申此道禁令。端拱二年（989）：“申明举人并请本贯文解之制。乡里在声教未通之地者，许于两京寄应。”（《山堂考索》后集卷三六）淳化三年（992）：“应举人今后并须取本贯文解，不得伪书乡贯发解……或举人内有乡里是声教未通之地，许于开封府、河南府寄应。”（《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六）“乡里声教未通”即属化外。真宗朝由翰林学士晁迥等制定的《礼部贡院条制》，明确规定：“举人并不得寄应，仍不得分人田土，虚立户名。违论如法！如有久在乡县，实无户籍，许召命官一人保明行止，非妄冒者，听具本贯家状，于开封府投纳收试。”（《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九、一〇）这里给“久在乡县，实无户籍”者留出“寄应”出路。

清代贡院

留出后路，就有奔走作弊者，相应的纠纷也就因此产生。真宗天禧四年（1020），翰林学士承旨晁迥等言：“开封府举人稍多，屡致词讼……诸州举人，多以身有服制，本贯难于取解，遂奔凑京毂，寓籍充赋……本府土著登名甚少，交构喧竞。”（《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五》之三）仁宗朝依然纠缠于这个问题。天圣七年（1029），臣僚奏云：“近年每开科场，外州举人竞凑京府，寄贯召保，多违此条。昨庐州进士王济，因兄修己于祥符县买田十八亩，投状之际，逐以修己为父。又有王宇，亦贯济户，遂以济之三代为己名讳。”（《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五》之七）

经过上述梳理，可以明了宋代相关科举制度：其一，各地解额有限定；其二，许多考生冒名参试，更多的是冒籍开封，以求更容易得解；其三，寄应虽然屡被禁止，但是制度又对部分身份特殊者留有后路。

现在可以来讨论苏轼兄弟发解试问题。

苏洵携苏轼兄弟前往开封，路过成都，曾谒见知州张方平，大得称赏。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叙述此事云：“见其二子轼、辙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将以从乡举，可哉？’仆披其卷，曰：‘从乡举，乘骐骥而驰闾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从此选，犹不足骋其逸力尔。’君曰：‘姑为后图。’”乡举，即指发解试。品味此段语意，苏洵率二子到开封“从乡举”，完全光明正大，似乎没有任何制度上的障碍，故无须遮遮掩掩。北宋初年开封寄应，需是“化外”之人；北宋真宗朝之后，开封寄应需满足下列条件：“显无户籍”和“久在乡县，实无户籍”者，并且，满足条件者还需有保人担保。苏轼兄弟显然不符合上述条件。

张方平赞赏苏轼兄弟的才华，认为他们有足够的才能“从乡举”，进而建议其参加“六科”考试。“六科”指制科，宋代又称“大科”，规格远远高于进士科，“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制科入第四等与进士第二、第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八）。张方平建议苏轼兄弟越过进士科，直接参加制科考试。制科考试者身份为“内外京朝、幕职、州县官及草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苏轼兄弟此时乃“草泽”，同样可以参加考试，故张方平有此建议。然北宋参加制科考试并得以通过者，大都是官员，故苏洵回答“姑为后图”。苏洵还是计划苏轼兄弟先参加进士科考试，再参加制科考试，后来事情之发展也符合苏洵之规划。问题是张方平对苏轼兄弟“乡举”考籍问题并没有任何质疑，看起来是理所应当，只是认为他们更有才华，可以直接参加制科考试而已。

综上所述，苏轼兄弟在开封寄应，是违反北宋科举制度的。但父子三人和周边人士并无遮掩，仿佛此事理所当然。或理解为制度之制定和实施，其间有较大的距离，多有变通之处。这种解释又是很勉强的。只能求教于大方之家。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本文首发于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2022年第七期，原题为《寄应与苏轼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