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的先王：在说谎与不说谎之间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越王勾践。一提起勾践，大家就会想到他卧薪尝胆、复仇吴国的故事，他也因此成为刻苦自励、艰苦奋斗的象征。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给人留下不惜性命、直言进谏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品读《吴越春秋》，就会发现勾践和伍子胥形象的崩塌：他们成了两个说谎大师——在赵晔的笔下，勾践和伍子胥是靠一路说谎才获得成功的。事实上，说谎的又何止是他俩！从创立吴国的太伯到篡位谋反的阖闾，从身居高位的范蠡到甘作绿叶的渔父，在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几乎人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说谎。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他们怎样说谎？赵晔对说谎浓墨重彩的描写又体现了他对哪些问题的思考？换一种角度解读吴越争霸，多一种视角理解这段历史！

也许有人会说，将勾践和夫差的合而为一多少有点牵强。但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很多看似相反的角色，的的确确是共存的。例如奴仆和君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在勾践身上获得了统一：当勾践说谎之时，他向夫差展现的是奴仆的身份，但是对于那些越国的臣子来说，勾践依然是他们的越王。那么，不会说谎的夫差到底有没有说谎的基因呢？吴国的先王们用自己的选择告诉我们，夫差身上绝对可能同时具有说谎和不说谎两种遗传因子。

古公和太伯：说谎的先王们

在《吴越春秋》的第一章《吴太伯传》中，赵晔告诉我们吴国之所以建国，就是由于其创始人太伯的说谎，而太伯的说谎则源于其父亲古公的掩饰。换言之，没有说谎就没有吴国。赵晔说：

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荆蛮义之。

这的的确确像是一个传说，但显然是一个精心雕琢过的传说，处处充满了说谎的痕迹。首先是古公并没有直接对儿子们说自己要把王位传给谁，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其次，太伯和仲雍对父亲的掩饰做了相应的回应，在父亲生病之时找了借口远赴荆蛮——采药之说毫无疑问称得上是一个谎言。最后，太伯和仲雍在荆蛮还用“断发文身”来掩饰自己的身份，“示不可用”表明他们其实是“可用”的，但是要给当地人看起来“不可用”的样子，这当然也属于一种伪装。

赵晔的叙述清楚地告诉我们，吴国的创建就是靠的谎言——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善意的谎言。那么，为什么古公、太伯父子都不愿意直接交流，而是喜欢用说谎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想法呢？作为读者，我们看到古公有三个儿子而偏爱小儿子时，很自然地会觉得他是一个偏心的父亲；然而，看到古公是在为兴王业而作此打算，又会理解他身为君王所做出的选择。很显然，对于古公来说，父亲和君王这两个角色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作为君王，他想要把王位传给未来的圣王；而作为父亲，他应该对儿子们一视同仁。因此，作为父亲的古公不能够直接告诉太伯和仲雍他心中所想。为了在两个角色中保持平衡，古公不得不掩饰真实的想法，由此而获得了后世的赞赏。最终周朝和吴国的建立成为了其说谎的最好回报。

同样，太伯和仲雍也既是儿子、兄长与臣子。作为儿子，他们应该在父亲面前尽孝；作为兄长，他们应该和兄弟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作为臣子，他们应该优先考虑君王的事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们直接告诉古公自己愿意把王位让给季历，就会将自己的父亲和弟弟置于尴尬的境地；如果他们坦率地说自己前往荆蛮只是为了让贤，那么也会背上不孝的恶名。因此，他们选择假托为病重的父亲采药而远走，既保持了孝，又不影响忠，可谓是完美地解决了角色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在古公去世后，太伯和仲雍返回了岐山参加葬礼，之后再赴荆蛮，更是表明他们希望在儿子、兄长与臣子之间做到平衡。作为儿子当然要不远万里参加父亲的丧礼，但是如果从此就留在岐山，那么也会对新的君王、他们的兄弟季历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压力。因此他们才获得了世人的肯定。“荆蛮义之”这一总结非常重要，“义”表明他们的说谎得到了世人的正面评价——也让我们想到了孟子所谓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适”，而“荆蛮”则表示出于这一目的的说谎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即使蛮夷也不例外。

更值得注意的是，太伯和仲雍在成功解决原有角色冲突的情况下，获得了新的角色。在荆蛮之地，太伯和仲雍原本是客。当地的一切习俗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而如果他们不融入于其中则很可能无法适应和生存。因此，他们通过断发文身来掩饰自己的身份，希望以“假”荆蛮的身份而不引起当地人的注意，并最终成为真正的荆蛮。在这一过程中，说谎令他们的身份由假变真。在成为真正的荆蛮之人后，太伯又被拥立成为了吴国的君王。因此，说谎最终使他们完成了从客人到主人的转变，获得了全新的身份。这意味着说谎在隐藏身份的同时，不但会真正地使想要隐藏的身份消失，而且会使原本虚假的身份成真。从这个意义来说，赵晔的叙述让我们想起了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名言，“说真话只是在重复过去，而说谎才可以创造未来。”不过赵晔告诉我们，说谎不但可以创造未来，而且可以创造“真实”。

古公、太伯和仲雍之间的配合可以说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父子相隐”。“父子相隐”是《论语》中最著名的关于谎言的对话。《子路》篇说：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是一个有趣的画面，简单来说，就是叶公和孔子对直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叶公认为当父亲偷羊时，儿子向失主证明父亲的行为，这样才是“直”；而孔子则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父子互相隐瞒不说实话才是“直”的体现。历代学者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解读，而对于我们来说，这首先是一个角色冲突的问题，也是一个角色轻重的问题。当社会上的角色和家庭中的角色有冲突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扮演好家庭中的角色。

同样，为了尽可能地避免角色的冲突，扮演好父亲和儿子的角色，古公、太伯和仲雍选择了“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关于社会角色的定位与冲突，孔子与孟子都有所阐述。“正名”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之一，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表明不同的社会角色应该有相应的社会责任与义务。而孟子则以舜为例，深入地探讨了这些角色冲突所造成的问题。在《孟子·尽心上》中，弟子桃应问孟子：“舜是天子，皋陶是掌管法律的士，如果舜的父亲瞽叟杀了人，会怎么办？”很显然，舜的天子角色与儿子角色产生了冲突。孟子认为舜首先要对“杀人”的问题做出抉择——舜说：“执之而已矣。”根据汉人赵岐的解释，舜的意思是皋陶该抓就抓。桃应接着问：“那样的话，舜难道不会阻止吗？”言外之意是，自己的父亲被抓，作为孝子的舜难道不应该有所行动吗？孟子说：“舜怎么能够阻止呢，对皋陶来说那可是职责所受。”桃应又接着问：“那接下来舜又会怎么做呢？”看着舜被置于两难之境，孟子给出了最终的答案：“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在孟子看来，大孝荣父，比天下更为重要；而太伯和仲雍的选择也符合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遵从父亲的决定远比王位本身更重要，即使父亲并没有亲口对他们说出他的要求和想法。

可以说，说谎是吴国的传统，甚至可以说是立国之本。想来夫差也不会不知道祖上的故事，因此他的血液中也流淌着说谎的本能。那么，为何夫差又会有有话直说的习惯呢？如果说没有说谎就没有吴国，那么不是有话直说的话，也可能就没有夫差的王位。他能够当上吴王，或多或少是由于其曾祖寿梦的有话直说。

寿梦：有话就要直说

当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临终之前，所遇到的情况与其先祖古公非常相似。寿梦有四个儿子：“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由于幼子季札贤能的缘故，寿梦想要立他为太子，并且向儿子们直接说了他的想法。季札辞让说：“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于是寿梦对诸樊下令说：“我欲传国及札，尔无忘寡人之言。”诸樊回答说：“周之太王知西伯之圣，废长立少，王之道兴。今欲授国于札，臣诚耕于野。”寿梦还是不放心，继续叮嘱说：“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国以次及于季札。”诸樊再次回答说：“敢不如命？”

寿梦去世后，他的遗愿并没有被实现。寿梦反复叮嘱诸樊要把王位让给弟弟季札，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季札坚决拒绝即位。季札的拒绝间接造成了吴国最后的内乱。诸樊在不得不继承王位，临死前将王位传给了余祭，余祭同样把王位传给了余昧，但是余昧死后季札仍然不愿意为王，于是余昧之子成为了吴王僚，引发了诸樊之子公子光的不满。公子光在伍子胥的帮助下刺杀了吴王僚，遂成为吴王阖闾，阖闾将自己的王位传给了夫差，最终导致了吴国在夫差手中被灭。可以说，没有寿梦的直截了当就没有夫差的即位，而吴国最后一系列混乱的源头来自于寿梦对于太子的选择。

和他的先祖古公相比，寿梦的有话直说明显使他没有处理好父亲和君王之间的角色冲突。寿梦和古公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结果却受到了季札的拒绝。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寿梦也许是一个负责的君王，但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作为父亲，寿梦既没有做到对儿子一视同仁，更没有能够信任他的儿子。只有在季札面前，他才保持着父亲的形象。季札的回答清楚地指明了寿梦的问题——为了父子之私而废先王之礼。他反复地叮嘱诸樊不要忘记自己的命令，这表明他对长子缺乏应有的信任。诸樊在回答也以“臣”自称，表明在他眼中，寿梦的角色是君王而不是父亲。相反，古公虽然想要把王位传给幼子，却依然勉力维护着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没有表示出对太伯、仲雍的不信任。因此，古公的选择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而寿梦的选择则带来了灾难。

更重要的是，寿梦的直接交流方式也扼杀了四个儿子处理好角色冲突的可能性。事实上，季札对寿梦的回答已经超出了一个儿子应有的分寸，他的话更像是一位臣子的进谏。同样，长子诸樊所极力做好的也是“臣”这一角色。有趣的是，在孟子看来，对舜来说，更为重要的角色是“子”而非君王，而寿梦的儿子们显然主动放弃了这一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诸樊等人还有一个角色——兄弟。太伯和仲雍通过说谎，巧妙地解决了作为兄长可能给兄弟季历带来的麻烦。相反，诸樊只能直接将王位让给季札，这给兄弟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微妙的影响，为后来的兄弟阋墙埋下了伏笔。

寿梦为何会忘记祖先古公的榜样呢？用其爱子季札的话来说，寿梦此举“废前王之礼”，不符合“旧制”。乍一听季札所说的旧制也许是把王位传给长子，但诸樊的回答却暗示“废长立少”才是他们祖先古公传下来的旧制，因此寿梦传给季札并没有废前王之礼，季札所反对的并不是父亲的废长立少之举。那么，当季札在说旧制时，是否暗示包括谎言在内的委婉表达方是吴国的悠久传统呢？敢废前王之礼的寿梦，也许觉得自己已经把所有的角色都扮演得非常完美，不再需要像古公那样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的想法。于是觉得没必要对别人说谎的寿梦其实陷入了对自己说谎的窘境。

当我们说寿梦对自己说谎言时，并不是在说他觉得有话直说是符合道德之举。有学者指出，道德上的假仁假义更多是出于从众的情绪，而不是自欺。如果说道德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识，那么在寿梦看来，他作出与先人古公不同的决定，绝不是为了符合道德，而是为了挑战旧有的习俗。因此，当我们说寿梦在自欺时，说的是他自以为有能力摆脱旧俗。这才是寿梦最大的误判。

阖闾与夫差：学哪位先王

在吴国最后两位国王阖闾和夫差这一对父子身上，可以说正好分别体现了古公和寿梦的区别。阖闾擅长说谎，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公和太伯之风；而夫差则多少有些与寿梦相似，他一反父亲的风格，喜欢有话就直接说。从这一点来看，夫差是对父亲阖闾的彻底反动，也是为了反对父亲的“旧制”。他对伍子胥的质疑，也可以归结为这一点——伍子胥是父亲的旧臣。夫差和阖闾之间对比的强烈程度和寿梦和古公之间的对比可谓不相上下。

然而，阖闾和夫差又与先王们不尽相同。和两位先王相比，阖闾的说谎具有更大的争议性。在夺取王位之前，阖闾和伍子胥合谋刺杀当时的吴王僚；在夺取王位以后，他设下圈套，在闹市中舞鹤，骗得看热闹的百姓不知不觉地跟着舞鹤之人到了滕玉的墓地中，突然关门让他们为自己死去的女儿滕玉陪葬。也许阖闾在说谎这一点上继承了旧制，但是无论对自己的敌人还是臣民，都没有保持太伯所坚持的“义”，他的说谎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

相反，夫差则不但自己不说谎，而且还会相信敌人的话，对勾践怀有恻隐之心。可是，寿梦却是一个连自己长子诸樊都不信任之人，可以说，夫差在自欺上比寿梦走得更远。他一直告诉自己具有统治越国的实力，完全忘记了自己“竞争者”的角色，因而他的相信别人可以说是极度自欺的产物。

于是，赵晔的叙述留给我们多种的对比：寿梦与古公的对比，阖闾与夫差的对比，阖闾与古公的对比以及夫差与寿梦的对比。每一种对比都非常强烈。在这些吴国的君王之中，也许只有最初的太伯才算得上完美。太伯的子孙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不足，以至于让人觉得如果将他们的优点揉杂在一起，方能组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君王。因此，寿梦试图改变旧制而不成功，阖闾和夫差各自效颦而不自知，是否标志着赵晔的一种态度：治理天下的答案，要从先王的说谎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