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和文种：自知与自欺之间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越王勾践。一提起勾践，大家就会想到他卧薪尝胆、复仇吴国的故事，他也因此成为刻苦自励、艰苦奋斗的象征。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给人留下不惜性命、直言进谏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品读《吴越春秋》，就会发现勾践和伍子胥形象的崩塌：他们成了两个说谎大师——在赵晔的笔下，勾践和伍子胥是靠一路说谎才获得成功的。事实上，说谎的又何止是他俩！从创立吴国的太伯到篡位谋反的阖闾，从身居高位的范蠡到甘作绿叶的渔父，在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几乎人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说谎。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他们怎样说谎？赵晔对说谎浓墨重彩的描写又体现了他对哪些问题的思考？换一种角度解读吴越争霸，多一种视角理解这段历史！

如果说吴国的说谎传统源自他们的祖先古公和太伯，那么越王的技术则并非出于祖传。勾践遇到麻烦，很多时候是靠左膀右臂的主意才转危为安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效法先王，另一种则是以臣为师。前者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举，先王既然是圣贤，那么他们的传统自然应当被继承，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当寿梦和夫差放弃了“说谎”传统后，给吴国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后者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模式。当一个人既是君王的臣子又是君王的老师时，他所扮演的角色注定需要在说谎与不说谎之间自如地切换——切换得成功，就成为了范蠡；切换得失败，就沦落成文种。

一般对范蠡和文种的解读，大多停留在勾践成功复仇后两者的不同选择。范蠡明智地及时离开，得以保身；而文种则选择留在越国，被勾践赐死。当我们以说谎为视角来看待两人时，就会发现范蠡和文种的结局几乎是早就注定了的。

范蠡和文种都称得上是勾践的“老师”，其中文种的地位一开始还比范蠡更高——临行前举行仪式，做主持的是文种而非范蠡。当勾践对前来送行的臣子们表示自责，以及对未来感到迷惘时，也是文种和范蠡对勾践作了劝慰和鼓励，告诉他现在的困境恰恰可能是一种机遇。

但是，当大臣们开始具体分工之时，文种和范蠡的选择就决定了他们日后的命运。文种说：“夫内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战之备，荒无遗土，百姓亲附，臣之事也。”范蠡则说：“辅危主，存亡国，不耻屈厄之难，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与君复仇者，臣之事也。”简单来说，文种主内，范蠡主外。文种负责的是让越国强大起来，让百姓忠于越王；而范蠡负责的是如何确保勾践在吴国的安全，让他能顺利回到越国完成复仇。于是，对勾践来说，范蠡的地位就超过了文种，因为从此之后范蠡成为了陪伴在勾践身边的人。在勾践最孤独而无助的几年里，范蠡成为了他的依靠。

范蠡：勾践说谎的掩护

到了吴国后，有一次吴王召越王入见，“越王伏于前，范蠡立于后”。这是一个有趣的细节，充分说明了此时勾践和范蠡的地位。如果说勾践是不想拜而不得不拜，那么范蠡则是想站就站。勾践的“伏”是真的也是假的，之所以说是真的，因为他知道只有“伏”才能活下去；之所以说是假的，因为他显然隐藏了内心不想伏的真实想法。相反，范蠡是真实的，此时此刻的范蠡不需要拜，因为他完全没有性命之忧，吴王夫差甚至还想重用他。范蠡之“立”和勾践之“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明范蠡在吴国的地位实际上高于勾践。范蠡显然很清楚这一点，于是才会选择站着。君臣二人的一伏一立，正是他们的默契配合，范蠡用自己的“真”掩护了越王的“假”：在夫差看来，既然勾践的臣子都知道自己比勾践地位高，那么勾践也就自然是“真”地觉得自己的地位低下而诚心诚意地“伏”。可以说，范蠡为勾践在吴国的说谎作了掩护。

既然要作掩护，就一定要真真假假。勾践假，范蠡则真。当夫差说越王无道，越国将亡，劝范蠡改心自新，弃越归吴时，范蠡并没有虚与委蛇地表示自己愿意，而是明确表示感谢夫差大恩大德，可是愿意和勾践“君臣相保”。当范蠡慷慨陈词之时，越王伏地流涕，再次形成了强烈对比。范蠡用自己的“真话”让勾践的谄媚看起来更加真实。在夫差看来，既然范蠡敢于真实地表示自己不会背叛勾践，那么勾践也就不需要隐藏什么心机了。若是范蠡也和勾践一样伏地哀求，或是一见夫差抛出橄榄枝就赶紧接住，那么吴王也许反而会质疑范蠡的品行，进而更加怀疑勾践。

范蠡和勾践的这个配合模式一直延续。当越王为夫差养马为奴时，范蠡在旁一直保持着君臣之礼。也许有人会问，这么做这难道不是在告诉别人勾践还想着回到越国做自己的越王吗？这就是范蠡虚虚实实的高明之处。如果勾践此时此刻表现得彻底放弃了“越王”的尊严，反而会让夫差觉得可疑。因此，一方面范蠡和勾践向大家展示“真实”的一面，告诉夫差我们依然想做“君臣”；另一方面则可以更加有效地掩饰他们的复仇之心，让夫差进一步相信勾践的谎言。

夫差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相信勾践的。既是范蠡和勾践配合得非常成功，夫差也曾在伍子胥的建议下把越王单独关到石室之中。因此，越王在有机会重新见到范蠡后，两人再一次配合完成了勾践说谎的巅峰之作——尝夫差的粪便。这一次他们君臣二人依然是一真一假。越王对范蠡说吴王对自己非常好，因而特别担心吴王的病情——这前半句显然是违心之言；范蠡则对勾践直白地说吴王“真非人也”，认为吴王满口仁义道德，但是只说不做——这当然是真话。可见他们二人一真一假或是亦真亦假的模式，不仅出现在夫差面前，也是两人之间的相处方式。

这一点非常关键。范蠡对勾践一定要说真话，如此勾践才能够相信范蠡的建议，才能愿意采用相应的谎言。要是范蠡对勾践也是遮遮掩掩，那么很难想象勾践会对范蠡百分百的信任，以至于对范蠡的建议——尝夫差的粪便——都毫不质疑。勾践对于范蠡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知道自己之所以能保全性命，全是仗赖范蠡的计策，而范蠡之策的关键就在于他本人不说谎——无论是对夫差还是勾践。在这一点上，范蠡和伍子胥有着本质的不同：伍子胥在吴国权力的积累靠的是对吴王阖闾的说谎，而范蠡则对自己的君王保持着诚实；伍子胥是利用阖闾替自己复仇，而范蠡则是把“与君复仇”当作了自己的目标。两相比较，高下立现。

文种：对别人更对自己说谎

我们还记得，勾践从越国前往吴国之时，赵晔提及文种、范蠡二人相送，文种在前而范蠡在后；而当勾践返回越国之时，在二人并提的情况下已经换了顺序，变成了“相国范蠡、大夫种”。顺序的变化不仅代表着勾践心目中二人地位的改变，也是赵晔对二人评价的体现。

在勾践回到越国准备重新临政时，范蠡和文种有过一次不大不小的分歧。勾践问他们哪一天是吉日，范蠡说今天是丙午之日，就是一个好日子。文种则说了一句听起来很深刻却有一点老生常谈的话——“前车已覆，后车必戒，愿王深察”。范蠡作了明确的驳斥，指出文种“不一二见”，列举了五大原因证明越王已经做好了临政的准备，其中一条是“君臣有差，不失其理”，再一次强调了自己与越王之间的等级差异。我们还记得，当勾践不在越国的时候，主持越国内政的正是文种。如今勾践回国，文种却不愿意让勾践马上执政，大约正是忘记了“君臣有差”的道理。

因此，范蠡和文种最大的区分，正在于范蠡不仅不对勾践说谎，而且不对自己说谎。换言之，他不自欺。无论在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的传统中，自欺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几乎和苏格拉底对话的每一个人，都自以为什么都懂，然后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下才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懂，一直是在自己骗自己。比如《游叙弗伦》篇中苏格拉底遇到了游叙弗伦，问他去做什么。他说去告发自己的父亲杀死了一个奴隶。由于在古希腊公民杀死一个奴隶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儿，苏格拉底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告发。游叙弗伦说是出于虔诚。苏格拉底就问他什么是虔诚，游叙弗伦说虔诚就是听神的话。苏格拉底追问说有那么多的神，他们之间还相互打架，如果虔诚是听神的话，那么要听哪个神的话……于是游叙弗伦最终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论语》中在孔子面前自欺的人也不少。《述而》篇载：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在这则著名的故事中，孔子主动地为鲁昭公而“隐”。当陈国的司败问孔子鲁昭公是否知礼时，显然是在挑衅。他知道鲁昭公娶了同姓女子，心里早就有了鲁昭公不知礼的答案，只是想看看孔子如何作答。孔子的原则非常清楚，子为父隐，臣自然为君隐。因而他拒绝对鲁昭公的行为作负面评价，以“知礼”作答。这样的话，他自己就要背上“党”的罪名。朱熹《论语集注》说：“相助匿非为党。”简单来说，就是为别人掩过饰非。但是，孔子的掩过饰非为的不仅是君王，也是鲁国本身。孔安国指出：“讳国恶，礼也。”这意味着孔子的“隐”恰恰是符合礼的，如果他在陈国的司败面前直斥鲁昭公不守礼，那么他虽然说了实话，却反而违背了礼。因此，陈司败犯了自欺的毛病。他以为自己懂得礼，却不知道当他试图给孔子制造道德困境，让孔子承认鲁昭公不知礼时，恰恰表明他本身就不知礼——不知道孔子可以通过“隐”而守礼，从而化解这个难题。

同样，文种就或多或少就有着自欺的毛病。他和陈司败一样，以为记得“前车之鉴”的只有自己，完全无视勾践在吴国多年为奴已经脱胎换骨——勾践的卧薪尝胆就是明证。赵晔的叙述不止一次告诉我们文种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越王回国后“内修其德，外布其道……民富国强，众安道泰”，在越国已经走上复兴之路的情况下，越王向八位大臣学习，咨询治国理政之道。文种的答案是：“爱民而已。”越王问怎么才算爱民，文种给出了十六个字：“利之无害，成之无败，生之无杀，与之无夺。”这一对话看起来中规中矩，其实问题也正是在于中规中矩。在越王已经采取“民富国强”政策的情况下，文种还在那里劝勾践爱民，这恰恰说明文种并不知道对症下药，却以为自己能够给勾践有用的建议。尽管越王也肯定了他的建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文种心目中的勾践还是战败之前那个为了自己的荣耀而不顾百姓死活的勾践。中国人都知道刻舟求剑的故事，苦口婆心劝勾践要爱民的文种就是在那里“打捞”旧时的越王。

换言之，文种对他人的认识没有与时俱进，于是也导致了他对自己的错误判断，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可以给勾践对症下药的忠臣，殊不知他对勾践之症已有误判，下的药也就自然缺乏疗效。当他劝越王“爱民”时，显然有批评勾践“不爱民”的嫌疑。相反，范蠡的建议一般都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无论是对内修筑城池还是对外等待时机，他都只是给勾践具体的建议，而不是站在道德的高度“教育”勾践。范蠡明确地知道“君臣有差”，也许在说谎上自己是勾践的“老师”，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君王”的复仇。伍子胥有一次劝诫夫差时说的话明确地表明了范蠡的地位：“越有圣臣范蠡，勇以善谋。”伍子胥的评价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在提到越国的威胁时忽略了文种，说明在伍子胥看来文种不足为患；二是用圣来形容臣，这是对范蠡的极高评价。三国刘劭所著的《人物志》中说：“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被伍子胥（赵晔）称为圣臣的范蠡，就做到了知人——不但了解越王和吴王，而且也了解自己。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种并非不知道说谎。向勾践提出“今欲伐吴，必前求其所好”的正是文种，可见对于敌人，文种还是非常了解的。文种和范蠡的同僚大夫计研曾向勾践说：“范蠡明而知内，文种远以见外。”光看这句话可能会觉得惊讶，当年主持内政的不是文种而陪勾践在吴国的不是范蠡吗？但是，如果从说谎的角度来理解，那么计研的话就可以被解读成范蠡了解勾践和自己，而文种则能看透吴王。文种的确提出了九条非常有效的计谋，成功地欺骗了吴王。他将这些计谋称为“九术”，其中包括送良木给吴王，让吴国大兴土木兴建宫室，建造了姑苏台；送西施、郑旦给夫差，让他沉迷于女色；最狠心的则当属向吴国借粮食这一招，而亲自前往吴国完成这一使命的正是文种自己。

在吴王面前，文种的确也是说谎的高手。他说越国连年水旱不条，粮食歉收，人民饥乏，所以才来向吴国借粟，并且保证来年就还。文种的谎言成功地欺骗了吴王，夫差借给了越国粟万石，结果第二年越国还给吴国的是蒸熟了的粟米，吴国拿这些粟米播种，落得个颗粒无收的下场。

我们可以看到，范蠡教勾践说谎，更多的是出于防御，为的是让越王保全性命得以回国；而文种的说谎则着眼于进攻，为的是摧毁吴国的实力。因此，文种并不是不会说谎。二人的区别在于范蠡没有自欺而文种则活在自欺之中。

在帮助勾践成功复仇后，范蠡和文种先后对越王表示祝贺。范蠡从越王的表情中看出勾践所在意的是领土，而不是大臣们的性命。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改变“君臣有差”的局面，要保全自己，就只能选择不再做勾践之臣。范蠡本来想直接从吴国就逃走，但是为了尽人臣之义，还是等到陪勾践的大军回到越国后再选择离开，这一细节再次表明了范蠡对自己的定位：如果做臣子，就做一个守礼的臣子，而不幻想自己比君王更加的重要。与此同时，文种则不但没有警觉到自己的危险，甚至在范蠡提醒他“越王必将诛子”后，依然不相信范蠡所言。这并不意味着文种的愚忠，恰恰相反，这是文种的“自信”，而他的自信则源于“自欺”。他之所以不相信范蠡的警告，是因为他相信自己了解越王，相信自己比范蠡聪明。

勾践在决定要赐死文种前曾经问他：“吾闻知人易，自知难。其知相国何如人也？”这话是勾践说的，也是赵晔说的。不自知而自欺，大约这正是文种和范蠡命运不同的根源罢。