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上空试验成功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8月6日和9日，美国B29轰炸机把分别命名为“小男孩”和“胖子”的原子弹投到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减少了盟军的损失。1945年在世界历史上是毫无疑义的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一九四五年是伟大的一年。我们说它伟大，不单是因为在这一年中迁延了十四年的反侵略战争终于跟随日本的覆亡而得到最后的胜利，而是更因为带来胜利的原子弹的出现已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纪，原子弹的出现代表人类对于一种宇宙间新的能力——原子能（Atomic Energy）——有了控制和使用的力量”。可以说，这一年也是人类进入原子时代的新纪年。
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形成的蘑菇云
对于原子时代的到来，中国知识界内心既充满希望，也弥漫着恐惧。广岛、长崎核爆炸后，原子弹迅速成了包括中国知识界在内的世界舆论的焦点，但是大多内心五味杂陈，其情形正如1945年11月17日《前线日报》社论描述：“三个多月来，全世界响彻了原子炸弹的呼声，起先是目瞪口呆的惊奇，其后是不寒而栗的恐怖。”这种复杂心理，从蒋本仁的《原子时代与教育改造：教育者的任务》一文中亦可窥一斑：“历史已濒于毁灭或新生的歧点，人类已随之跑到地狱与天堂的交叉口，何去何从，全恃人类明智的选择。”“这是一个新天地，充满着希望和光怪陆离的危险，在广岛掩上的生命之门，已经上了锁。……现在没有选择，只有向原子时代摸索前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核技术的突破可以说是20世纪最具国际政治意义的战时技术创新。那么，彼时中国知识界又是如何看待原子弹的国际政治意义的呢？原子弹之于世界到底是带来永久和平的天使还是导致毁灭性战争的恶魔呢？国际社会又应该如何加以管控？这些问题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在原子时代初期持有的核安全观。本节试图借助对当时报刊刊载的此类主题的论文和时评的文本分析，尝试对其中承载的中国知识界的战争与和平观尤其是他们的核安全思想做一初步的探索。
天使：原子弹下的恐怖和平
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开启了战后世界“新的政治纪元”，在知识分子杜若看来，这个新纪元首先是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在某种意义上，原子弹本身就是为解决作为国际关系极端形式的战争而诞生的，同时它的诞生反过来也注定对国际关系秩序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在中国知识界看来，原子武器的发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关系甚密，表现之一是原子武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产物。李国鼎指出：“如果没有战争，也许要很多年才发现，因为人力财力两不允许！”这一点和英国学者吉登斯所论相同，原子弹“在世界大战的场景之外，是否能发明出来，还有诸多疑问。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所耗费的财富以及集中的其他资源，即便是19世纪初也想象不到，更不用说以前了，没有迈着战争步伐的当代社会能否付出这样的物力尚需置疑。”表现之二是原子弹的应用在客观上起到了加速日军投降的作用，也因此被我国舆论界称为“和平使者”。
再者，中国知识界对原子弹的发明还抱有维持和平的期待。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显示出的巨大杀伤力、破坏力给了中国知识界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看来，国际社会的战争观必然会发生根本改变。尤其是战争可以获利、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想法将会被摒弃。正如徐震池指出：“改变人民对战争之观念，即战争等于人类之急性集体自杀，和地球之慢性的自我摧残毁灭。”
这一时期，均势和平的观念在中国知识界的战争与和平观中已有萌芽。在分析苏美局势时，有知识分子指出：“假若苏联也有了原子弹，两国的军力对比就比较平衡，在两相畏惧的状态下，第三次世界大战从不能避免，也或可拖延一些时日。”潘楚基也认为，两个都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很难爆发战争，原因在于“在彼此互以原子弹为武器的战争中，战胜国所受损害的惨重，或较历史上任何战败国所受者为甚。胜利本为无把握之事，在此等情况下，即使有胜利，也是得不偿失”。可以说，在中国知识界眼中，原子战争之下没有胜利者，有的只是双方的相互摧毁，其结果必然是：“目前为止，原子炸弹是消弭战争的实际方法，除非谁能想出应付原子炸弹的方法，谁也不敢诉诸战争！”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美苏同盟逐渐破裂。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表现为冷战形式的全面对抗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想象，一些知识分子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潜在可能性甚至必然性充满忧思。但在袁翰青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因为核武器的问世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因为原子弹的发明和原子能的利用，世界第三次大战发生的机会可能反而降低了很多；甚至降低到长期以内不致发生的程度”。在他看来，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原子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日益枯竭的资源问题，对资源的争夺即可逐渐减少，则原子能自可帮助和平的建立；原子弹不能完全决定战争的胜败，其对被轰炸方的毁灭性打击也不符合实施轰炸的一方资本市场扩张的目标；美国用原子弹轰炸苏联短期内不可能结束战事，必然导致国内经济社会矛盾激化，这是美国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可能也会拥有原子弹，对美国形成制衡，从而形成稳定有序的国际关系。
恶魔：霸权争夺与核军备竞争的肇始
原子弹作为有史以来最具有毁灭性的武器，中国知识界对它产生的国际政治意义有着充分的认知。在周鲠生看来，它注定是战后“国际政治中之一个决定因素”。这个决定因素的一个方面就是会极大影响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徐近之指出：“原子分剖的发明，增加了战争的破坏性，也增加了权力平衡的不稳定性，改变了世界不同区域的重要性，必定对于国际政治前途，有极重大的影响。没有世界组织产生一般的信念，使世界政治在合法限度内活动，我们敢相信战争会迅速增加，原子弹秘密所有大国都会知道的。”在他们看来，包括中小国家在内，一旦拥有了核武器，其国际地位就会大幅上升。原子弹可以说是影响国家实力均衡和国际地位的重要因子，而且更可能带来的是扰乱地区和世界秩序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知识界看来，原子弹带来的权力诱惑，必然会引起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竞相研制，进而引发原子武器的军备竞赛。“如他国科学家亦在其政府鼓励之下努力研究与制造，则结果将与过去各国之扩张军备相同，势非酿成世界第三次大战不可，而此次第三次世界大战之残酷，较第一次第二次大战，将不知超过多少倍”“世界第三次大战，将来不发生则已，若发生，恐全球人类能所存几何！”潘楚基也对核军备竞赛的前景表示悲观：根据历史的经验，军备竞争结果，必出于一战。因为竞争达到了某一阶段时，有的国家必然觉得自己已有制胜把握，同时又惧怕理想敌人赶超在前面，加以在竞争期间，事无大小，很容易发生摩擦，于是那个国家很容易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政策，实行所谓预防性战争或以战止战了。故而，“原子弹决不能维护世界和平，它只是一种毁灭人类的可怕武器。保持原子弹的秘密同样也不能维护世界和平，而只能作为孤立绥靖主义者压迫和平人民的工具，使战后世界和平更多一层障碍”。
由上可知，中国知识界表达了对原子武器作为一种战略武器对国际秩序平衡可能造成冲击的忧虑，尤其是美国核武器技术垄断的被打破，引发核军备竞赛，进而导致战争的可能表示担忧。“原子能问题一日不能解决，世人就难有一日高枕而卧的安宁。”总之，在他们看来，各国对核武器的追求是导致未来国际冲突的新边疆，是对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破坏因素。
原子时代的世界和平之路
当然，中国知识界对原子时代的来临也并非绝对抗拒和一味加以否定，在认识到其对和平破坏一面的同时也认为其是能够被控制的，可以让其在和平建设框架内服务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苏儒代表性地否定了“原子时代是人类自我毁灭的世界末日”这一悲观论，他批评并指出：“只要不是悲观论者，我们在略一思考之后便能立刻坚决地回答这两个问题：‘不！’因为有一个最基本的理由：原子弹是人类自己制造的，人类自己控制的，人类自己使用的。只要人类能够尽量自动地清洗侵略征服的自杀观念和野蛮理论，只要人类能够有组织地防止这种自杀观念和野蛮理论，我们可以希望原子弹不再在人类的历史中出现，所以从一方面看，广岛的悲剧是使人类心理上对原子时代的来临蒙上一层阴影；但从另一方面，这未始不是一个历史的很好安排，使人类以最高度的警觉性来迎接导引原子时代的火炬，使人类认识到他们文明的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严重的关头，一条光明的路是合作，和平和繁荣、幸福；另一条黑暗的路是猜忌，战争和破坏、毁灭。‘一个世界或者没有世界。’这是我们在面对这个‘原子时代’闪耀的光辉时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信念。”甚至有人呼吁：“管理原子弹这个问题要是不能合理地解决，那么这次为全世界争取民主的战士们的血就白流啦。”
那么，人类又应该如何与既让人爱却又让人恐惧的原子能相处呢？或者，进一步说，人类如何才能把原子能技术导向推动人类和平、繁荣发展的轨道上来呢？战后初期中国知识界大致提出了四种对原子能进行管控的路径。
（一）原子能的国际管控
1946年1月2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一号决议，设立原子能委员会（United Nation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旨在应对原子能的发现带来的安全与开发问题。6月14日，原子能委员会开始工作。在当时南开大学讲师杨生茂看来，联合国之所以肯耐心讨论这个问题，原因有四点：一是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已为世人所熟知，秘密部分只是技术问题，英美很难守住这个秘密，也不是任何一国的专利，与其将来发动原子战争，不如现在设法加以控制，杜绝后患；二是在原子能得到适当控制前，原子能的研究发展会受到严重阻碍，各国原子能的研究仍然着重在战争方面；三是原子弹的威力和破坏性巨大，为避免人类将来更残酷的大屠杀，现在不得不筹谋统制的办法；四是原子能的和平用处开发还需要长期的耐心研究，国际上若没有强有力的机构来控制，就会被野心家运用到残杀上来。在杨生茂看来，原子能问题之所以成为联合国成立后首要关切的议题，是因为原子能之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利害关系，必须对原子能实施管制才能确保世界的安宁与繁荣。
周鲠生也认为，原子能问题具有消极和积极的两面性，如何抑制消极性、发挥其积极意义是国际社会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如何管制原子能，防止它造成武器用在破坏上，乃成国际和平的基本问题。这是问题的消极一面。从积极一面看，原子能具备人类从未支配过的巨大能力，若能利用在交通生产建设方面满足和平的需要，则又可以为人类造福。所以简单地说，原子能的国际管制问题如何解决，关系世界政治的前途是再重大没有的了。”而且，他认为原子能管制问题是彼时“较任何和平组织问题更重要的而难解决的问题，也是联合国当前最严重的工作”。
管制原子能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共识，除杨生茂和周鲠生外，其他知识分子也表达了相应关切和看法：“今日世界的争端虽多，原子弹问题却是最显著的一个。为避免原子弹战争惨祸，似乎只有根本禁止并管制原子能的生产。”“原子能的管制问题，成为目前一切关于国际和平问题中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至于如何管控原子能，由谁来进行管控，中国知识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通过多边国际组织来进行管制。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各大国间取得进步的团结合作，才能合理地控制原子能，使其成为有利于人类的划时代的发明”。这一思考路径的形成源于他们的一个假设：“世界科学知识大踏步地前进，政治社会的组织却非常落后，如果政治社会不急起直追，恐怕地球上会灭绝人类影踪。”在他们眼中，这种“政治的社会的组织”即是联合国组织架构。美苏原子能委员会管制方案的差异和冲突导致很多人对联合国组织失望，杨生茂认为过于悲观大可不必，“联合国是现代人类谋求合作的可能的政治组织方式，其中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弱点。我们的观察力不要被组织方式所拘泥。联合国折冲樽俎，谈判商讨的地方很多，国际合作的韧性即在这里，只要各国能有妥协容让，精诚合作的意念，多困难的问题都有解决的希望”。
李国钦、徐泽予认为国际社会倡议的常见管控措施，如自由放任、美国一国控制、世界中央政府以及专门的国际机构等，都具有不足，主张依托安全理事会，加订一个公约，规定：“任何一国，如未得理事会同意，滥用原子弹，全体会员国，有权群起攻之。各国可以发动自身的武力，并运用原子弹，向该国施行报复。这公约准各国拥有原子弹，但须相当的设法共同控制，公约以外，又成立许多协定，以求争端的和平解决。”
（二）和平教育的推行
在中国知识界眼中，原子能服务于和平建设的第二个保障机制是开展和平教育，亦即去除人们心中极端的民族主义、黩武主义等与时代不符的思想观念。
对该观点的阐述，蒋本仁最为详尽。他认为：时至原子时代，一切被滥用歪曲了的传统的民族形式或国家形式的教育及其学说，必须重新加以估价与改造，理由很简单，我们不能以18世纪的思想来适应原子时代，以招致可以预期的毁灭。同时，他也指出了应该加以提倡的教育价值与内容：“我们并不反对真正的合于人性的和伦理范畴的民族形式或国家形式的教育，因为到今天止，我们还没有理由否认孝于民族，忠于国家之为至善。但是我们教育人民爱护自己民族国家，必须教育人民认识别的民族国家与我们有同等的生存权和自由权的关系，而尽量避免感情的刺激，教育人民拥护‘民族自决’，更应该拥护民族‘决自’；反对‘他决’，更应该反对‘决他’。这样……天下一家的思想才能，才能从新的一代中渐渐培养出来。”
此外，他还充分肯定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作用。“教育的改造，不仅在求教育方式的改进，主要的还是教育内容的改造……还是以十八世纪思想训练他的国民来适应今日的原子时代，那末，不仅国际的文教组织徒成‘空彀’，而且一切以达成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国际组织，均将成为历史的讽刺。”
（三）人民权利的建设
在中国知识界看来，原子武器的危险性之一在于被一国的有野心的政治家或集团为一己之私而使用，因而需要践行权利在民的思想，建立民主政治，建设公平公正的社会。
对此，周太玄阐释道：“在人民的世纪里，原子能与和平是分不开的；在不是人民的世纪里，原子能与战争是分不开的。合理的教育，平等的经济是进入人民世纪之门。”与周太玄观点类似，王聿修主张改造人类彼此间的关系：“在原子能时代，人类关系必须更平等更互爱，应站在‘我要生存’的立场，推及‘他人也应生存’，我们认为，国家以内人民要有政治的经济的平等，无贫富高下的分别，国际间要有互助互爱的精神与制度。”“在国家以内，人民必须较前此更能享有政治上的以及经济上的民主制度，不然原子能将更要引起社会的不平等，更要引起失业，更要引起革命。此后，国家的存在必须是为了个人（人民），国家本身不应是一个目的……国家，政府，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
（四）卖刀买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在彼时对原子能问题的关注中，中国知识界普遍认为，除了爱好和平的民族努力消弭战争以外，一个积极的办法，就是卖刀买牛法。所谓“卖刀买牛”，即原子能的和平化开发与利用。在他们看来，原子武器只是原子能的一个功用，而“原子能之被单独的用于战争，诚为人类的大不幸”。于是他们开始思考“把破坏力量导演成建设力量，由战争用途变成和平用途，由科学发明的负性作用转到正性作用”。
中国知识界在道明原子弹负面作用的同时，也指明了其和平化改造的方向。“毫无疑义，原子能的实际应用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因为第一，原子弹的确是人类现有的最猛烈的杀人武器，这种武器的发明对于战略战术上所可发生的影响，正如同火药发明的当时一样。第二，现在已经证明，由原子分裂所产生的能一旦应用于工业生产之后，将使工艺方法引起一大革命，因之对于生产关系，也就是人类社会变革前途，会有决定的影响。”方九皋还指出了原子能未来开发和应用的诸多场景：“惟世界有许多事物，其造福于人类或贻害于人类，亦视所用之方面为何，未可一概而论也。在人类史上，除钻木取火方法之发现外，应以驾驭原子能方法之发现最为重要。盖原子弹能为一种极大之动力来源。一公分原子能所具之动力，是有一百万马力达三十五小时。故驾驭原子能方法之发现，不但煤与石油之恐慌得以解决，且电力，无线电，蒸汽机，航空具等之使用，均可发生重大之革命，甚至稼物之成熟，也可不必以太阳是赖（因有铀之萤光可利用）。故我人决不可因为原子弹具有极大之破坏力，而禁止科学家对于驾驭原子能方法之研究作有继续之努力。”总之，在他们看来，技术本身是无害的，有害或无害取决于人类对它的使用，如果原子能被应用在发展经济社会上，反而是促进和平的因素。
结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之时，中国知识界以“平天下”的胸襟与担当，洞察时势，对原子时代的来临表达了自己的观感。在今天看来，他们有关原子弹、原子能问题的研判具有高度的敏感性、精准性。“这是一个充满莫大的希望，与可怕的向所未遇的危险的新天地”的判断至今依然不为过。核武器的管控与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问题，一直到今天都是一个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安全问题。
今天，核武器早已如战后早期中国知识界预测的那样，超越美国一国范围。不过，也正如他们所预测的那样，在核恐怖平衡法则的主导下，大国之间维系了长达七十多年的持久和平，尽管略显脆弱。整体来看，国际社会也的确无意识地步入了中国知识界于70多年前就已经指出的轨道，人类已经站在一个岔口上，“一条是引入和平之路，一条是引入第三次大战之路，即是生死之路！我们究竟走那一条呢”，人类必须选择第一步走，人类的确选择了走第一步，即合作与和平发展之路。为杜绝可能的核战争，降低核战的风险，虽然历经坎坷，步步维艰，国际社会毕竟最终建立了核不扩散体制。除军事领域外，原子能也被广泛应用到能源、工业、航天等民用领域，造福人类。
70多年前中国知识界曾经勾勒出原子时代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美好前景：“世界七大洲四大洋以及环球各国，成为往来便利的邻居，自东至西，由南至北，旦发夕至，喜马拉雅山与密土失必河皆成为园林间的一山一水，而各色人类亲切了解，文明的种子广播到天涯地角，这原子时代，也就是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今天，尽管前路依然困难重重，但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强化，国际社会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前行。
（本文摘自朱大伟著《二战前后中国知识界的战争与和平观：基于报刊所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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