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历史犹如悬崖上的艳舞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美]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注，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版，696页，168.00元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是一部社会性别史著作，它足够厚重，资料详实丰富，仅注释、引用文献和索引，就超过了两百页。纯学术方向的研究方法和文字，让一些即便对此话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也难免会多少产生一丝畏惧心理。

但问题是，贺萧的写作又是某种通透和闪烁着底层质感的典范。只需稍稍克服掉开头部分严谨臃肿的学术语言，便会进入一个相当离奇且富有阅读愉悦感的阶段。《危险的愉悦》能够不断再版、加印，也能说明这一点，它不但是一部端庄而纯粹的大部头学术著作，与此同时，它的文本、它的趣味性、它的耐读和庞杂丰富性，既可以满足学术研究，同时也经得起猎奇者的把玩和探究。

作者贺萧，本名Gail Hershatter，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主要包括现代中国社会史、劳工史、妇女史、性史和女性主义理论等。作为海外汉学家，贺萧也被称作中国妇女史学家。在当今西方的中国研究者中，贺萧教授也是最早到中国大陆留学的学者之一。1979-1981年间，贺萧曾在南开大学留学，为她的博士论文课题——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天津工人——搜集资料（《天津工人，1900—1949》，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贺萧身上有着她那一代学人固有的专注和扎根能力，但她与美国学人或者中国本土学人都不一样，她需要同步美国的教育系统和知识结构，同时也与她所研究的中国一起发育进步。比如她在1975年随同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第一次访问中国，那时的中国是什么样子，那时人们的观念是怎样的，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变化，要比同期的美国剧烈得多，社会和学术与今日都有很大不同，贺萧要在一个稍显平稳的环境里，一直去关注一个不断发生巨大变化的国度。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在南开大学留学的经历，让她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将注意力放在了中国近现代的底层和女性身上。她在很多专著中体现出来的资料占有能力和社会底层采访能力，都建立在她对当代中国社会理解和关切之上。

她要站在历史的更高维度，在身体感受到的种种变化和极具丰富解释感的世界中去更加深刻地思考，这里关于社会变迁的复杂性，还有她对短短几十年来发生在中国翻天覆地变化后的震撼感，都是她完成著作的一个个合理注脚。

关于《危险的愉悦》的核心内容，作者贺萧在一开始的《导言：认识与记忆》中就已经阐明，自己所构建的并不是一部中国二十世纪的娼妓史（那不可能在没有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完成），而是一部关于某种极其特殊职业在历史的叙事中被讲述的历史。贺萧说：“有关娼妓的极其丰富的史料并不是发自妓女的声音。”所以，《危险的愉悦》在叙事上不是捡拾了一种讨巧的策略，而是建立在审视基础上的一种关注视角。“本书的核心问题是调查研究有关事物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之后如何被记忆起来，再后来又如何得到历史学者的理解、同时经过其再创造而重新面世的。”

即便是在阐释一些基本概念时，贺萧也会极力地展示更多元的说法，这里有时空上的复杂，也有关乎人类社会发展变迁或者价值观更迭时产生的不同。作为史学家，贺萧即便有观点和“偏见”，她也在最大限度地让她的读者知道其他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说法。

而当一个人、一个学者、一个具有大视野通识了大历史的研究者，站在弧形事物切线的一个点上时，他/她势必看到更多的历史两面性。比如针对“妓女”这样一个初始概念，当然固有很多约定俗成甚至相当正确的观念和定义，但在学者眼里，“她”一定是有复杂性的。正如朱迪斯·沃科维茨所说的：“她们讨价还价，她们既可能受到男人的凌辱，却也可能搜刮嫖客。”而贺萧也相当清醒地认识到：“对于妓女来说，无论管理还是取缔都不是什么好事。”事物的悲剧一面也常常如此，你没法清晰地分出对错，甚至会有一个冥冥之中的声音告诉你，此时你怎么做都是错的。

刚才说了，《危险的愉悦》是建立在被讲述的历史之上的，贺萧掌握了回忆录、指南书和报纸的报道，她还占有了诸如《沪人宝鉴》《上海六十年花界史》《花国百美图》《柔香韵史》《海上冶游备览》和《晶报》等书籍和报纸，她也依然会不时反省这些材料本身的局限和可笑之处。“指南书的作者虽然……但他们和中国的经典史家一样，总的说来都唱今不如昔的调子。史家通常会悲叹现在的统治者大不如先王贤明，指南书的作者也同样为高等妓女酬宾技艺的衰退而唏嘘，认为她们已经失去了从前的那等风雅和文采。”然而研究历史的贺萧，又没法通过穿越回到她所要了解的时代中，去实地采访听听妓女本人怎么说，她只能重度依赖并需要洞察这些文人笔下的世界。她或许只能不时地提醒自己，“这些文人中有许多人写的是他们最近的过去，他们怀着爱恋、心酸、忆旧之心，回想20年前的名妓”。不管那些自命风流倜傥的文人或者普遍喜欢在隐晦和秘密之间反复把玩的恶心男人，多么不足够令人信任，在研究和需要审阅的资料中，都势必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贺萧透彻地说：“名妓被带进文字记载，并能成为我当今沉思冥想的对象，只是因为一个世纪以前的男人在渴念与伤感中遥想她们所属的世界，因为他们，还有中国，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世界。”

全书五大部分，相当扎实厚重地帮我们梳理和陈述了一段特定人群的历史。因为囿于叙述的地点单一（即上海这一个区域），时间上也无法延续严谨的线性划分和叙述，作者在《危险的愉悦》中采取了一种相当“讲故事”的叙事策略。贺萧从历史记载、分类和统计开始打开二十世纪上海娼妓问题的大门，然后是这个行业的等级和类型，在作者眼里，其实所谓的“愉悦”不过是男人笔下的高等妓女生活，“写名妓的男性最在意的，是展示自己的风流文雅”。在妓院规制中视高等妓院为复杂的社会与商业机构，受整套的礼仪、规矩的制约，而“男人的行为是否得体合宜，要由名妓来仲裁”。服务提供者与顾客之间也存在“感情事物”，这也是作者着重花笔墨介绍的。这里的故事包括重重险境，也包括复杂关系网，还有各色人等基于生存底线的各种表演。娼妓问题与国家的关系，从管理到检查制度，再到废娼，伴随着社会变迁也有了不一样的解释。在作者聚焦“当代的对话”中，本书又给予了相当克制的篇幅作以研究。卷土重来，以及激烈争辩，作者借助大量文稿、笔录、社会调查，甚至还有小说和电影，意在重述一个既鲜为人知又似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复杂世界。

在阅读过程中，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第一部分第二章的“分类与统计”。里面对当时上海对妓女的各种称谓作以了相当诚实和清晰的分类和介绍。从倌人、书寓，到长三、幺二，每一个称谓背后都有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历史轨迹和底层人物关于身份的悲观离合叙事。还有因为地域的划分，地位最低的俄妓、强大的日妓和自称受了魔鬼操纵的美妓；然后还有因为社会势力而划分的广东帮、宁波帮、长江下游城市帮派所属的粤妓、宁波妓等等。这里的划分在作者描述下充满了社会百态，既有餐饮、方言、地域文化，又有不同社会阶层力量笼罩下人物的不同形态。

在描述娼门等第的所谓门户森严时，作者讲了一个故事。大意是，当时一位著名画家在日历牌上画了美人肖像，画卖得出奇的好，画家因此也更加出名。但没想到被当时的小报记者爆料，称画家的一个模特是位等级较低的“野鸡”，画家与之还有韵事，于是好人家的女子甚至娼妓中的“长三”“幺二”都不肯再让他画了。日历牌就此销量大减，于是画家人气、收入也急剧下降。其实这里就是不同等级的妓女，不愿意跟比自己低等级的妓女在同一出版物中面世，太有辱自己的身份，“那妓女再漂亮、再有钱也不行”。

尽管在旧上海的很多场景里，娼妓已经变成司空见惯，甚至是顶层精英权贵人士，作者也称“高等妓院是公开的经营机构，不必偷偷摸摸，也不是什么耻辱”，“史料中的高等妓女不以受害者面目出现，而是十分能干的女人”，甚至在姜文电影《一步之遥》（2014）中，舒淇扮演的完颜英，还是大型选美活动“花域总统选举”里成功卫冕的那个呼风唤雨的一位。但在顶层逻辑中，不管是多高级高等高端的娼妓，都有这一个难以剔除干净的悲剧色彩。无论如何作威作福、名缰利锁，她们的骨子里都是以卑微构成底色的。这一点你从她们身边的称谓上也能看出来，作为高等妓院雇用的男仆，“差事是吆喝通报客人到来、上茶、递毛巾、打扫、准备宴席、给客人送请帖、给先生发局票、送先生出堂差等”，他们被唤作“外场”“龟瓜子”“乌龟”“龟奴”等。这里的“龟”当然不是如某些作家所理解的“妓女又不是他们的老婆女儿，他们不该叫乌龟啊”，而是这种职业属于寄托在她人的皮肉生意基础之上，而你又作为一个有胳膊有腿的正常男人挣这种低贱的钱，害臊、屈辱、羞耻等等，不言而喻。

即便已经可以站在食物链顶端，即便已经拥有显赫权势，即便已经占领那个时代相当顶尖的地位，其身份上的疑点甚至原罪都无法被豁免干净。我们看一看人们对未来、下一代的想象即知，有没有人愿意自己这一辈子、在可预见的未来一直就这么从事这个职业呢？有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去从事这个行业呢？有没有人愿意自己下辈子再来复制一遍自己此生的命运呢？这里还有一个自不自愿的问题，是不是自由选择的，也是旁观者来衡量这个职业成色的一个砝码。布努埃尔执导的电影《白昼美人》确实塑造了一个心甘情愿去当妓女的人物，原本过着富裕生活的她纵情于情欲发泄，并且认为只有在被嫖娼行为中才能得到快乐。也只有在可以选择的时候，还做出了如此忠于自我的选择，才能算是一种所谓的“不是什么耻辱”。所以，那些基于旁观者眼光判断得出的得体、正当、能干，多半都只能是一种遮掩和“以貌取人”。

但某种程度上，囿于一个时代环境和客观现实的人们，又确实很容易入乡随俗、习以为常。人们可以将从前碍眼的、痛苦的、折磨的事物，渐渐揉入自己的身体机理之中，使之如同合法存在的菌群一样，持久并互为寄生地存在下去。贺萧称，在1933年的通俗小报中，经常有点评妓女年年更换服装颜色的习惯，流行色、自我展示、审美趋势等等。“在上海，妓女领时髦之先，成了时尚的风向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其不蒙羞耻、公开参与都市生活的程度”，“西装等于让她们有了一套新的道具，不仅可展示风雅，还可表明她们有知识，懂现代”。

人类在各自时代求生的时候，所谓痛苦和悲惨都是有下限的，尽头就是一死了之。但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或者说在对先进、优雅、富丽堂皇、美妙的渴望和占有上，是没有尽头的。当他可以掩饰、忘却、忽略、麻木掉自己的痛苦后，也就可以真的轻装上阵地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了吧。

一个人的肉体和记忆，就相当于他在权益市场上可以投入的本金，底限是全部亏光，资产为零，你就此身无分文，但也没有负债，你走到哪里头顶都有一个巨大“0”在笼罩着你。而拿着本金入市的时候，到底能赚多少钱，这个是没有上限的，可以是十倍、一百倍、十万倍。换言之，一个人的肉身在负担沉重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极限的，但与此同时，他所能追求、向往、承载的逍遥，却可以是无限的。

第三章《妓院规制》中，也颇为有趣地将一个社会活动场所里的砖砖瓦瓦、规规矩矩事无巨细地描写了一番。这里有复杂而意味深长的关系学，也有关于东方智慧的伦理学，还有审美等传统美学，如果你足够耐心和好奇，会在这里发现一段无比驳杂富饶珍贵的民间史料。

贺萧在描写关于妓院的布景装潢时，也极富耐心，她引用资料介绍道：“罗帘纱幕以外，着衣镜、银书画灯、百灵台、玻罩花、翡翠画、珠台钟、高脚盘、银烟筒，红灯影里，灿然闪目，大有金迷纸醉之概。”即便有听都没听过的名词，也不妨碍你感受到那一片灯红酒绿的奢华和考究。高等妓女房间布置华贵，这既是风雅所在，也是一种社会风尚的见证和需要。这些取之于狎客用之于狎客的富丽堂皇，带来的满足是双重的，对于置身于其中的狎客来说，这里的贵气是我身份和实力的见证，同时也是我情趣和风雅的所在。但所有的给予，在某种时刻会因为错位的压抑和扭曲的依赖感，而产生一种愤怒和毁灭欲。贺萧称，客人不称心了，发怒了，会叫妓女还回“他的”珠宝；同样，客人发脾气时会将妓院的精美摆设砸个粉碎，或者雇流氓来砸。在侯孝贤的电影《海上花》（1998）中也有这样的一幕，梁朝伟发现自己包养的妓女家中还藏有其他男人，于是，他气急败坏地砸烂了房间里精美贵气的摆设。他的沉默寡言，他的忧郁沉闷，他的苦恼踌躇，在那一刻统统爆发了。

在讲到妓女给自己起花名，以及给自己的房间命名，贺萧非常精准地看到了妓女这种贴金风雅的派头，与历朝历代的中式文人骨子里的那种嗜好，是何其相似。“有的用‘斋’名，有身处某地方的感觉，如‘清香小舍’、‘醉花居’等。自己开住家妓院的妓女甚至会学着士大夫的派头起名‘吟诗小筑主人’。”文人给自己取号赋名，给自己求得一方印章，把自己看书写字的房间也取个雅名，然后落款处工工整整地把名号写上去，盖个大红篆书章，仿佛自己就成了我们敬仰的古代名流雅士，那些在做旧纸张上临摹的字画此刻也真的就成了泛着包浆枯黄的文物。你不能说旧时上海的妓女是在效仿文人，那文人又是在效仿谁呢？他们只是都在效仿风雅，效仿东方审美，效仿所谓的典雅志趣和渊源传承。

贺萧作为海外汉学家，又是女性视角，她来讲述这样一段时期的特殊群体，确实再适合不过了。她可以没有那种所谓体验带来的错愕连篇的抒情，她也可以轻易剔除掉所谓的中国文人相当腐朽的笔法和顾虑，她甚至还可以不用跳出来就轻松去嘲讽那些虚伪的、狡猾的、圆润的场景消费者。

阅读这一段历史真是如同观看悬崖上的舞蹈。你或许会一边为之击掌叫好，又一边会流露出惊恐的表情，很怕她们从某块松动的石头上跌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