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只是些常规路线，而不是某种必然性

如同认识人类，我们只能在时代的轨迹（Gang）中认识时代，但无法在其运行过程（Lauf）中认识它。每一个历史时刻都有其特性、节奏及生命体验。事实、政治兴衰的事件，或是每日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不能决定时代的轨迹。往往只有后来的知识才能让人们澄清当时的不清不楚。但恰恰是这些含混不清决定了时代的轨迹，一直到我们的时代。

哲学的轨迹更呈现出许多含混不清及非同时性。很多非常远古的思想，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开创性的或现代的；一些新近的思想却显得老旧和苍白。可谁又知道，将来对它们的评判是否会得到确证或有所改变呢？哲学史家一般很少注意到视角和评价的变化。他们总是倾向于以相似的方式来叙述历史——出于对同行专家评判的担心。他们发现自己的主要领域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或被忽略，是多么容易的事情！某个新的要点、某种新的选择、别样的细节，都与勇气和无畏有关；故而人们倾向于更为谨慎地编排章节。如同本系列第一卷那样，我的新要点主要涉及社会和经济的历史，以及对身体性和生物性的追问。

哲学史设定了事物的进程与人物的先后出场顺序。这种时间顺序就如河流一样，它的河床几乎没有变化；更多的只是些常规路线，而不是某种必然性。因为书写历史并不是一门需要遵守严格规则的科学，但它也不是艺术或意见的大杂烩。然而，正如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在《自然哲学的观念》（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导论”里所写的那样，哲学应该是什么，这本就是个哲学的问题。哲学家与哲学的角色也变化着，尤其是本卷所处理的15世纪到19世纪初期这个时间段。横亘在库萨（Cusanus）与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之间的，不仅有时代，也有世界。其中一个是了解基督宗教——权威世界秩序的知识分子世界。每一位哲思着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这个伟大秩序。另一个在启蒙及革命后见证了资产阶级高光时刻的破晓，与之相伴的还有混凝土的烟囱、无产者的贫困和社会夹缝中的教会。

资产阶级的生产分工最终也拓展到哲学家这里。18世纪末，亚当·斯密（Adam Smith）想看到它们被分成“不同的分支，每一个都与哲学家的特定部门和阶层有关”。因为“哲学领域的劳动分工，和别的职业一样”，提升了“技能并节省了时间”。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可能不会想到，时间是某种人们需要节约的东西。相反，对今天的人来说，它成了我们生活中确定的指导观念。可能令黑格尔感到不快的是，哲学家们成了精神产品的专家，即便事实上这已经成为随处可见的事。

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在今天已经非常罕见。从那个时代开始累积的专业知识的负担，显得过于沉重。在专业领域及专家的世界里，所谓的通才也仅只能弥补一些方向性知识（Orientieruingswissen）上所缺乏的东西。哲学史的写作似乎成了通才学者最后的领地之一。这一卷所涉及的时期出现的大问题往往是老问题，我们从第一卷就已得知：真实的真实性何在？我们如何知道，我所知道的东西是什么？我能欲求我想要的东西吗？我为什么应该是道德的？什么是好的和正义的社会？但是，这些问题在本卷所涉及的400年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逐步发展的市民社会里，这些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劳动”和“个人权利”的概念，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及行动的范围。这些概念塑造了我们认为“正常”的社会——它们可能也会因数字化而走向终结。

在这穿越数世纪的漫长旅程中，一些时间和人物带来了特定的困扰。我们所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涉及惯例（Formalit?ten）。本卷分为文艺复兴、巴洛克、启蒙与德国唯心论等四个阶段。虽然人们长久以来就追问，文艺复兴究竟从哪里开始，从何时开始，但“巴洛克”并非一个真正的哲学上的时代。有人认为，“巴洛克”甚至算不上历史时期，毋宁说仅仅是一种艺术风格。但是，时代究竟存在吗？人们越是进一步考察时代，就越会发现它是多么混乱和任意。关于本卷的时段划分，我不想参与这样的讨论。它仅提供一个概览。就这点而言，我也不想争论，康德（Immanuel Kant）究竟是否属于“德国唯心论”，或仅只是作为启蒙者开启了它。不管怎样，这个概念只能追溯到19世纪中期。在我看来，康德属于这一阶段，因为一个带有德意志色彩的哲学思想潮流从他那里开启了。他使德国哲学区别于英国和法国的传统，而后建立了自己的传统。

时代划分所遇到的困难在人物（研究）上更是如此。例如，直到今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研究仍然面临重重困难。尽管他并非哲学家，但在精神和政治层面他都属于哲学史。历史上的路德深深地隐藏在各种解释的沉积层之下，它们想要把路德的积极方面看作永恒性的，而把消极面归结为时代局限。几个世纪的粉丝性文学歪曲了路德。以类似的方式无数次被阐释的历史，使得其他哪怕略微不同的评价都似乎是在对路德进行挑衅。尽管人们并非有意为之——2017年的“路德年”就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对历史人物的崇拜与批判之间的“中间道路”实际上并非中正。一个中立的判断甚至不应该涉及信徒们的路德，以便适当地评价历史上的路德。

有时候自我设限的并非人本身，而是（学术）地形（Topografie）。本卷包括一些世界地图上最难攀登的“8000米”哲学高山。障碍赛开始，第一座高峰便是库萨，之后紧接着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呈现莱布尼茨的哲学是一件没有尽头的不讨好的事。不存在所谓的莱布尼茨体系，而仅有大量零散的思想。开始于1920年代的百卷本莱布尼茨著作集的编辑工作，直到今天还未进行过半。此外，同一思想框架中的很多概念也难以理解。只有有了足够的语言自由，我们才可以用当代的词语来理解它们。比如说，我在解释单子理论（Monaden theorie）时使用的是“意识”（Bewusstsein）概念——这个词（的使用）是1711年（莱布尼茨去世前五年）被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创造出来的。

托马斯· 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权重也会引起反思。他在哲学上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他开启了理性的国家理论以及社会契约思想。然而，如果人们将他与同时代的詹姆斯·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比较——几乎所有哲学史，包括大多数英文的哲学史都没有提及他——霍布斯的思想就显得远不如这位被忽视的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之父那么具有开创性和现代性。

详实地展现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时候，我想指出这位“启蒙之父”的所有矛盾之处。人类自由与平等的观念在17世纪末出现，并非仅仅因为它们是好的观念。很多自古以来就被构想的观念，只是因为其背后强大的经济利益才变得具有政治意义。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道德的形成，与洛克的思想也息息相关。事实上，当时的黑人和印第安人无权享有英国公民所拥有的财产权。即便今天欧洲的许多人对此的看法与洛克不同，我们社会的特殊美德之一仍然是更多地关心我们自己的幸福，而不是世界上的饥饿问题。

如何权衡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对此，我们应当如何详细地阐明呢？法国的思想家算得上是带有光鲜羽毛的群鸟，打头阵的是伏尔泰（Voltaire）、拉美特利（La Mettrie）、狄德罗（Diderot）和卢梭（Rousseau）——相反，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休谟（Hume）和斯密，乍看之下略显暗淡。但实际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启蒙形成了资产阶级社会。在法国，最晚在大革命后，普遍理性和公意（der allgemeine Wille）才登上上帝的位置；在大不列颠，降福的市场同样如此。理性的专制主义（Absolutismus）只燃烧了一段短暂的烈火，市场的专制主义却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追随者。

德意志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英国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创造了硬件准备，法国则提供了享乐个人主义这一思想性的基础。康德却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充当着人类意识的审判官。由此开始，数以百计的新概念对“人”进行扫描，进行归类、评价和估值。随着康德，读者费力地登上了四座8000米哲学高峰中的第一座。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紧随其后。他们在德国哲学史中的卓越地位毋庸置疑，相应地拥有自己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在牛津大学教授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这位哲学家的四卷本哲学史中，费希特和谢林总共只占了两页篇幅！

康德哲学转变为新教的浪漫主义、没有上帝的精神宗教，这不适合内心清醒的人。随后，德意志唯心论的偏激与肥沃使其在哲学史上评价不一。无论如何，1800年前后，在耶拿（Jena）这个图林根州（Thüringen）的贫瘠小镇上被思考的东西，成为一种盛产唯心论养料的肥沃哲学土壤。最后，它在黑格尔那里越是理性地展开，就越是导致听众相反的见解。——世界最内在处不是由理性来支撑的……

哲学，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并非直线的上升，而是诸多波浪的运动；就像酒一样，没有什么目的导向，却以希望的方式给人启发。这条道路会两次穿过多样化的、激发灵感的风景。带着对精神的奇妙景观的这一前景，我希望所有的读者能够享受一场美妙的旅行！

（本文为《认识你自己：近代哲学四百年》一书导言，[德]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著，贺腾、孙纯、王匡嵘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