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国人传统的辞旧迎新、欢聚团圆的节日，不管您是名人也好，普通人也罢，大家都享受着一份节日的快乐。说到过春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过法。鲁迅先生1924年2月7日创作的小说《祝福》，就以江南乡村的春节为背景，描写了农家寡妇祥林嫂几经逝夫丢子等生活的磨难，最后在鲁镇人的除夕祝福之际，在鞭炮声中冻死在雪地上的故事情节。鲁迅写出如此凄惨的《祝福》，这与他所度过几个别样的春节是有关系的。
儿时的春节经历冰火两重天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周家老台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的祖父叫周福清，在京城翰林院做官，其父周伯宜是秀才。他1886年进入私塾读书，跟叔祖周玉田先生初诵《鉴略》。到五六岁时，大人都称鲁迅为“胡羊尾巴”，以示他小而灵活。1892年过了春节后，12岁的他就到“三味书屋”寿镜吾先生处读书。在学习中，他喜趁闲描画，并搜集图画。在他12岁以前的春节，都是以少爷的身份在家中欢快度过的。
江南水乡绍兴的“祝福”仪式，是当地城乡春节风俗中最具特色的祭祀方式。据说“祝福”仪式是在元朝的统治下，绍兴百姓利用春节暗中祭奠为国捐躯的南宋忠臣义士的一种方式，后来就演变成一种为新年祝福的祭祀活动。
作为绍兴的大户人家，鲁迅家的“祝福”自然格外排场，在他家的“德寿堂”，摆着擦洗得清清爽爽供“祝福”用的“八仙桌”，“祝福”的场地“德寿堂”也被佣人打扫得干干净净。鲁迅的母亲鲁瑞亲自下厨煮全鸡、猪头等“福礼”，煮好后用作供品。“福礼”是非常丰富的：摆在“八仙桌”最前面一排右边是一盘用年糕做的两只元宝，底下有四块长方形的方糕放作井字形垫底，四周有四个年糕做的“玉如意”，最上面放一个红纸剪成的“寿”字，左边一盘里放着一串粽子，中间有一个尖头向上，套一个红纸糊成的套子。第二排摆着3个筒盘，分别是全鸡、猪头、鱼。鸡，必须是“仙（鲜）鸡”，摆盘时鸡头朝前趴着；猪头，煮熟后头朝前摆放；鱼是生的草鱼，整条摆在盘子里。这3样“福礼”上面都要放一个红纸剪成的“福”字，旁边摆着3杯绍兴黄酒和3双筷子。再后面还要用瓷盘放上桂圆、香菇、木耳、莲子等供品。祭祀的器具，有锡制的大小两对蜡烛台，一只锡制香炉。“祝福”开始时先点好红色的蜡烛，再每人点上3炷香按长幼次序祭拜，先是爷爷周福清拜，然后父亲周伯宜拜，最后是鲁迅和周作人、周建人3个孙子辈拜。拜“祝福”前先要洗脸洗手，还要穿上长衫，然后毕恭毕敬地行三跪九叩大礼，跪拜后要烧金银纸、放爆竹。
“祝福”仪式结束后，便开始请祖宗，把祭祀桌子的方向掉过头来。桌子上的酒盅和筷子也多了起来，香、蜡烛自然要换新的。如此重新安排以后，再依次跪拜祖宗。祭拜活动完成后，一家人便团团围桌坐下喝“散福酒”。“散福酒”是刚刚请过“祝福”、请过祖宗的酒，以示接福，不管是大人孩子都要抿上一口。这时候桌子上祭祀的供品已收拾干净，厨房里用煮“福礼”的汁汤烧的年糕已经烧好，每人一碗，以示“年年高”。此外还有鱼肉、豆腐、蔬菜等摆满了桌子，一家人吃得欢欢乐乐。大年初一早上，鲁迅三兄弟还要向祖父母和父母请安，祖父母和父母也会给他们压岁钱。由于当时周家的情况不错，那几年的春节，鲁迅一家人过得非常红火和快乐。
1893年2月16日，农历大年三十，鲁迅的曾祖母戴老太太以79岁的高龄溘然长逝。周福清接到电报后，轻车简从，从京城急急赶回绍兴。按照清朝的习俗，父母去世，儿子必须立即回家料理丧事，并在家服丧3年，称为“丁忧”。因此，周福清打算在家守孝，等“丁忧”期满后再进京上任。
第二年秋天，浙江举行乡试，周家有5户亲友有儿子应试。他们打探到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同榜进士，便凑了白银1万两，恳求周福清去贿赂考官，以求中举。周福清自然知道这样做有“脱乌纱”甚至丢性命之风险。然而，看看儿子周伯宜参加举人乡试屡试不第，步入仕途希望渺茫，为改变儿子的境遇，周福清心存侥幸，决定铤而走险。周福清知道，京官南下顺大运河赴杭，必取道苏州，思忖再三，他便给殷如璋亲笔修书一封，说明具体情况和要求，还在信封内附放银票1万两。1894年8月31日，他带着仆人陶阿顺到苏州等候。9月7日，殷如璋的官船抵达苏州，停泊在苏州阊门码头。周福清随即差陶阿顺雇佣小船，设法靠近殷如璋的官船，并将亲笔书信送上。
不巧的是，当时另一副主考周锡恩正在主考船舱里向殷如璋汇报事情，殷如璋接信后，当时不便拆阅，便将信搁于茶几之上，仍在听副主考周锡恩汇报。没有想到的是，素来办事精明的仆人陶阿顺这时却干了一件蠢事，他唯恐银票有闪失，便高声嚷道：“信里有万两银票，怎么不给一张回条？”殷如璋当时认为这是老朋友的一封信，并不知里面有万两银票；即便是猜到信封里面有银票，他也只有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才敢“笑纳”。经陶阿顺这番大呼大叫，且副主考周锡恩在场，他已无他法解围，为示自己清白，便将信交周锡恩启阅，果然发现信封中有大额银票，于是当场就把陶阿顺逮捕，并押送到苏州府审讯。陶阿顺挨了几棍后，便供出案件的前后经过及幕后主谋周福清。
周福清一案因光绪皇帝的亲自过问而轰动全国，为不祸害累及家人，周福清只得去会稽县（即绍兴县）投案自首，并被投入浙江府衙大牢。审讯中，周福清坚持供称是他一人作案，独自承担了全部责任。科场贿赂虽是大案，但因清末纲纪废弛，官场也敷衍其事，不愿深究处理。1895年1月18日，浙江巡抚崧骏将历次审讯情况再次报告光绪，尽量为周福清减轻罪责，说周“一时糊涂，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等，并提出根据大清律令，“闻拿投首之犯于本罪上减一等”的处理意见。但是，光绪皇帝坚持对周福清施以重刑，当天就下了一道谕旨：“周福清着改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所谓的“斩监候”，就是在秋决前，把所有“斩监候”犯人的姓名，按各省份分开，以圆形排列纸上，由皇帝用朱笔在犯人的姓名上画圈，圈到者就地处决，其余仍监禁狱中。如连续3年未被圈中，就改判为无期徒刑。周福清在经受了一次次的斩首恐惧后，居然幸运地成了“牢固监候”（无期徒刑）。
周福清沦为朝廷钦犯后，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也受到牵连，坐牢顶罪，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久得了肺结核、水肿病，在鲁迅16岁那年去世。在此前后，鲁迅的四弟和唯一的端妹也相继病亡。直到1900年，恰逢刑部大赦，次年4月9日，周家把在省城监狱中度过近7个春秋，年已65岁的周福清接回家中。出狱后，周福清每逢祭拜祖宗，仍穿上礼服、顶戴。他说：“我虽然被革职了，但是，我还有诰命。”在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清末，鲁迅祖父的下狱，父亲受牵连病故，周家人卖田卖屋为周福清打通狱中关节保命，也为周伯宜治病，花费了大量钱财，最终使周家彻底破落了。
因此，从鲁迅13岁那年开始，每个春节一家人都非常难熬。吃的、穿的都很差，连以前很隆重的“祝福”仪式也只能勉强应付了之。
成年时的春节大多在外奔波
由于家境破落，鲁迅在成年之初，饱尝了太多生活的辛酸，甚至“吃”过一些人的白眼。作为周家长孙的他，必须与母亲鲁瑞一道撑起周家这艘“破船”，让一家人的生活继续前行。为了改变周家的现状，1898年暮春，18岁的鲁迅怀揣母亲借来的8块大洋奔赴南京，先后在免费的江南水师学堂、南京路矿学堂求学。
1899年，鲁迅因没有路费回家过春节，就打算在学堂里过春节。在春节前的腊月十七日，他给母亲和弟弟寄了一封家书，信封中附有 “功课单一纸”，还有书、纸等物。这也是鲁迅在外过的第一个春节，大多数老师和同学都回去过春节了，学校里冷冷清清，吃得不好，玩得也不好，心里还思念着家人。他曾写道：“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所以，这个春节过得真是不舒心。
此后两年，鲁迅处境有所好转，他便回到绍兴和家人一起过春节。这时的他，在写作方面已有些长进，他“祭书神长恩，作文侑之”，与同长辈一起祭祖；他还向诸位长辈贺岁，并去寿镜吾老师家拜年，按绍兴习俗到开元寺数罗汉，春节过得还算轻松。
1901年，鲁迅二弟周作人也进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翌年的春节兄弟俩一起留在南京度过。1902年3月，鲁迅获得官费留学的机会东渡日本，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日语。1904年春天，他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当一心想学医救国的鲁迅在一次上课前放映的电影幻灯片中，看到一个中国人惨遭日本军人砍头，而边上却有一群国人在看热闹的场面后，他愤怒地大声呐喊，并弃医从文转向文学救国之路。退学后，他在东京与好友许寿裳等人创办过《新生》刊物，还在《河南》杂志上发表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这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最早时期。
在日本留学的7年间，鲁迅无法回家过春节，只有与留学同学们在一起过。每逢佳节倍思亲，在那7年间，鲁迅每年春节前都会给母亲和弟弟写信，表示节日的问候。由于手头不宽裕，他只能给家人寄点儿日本的小礼物，以示慰问。
1909年夏天，鲁迅回到了祖国。经好友许寿裳邀请，先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后回到绍兴师范学堂任校长，总算有几年时间与母亲等家人在故乡团聚过春节。1912年5月，他经许寿裳向时任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力荐，来到北平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年8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1913年的春节，他独自居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里，春节期间大多是逛琉璃厂，与朋友聊天，读书睡觉等。年夜饭，还是朋友送来的。
1917年，鲁迅之弟周作人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到了1919年底，鲁迅的母亲鲁瑞与三弟周建人也来到北平，全家12人迁入新购的北京八道湾11号大院。初迁来时，鲁迅的母亲住中院北房，周作人一家住后院北房的西侧三间，周建人一家住后院中间的三间，东侧三间是客房。为了便于照顾母亲，鲁迅把中院西厢房三间作为自己的书房和卧室；后来他为了静心写作，又改住到前院前罩房的中间一套三间里，这里即是《阿Q正传》的诞生地。
当年，八道湾11号大院可谓是时代巨子、著名学人经常出入的地方。这里留下过李大钊、毛泽东的足迹，蔡元培、胡适曾造访于此，许寿裳、钱玄同、俞平伯、孙伏园、沈尹默、刘半农、章廷谦、马幼渔、齐寿山等人，更是这里的常客。八道湾的春节自然也就有了浓浓的年味儿。“祭祖先”“添菜饮酒、放花爆”都成了必不可少的传统节目。
1923年秋，周氏兄弟为“新文学革命”改造社会的战斗正酣时，周作人竟然听信了其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一面之辞和谎言，不顾鲁迅对他的情义，给鲁迅写下绝情信，不许鲁迅再到他住的后院来，并拒绝了鲁迅要与他交换意见的要求，从此摧毁了往日周家的祥和。鲁迅无奈之下搬出八道湾，他的春节不但又回到了在绍兴会馆时的孤独冷清，而且内心更增添了许多苦闷。1924年春节，是周氏兄弟分手后的第一个春节，除夕夜，鲁迅“饮酒特多”；初三“夜失眠，尽酒一瓶”。以后，心情渐渐平复了些，仍多是招待朋友，读书译书，接受朋友馈赠的食物，收薪水。春节过得虽然平静，但并不快乐。
在广州、上海与妻儿度过的几个春节
1923年10月，鲁迅兼任了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学校（后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讲师，每周讲授1个小时的“中国小说史”。许广平当时是国文系二年级的学生，思想进步，她最喜欢听鲁迅先生的课，每次上课她都争着坐在第一排，并积极向鲁迅提出问题，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1925年3月11日，已担任学校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在与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斗争中感到压力很大，她便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请鲁迅支持她。从此他们便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心。“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鲁迅的名字就上了敌人通缉的“黑名单”。他与许广平结伴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教授。许广平则到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1927年1月，鲁迅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许广平任他的助教。这年的春节，鲁迅被时任中山大学校长又是浙江老乡的朱家骅邀请至家中，共度除夕，喝了不少酒，品尝了一些浙江和广东菜。当时，还有许广平和一些学生陪伴身边，所以这年的春节比在北平过得好多了。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来到上海，并以夫妻身份开始共同生活。随后，鲁迅谢绝教学之邀，担任了《语丝》杂志主编，帮助柔石等进步文学青年创办“朝花社”，平时主要从事创作。1928年春节是鲁迅在上海过的第一个春节。除夕之夜，与许广平和定居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前往明星戏院观看电影《疯人院》。大年初一在家看书、写作；初二、初三各有三四位朋友到他家拜年；初四与许广平和周建人去老朋友林语堂家里吃饭，并遇见了绍兴同乡、开明书店老板章氏兄弟……这在鲁迅日记中都有记载。
1929年9月27日，儿子周海婴的降生，让鲁迅和许广平感到非常欣慰，所以1930年的春节才真正算得上合家团聚。因此，鲁迅和许广平给儿子买了新衣、糖果，还买了酒菜，年夜饭吃得比较快乐。2月1日年初三，上海大江书店在新雅茶店请鲁迅等一批文化人为筹办《文艺研究》杂志聚餐，他与冯雪峰同往，同席有傅东华、施复亮、汪馥泉、沈端先、冯三昧、陈望道、郭照熙等。晚宴由大江书店的陈望道主持，鲁迅支持创办《文艺研究》杂志，春节期间又在构思和写作《〈文艺研究〉例言》。
1931年春节，鲁迅为营救1月17日在东方旅社被捕的柔石等20多位革命者，去找蔡元培先生帮忙，但没遇上。其实，柔石等革命者已于2月7日被反动派秘密杀害，鲁迅后来得到这一消息后非常愤慨，这是个痛心的春节。
1932年春节，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鲁迅寓所淹没在战火中。经内山书店老板招呼，鲁迅全家和周建人全家避入内山书店支店三楼（今四川中路福州路附近），10人居一室，只能席地而卧。直到3月19日，鲁迅一家才回北四川路旧寓。这年春节，鲁迅是在侵略军炮火下的避难中度过的，是一个非常难熬的春节。
1933年春节，鲁迅让许广平烧了几个菜，请老朋友冯雪峰一起吃年夜饭。饭后，一向厌恶爆竹的他，竟“买了花爆十余”，拉着5岁的儿子海婴爬上屋顶的阳台，破例放了礼花和爆竹。大年初二，萧红、萧军登门拜年，晚上周建人夫妇携两个女儿来共进晚餐，算是过了其乐融融的春节。
1934年春节期间，鲁迅除了与朋友欢聚外，夫妇俩还和海婴放了爆竹。他在1934年农历正月初二写的《过年》一文，对过年及其习俗有了某种认同和肯定，文中说：“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1935年春节他忙于写信寄信，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今年却亦借口新年（即春节），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
1936年1月，鲁迅在上海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这年春节期间，他收到了文委和左联的联络员徐懋庸寄来的一封信。当时中国历史处在一个转折关头，在文坛应往哪里去的问题上，左联内部发生了争执。先是争“左联要不要解散和怎样解散”，后是争论“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等问题。当时文委和左联的领导人很少与鲁迅见面和沟通，而是叫徐懋庸当联络员，来回转告双方的意见。鲁迅据此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使争论达到了高潮。除夕收到徐懋庸的信，意味着鲁迅在大年初一也在思考争论的事。他曾经写道：上海今年过年，很静，大不如去年，内地穷了，洋人无血可吸，似乎也不甚兴高采烈。
回顾鲁迅过春节的经历，总让人心中泛起一丝复杂的滋味。青年时的鲁迅，因家境的原因，春节是愉快和伤感混杂的。成年后的鲁迅似乎习惯了安静的春节，也许只有在爆竹声中，眼前才会闪过童年时在绍兴过春节的情景。在与周作人失和后的许多年里，他的春节更是笼罩着一丝淡淡的苦闷，只是在有了海婴之后，他的春节才增添了些许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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